羅森塔爾在那篇著名的新聞稿里說：“今天，在奧斯維辛，并沒有可供報道的新聞。記者只有一種非寫不可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來源于一種不安的心情：在訪問這里之后，如果不說些什么或寫些什么就離開，那就對不起在這里遇難的人們。”或許對于電影導演來說，這種不安的心情也是存在的吧，所以他們在用那么多感人至深也恐怖至極的故事，講述奧斯維辛。作為一段歷史事件，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存在可謂人類歷史上最為灰暗的一筆，在這個波蘭小鎮(zhèn)，四年時間內(nèi)有將近150萬人死亡。
在展現(xiàn)這段歷史時，不同電影選取著各異的角度，有集中營內(nèi)的猶太人視角、有成功逃離的猶太人視角、有幫助猶太人的納粹視角、甚至有普通“騎墻派”公民的視角，無論從哪里出發(fā)，最后都落腳到那個人性缺失的年代，可以說，這個題材是容易拍出動人故事的，但在“感動”背后的深刻思考，才是一道難題。
《辛德勒名單》
這座捧回七座小金人的電影在拍攝手法和劇情上走做到了頂尖水平，看完很難不大哭一場。奧斯卡·辛德勒是狡詐冷漠的納粹商人，也是上千猶太人的救星。
在電影開始，辛德勒買下工廠以后雇傭猶太人并非出于什么人性中的善良，而更多的是因為猶太工人的價格真的太低廉了，發(fā)戰(zhàn)爭財就需要這種最底層的勞動力，用完即可以扔掉。事實上，奧斯維辛作為勞動營和滅絕營的合體，源源不斷地為德國的工廠IG法本輸送工人，在哪里，人均壽命大約是三個月，在幾年之內(nèi)死去了至少三萬員工，資本的機器通過吞噬廉價的生命賺取利潤，一躍成為二戰(zhàn)時期世界上化學工業(yè)的龍頭。
辛德勒的軍工企業(yè)在時代的潮流下不可避免地走上這條極端壓榨的道路，但也正是在這條路上，有良知的辛德勒讓猶太人看見了生命的希望。他目睹集中營內(nèi)殺人如麻的慘狀，看見火車上塞滿猶太人，在篩選后直通毒氣室和焚化爐的道路。辛德勒開始覺得“羞愧”。
他對生命的尊重讓他開始花費重金購買更多的工人，尤其是婦女和孩子，讓他們在工廠內(nèi)得到庇護，盡管依然身份低賤，但至少不用每天面臨著滅絕營中的死亡威脅。辛德勒在后期通過生產(chǎn)不合規(guī)定的軍工武器，讓自己不要為戰(zhàn)爭的進行添磚加瓦，散盡錢財只為讓自己有贖罪的感覺。
在奧斯維辛解放之后，他對著猶太工人懺悔“我本可以做更多”，打破利益至上的商人形象，這種轉變的真實性在于他之前的貪婪和小算盤，直到最后都割舍不下的財富，其實都是真實人性的一部分，沒有完美的救世主，而是有真實缺點的人，這種“真實普通人”的光輝和良心才更能打動觀眾。
《美麗人生》
與《辛德勒名單》的敘事風格完全不同的是，這部意大利電影選擇了最浪漫、溫馨的方式講述一場悲劇。會對夫人說“早安，公主！”的圭多是一個太樂觀、太幸運的人了，他用語言編織出美好的夢，給家庭，也給陰霾中的自己。
在奧斯維辛，他當然知道這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地獄，卻為兒子編造出“一場比賽，我們要拿大獎”這樣的美好故事情節(jié)，讓懵懂的小孩沒有感受到周遭的痛苦，保持著某種瘋瘋癲癲的快樂勁。
他將納粹的話“翻譯”成比賽規(guī)則、將孩子們的躲避解釋為為了獲得比賽勝利而進行的攀比、將同一批送至集中營內(nèi)逐漸減少的人解釋為中途離開比賽——“他們失去了贏得大獎的資格”。謊言對于成年人來說像是笑話，卻對孩子而言足夠真實，足夠讓他感覺到安心。
圭多直到被處死之前都是帶著浪漫幽默色彩的，他讓孩子躲進小柜子，自己裝作扮演滑稽戲的樣子夸張地走在納粹黨衛(wèi)軍前面，仿佛身后不是真的刺槍而是一些配合他演戲的塑料玩具。孩子在柜子中什么都不懂，笑了，而圭多的生命在一連串槍響之后被奪走。在集中營被解放的前夜，這個總被幸運眷顧的人終于被殘忍的現(xiàn)實殺死了。
用快樂表現(xiàn)悲情，讓這部電影的主題似乎更多偏向家庭和愛，幽默和智慧的男主人公讓奧斯維辛這個死亡工廠中的種種暴行稀釋成一個背景板。電影或許缺乏了一些歷史沉重的痛感和真實感，但是情緒上的悲喜交加被推向頂峰，讓難以言喻的失落和希望混雜。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
這部電影的視角似乎從奧斯維辛的猶太小孩轉移到了他們的“對立面”——德國納粹軍官的小孩身上，布魯諾隨著家庭從柏林搬到奧斯維辛附近的農(nóng)莊小鎮(zhèn)生活，在這里，沒有過多對于集中營生活的描繪，而是將筆墨集中于德國軍官的家庭生活。
或許對外是殺人惡魔的形象，納粹軍官在家也依然是一個還算好的父親，而母親和姐姐更是看起來溫柔善良的人，這樣的家庭乍看毫無問題，但是在生活的細節(jié)上，還是處處離不開壓榨猶太人的場面，而這些場面對于除了布魯諾的成年人來說似乎很正常。
為他們削土豆的猶太人其實是一名醫(yī)生，但他只能像個奴隸一樣在軍官家中做最基礎的體力活，被毆打也是常態(tài)，而幫忙的童工更是只能唯唯諾諾地拋棄自己孩子的特質像個工具一樣活著。
布魯諾偶然遇到的薩繆爾是一個被關押在集中營內(nèi)的小孩，他穿著條紋囚服，也是一臉天真，同齡人的友誼顯然超出了納粹對于小孩的規(guī)訓——禁令只能讓布魯諾更加好奇這些“穿著睡衣”工作的怪人。小孩是沒有仇恨的，他們感受不到人種與人種之間的差別，為何會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以會好奇這種區(qū)別對待，但也無法真正理解這種區(qū)別對待。
直到最后，布魯諾都沒有理解鐵絲網(wǎng)后是什么樣的人間地獄，甚至薩繆爾也有些天真地認為自己只是工作的地方與德國人有些不同，他們在進入毒氣室的時候都是迷惑的，或許直到死亡都是迷惑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布魯諾的父親知道自己孩子也進入毒氣室以后的絕望神情，他知道為自己的孩子哀悼，但也正是這個會為生命逝去而痛苦的人輕賤地處決了無數(shù)猶太人，其中當然包括無數(shù)猶太小孩。
這種同理心的缺失并不是由于他的殘忍冷血，而更像是當時社會氛圍下的一種被洗腦——猶太人的生命是不值一提的，在這種徹頭徹尾的卑劣歧視之下，他們的生命如同螻蟻，不配與“自己的小孩”甚至“德國小孩”獲得同等的價值和憐憫。
甚至可以悲觀地說，在電影結束時那個悲傷的父親，轉頭依然是殺人如麻的惡魔，在深入社會思想的猶太人歧視的規(guī)訓之下，他早已無法感知另一種人的生命意義。
《莎拉的鑰匙》
這部電影跟前幾部相比似乎更為小眾，選取的角度也非常有趣。電影的主人公是一個生活在法國的美國記者，她在一次選題報道中了解到自己在法國的寓所在幾十年以前曾住過一個名叫莎拉的小女孩，而這個女孩是法國猶太人，在大清洗中被抓走，送往奧斯維辛。
莎拉作為幸存者逃離了奧斯維辛，但是在哪里失去家人的傷痛卻伴隨她的整個生命，被這段記憶困擾的她在中年選擇自盡。而女主人公在多年以后了解莎拉之后，逐漸挖掘出她當時經(jīng)歷的一切并且努力感知她的傷痛。
每一個奧斯維辛幸存者背后都有無數(shù)可以挖掘的故事，他們?nèi)绾翁与x，在逃離后得到的幫助，如何開啟新的生活等等問題都需要給出答案。莎拉的故事給觀眾一個解答，她的逃離和對過往的無法釋懷。
莎拉在后半生選擇了隱瞞，她將自己猶太人的身份和曾經(jīng)從奧斯維辛逃離的經(jīng)歷埋在記憶深處，讓自己的兒子直到中年都不清楚自己母親到底經(jīng)歷過什么，是什么樣的人。連自殺都偽裝成一場意外。在她看似美好后半生的最后，是無人能夠開導的心結和永恒的悲哀。
除了莎拉，電影女主人公在找尋這段故事時所經(jīng)歷的創(chuàng)痛也讓觀眾看見，一段屬于他人的故事如何改變一個人的生活軌跡。
面對奧斯維辛，很難選取一種態(tài)度。那段黑暗的歷史正在離我們的生活遠去，和平和安逸讓我們很難通過留下的文字資料感受那種窒息無力，而這些電影，作為一種傳播的媒介，讓我們更近、更生動地感受到恐怖屠殺之下的人性百態(tài)。哀慟之余，也要保持良知、保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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