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玉民
什么事一爆冷，就必然在意外處爆發(fā)熱鬧。我不懂電腦，更不會上網，平時座機手機總保持靜默狀態(tài)，多少年來我已經習慣了這種文學翻譯的平靜生活。10月9日晚，事起突然，我的座機和手機同時被打爆，我拿起話筒，還未聽清是什么事，手機又鈴聲大作，不敢怠慢，趕緊接聽，顧左顧不了右，一時懵了頭，不知該如何應付。忙亂中，話筒里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是北大才俊青年教師程小牧打來的，她說，“諾貝爾文學獎給了莫迪亞諾，評獎委員會聯系不上莫迪亞諾，祝賀你啦！”
聯系不上作者，特來祝賀我，怪不得手機座機都打爆了，對諾獎的熱情總得找些意外釋放處。曾幾何時，國人等諾獎不來，頗不耐煩，難免發(fā)些怨言。莫言獲獎，形勢突變，國人對諾獎熱情空前高漲，甚至期望今年再發(fā)生奇跡，由詩人北島蟾宮折桂。即使花落莫迪亞諾家，媒體記者的熱情未始稍減。因而將我卷入這場熱鬧里面。這樣關心文學獎項，也是可喜可賀的現象。程小牧祝賀我的情由倒很實際：她知道我翻譯出版過多部莫氏小說，可望借獲獎的聲勢擴大銷量，多拿些稿酬。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莫迪亞諾，你不感到意外嗎？”這是媒體記者在電話采訪中出現頻率最多的問題。我的回答也很簡單：雖感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感到意外，是因為他并非熱門人選，況且，六年前獲得諾獎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與莫迪亞諾同屬“新寓言派”，自然不好設想同一文學流派的作家會連續(xù)獲獎。雖說意外，但并非偶然，全在情理之中。其實，流派云云，不過是為了方便文學史的編寫，把同一時期相近的一些作家拉在一起，貼上一個標簽，兩位作家都采用了新式寓言的表現手法，僅此而已，其余的一切都大相徑庭，可以說風格迥異，都各具特色。這里不宜細說，只需指出一點：莫迪亞諾堅守同一個主題，勒·克萊齊奧則不是。
將近五十年的寫作生涯，發(fā)表三十余部作品，總是表現同樣的主題，恐怕只有莫迪亞諾做到了。僅就翻譯過的作品：《星形廣場》、《環(huán)城大道》、《暗店街》、《一度青春》以及我校對的《夜巡》而言，主題無一不是追尋迷霧重重的過去。這些作品的情節(jié)大抵是通過記憶的片段、舊物、舊照片、關聯的人物，乃至傳聞等蛛絲馬跡，從失憶、失蹤、失迷、失真中重構二戰(zhàn)期間那段經歷，找回自己，找回父親，找回青春，確認主人公的身份。翻譯這幾部小說時，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僅從文本就能體會出作者在重復同一個尋找的主題，在迷茫中尋找迷茫的過去。這些作品猶如回旋曲，反反復復演奏著同樣的旋律。
現在，終于從作者那里得到印證，就在半個月前，法國雜志《電視全覽》對他進行一次專訪，他回答這個問題說，“總是寫同樣的主題和意象，我寫作的時候毫無意識，是后來才覺察到的?！?/strong>稍后又進一步解釋：“人們可以說我同樣的主題，我童年的那些事，而記敘的角度是發(fā)展的?！币簿褪钦f，通過記憶尋找過去，這是他所有小說的共同主題，至于具體尋找什么，尋找的具體過程，每部小說又各不相同，各呈異彩和魅力。
異彩紛呈的魅力，賦予了同一主題以巨大的文學價值。想必正是這種堅守如一的特點，打動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因而有這樣的授獎詞：“他用記憶的藝術，展現了最不可把握的人類命運，揭露了占領時期的生命世界。”
“記憶的藝術”就不是單純的記憶，而是化為幻想，化為夢游，化為藝術的記憶。在《暗店街》里，這種記憶化為類似偵探小說的作品，作者以探案的手法，在茫茫的人世中，在疑竇重重的舊跡里，尋找自己遺忘的身世。在《夜巡》中，這種記憶則化作諜戰(zhàn)似的小說，卻與諜戰(zhàn)毫無關系，寫一個青年無意中充當了雙重間諜，同時為法國的偽蓋世太保和秘密抵抗組織效力，在極度緊張、恐怖、詭異的氣氛中，尋找喪失的自我，既富有懸念，又頗具魔幻色彩。再如在《環(huán)城大道》中，這種記憶又化為一種黑社會走私集團的故事，為探清父親是走私集團的成員還是蓋世太保追捕的猶太人，不惜打入走私集團，全書始終仿佛在講述一場夢境。在這些作品中，每個人物的命運都無法把握，匯聚起來便構成了“最不可把握的人類命運”。
至于授獎詞中“揭露占領時期的生命世界”，這話本不錯，歐洲人對二戰(zhàn)的記憶太深刻了，然而莫迪亞諾的作品時代背景大大淡化了，算不上二戰(zhàn)小說。書中的痛苦回憶，難以把握的命運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地域和二戰(zhàn)時期。
注：作者李玉民，首都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為莫迪亞諾《暗店街》、《星形廣場》、《環(huán)城大道》等小說的中文譯者，從事法國純文學翻譯二十余年，譯著五十多種，約有一千五百萬字。主要譯作小說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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