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曹昱
看遵義會議會址，是我多年的一個夙愿。在我的意識里，那座兩層磚樓的建筑，熠熠閃光，寫滿開國領(lǐng)袖的傳奇。
這次會議承辦方把開會地點選在遵義，讓我喜出望外。到了遵義，才知道，現(xiàn)在的遵義，即被人們稱之為“轉(zhuǎn)折之城”，也被冠名為“會議之城”。每年到這里辦會的單位比較多，開幾天會，再抽出些時間參觀遵義會議會址，感受一段歷史，進行一場教育，也不失為一舉兩得的好事。這些年，全國紅色旅游比較紅火，既說明人們對黨的歷史有興趣，也證明人們在意這個黨，黨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位置。
會議日程安排的很滿，直到會議結(jié)束要離開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們才算有時間拜謁這處傳說中的革命圣地。
遵義會議會址位于遵義老城紅花崗下，子尹路的東側(cè)。子尹，是清代遵義著名詩人鄭珍的字號，以當?shù)匚娜嗣缆?，透著濃厚的本土文化氣息，這也算是一個特色。
抬眼看去，臨街一處高起的小牌樓，屋檐下正中，是毛主席手書的“遵義會議會址”金子橫匾。據(jù)說，這是全國眾多革命紀念地中，唯一一處由毛主席親筆題字的舊址。其背景無需猜測，但的確使這里蓬蓽生輝，彌足珍貴。
舉步走進牌樓門，面前是一個空曠的大院落，左邊有一面巨大的照壁，上面龍飛鳳舞著毛主席的詩《七律·長征》，金光燦燦，大氣磅礴?；匮劭从疫?，就是那座著名的兩層小磚樓，曾經(jīng)無數(shù)次地出現(xiàn)在熒幕、書畫、圖書上。我快步向前，努力尋找最佳的視點。走到一排兜售紀念品的平房前，站在那里能看到磚樓的兩個面，也是磚樓標志性的角度，只是當夢想成為現(xiàn)實，親眼看到它的時候，覺得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卻棱角分明，青灰色的磚瓦、白色的磚線和拱柱裝飾、古銅色的欄桿和樓梯，更顯出大戶人家的氣派。
導游介紹，這棟建筑修建于30年代初，原為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堪稱當年遵義城內(nèi)最豪華的建筑。紅軍攻克遵義時，這棟二層小樓剛剛建成不久，而柏輝章的家眷早在紅軍渡烏江不久就聞風而逃，整幢房子成了空樓。柏輝章原是貴州的一個自由商賈和銀行家，后被國民黨任命為師長，駐守遵義。這樣一位既有錢又手握兵權(quán)的人物，建造這么一處豪宅，自然是夢想著成為傲視一方的霸主，只是紅軍的到來，使他的夢想成為了泡影。而他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家里，這么一處豪宅內(nèi)，還發(fā)生了一件改寫黔北小城遵義的命運、改寫中國歷史命運的大事。
跟著導游，逐一參觀了一樓當年彭德懷、楊尚昆和彭雪楓的住室，沿著主樓后面的走廊，步行走上二樓。一邊是當年周恩來副主席的臥室，另一邊臥室沒有標牌，室內(nèi)陳列著1964年毛澤東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的復印件、當年紅軍書寫的宣傳標語復制品、以及大批當年紅軍用過的物品。詢問導游才知道，這里是當年紅軍總司令部的駐地，當年毛主席并沒有住在這里，他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住在位于遵義古式巷黔軍旅長易懷之的宅子里。從這個屋子的另一個門出去左拐，就是一個長方形的客廳，大小也就二十多平方米，十幾只木邊藤心靠背椅擁擠地圍著一張長條桌，桌子下是一個火盆。若不是一塊“遵義會議會議室”標牌的提示，很難讓我與那么重大的歷史事件聯(lián)系起來。這，就是那個彪炳史冊，改變中國命運的那個會議的發(fā)生地。
會議在這里進行了三天。參加會議的有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三人團”成員秦邦憲（即博古），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三人團”成員周恩來，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即洛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云，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何克全（即凱豐）、鄧發(fā)，紅軍總部及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等。那個所謂的共產(chǎn)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三人團”成員李德則是列席了會議，伍修權(quán)擔任李德的翻譯。與會人員無論其人生的結(jié)局如何，但都已載入史冊。
為了保證會議的順利進行，紅軍在北線奇襲婁山關(guān)、攻占桐梓城，南憑借烏江天險固守，東西兩翼擴大防務。
我的理解，紅軍在此時已經(jīng)猶如一個大氣囊，人們對軍事指揮員的意見已憋到了一定程度，到了不得不開、必須要開這次會議的時候。
革命的春天里，各地紛紛起義，井岡山會師，瑞金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quán)，開創(chuàng)了十多塊革命根據(jù)地?？梢哉f，革命形勢有聲有色。然而，當博古這位展示著留蘇“洋馬列”光環(huán)的人物到達瑞金，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災難。
當博古成為中共第一把手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在作何夢想。年方24歲，中共最高領(lǐng)導人，空前絕后。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個時期黨的領(lǐng)導層，大都是讀書人，不管是否留過洋，在一定層面上都有一些書生所固有的書生氣，只是有的人經(jīng)歷過大災大難、視野寬廣，顯得更為成熟和理性；有的人固守書本卻又豪情萬丈、好大喜功，顯得有些癡人說夢。博古應該屬于后面這一種。
論說博古的能力，從蘇聯(lián)歷次“路線”斗爭中站隊站的好，到堅持走唯書、唯上的教條路線，看不出他的能力和素質(zhì)有過人之處，當他作為反“立三路線”的功臣而得到升遷，只是因為他與王明一樣是出于得不到重視而借機發(fā)難，可以說，博古能當上中共最高領(lǐng)導人，憑的不是實力，而是共產(chǎn)國際的大背景以及陰差陽錯的結(jié)果。實際上，這樣的人去搞個理論、宣傳，雖然難有大作為，至少壞不了大事，但是，很不幸讓他當“老一”，尤其是讓他領(lǐng)導十幾萬紅軍與蔣介石幾十萬到百萬“圍剿”大軍對壘，實在勉為其難，也殘酷之極。他揣著夢想握住最高權(quán)力，帶來的卻是一場噩夢，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而是整個黨的噩夢。
從長征開始到湘江之戰(zhàn)結(jié)束的兩月，中央紅軍由八點六萬人銳減到三萬人，這哪里是突圍西進，簡直就是潰敗逃命。擔任掩護的五軍團犧牲慘重，三十四師與敵激戰(zhàn)四天五夜而彈盡糧絕，幾乎是全軍覆沒，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犧牲，師長被俘后絞斷傷口露出的腸子自盡。
美夢到噩夢之間的落差，血淋淋的場面足以讓空談理論的書生們膽戰(zhàn)心驚。對于良知未泯者，自然會感到愧疚不安。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博古想以自殺的方式解脫。經(jīng)過聶榮臻和周恩來、朱德談心開導，他才從悲觀消極中找到魂魄。在會場上，雖然他強調(diào)軍事失敗的客觀原因，盡管遭到眾口一詞的“不同意”并寫入會議決議，但他還算光明磊落，堅決服從和執(zhí)行中央的決定，并嚴正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很顯書生之“骨氣”。
那個被博古奉為“太上皇”的李德，卻沒有這樣的境界。這位有著莫名其妙背景的“洋顧問”，是博古一手“引進”來的。博古莫名其妙地視李德為“大救星”，言聽計從，甘心情愿奉上權(quán)力。李德到蘇區(qū)之后當上了“軍事顧問”，進而變成軍事決策人，獨攬軍事大權(quán)。一個政黨、幾十萬紅軍真刀真槍的軍事決策人，居然是如此地模糊不清，恐怕是只有夢境里才有的咄咄怪事。
李德掌握軍權(quán)之后，就否定了毛主席的游擊戰(zhàn)，夢想著紅軍打正規(guī)戰(zhàn)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要大兵團作戰(zhàn)，打打仗，到城市而不是山溝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這樣一個脫離實際的人，又長于足不出戶、一人躲在房子里憑著地圖指揮戰(zhàn)斗，連機槍架設的位置都在地圖上標注好，這樣的指揮員對任何一支軍隊都是一場災難。
我想，對于李德這樣的人，其夢境一定是冰冷毫無血性的。他給紅軍帶來的厄運，造成的慘痛代價，毫無愧疚之意，即使對遵義會議的心態(tài)也顯得很陰暗。在紅軍渡過烏江后，實際上已經(jīng)沒有軍事指揮權(quán)的李德，提議可以伺機消滅后面緊隨的蔣介石兩個師，這想法顯然有點天真，毛主席他們當然沒有采納，但是李德卻酸溜溜地說：“在這種時刻打了勝仗，好像會破壞他的計劃似的。他急著要趕到遵義，因為他認為:經(jīng)過長期和徹底的準備，打擊黨的最高領(lǐng)導并重新掌握軍隊的時機成熟了?！弊窳x會議上，李德更是“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幾十年后，他寫的回憶錄上依然耿耿于懷，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進行攻擊和污蔑，說遵義會議不談革命基本問題，不談國際形勢、國際關(guān)系，只是對第五次“圍剿”和長征第一階段總結(jié)。遵義會議之后，他徹底與權(quán)利無緣，雖然也跟著部隊堅持走完了長征，但是他的心里始終憋著口氣。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guān)系緊張，他不僅撰文歪曲謾罵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lǐng)袖以至領(lǐng)導政策宣戰(zhàn)，而且還出版長篇回憶錄《中國紀事》，對中共進行歪曲和攻擊。幸而，他當年的翻譯伍修權(quán)專門撰文予以還擊、澄清歷史真相，才不至于混淆歷史。
可以說，中國革命道路上出現(xiàn)博古和李德這樣的人物是一種悲哀。難怪李德回到蘇聯(lián)之后，共產(chǎn)國際對他審查的結(jié)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于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quán)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于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我不知道博古知道這個結(jié)論的時候是否會氣得吐血，反正，作為中國人，我覺得我們只能自認倒霉，誰讓我們眼拙、又犯了迷信“洋大人”的毛病呢！
應該說，遵義會議能夠成功召開，人們已經(jīng)給張聞天、王稼祥等人記了一大功，周恩來更是功不可沒。遵義會議前后，周恩來向我們展示的是一位政治家的胸懷。
如果說，周恩來接任蘇區(qū)中央局書記取代此前已經(jīng)被撤職的毛主席，是執(zhí)行黨的紀律、依照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辦事，那么，當他從紅軍隨之而來的一次次失敗中，吸取教訓，深刻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毛主席的路線方針，并逐漸向毛主席靠攏，為毛主席重返領(lǐng)導中心而積極努力，則顯示出一位政治家的理性抉擇。
周恩來在黨內(nèi)一貫地有著顧全大局、模范遵守紀律的品德。成熟的政治家所具備的優(yōu)秀品質(zhì)之一，就是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能為，就會堅決地擁護能為之人上臺。很顯然，周恩來具有這樣的品質(zhì)，這樣的人即使在睡夢之中也會顯得很務實、很有理性，雖然他們有時候也會沉浸在夢想之中，但總是比別人醒的更早。
在中國革命已經(jīng)到了瀕臨絕境的生死關(guān)頭，有的人還在睡夢中沒有醒來，看不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真正原因，更看不到生死存亡時期的戰(zhàn)略抉擇。凱豐就是一個。
作為來自莫斯科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凱豐一向與博古關(guān)系密切，以至于對涉及到紅軍生死存亡這樣的深層問題視而不見，以為只是領(lǐng)導人之間溝通的問題，還把毛主席在會議召開前與張聞天、王稼祥等闡述紅軍命運這樣的大問題，簡單地理解為是“拉票”，也去幫著博古去“拉人”，結(jié)果碰了一個釘子又一個釘子。會場上，在與會大多數(shù)同志明確支持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反對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決定撤銷他們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quán)時，凱豐依然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場上，并指問毛主席：“你懂得什么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而已!”但是卻被毛主席反問一句話：“想必你也讀過《孫子兵法》了?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幾節(jié)?”弄得啞口無言。凱豐對反對者說：“究竟誰正確、誰錯誤，大家走著瞧!”然而，這話說出之后兩個月，他自己就轉(zhuǎn)而支持毛主席的領(lǐng)導。
先知先覺者畢竟是少數(shù)，如同凱豐這樣遲來的夢醒者并不只他一個人。對此，擁有大智慧的毛主席是清楚的。許多文獻把遵義會議稱之為：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lǐng)導地位。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此次會議，雖然確定了毛主席的軍事路線，但是按照此后的常委分工，張聞天負總的責任，周恩來是“黨內(nèi)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主席雖然“選為常委”，但只是作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無論黨內(nèi)和軍內(nèi)毛主席還不是“最高領(lǐng)導者”。陳云說:“遵義會議后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span>
毛主席在等待大家從夢中徹底醒來。
不是嗎？在遵義會議之后決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時候，毛主席力主不打，其他人則堅決主張打，雙方爭論的比較激烈，張聞天“鑒于博古過去領(lǐng)導缺乏民主”，便根據(jù)多數(shù)人的意見做了取消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并決定攻打打鼓新場。毛主席半夜找到周恩來曉以利害，取得周恩來的支持，人們才再次回到毛主席的軍事路線上來，進而組成新的“三人軍事小組”，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保證了毛主席在黨內(nèi)和軍內(nèi)的領(lǐng)導地位，至此，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lǐng)導、特別是軍事領(lǐng)導”的任務圓滿完成。這段插曲，說明人們在徹底接受毛主席的領(lǐng)導、堅定不移走毛主席指明的道路，是一個夢醒的過程。
正確的意見和道路不一定馬上會得到大家的認同，需要等待和迂回才能形成大家的共識，然而這個等待的過程經(jīng)常要付出代價。好在，這一代領(lǐng)導集體，一個個文武兼?zhèn)?、能力超群，猶如神駒寶馬，不是什么人可以隨便駕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會臣服于哪一個人。但是，一旦他們覺醒，他們又會很快地調(diào)整坐標，甚至甘心情愿地為曾經(jīng)的部下、曾經(jīng)的“另類”人物，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歷史的原貌展示給我們的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人們不斷為毛主席獨特的領(lǐng)導魅力而折服，特別是毛主席指揮紅軍在小小的赤水河邊渡來渡去，不僅把蔣介石被弄得暈頭轉(zhuǎn)向，莫名其妙，連當時黨和紅軍的個別領(lǐng)導人，也參不透毛主席用兵的“玄機”。當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的計劃被粉碎，取得戰(zhàn)略轉(zhuǎn)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時，人們才徹底醒悟而嘆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一個小小的會議室，曾經(jīng)如此承載了關(guān)乎幾萬紅軍將士生死、一個政黨存亡的歷史重任，并以此為轉(zhuǎn)折，帶來命運的改變。這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據(jù)說，現(xiàn)在看到的靠背椅只有三只是原來的物件。當年與會人員坐的椅凳并不統(tǒng)一，有些椅、凳是從房主樓上樓下其他房間搬來的。不過，這點瑕疵，絲毫不影響這個會議室所擁有的神圣和魅力。
站在會議桌前，我久久地凝視，希望能感受到這里曾經(jīng)的激烈討論，聆聽到毛主席鏗鏘有力的語言。我想，此時的中國，毛主席可以離開紅軍去再次革命，而紅軍離開毛主席就只能走向絕路。好在，有了這次遵義會議；好在，毛主席心系的是國家和民族、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好在，周恩來等領(lǐng)導人有著跟隨真理的務實精神。
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的時候，我拜訪張愛萍將軍，他追今撫昔地感嘆：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與老伴激動地是說：“我們竟然看到社會主義了。”那，曾經(jīng)是多么遙遠的夢想！這個夢想因為毛主席的領(lǐng)導而成為了可能、成為了現(xiàn)實。
走下小樓，耳際縈繞起那熟悉的旋律：“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一次會議，因為其帶來的命運轉(zhuǎn)折而名垂青史；一幢小樓，因為一次會議而成為歷史永恒的地標。
注：本文經(jīng)刪簡并由軍科專家審讀后以“遵義夢尋”為題刊登于2015年1月17日《解放軍報》07版
☆作者簡介：曹昱，海軍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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