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在日本馬關，晚清首輔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戰(zhàn)爭賠款事由正在進行磋商。談判中，伊藤博文昂首挺胸，而李鴻章卻近乎哀求。為了讓中國少負擔一些賠款，年長伊藤博文十幾歲的李鴻章差點沒哭出來，而在他挨了一槍之后，才終于換來了伊藤博文的“憐憫”。
▲李鴻章談判《馬關條約》影視一幕
這是一幅對比明顯的外交“圖畫”。身負中國重任、為中國圖強嘔心瀝血的李鴻章，在蕞爾小國日本的面前卻顯得多么渺小。而同樣是圖強，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后的中日兩國，也奔向了不同的結局。
那么，為何李鴻章在中日的交鋒上總是敗給伊藤博文？這對宿敵所操持的自強與變法，為何又會使中日兩國差別懸殊呢？
其實，即便是作為宿敵，伊藤博文對李鴻章的評價還是非常高——“大清帝國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span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box-sizing: border-box;font-weight: 700;margin: 0px;padding: 0px;border: 0px;">然而，李鴻章這位被譽為大清帝國“唯一”希望的大臣，卻有著倔強的保守一面。
▲李鴻章
作為一位深受中國傳統(tǒng)儒學影響的大臣，他的思維依舊還秉承著中國封建時代的狹隘一面。在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推動下，李鴻章依舊堅持著以中華文化為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法在西學面前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僅僅是從表象中去直接吸收西方的成果。
這一主觀意識，也影響著他在洋務運動中的布置。當他為滿清大刀闊斧地引進西方軍工科技時，卻將人才培養(yǎng)的重點放在了軍事和外交。因而，洋務運動失去了技術性的人才引進這重要一環(huán)，使得各個興建的機器局都十分依賴于洋人師傅的操持。
▲江南機器制造局生產的加特林機槍
最終，洋務運動只帶來了圖強的表面效果，雖引進了先進器械，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晚清的腐朽時局。開玩笑地說，可謂是當兵的還是那些抽大煙的煙鬼，只不過他們換了個會說洋文的長官，手上的武器也從紅纓槍換成了步槍
當然，玩笑歸玩笑，晚清陸軍在甲午戰(zhàn)場上的表現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正如那句閑話所說的：“甲午戰(zhàn)爭是一場李鴻章的北洋系跟整個日本的對決。”這句話又是如何解釋呢？
▲甲午戰(zhàn)爭的清軍陸軍岸防炮陣地
其實，正是因為李鴻章是受封建儒學的教育出身，因而在他的思維里，君臣關系更重于國與民，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似乎和普通百姓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統(tǒng)治這個國家的君臣能力有關。所以，盡管李鴻章提高了晚清的軍事實力，但本質上并沒有發(fā)揮起中國四萬萬人口的綜合實力。說到底，給晚清貢獻新增GDP的依舊是那些國企，民企依舊在“重農抑商”的策略下被打壓。因此，支撐起北洋水師的是李鴻章，而跟日本打仗的，還是李鴻章。
相比之下，對面的日本就不同了。自明治維新后，日本的綜合實力突飛猛進，全國百姓響應號召，在日本天皇的“覺悟”示范下活學西用，不僅全國齊心節(jié)衣縮食發(fā)展海軍，民間還發(fā)展起了一個個大型企業(yè)，可謂是GDP蹭蹭上漲。
在這一切的背后，正是得益于伊藤博文的推動。這位比李鴻章年輕18歲的日本才人，在洋務運動開始7年后推動了明治維新的變革，除了引進西方的高新科技，還借鑒了西方的憲體改革了日本的體制。或許正是這相差18歲的年齡，使得伊藤博文具有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在他操持下的明治維新，日本社會中出現了西式與日式文化并存的現象。
▲伊藤博文
當時在日本，伊藤博文為了維新也是操碎了心。畢竟在一個封建時代持續(xù)上千年的古老國度中，讓國民一時接受西化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而，伊藤博文首先帶著官員們帶頭吃西餐、穿西服，甚至將西式舞會提高至“上流生活”的地位，使得日本的精英和政商階層無不“西化”。
而為了帶動民眾的效仿，伊藤博文甚至主動跑到基督教堂進行朝拜，哪怕他根本就不信基督教；同時，他還專門搞了一個“鹿鳴館”，經常盛邀國內西洋權貴一起喝酒、跳舞，他自己則在舞會中打扮成一個威尼斯商人，此事還一度成為日本全國民間的笑柄。
在全民接納西化的基礎上，伊藤博文也抓準時機，向天皇諫言將老制度改成內閣制，將日本推向了憲政國家，順利推行之后他也出任首屆內閣首相。不過，伊藤博文對西化并未堅持全盤吸納方針，他合理地將日本天皇制度和西方立憲制度合二為一，形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天皇制憲政”。在民間，他也主張日西文化并存、共同發(fā)展的策略。因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在得到了西化強國的效果之后，也保留了傳統(tǒng)文化的屬性。
▲日本陸軍
不過，在歷經一番嘔心瀝血之后，伊藤博文深感“如今的好生活來之不易”，所以在那個日本軍國主義漸趨上漲的年代，伊藤博文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堅持“和平是?！?，和日本陸軍站在了對立面。奈何，他一人之力根本抵擋不住日本全民的狂熱。中日之間的摩擦，還是在明治維新開始的17年后爆發(fā)了。
若提起近代中日之間的摩擦，我們最為熟知的莫過于甲午戰(zhàn)爭。這場改變中日半個世紀格局的戰(zhàn)爭，對于咱們中國來說無不羞恥。
然而，甲午戰(zhàn)爭并非突然爆發(fā)，這場矛盾的“導火索”，其實早在戰(zhàn)爭十年前就埋下了。
▲甲午戰(zhàn)爭海戰(zhàn)影視一幕
細心的朋友們，可能已經算出前文那句“明治維新開始的17年后”，指的是1885年。這一年，中日之間因為朝鮮的甲申政變燃起了摩擦，最終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以一紙《天津條約》暫時平息了戰(zhàn)火。
1885年的這紙《天津條約》，其實也稱《朝鮮撤兵條約》，這個條約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內容，僅僅是規(guī)定了中日兩國從朝鮮撤軍，若以后再要派兵則互相知照便可。表面上看，這是一條十分公平的條約，起碼在那個中國落難的晚清時代，李鴻章辦的還算讓清廷滿意。
▲慈禧影視形象
然而，如果當我們得知，這紙條約其實是在馮子材打贏了中法鎮(zhèn)南關戰(zhàn)役，李鴻章憑此才底氣十足地簽下時，似乎又會覺得其中有端倪。
當時，朝鮮可算是咱們中國的藩屬國，晚清出兵保護內亂中的朝鮮王室，其實算是情理之中。然而，這場由日本尋恤挑起的政變，最終卻讓既是宗主國代表、又是抱著打贏法國底氣的李鴻章簽下了一個表面十分平等的條約，對于中國來說肯定是吃了一個大虧。與此同時，表面上的平等其實暗藏玄機，有了這個《天津條約》，日本以后出兵朝鮮就變得更加名正言順。條約中，“若朝鮮再有變亂，出兵需互行文照會”這一句，讓日后日本的出兵變得簡單而且出師有名。
而清政府這邊，當條約簽訂之后，李鴻章一副傲視群雄的模樣向清廷報告了談判事宜的順利。慈禧見這次條約總算不用賠款，表示得甚是滿意。只是諾大的清朝，偏偏沒有人意識到這是給自己埋了一個巨大的“詭雷”。
其實，早在條約談判期，李鴻章在面對伊藤博文時已經顯得有些坐立不安。一開始，李鴻章是因為怕談判破裂，引起中法和中日兩線作戰(zhàn)，所以表現得較為拖延、隨和；而當得知中法戰(zhàn)爭勝利時，李鴻章才顯得底氣十足，但在面對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日方咄咄逼人時，李鴻章卻顯得準備不足，甚至因害怕戰(zhàn)火燃起，數次詢問伊藤“當真有戰(zhàn)爭企圖？”
反觀日本，伊藤博文早就為這次談判做足了準備。雖然伊藤博文是主和派，但當兩國摩擦之時，伊藤博文便立馬轉向支持戰(zhàn)爭，“一切以國家為重”，并為了取得戰(zhàn)爭勝利和戰(zhàn)后利益最大化而奔走。相比之下，李鴻章的談判更像是為了應付時局，而不是為了下一步做準備。伊藤博文所做的，是為了日本的未來和利益；而李鴻章卻是為了讓這件事平息，并爭取“賠償”最小化。說到底，表面上底氣十足的李鴻章，還是輸給了睿智的伊藤博文。
十年之后，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差距得到了更明顯的表現。一場甲午戰(zhàn)爭，斷送了李鴻章洋務運動的成果，而日本卻在《馬關條約》中獲得了2億兩白銀的賠款，打開中國商埠。這一切，還是在遇刺受傷的李鴻章在苦苦哀求之后得來的憐憫，兩國的首輔也最終在這為期十年的較量中分出了勝負。
《馬關條約》簽訂后，李鴻章郁郁不樂，終于在簽訂《辛丑條約》之后嘔血身亡。李鴻章病逝50天后，梁啟超隨即出版了《李鴻章傳》，以時人的視角將這位風云人物記入了史冊。
在書中，梁啟超大贊了李鴻章的卓識，認為他對世事的見識大大超過了對手伊藤博文?？杉幢闳绱?，李鴻章為何還是敗給了伊藤博文呢？梁啟超總結了三句話：“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源?！?/span>
李鴻章沒有認識到國民的力量，因此將所有的賭注都壓在了國家級的軍工企業(yè)和軍事人才；他雖見識甚多，卻從沒有去系統(tǒng)分析過國際形勢，僅僅是對時局有個籠統(tǒng)的認知；而他發(fā)起的洋務運動，卻僅僅是帶來了軍工水平的升級，但真正需要變革的內核——政體，卻被他忽略掉了。而這，也是中國的洋務運動輸給日本的明治維新的重要原因。
▲李鴻章和慈禧太后影視形象
晚年，李鴻章在回憶往昔時，終于承認自己的努力不過是“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但奈何晚清不是日本，慈禧也并非明治天皇，他的所有努力，最終目的僅僅是維護君臣關系上的滿清統(tǒng)治，而并非伊藤博文那般極力實現國家圖強。因而，在見識、勇氣、底氣都不輸給伊藤博文的情況下，李鴻章最終敗給了這個年輕他18歲的異國后生，而中日兩國未來50年的命運，也在那一刻走向了不同的結局。
參考資料：
1、《李鴻章的克星：伊藤博文》（楊光）
2、《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差距》（王龍）
3、《中日《天津條約》談判始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和局思想之異同》（匡艷）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