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從黃巾起義到諸侯爭霸，再到三國紛爭，一個強大的漢帝國就此衰落，因為黃巾起義爆發(fā)于漢靈帝劉宏執(zhí)政時期，所以，大多評述都把三國亂世的起因歸咎于漢靈帝執(zhí)政不當，指責他在位期間寵信宦官、奢侈荒淫、賣官鬻爵。
黃巾起義的主因和誘因要是探究起來，值得寫上一大篇，漢靈帝是國家的最主要執(zhí)政者，當然有責任，但歸根結(jié)底是土地的分配不均造成的，而大量的土地并不是皇族占據(jù)，而是世家和豪強，所以，把責任全推給漢靈帝是錯誤的。
可沒辦法，漢靈帝只能背這個鍋，誰讓他在位期間確實重用宦官和外戚，壓制世家，而寫東漢至三國史的全是魏晉時期的文化人，當時的文化人只能是世家出身，普通人根本沒本事學習和傳承相關知識，對世家不怎么友好的漢靈帝能有中肯的評價？
不過，漢靈帝的功過也不是本文的主要內(nèi)容，本文主要是想探究東漢如何從一個中央還保持著一定權威，卻逐漸變成軍閥混戰(zhàn)的原因，實際上，這個話題也夠龐大的，小編非專業(yè)人士，無法深究，只能談一些淺薄的概念。
三國亂世以黃巾起義為開端，黃巾起義前面說了，主因是土地分配問題，而之后形成的軍閥混戰(zhàn)局勢，就是權力爭斗和政策問題，導致這個局面出現(xiàn)的，最主要有三個人有意或無意的推動，分別是漢朝宗室劉焉、世家子弟袁紹和西北軍閥董卓。
兩漢時，在各州設立刺史一職，雖然經(jīng)過幾百年的演變和改進，刺史的權力一直在增加，甚至有了帶兵征戰(zhàn)的權力，但刺史最主要的職責還是幫助朝廷監(jiān)督地方官吏、豪強和士族，有犯罪的行為，就舉報他們，從職責上來講，刺史和地方勢力是對立的。
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本在朝廷任職太常（管理宗廟禮儀和皇家祭祀）的劉焉看到天下大亂，朝中的權力斗爭也越來越厲害，于是，劉焉試圖讓自己從漩渦中脫身，根據(jù)《三國志》中的記載，他想了個辦法，就是向漢靈帝建議，改刺史為州牧：
焉睹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zhèn)安方夏?！毖蓛?nèi)求交阯牧，欲避世難。
漢靈帝同意了這個建議，不過，劉焉想躲得遠遠的，去當交州牧的心思沒成功，被派到益州去當了益州牧，到益州也算是得償所愿，益州是天府之國，同樣也是封閉之處，劉焉在那躲過了大半個軍閥混戰(zhàn)時期，益州牧還傳承了下去，直到若干年后，他的兒子劉璋投降劉備。
劉焉為一己之私建議“廢史立牧”，他本人得到了好處，可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本來刺史是中央派到各州去監(jiān)視地方勢力的，改成州牧后，掌握一州軍、政、稅收大權不說，職責的性質(zhì)也從監(jiān)視地方勢力，變成了要治理地方。
掌握軍、政和稅收大權，就有了對抗朝廷的基礎，而治理地方，就讓各州的最高長官從監(jiān)視地方勢力變成了要和地方勢力和諧共處，在兩漢時期，治理地方怎么也離不開地方豪強和世家的支持，當刺史無所謂，得罪地方勢力是朝廷鼓勵的，但牧守一方就不行。
而且，州牧就是土皇帝啊，誰都想把這個位置坐穩(wěn)，還能傳承給子孫，因此，從“廢史立牧”開始，各個州牧為了牢牢掌握住一州的所有權力，不讓朝廷能隨便調(diào)動自己離任，開始和地方勢力大肆勾結(jié)，為自己和地方勢力的利益，對朝廷陽奉陰違，促成后來軍閥混戰(zhàn)的基礎，即地方割據(jù)的局面由此造成。
“廢史立牧”讓地方勢力獲利，而地方勢力中掌握主導性力量的就是世家，皇權和朝廷對地方上的控制弱了，他們就能借機壯大，除此之外，世家們還把目光盯向了朝廷的主導權，而要拿到這個主導權，和世家并立的兩大權力集團，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就必須要削弱或消滅。
在漢靈帝執(zhí)政時期，這個權力平衡還是掌握得不錯的，他借助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壓制世家，又在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中搞平衡，皇權始終超然，在漢靈帝晚年，還組成了一支獨屬于皇帝管轄的精銳軍隊，即“西園八校尉”，大部分校尉是由世家、豪強中選出，比如袁紹、曹操都是，但掌握這一支力量的是宦官蹇碩。
漢靈帝死后，形成了宦官蹇碩掌中央軍權，世家之首袁隗（袁紹、袁術的叔叔）和外戚之首何進為輔政大臣，掌握政權的局面。何進是個屠戶出身，因為妹妹何氏入宮受到寵愛，還成為皇后，才得以被重用，他的出身和外戚的身份，其實已經(jīng)注定了他和世家不是一路人。
因此，何進在和宦官集團爭權奪利的同時，實際上應該防范世家，世家勢力是所有的外戚集團的對頭，但何進為了盡快壓制住宦官集團，采取了接受世家勢力幫助的舉措，他同時提拔和接納了包括袁紹、逄紀、何颙、荀攸等在內(nèi)的眾多世家子弟成為自己的助手。
可何進并不知道，他其實就是世家集團利用的對象，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如果聯(lián)合，或者哪怕不聯(lián)合，只要同時存在，世家就無法控制朝廷大權，因為這兩者都是依附皇權而生的，他們和皇權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要除掉他們，最好辦法莫過于挑撥兩者爭斗，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兩敗俱傷，世家就能從中漁利，根據(jù)《后漢書》中的記載，在何進成為輔政大臣后，最先站出來挑撥他和宦官集團關系的，就是世家子弟袁紹：
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边M然其言。
因為袁紹的進言，以及何進贊同的行為，讓掌握“西園八校尉”的蹇碩對何進起了殺心，但事情泄露，反被何進所殺，“西園八校尉”成為何進的囊中之物，宦官勢力遭到重大打擊，但就此還不夠，蹇碩死了，宦官集團中還有十常侍存在，不過，何進的妹妹何太后卻想保宦官，何進因此猶豫是否斬草除根。
于是，世家子弟袁紹又站出來了，根據(jù)《后漢書》中記載，袁紹不但鼓動何進直接對宦官集團下死手。還勸說何進召外地兵馬入京，用兵諫的形式逼何太后妥協(xié)，一鼓作氣干掉宦官勢力：
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后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shù)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shù)白太后，為其障蔽。
詈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袁紹的兩條建議直接造成了后來的董卓進京，也造成了何進和宦官集團不死不休的局面，著名的“十常侍之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fā)，何進在帶著袁紹、曹操等進宮誅殺十常侍時，卻被宦官們騙進皇宮中反殺，何進的部下為給他報仇，殺進皇宮，大亂開始。
而袁紹也借機跟他的叔父袁隗矯詔，帶著世家子弟兵在皇宮中大肆屠殺宦官，史載：“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馀人”，到此時，外戚集團因何進身死式微，不在成為世家集團的對手，而宦官集團更是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不管最終的結(jié)局如何，世家勢力一家獨大是可見的。
本來，袁紹代表的世家勢力的謀劃相當成功，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都一蹶不振，但事情總有意外，在何進的部下和袁紹進皇宮大肆屠殺時，部分宦官帶著漢少帝劉辯跑了，還落到了在袁紹的建議下，被何進召到京城的董卓手上，至于袁紹，雖然怒火沖天，卻因畏懼董卓的兵威，不敢反抗。
董卓這個西北軍閥強勢進入洛陽，世家集團消滅了外戚集團和宦官集團，但好處卻被董卓收入囊中，此后，董卓先用增兵計嚇住了在洛陽的百官，又收買呂布，干掉了跳出來試探的丁原，徹底掌握住洛陽的軍政大權，把蠢蠢欲動的世家集團壓得死死的。
但董卓威望不足，畢竟他此前只是一個地方上的土包子，還是西北貧瘠地區(qū)出身的武夫，世家們不會對他心服，為獲得絕對的權威，董卓想到了廢立，廢漢少帝劉辯，立漢獻帝劉協(xié)，這個行為的對錯不論，但起碼造成了一個惡果，就是皇權的權威蕩然無存，地方勢力開始各行其是。
綜上，本來，即使黃巾起義爆發(fā)，東漢朝廷給了地方豪強募兵征討黃巾起義的權力，讓地方勢力做大，但朝廷的權威還在，外戚集團、宦官集團還在，朝廷中的政治平衡還在，天下亂不了，地方勢力只要不是聯(lián)合起來，就算單個做大，也無法跟朝廷抗衡。
但首先是劉焉的建議，再次加大了地方勢力的權力，讓地方豪強和世家失去了監(jiān)督，他們擁戴的州牧能幫助他們跟朝廷抗衡，然后是世家勢力鼓動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死斗，雖然最后沒能摘取到勝利果實，但皇權依仗的兩大勢力集團全部被重創(chuàng)，不管是世家勢力掌權，還是董卓掌權，皇權都無法實際掌控權力了。
最后就是董卓的擅自廢立，區(qū)區(qū)一個地方軍閥都能對皇權指手畫腳了，皇權的權威還能存在？本來地方已經(jīng)漸漸做大，加上皇權的徹底衰落，諸侯爭霸的局面就不可避免的到來了，到這個時候，就是看誰的謀略和規(guī)劃厲害了。東漢末年諸侯混戰(zhàn)以及三國亂世的產(chǎn)生，劉焉、袁紹、董卓三人有意或無意的推動功不可沒。
后來冒頭的曹操、劉備、孫堅等小勢力，明面是上趁著鎮(zhèn)壓黃巾起義入局，實際上是借著后來的諸侯爭霸崛起，反而是代表主流世家勢力的袁紹、袁術兄弟倆成為最早的被淘汰者，當然，脫穎而出的魏、蜀、吳三國的成長，還是要依靠地方勢力，三國歸晉到底還是世家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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