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南京休假，正值高考，游玩之余順便幫助親戚送孩子參加高考，而之前恰巧游覽了夫子廟和江南貢院。前后幾天，現(xiàn)代高考的熱烈場面和江南貢院里展示的古代科舉場面，交相輝映在眼前和腦海，令人不由得感慨萬千、唏噓不已。
古代科舉和現(xiàn)代高考，都是國家社會選拔人才的方式，同時也是個人的功名成才之路。
泱泱中華帝國，五千年燦爛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間斷的人類文明。能做到這個“唯一”，科舉制度功不可沒。
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國家，離不開一大批行政人員的管理工作，這些行政人員的選拔產(chǎn)生機制無疑是一項重要國策。在秦漢以前，官職主要靠世襲，豪門世代為官，布衣世代為民。漢代起用察舉制，老百姓表現(xiàn)良好，被當?shù)毓賳T發(fā)現(xiàn)，也就有出頭的機會了，所以漢代的小故事特別多，比如“刻木事親”、“行傭供母”等。魏晉時進一步完善察舉制，產(chǎn)生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派出“中正”官，去民間選才，把候選人分成九個等級，按照級別錄用。然而上述制度都取決于選拔官員的良心和忠心，一旦選拔官員懷有私心，則很難做到公正公平。事實上，古代眾多的門閥貴族就是因為官官相護、互相推薦，造成對做官途徑的壟斷而產(chǎn)生的，如隴西李氏、弘農(nóng)楊氏、烏衣巷的王氏和謝氏等豪門貴族。
到了隋代，出生弘農(nóng)楊氏的楊堅銳意改革，科舉制度正式登場。憑科目考試選拔人才，豪門子弟與寒門子弟一視同仁，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做官。從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壟斷狀況一去不復返，寒門子弟“鯉魚跳龍門”的機會大大增加。科舉制度的橫空出世，為天下的寒門子弟創(chuàng)造了出人頭地的機會，因為這一制度的公平公正性，得到了天下人的擁戴，使得它擁有了極強的生命力。無論朝代如何更替，無論誰做皇帝，都非常重視和依靠科舉制度。從公元六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科舉制度走過了1300年光輝浩蕩的生命歷程。
科舉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的：第一階段，童生階段：孩童在私塾學習數(shù)年，然后分別參加每年一次的縣試、府試、院試，縣試合格后便可稱為“童生”，院試合格后成為“秀才”，秀才第一名稱為“案首”。第二階段，秀才階段：秀才參加每三年一次、由禮部會同各省貢院在秋天八月舉辦的鄉(xiāng)試，考試分三場，每場三天兩夜，合起來便是“九天六夜”，吃喝拉撒都在一個叫“號舍”的狹小空間里，相當折磨人。鄉(xiāng)試合格后便成為“舉人”，第一名稱為“解元”。第三階段，舉人階段：舉人在鄉(xiāng)試的第二年二月參加“會試”，由禮部舉辦，考試也分三場，會試合格后便成為“貢生”，第一名稱為“會員”。終極目標進士：貢生在當年，一般是在會試后的次月參加由皇帝親自主考的殿試，殿試只是對貢生進行排名，并不淘汰，也就是說，所有的貢生都會通過考試，成為“進士”，只不過名次等級不同。第一等，進士及第，分為三甲：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第二等的為“賜進士出身”，若干人；第三等的為“賜同進士出身”，若干人，第二等、第三等的進士第一名稱為“傳盧”。所有這些人通稱為“進士”。
各階層的待遇如何呢？童生沒有待遇，秀才可以免除徭役和賦稅，舉人國家就開始發(fā)工資了，有特殊需要時可以安排工作，但官不會大，仕途有限；進士則直接由朝廷委任官職，將來可以出將入相。
在漫長的1300年間，科舉為中華帝國選拔了十萬進士，百萬舉人，形成了國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基礎(chǔ)。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凡事有利有弊，科舉也一樣，在為國選賢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科舉也不乏種種讓人詬病的弊端。如八股取士，使得很多真才實學的人頻頻落榜，如胡雪巖、顧炎武、黃宗羲、曹雪芹、吳敬梓、蒲松齡等；還有對讀書人的戕害，雖然成就了一部分的讀書人，但也傷害了另外一部分讀書人，如吳敬梓筆下的“范進”，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現(xiàn)實原型的。
近代中國，落后挨打，有識之士紛紛尋求救國之策，其中廢除科舉就是其中之一。一九0三年，袁世凱和張之洞給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寫道：科舉一日不廢，則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
一九0五年，千年科舉制度終于壽終正寢。
科舉被廢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的一些缺陷，而在于它適應不了新興的時代要求。新興的時代開啟了工商業(yè)，需要大量的人才，而僅靠科舉每三年才選拔百名人才，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況且科舉僅是一種官員選拔制度，適應不了各行各業(yè)的要求。
廢除科舉后的中國，開始廣開學堂，興辦學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已成為過去，九年制義務教育更是讓所有人都成為了讀書人，基礎(chǔ)教育確實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
在科舉制度之后，高考接過了大旗，成為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通過高考考上大學的，基本就等同于科舉中的舉人或進士了，因為國家包分配工作，有了鐵飯碗，吃上了“皇糧”。九十年代之后，大學生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把大學生推向市場，自主擇業(yè)，不再統(tǒng)包統(tǒng)攬。但是又另外推出了“公務員考試”，考中的便成為了國家公務員。于是公務員考試成為了新的“會試”，而高考則降格為“鄉(xiāng)試”，甚至只是“院試”，因為大學生什么待遇也沒有，畢業(yè)后自謀生路。
科舉作為古代中國的人才選拔制度，實行了一千多年，公正地說它是一項了不起的制度。對比之下，現(xiàn)代的高考制度并不成功。
在它開始誕生取代科舉以來的近百年時間內(nèi)，閃光點是實現(xiàn)了普遍教育，但是在人的成才之路上仍然沒有擺脫科舉思維，在功名思想上一脈相承，還是努力讀書（十年寒窗），考個好大學得個國家飯碗（博個功名）。而在國家公務員考試推出之后，高考的功名功能便失效了。然而可悲的是，人們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仍然追逐在高考的狂潮之中，也正是他們的推波助瀾，使得本已失去“頂戴”的高考仍然高高在上。高高在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清華北大們的存在，殊不知，清華北大的很多畢業(yè)生庸庸碌碌，其中不乏“北大畢業(yè)生賣豬肉”這樣的奇葩現(xiàn)象。
古代讀書人經(jīng)歷的是“十年寒窗”，而現(xiàn)在的莘莘學子經(jīng)歷的遠遠不止十年。從三歲開始上幼兒園，一直到大學，如果再算上碩士、博士研究生，二十年都不止。從幼兒園開始便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上各種藝術(shù)班；為了小升初，不惜高價購買學區(qū)房；中考高考的各種補習班等等，耗盡了學子們的精力和學習興趣，耗盡了家長們的財力。最后出來的成果——畢業(yè)后的大學生，和科舉中落榜的秀才一樣，百無一用。勉強找到工作后，相應的技能也得從上崗后從頭學起。
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是百業(yè)俱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每個人根據(jù)自己的特長和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yè)，上個對口的大學，畢業(yè)后憑自己的一技之長完全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F(xiàn)在高校這么多，還愁上不了大學？根本用不著那么不切實際的去瞎拼，勞人傷財。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圣人孔夫子就已經(jīng)開始實行“因材施教”，夫子廟里展示著孔圣人的各種教育方式，而我們則把這些優(yōu)良的教育精髓放進了“中國科舉博物館”，沒有實施在當代教育事業(y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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