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藝術(shù)史上，中國書法獨樹一幟，為西方藝術(shù)所無，又對東方一些國家(如日本）的書法起了先導與促進作用。中國書法源遠流長，到了清代進入新的興盛時期，書法大家人才輩出，人數(shù)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風格流派也比任何時期都要豐富。
清代書法藝術(shù)興盛的背景，一是明末已經(jīng)涌現(xiàn)一批大師，其成就成為對后人的激勵；二是清代統(tǒng)治者的鼓勵政策。明末最著名的書法家有董其昌(1555-1636年）、張瑞圖(1570-1644年）和黃道周(1585-1646年）等。其中董其昌兼為畫家，名氣最大，他在繪畫與書法方面都是傳統(tǒng)的集大成者。書法上他先學唐代顏平原、虞世南，繼而學魏晉鐘繇、王羲之，并學宋代米芾，追求正宗，又富于個人特色；其字體圓潤而瀟灑，結(jié)構(gòu)森然而秀美。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在提倡漢族傳統(tǒng)文化時，對書法藝術(shù)給予極大的重視，尤其高度評價董其昌的作品，盡搜其真跡，定為一尊。以至"朝殿考試，齋廷供奉，干祿求仕"無不以董書為極品。因此董其昌雖然是明代大家，卻對清代影響至大。
在董其昌、張瑞圖和黃道周等稍后，還有一些書法家跨越明清之交，可視為清代最早的代表，最著名的有王鐸(1592-1652年）和傅山(1607-1684年）等。王鐸在明代歷任官職，至崇禎十七年三月，擔當禮部尚書而未到任，清軍已攻陷北京，后來在順治三年開始出仕清朝，也升至禮部尚書，這一仕途被當時不肯認同清廷的許多漢族知識分子看不慣，所以對他的書法作品也少有重視。但他仍然自信地說："我無他望，所期日后史上，好書數(shù)行也。"事實上，這毫不為過，從他傳給后世的著名作品，如《五言古詩軸》、《臨王筠寒凝帖軸》、《行書軸》、《憶游中條語軸》、《臨豹奴帖軸》、《杜甫詩卷》、《題柏林寺詩軸》和《孟津殘稿》等，都顯示出他的書法技藝高超，在清初以至整個清代前期，名位最前列。后人論其風格，認為他在50歲前，在和平環(huán)境中如他本人所說"皆本古人，不敢妄為"，能夠把傳統(tǒng)融會貫通，形成用墨濃淡和粗細結(jié)合，對比鮮明，富于節(jié)奏和剛健的特點，而50歲后在主客觀多種矛盾交叉下則形成氣勢磅礴，浪漫淋漓的特點。
傅山在明代曾求功名，沒有成功，待到清代，卻效忠前朝，以行醫(yī)為名秘密參加過反清斗爭。他在書法藝術(shù)中，與為人一樣講求個性，提出"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的藝術(shù)主張。傳世作品如篆書《七絕詩軸》、隸書《五言詩軸》、楷書《六言聯(lián)》、行草書《贈久子詞宗軸》、《五言詩四條屏》、《孟浩然詩卷》等，有許多是體現(xiàn)"四寧四毋"的主張的。當然，他的所謂"拙"并非"拙劣"和"笨拙"之意，所謂"丑"也非"丑陋"和"丑惡"，而是說要追求真樸，反對媚俗和生硬的雕琢。
在清代建國以后成長起來的書法大師，截至1840年左右，有帖學派的代表張照(1691-1745年）和劉墉(1719-1804年）等，碑學派的代表金農(nóng)(1687-1763年）、鄭燮(1693-1765年）、鄧石如(1743-1805年）、伊秉綬(1754-1815年）、包世臣(1775-1855年）和何紹基(1799-1873年）等。
帖學派主張習名家之帖，然后加以發(fā)揮，形成各自新的風格。自宋代以來，帖學成為中國書法的主流和正統(tǒng)。明末董其昌作為帖學的集大成者，不僅刻帖和書帖，而且認真總結(jié)帖學經(jīng)驗，構(gòu)成系統(tǒng)的理論，發(fā)表在他的《畫禪堂隨筆》里?？滴鯇λ闹匾暩固麑W派在清初得以繼承和迅速發(fā)展。張照的書風酷似董其昌，很得乾隆皇帝的喜愛，許多"御書"扁額和書畫題跋實際上是張照代筆。其傳世作品《鵲橋仙詞》、《行書詩稿》、《書李商隱東還詩》都在書法史上赫赫有名，而最為稱著的是在乾隆八年所書的《岳陽樓記》。據(jù)說當時張照親臨洞庭湖，登上岳陽樓，面對濁浪翻滾的湖面，迎著狂嘯的陰風，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有了真切深刻的體會，廣闊的心胸感慨萬千，然后命筆，出神入化，完成了這件書法史上岸偉之作。
劉墉是帖學派另一達到高峰的代表，甚至被譽為清代帖學派集大成者。傳世作品有《蘇軾遠景樓記軸》、《行書立軸》、《小楷冊》和《臨赴孟頫跋》等。他廣學眾家，獨成一格，并不無根據(jù)地宣稱："我自成我書耳"。碑學派在中國書法史上有久遠的歷史，特別是唐宋時代，由書法家書寫，工匠刻字，歐陽詢、顏真卿和柳公權(quán)等留下了許多典范楷體。但此后帖學派勢力強盛，使碑學傳統(tǒng)中斷，直到清代嘉道年間才重新興起。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有大量古代文物出土，客觀上需要加強金石考據(jù)工作，另一方面是雍正、乾隆年間大興文字獄，文人士大夫為避忌諱免遭危難，主觀上轉(zhuǎn)移精力于經(jīng)史，書法上的碑學派因而復興并形成壯闊的潮流。有人把清代碑學分為三個時期，首期由順治到乾隆，有百年時光，習碑的多是在野文人，其中就有上面已提到的金農(nóng)和鄭燮，他們的成就為第二時期作了準備。第二時期從乾隆到道光，也有百年時光，朝野文士都熱衷于此，鄧石如、伊秉綬和包世臣等是最著名者。其后從道光至宣統(tǒng)是第三時期，約五十年，但已是十九世紀的事。
鄧石如終生從事書法，又兼篆刻，是書法史上著名的職業(yè)書法藝術(shù)家，他以擅長篆書和隸書稱著，并使之互相吸收優(yōu)點，嚴謹工整，體方筆圓，顯得挺拔有力，堪稱創(chuàng)新。遺世的重要作品有《四體帖》、《篆書集》、《寄師荔菲詩隸書屏》、《龍?zhí)扉T聯(lián)》、《顏氏家訓隸書軸》等。他的草書也很有特色，主要是滲入篆隸的因素，融會而不失草書的本來面目。伊秉綬以隸書稱著，筆力雄健而渾厚，方嚴而圓滑，處處顯示碑學研究的深厚功底，古樸清雅兼在，使讀者獲得很高的美的享受。傳世之作重要的有《變化氣質(zhì)聯(lián)》、《晉書劉毅傳句軸》、《三千余年上下古聯(lián)》、《翰墨目緣舊聯(lián)》、《贈詒元九兄世講聯(liá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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