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個月，一位微博ID叫“@寫論文使我快樂_今天寫論文了嗎”的博主在微博發(fā)布了一連串長文，描述了自己因為冠姓權和丈夫產(chǎn)生矛盾最終離婚的故事。
由這個帖子引起的口水和意見與輿論如今復雜和分裂的樣子高度類似，甚至更加“硬核”——在后期，基本是圍繞著“真正的女權應該是什么樣的”、“婚姻意味著什么”、“如何看待女性在家庭里的犧牲和付出”等話題進行推進——并沒有過渡引申到“為什么這群人動不動就罵驢”、“驢是個什么東西”？
再往前推，早在2017年，也就是全面二孩放開的第二年，“冠名權”就曾經(jīng)伴隨著一個二胎小生育潮引發(fā)過爭議。
所以即便按照最新的說法，這場最新“冠姓權之爭”大概率是一場自編自導的事件營銷，但能夠被選擇為推動營銷發(fā)展的硬物料，能夠被選擇為錨定受眾的內(nèi)核，能夠快速地走完預設的傳播路徑，這本身就已經(jīng)足夠值得人們“較真”了：
為什么在“女權”這個意涵豐富的話題里，人們會選擇“冠姓權”作為最主要的話題切入點，并且賦予了跨越社交網(wǎng)絡傳播規(guī)律的超常規(guī)生命力？
比如在德云社，你叫“X鶴X”，甭管認不認識，就一定要管叫“X云X”的叫聲師兄。原因無他，家譜就是按照“云鶴九霄，龍騰四?！边@樣排輩分的，對應著相聲體系中的第八、第九、第十代傳承人。
而這僅僅是“姓”使用方式的一部分。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fā)展、人類活動的日趨復雜，姓又被賦予了幾種不同的新含義：
-標記歸屬。人們對“姓（或者氏）”的使用方式，很直觀地受到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影響，比如遠古社會，人們需要“姓”幫助人們標記親屬血緣，從而一方面避免亂倫的出現(xiàn)，一方面可以旗幟鮮明地指導人們實施外婚制，擴大家族規(guī)模，以順利渡過不斷遷徙、狩獵的苦日子。
直到生產(chǎn)力逐漸提高之后，人們有了剩余的生產(chǎn)資料，于是開始想著把財產(chǎn)固定在自己手里，于是姓逐漸演化成一種利益共同體的標志。比如《唐伯虎點秋香》里，唐伯虎作為家奴進入華府后需要改名為“華安”，就是這種使用方式的典型代表之一，與之類似的是各種X家莊、X家村。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種新的使用方式，某種程度上促成了“重男輕女”思想的誕生。
簡單來說，在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為基礎的社會里，耕地勞作的生計方式必然使得壯丁男性一般是家庭糧食的主要來源，這決定了當時主要施行的是從夫居（雙方結(jié)成婚姻后，女子到丈夫家居?。母妇樱ɑ樯优S父親居?。┑幕橐鲂问健Ｒ矝Q定了男性更有作為“生產(chǎn)資料”來用“姓”來標定家族歸屬的價值。
-標記社會分工。中國的司馬、司徒、太史，西方世界里的Mason、Carter、Smith，都是這類用法的代表——當然中國的體系更加復雜，實際上司馬司徒更符合“氏”的概念，用來標記家族的身份、出生地、官職等，到后世才逐漸和姓合為一體，這里不做過多闡述。
總之你可以將這種使用方式，理解為“更高級的繼承權”，即獲得“姓”的人不僅僅獲得的是財產(chǎn)、生產(chǎn)資料的繼承權，更獲得了“生存技能”的繼承權——這對于抗風險能力更弱的古人來說，無疑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
當然部分也來自于統(tǒng)治者的需要，比如太史氏的世襲，是為了保證監(jiān)督權的相對獨立。在戰(zhàn)國前，人們也會可以隨著避禍或遷徙到別的封地而改掉自己的姓，與土地分封制有很強的關聯(lián)。
-標記賞懲。最典型的用法就是賜姓和責令改姓。比如隋煬帝大業(yè)九年（613），貴族楊玄感趁農(nóng)民起義之機造反，兵敗身亡，被敕令改姓為梟——這就是要告訴世人：這個人，當過逆賊——再譬如馬三保，就是因為航海外交有功，才有機會獲得賜姓“鄭”，改名正和的。
民間也有類似的用法，比如最著名的“家法”——逐出家門——最硬核的做法就是將其逐出家譜，不得冠以本族姓氏。
或許也正是借鑒了這種用法，歷史上也有不少通過“改姓”來表忠心、納投名狀的故事。比如日本戰(zhàn)國名將豐臣秀吉，就是為了向朝廷索取“關白”稱號，主動認前關白近衛(wèi)前久為義父，爭取到的“改姓”。
正如上文開頭所說，“姓氏文化”的興起與演變，本質(zhì)上是社會發(fā)展狀況的一種直觀投射，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而也正是這樣的時代特征，決定了“姓氏文化”有著破滅的必然。
開始于清末的中國大家族制度的瓦解，就擁有這樣的內(nèi)因。在新時代的社會體系里，人們也可以通過更多的分工協(xié)作，以及以分工協(xié)作為基礎建立的新型組織，來獲得生存與發(fā)展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以“姓氏”為紐帶的家族不再是唯一的“抗風險”策略。再考慮到家族制過多的“道德約束”，以及家族制中必然存在著的“利益相關”、“利益壟斷”，早期革命者也往往將“姓”作為革命目標，通過“改姓”的方式來象征著舊體制的打破。最不濟，也象征著自己與舊時代劃清界限的決心。
新中國對于“姓氏文化”的打破更加徹底，最典型的例子是《我愛我家》里1945年就參加了革命，后來官至局級的老干部傅明老人，說出的那句頗具時代感的口號——“親不親，階級分，怎么能按姓氏分呢”——這種群體思潮促成了對“冠姓權”里程碑式的解放，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在第一章第一條便開宗明義，“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規(guī)定夫妻雙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現(xiàn)行的《婚姻法》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
人民群眾對于那場解放運動也是喜聞樂見的，并給予不亞于“援朝”、“抗美”、“衛(wèi)國”的熱情。出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國人，不少都選擇隨母姓，比如性社會學家李銀河。
當然也有比較“溫和”的策略。根據(jù)公安部的數(shù)據(jù)顯示，到 2018 年底，有110 萬人的姓名中同時包含父姓和母姓。在 2017 年出生的新生兒里，嘗試用新復姓取名的孩子已經(jīng)超過了4%。孫楊、秦牛正威、蔡徐坤都是一種例子，而《2019 姓名全景報告》指出，這背后可能意味著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個體意識覺醒，同時也帶來的家庭和經(jīng)濟地位的提高。
西方圍繞著“姓”的解放運動，尤其是圍繞著“冠姓權”的解放運動就相對復雜很多。
一方面，早在19世紀中葉，女性平權運動就選擇了以“夫姓”為突破口，號召女性姓氏與丈夫姓氏進行解綁，進而獲得更加獨立的公民權、財產(chǎn)權、繼承權等等。
到今天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相當數(shù)量的西方女性選擇婚后保留姓氏，并這種權利也開始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支持（包括美國的不少“保守州”），也在子女冠姓問題上形成了“Hyphenated Last Names”（連字符姓法）等有建設性的選擇方案。
但受到宗教等傳統(tǒng)思潮的影響，“冠姓權”的解放并沒有伴隨經(jīng)濟與教育水平的發(fā)展同步進行，而是出現(xiàn)了反復。比如哈佛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克勞迪亞-戈爾丁就曾經(jīng)通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馬薩諸塞州接受大學教育的女性中，1990年有23%的人在婚后仍保留自己原來的姓氏，到2000年，下降到17%。
因此當我們回看西方以“冠姓權”為主題的平權運動，很容易品出很多“實驗性”、“解構(gòu)性”、“反宗教”的色彩在里面，比如2005年左右由洛杉磯市長安東尼奧·維拉里格薩發(fā)起的“新姓運動”，就提出了以“平等”為基礎“分享姓”的概念。
總之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們在以“姓氏”為主題的平權運動中，不約而同地形成了一個共識：對“姓氏”解放是沖擊父權社會體系的有效方式，但它更像是一個突破口——是一系列復雜議題所形成的結(jié)果，而不是一系列復雜議題的主因。
而基于這個共識，人類社會已經(jīng)開始形成許多“看上去三觀極歪”的新策略形成，比如“放棄父權”。
在一份2016年瑞典提交的立法審議中，有人提議在女人被允許墮胎的孕期內(nèi)（也就是孕期18周），胎兒的生理父親可以通過簽署法律文件的形式，分割自己與這個胎兒的一切法律關系，其中就包括“冠姓權”，當然也包括“撫養(yǎng)權”以及子女未來對其的“贍養(yǎng)義務”。
平權運動是有必要的，對于“姓氏文化”的消解也必然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大趨勢，但如何參與顯然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這也是人們對于papi醬事件產(chǎn)生巨大反感情緒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是不允許你討論這個問題，而是謾罵嘲諷，看起來都不是推動正向結(jié)果產(chǎn)生的有效參與方式。
換句話說，那些在高喊著反對的人，大概率也不知道自己在反對什么。
很難說這種現(xiàn)象到底是誰的錯。畢竟在papi醬之前，類似的謾罵（包括“驢”這樣的稱呼）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了泛女權話題當中，即使“營銷”真的存在，其作用也更傾向于“開發(fā)利用”而不是“創(chuàng)造”，單純地甩鍋給papi醬并不比那些叫罵著的“拳師們”高明到哪里去。
“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可能是更現(xiàn)實的答案。
當互聯(lián)網(wǎng)（尤其是社交網(wǎng)絡）的發(fā)展，不斷打破原本由地域、氣候、財富、教育等因素構(gòu)建起來的群體邊界，人類開始完成大量的第一次接觸，也開始形成一輪大規(guī)模的集體誤解：
將“旁觀”的權利，與“參與”的能力互相混淆了。
于是本來應該由教育程度更高、認識更深刻、執(zhí)行更效率、規(guī)劃更科學的人群所完成的“平權運動”，開始被普通網(wǎng)民們“主動接手”，發(fā)展成為一個低參與門檻的公眾話題，從而形成一種“錯位關注”的假象。
與“真實關注”相比，這種“錯位關注”帶來熱度很難轉(zhuǎn)化為積極的推動作用。就像民間會傳說皇帝用的是“金鋤頭”，缺乏理論體系系統(tǒng)支撐的參與者們，往往會更加傾向于基于自己已有認知的“邏輯自洽”，并將這個“邏輯自洽”的結(jié)果看做是事件本身的內(nèi)核。
再回到開頭我們所說的幾個熱點，就很容易看出問題的真正所在了：所謂的爭議更像是一次巨大的集體浪費，一方面消耗了公眾對于原議題的耐心與潛在的發(fā)展前景，另一方面也快速將原議題快消品化，錯位地兌現(xiàn)了原本應有的價值。
最后再補充一個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探討了原始人的心智結(jié)構(gòu)后提出的一個觀點。
他認為人腦中是有一個二元對立的分類結(jié)構(gòu)，比如“天/地”“水/火”“我/他者”等，分類是秩序的起源。而人類的發(fā)展，在很多時候就是在不斷改變先驗的東西，而反直覺的思考才會帶來思維的進步和啟發(fā)。這個意思也許是說，對任何極端的、二元思維都保持警惕，才能有反抗和理解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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