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璜，是一種裝飾在史前先民項下、胸前和腹部的半環(huán)形、橋形或者半璧形的飾物。它是凌家灘遺址作為共工家族墓地的重要物證之一。如果說玉琮是良渚文化遺址最具代表性的禮器，那么玉璜則是凌家灘文化遺址最具代表性的禮器。
圖4-1：凌家灘可以稱作中國史前玉璜博物館。林林總總琳瑯滿目的凌家灘玉璜，從樸拙到精致，從橋形、半環(huán)形到半璧形，應有盡有。我們可以認為是凌家灘部落和該部落的祖先發(fā)明了玉璜，隨著這個部落的遷徙，史前玉璜文化基本上覆蓋了整個中國的東南半璧。
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璜，從早期的圓體半環(huán)式玉璜、扁平體半環(huán)式玉璜、圓體及扁體橋式玉璜、雙獸首組合式或一體式玉璜，到晚期的半璧式玉璜、半璧式有齒玉璜等，應有盡有，堪稱新石器晚期玉璜之集大成者。
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璜種類之多，數(shù)量之大，在整個新石器晚期之中國，無出其右者，這也是凌家灘文化之特別驚人之處。以87M15號墓為例，這一墓中竟然出土了玉璜30件。這在現(xiàn)已發(fā)掘的所有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中，創(chuàng)下了不可逾越的紀錄。此外在87M4號墓中，亦隨葬有19件璜組合器，這也是一個難以超越的紀錄。在凌家灘遺址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可以視墓主人擁有玉璜的數(shù)量，來判定墓主人是窮人還是富人，是貴族還是王侯。那么，玉璜究竟起源于何時何地呢？
1983年，在內(nèi)蒙古敖漢旗寶國吐鄉(xiāng)興隆洼村，發(fā)現(xiàn)了中國年代最早的玉器，名為玉玦。興隆洼遺址的年代距今約8200～7400年，這就是說，中國史前最早的裝飾用玉，是始于東北和內(nèi)蒙。玉玦是一種原始的耳飾，關于這一點，各方面的專家早已形成共識，故在此不作討論。
有趣的是，先民們最早用玉來飾耳朵，接下來便一步步地向下發(fā)展——以玉璜作為項飾、胸飾，然后又以玉鐲作為腕飾。而以玉璜作為禮器，則始見于中國長江下游地區(qū)。
大約在距今7000年前，起源于中國東北平原的玉文化傳播到了中國東南部的寧紹平原。在這里，來自中國南方腹地長江中游地區(qū)的稻作文化始與來自北方的玉文化相結合，河姆渡文化由此誕生。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fā)現(xiàn)于1973年，她的年代約在距今7000～5300年之間。在河姆渡遺址的各個文化層，均發(fā)現(xiàn)了類似于玉璜的裝飾物，但是它們可能還不能正式定名為玉璜。關于玉璜的起源和傳播，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晶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史前玉器的考古學探索》一書中說：
圖4-2：中國史前玉璜的編年，這兩千多年的變化和進步是驚人的。中國南方的農(nóng)耕民族促進了玉文化的發(fā)展，也促進了手工業(yè)的發(fā)展。
“長江下游地區(qū)的史前玉璜，在三角洲平原、蘇皖平原和寧紹平原都有不少的發(fā)現(xiàn)。根據(jù)已發(fā)表的資料，三角洲平原史前玉璜的出土地點最多，寧紹平原史前玉璜的出土地點最少，而蘇皖平原史前玉璜的出土地點與出土數(shù)量均相當可觀?！?/p>
“我國史前時期的玉璜，最早出現(xiàn)于長江下游地區(qū)，稍后才相繼出現(xiàn)于長江中游、黃河下游黃淮一帶和黃河中游地區(qū)。大約在距今6000～5000年這一時段，可謂我國史前玉璜最為盛行的時期，長江下游、長江中游、黃河下游、黃河中游等地區(qū)皆有一定的發(fā)現(xiàn)。爾后，玉璜就逐漸步入了衰落時期，到了距今天4500～4000這一時段，長江下游地區(qū)的玉璜早已凋零，東南地區(qū)尚可見到零星的玉璜及璜形飾，長江中游地區(qū)、黃河中游地區(qū)、東北地區(qū)所見的大都屬于璜形飾。”
楊晶先生說，長江下游地區(qū)是中國玉璜的起源之地。這一地區(qū)包括長江三角洲平原、蘇皖平原和寧紹平原，其中蘇皖平原的史前玉璜無論出土地點和出土數(shù)量都是最多的。那么含山凌家灘遺址、潛山薛家崗遺址和南京北陰陽營遺址都在這個蘇皖平原的范圍之內(nèi)，而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玉璜的數(shù)量和種類，實為整個蘇皖平原之最。
楊晶先生是研究中國史前玉璜最為權威的學者之一，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和數(shù)據(jù)。我們注意到他將一部分早期的玉璜和其它地區(qū)出土的玉璜稱之為“璜形飾”。什么叫璜形飾呢？這里面應該包含的兩層意思：其一是指這個璜形飾僅為玉璜的雛形，但是還沒有發(fā)育成熟；其二就是指有的璜形飾其形狀雖然與玉璜差不多，但是它并不具備玉璜的文化屬性和宗教屬性。
其實，從河姆渡文化、馬家濱文化再到崧澤文化、大汶口文化，真正使玉璜具備有特定的文化屬性、宗教屬性和民族屬性的是凌家灘人。
根據(jù)楊晶先生對中國史前玉璜的“編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前玉璜的興起與衰落，無論從時間上看還是從地域上看，均與炎帝集團、共工集團和三苗集團的興起與衰落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以此為線索，我們就能找到史前玉璜所代表的民族屬性，從而解決凌家灘人的族屬問題。
圖4-3：從8000年前的伏羲時代到5500年前的炎帝時代，太陽紋隨著部落的遷徙一路傳播。①湖南洪江高廟遺址陶片上的太陽紋。②湖南常德湯家崗遺址陶片上的太陽紋。③、④大汶口遺址陶器上的太陽紋。⑤、⑥凌家灘遺址玉器上的太陽紋。
玉璜之為玉佩飾或者玉禮器，是否為古凌家灘人所首創(chuàng)，似乎一時難以定論。據(jù)《凌家灘》一書稱，凌家灘遺址墓葬的絕對年代，在距今5600～5300之間，而整個遺址存在的年代，或比墓葬本身還要早。這個年代的下限，恰好是余杭良渚文化遺址年代的上限，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鉞、璜等玉器，證明了這兩個遺址之間曾經(jīng)有著極深的歷史淵源，但又絕對不可能出自同一族。與凌家灘遺址年代相當?shù)哪暇┍标庩枲I遺址和安徽潛山薜家崗遺址等，也出土了與凌家灘制式相同的玉璜，這可能是同時期凌家灘文化沿著長江分別向其上、下游的輻射。
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江蘇、浙江的崧澤文化遺址等，均在凌家灘文化的輻射區(qū)以內(nèi)。上述遺址產(chǎn)生的年代，均與凌家灘遺址的年代有著較長時間的交疊。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很不發(fā)達，但其一部分民俗卻與凌家灘有著一定的淵源。而崧澤文化玉璜，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凌家灘的泊來品。
重慶巫山縣大溪文化遺址、浙江中部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內(nèi)蒙古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遺址，它們的起始年代均比凌家灘遺址要早一些，但在晚期仍與凌家灘遺址的年代相交疊。巫山大溪文化遺址位于長江中游西部地區(qū)，有一定數(shù)量的玉璜出土，也許可以看做是凌家灘玉璜的祖型之一，但是那些玉璜似乎不能算作是該遺址最重要的標志物。紅山文化遺址也有較多類似玉璜的器物出土，它們也不能算是代表紅山文化的重要禮器。河姆渡遺址出土有少量疑似的璜狀物，但只能算是“璜形飾”。
至于湖北石家河文化遺址、甘肅齊家文化遺址等，雖然都以出土大量玉器而聞名，但是它們的年代都進入了銅、石器并用的年代，它們都是凌家灘文化晚輩中的晚輩，所以都與玉璜的起源無關。
圖4-4：這兩件玉器出土于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的上文化層，其中的玉鉞很特別，很象夏、商時期的玉戚。而玉璜是很圓的大半個圓，這與凌家灘出土的同類玉璜有所不同。高廟遺址出土的玉鉞和玉璜，似乎與凌家灘有著同源而不同流的關系。不管炎帝族的遺跡出現(xiàn)在哪里，但似乎總是和湖湘地區(qū)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
或許，真正能與凌家灘遺址爭奪玉璜文化源頭的，是位于湖南洞庭湖流域的洪江高廟遺址。在這個遺址的下層文化（距今7800～6800年）堆積中，出土了很多帶有八角星形紋的陶片，這種八角星形紋是某一個特定的族群對他們所崇拜的太陽的描繪。以太陽之偉大，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沒有不崇拜太陽的，但是不同的族群對太陽的描繪，總是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差別。而高廟文化陶片上的太陽紋，與在大汶口文化遺址、崧澤文化遺址陶器中出現(xiàn)的八角星形紋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見證一個古老的族群和他所代表的文化的源流及其遷移的歷史。
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器、陶器中亦有同類的八角星形紋，這說明五至六千年前的凌家灘人，很有可能是從湖南的洞庭湖流域向北遷徙而來的，他們曾經(jīng)在山東大汶口魯西南地區(qū)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其后又由于某種原因，復又向南退回到巢湖地區(qū)定居。
能夠證明這種遷徙的，還有在高廟上層文化（距今6300～5300年）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玉鉞和一件玉璜，此玉璜與凌家灘出土的標準器只是略有差別，而其中的玉鉞（或者玉戚）尤其獨特和精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廟遺址本身并沒有出土大量的玉器，而高廟上層文化的下限亦是在距今5300年前，這又和凌家灘文化遺址年代的下限相重疊。因此，不但不能證明凌家灘文化玉璜是來自洞庭湖地區(qū)，反而有可能證明高廟上層文化的玉璜是凌家灘文化對高廟上層文化的一種反饋。
雖然凌家灘出土的玉璜是這個遺址最顯著的文化特征，也是它的最高文化內(nèi)函的體現(xiàn)，但是僅有這一點，仍不足以證明凌家灘文化的屬性，不能單獨證明凌家灘遺址就是共工氏墓地。要厘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明白玉璜所代表的原始含義，也就是要搞清楚凌家灘玉璜到底是一種單純的裝飾物呢，還是與某一種原始的崇拜有關？而這種原始的崇拜，又與共工部落有著特殊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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