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中，我們介紹了南京國子監(jiān)中的一個叫做瞿佑的普通教員。明朝三百年，聲名卓著之人不勝枚舉，可即便是瞿佑這樣的名不見于明史的小人物，也在歷史中留下了獨特印記。這是一段屬于普通人的回憶。
而我們今天要講的南京國子監(jiān)中發(fā)生的一件舊事，卻不再是這么普普通通。當我們試圖去找與這件事相關的史料時，會發(fā)現(xiàn)比比皆是。當然，更確切的表述是，我要講的是一本集合了天下之力，并最終由南京國子監(jiān)生謄抄而成的書：《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抄本
永樂元年七月，剛剛即位掌管天下的永樂皇帝朱棣感慨于各類集書收錄不全，不能滿足他日常閱讀的需求。因此，他給當時的侍讀學士解縉下了一條這樣一條旨意，讓他“凡書契以來經(jīng)、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然而，堪稱當時第一才子的謝縉卻低估了朱棣的想法。所以，待他一年之后以自己編成的《文獻大成》進獻永樂皇帝時，朱棣明確地表現(xiàn)了自己的不滿?？偟膩碚f，《文獻大成》是謝縉帶領一百多人花費一年的成果，已然內(nèi)容豐富，只可惜它距離朱棣心中的那一部貫通古今，舉世皆備的《永樂大典》還有著不小的距離。
明成祖朱棣
在這種情況之下，一項在整個明朝歷史上乃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拉開了序幕。
《永樂大典》全書收入圖書七千多種,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字數(shù)約三億七千萬。而書籍涉及的人工則由于涉及過廣，已經(jīng)無法精確統(tǒng)計。孫承澤在《春明夢余錄 卷十三》中記載：“（永樂大典）正總裁三人，副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八十七人，催纂五人，編寫三百三十二人，看詳五十七人，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續(xù)送教授十人，辦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這數(shù)據(jù)未必真切，但大體總不會錯。數(shù)千人完成的億字巨著，其工程之大可見一斑。
鑒于朱棣對謝縉初版《文獻大成》的不滿，他指派靖難之役中的心腹、太子少師姚廣孝擔任總裁，派遣學士解縉、禮部尚書鄭賜、史學家陳濟等一大批當時聞名天下的官員文人監(jiān)督重修。這套編修班子的地位之高，可以說得上是空前絕后。
謝縉《溪隱圖》
《永樂大典》的編纂中，南京的兩個地方堪稱首功。一是文淵閣，二是國子監(jiān)。
從編書一開始，皇家書庫文淵閣內(nèi)的藏書便是《永樂大典》最主要的收錄來源。南京文淵閣建于如今的南京明故宮遺址東側，其功能與后世的紫禁城文淵閣相仿，是皇家的藏書編書之所。朱棣想要編出一部古今百家無有不包的大百科全書，文淵閣中的舊藏自然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因此，重修初始，朱棣便“（命）開館于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而編書之時，學子益缺，明王朝便征集天下才子入文淵閣編寫書目。在那時，“常熟張洪、丹徒裴俊、吉水陳誠俱赴文淵閣修《大典》，懷安黃童以楷書征入文淵閣繕寫《大典》”，天下才氣，匯聚一堂。
現(xiàn)北京故宮文淵閣
意識到朱棣真正渴求的謝縉也完全擺脫了拘束。這位明初第一才子明白了他的君主想要的是一部千年未有的煌煌巨著，自然那種文人天然就有的著書立說夢想也熊熊燃燒。盡管他在后來的紛爭中表現(xiàn)出的政治才能應當被質(zhì)疑，但是在永樂三年時，他無疑完全把自己的才華表現(xiàn)了出來。既然他也一心想完成這部驚世之作，那他自然對全天下的書籍都充滿了渴望。
永樂四年四月，在朱棣的一次視察中，他很直接地告訴永樂帝：“經(jīng)史粗備,子集尚多闕。”于是，朱棣便不計成本地在天下求索書籍，購買珍冊孤本。這些書冊的獲得，充實了文淵閣的書庫，充實了《永樂大典》的籍冊，也讓后世的我們得到了一些早已散佚的珍貴書籍。唯一可惜的是，正統(tǒng)十四年南京故宮大火，文淵閣的大部分珍奇書籍自此付之一炬。
毀于大火的書籍
永樂五年，《永樂大典》篇目定稿，但是其內(nèi)容卻未謄抄結束。朱棣看到了進呈后的定稿十分滿意，親自命名為《永樂大典》并撰寫了序言。然而，篇目的確定并不意味著全書的完成，因為浩如煙海的古籍古冊還沒有全部謄抄完畢。于是，從這時一直到永樂六年的冬天，國子監(jiān)生也都參與到書冊的謄抄中來，將很多孤本珍本一一納入到這本巨著當中。國子監(jiān)也就成為了《永樂大典》最終成書的重要所在地。
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書冊
很可惜的是，當永樂六年全書定稿的時候，并沒有留下文字的記錄去記載究竟有多少人、哪些人為這本書的完成出了大力，以至于如今的我們不得不到各地方志里尋找當?shù)貙W者應召修書的記載。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包含國子監(jiān)生、翰林學士在內(nèi)的數(shù)千多人都為書本的完成勞心費力。盡管我們不知其名，但我們完全可以想見在六百年前的晚上，他們在國子監(jiān)內(nèi)秉燭疾書，將一份份珍貴的資料謄寫到嶄新的紙頁之上。
可惜的是，《永樂大典》所據(jù)的原本在正統(tǒng)年間基本被焚，而正本的一萬余冊書籍在明朝末年就已離奇失蹤，在嘉靖年間抄錄的副本也因戰(zhàn)亂和偷盜而散佚四方，至今只余四百余冊。永樂帝的一點豪情壯志，已經(jīng)成為了中華民族深深的遺憾。
我在東南大學讀書的這幾年里，曾經(jīng)一次又一次地在國子監(jiān)的碑前駐足。我會想，數(shù)百年前的學子們，為了什么而如此勤懇謄錄。如今想來，即便自己姓名不顯，即便后世書冊散佚無蹤，可抄書時的那份真切的情感與期冀，就足以讓自己滿足了。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卷。永樂初，解縉等奉敕編《文獻大成》。既竣，帝以為未備，復敕姚廣孝等重修，四歷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后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復加繕寫?！浴睹魇分镜谄呤?藝文三》
與南京國子監(jiān)相關的故事，自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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