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開國皇帝是朱元璋。對于這個人，我們多少都了解一點。他最大的性格特點，有人說是刻薄，有人說是堅毅，也有人說是控制欲太強，表現出來，就是想把所有權力都抓在手里不放，像他廢丞相、頒布法上之法《大誥》，都是“控制欲太強”的具體表現。
而且，朱元璋不光是想控制他在世的時代，更想把這種控制延續(xù)到他死后。
百萬世襲兵
所以，你看他生前設計了很多所謂“祖宗之法”，要求后世的皇帝都必須照著執(zhí)行，就是在努力把對帝國的控制，延續(xù)到生命的長度之外。
這其中，作為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兵制，當然也是朱元璋關注的重點，他的設計方案是：把全體國民的戶籍劃編為幾類，其中一部分人，必須世代當兵，源源不斷地為國家提供兵源，這部分人就叫軍戶。
說到這插入一點背景介紹，軍戶，不是朱元璋的原創(chuàng)，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兵制，最常見的有兩種：府兵制和募兵制。募兵制就是國家出錢出糧，挑選精壯勞力，招募為職業(yè)軍人，他們原則上不用從事生產，就專管訓練和打仗。
這種制度的好處是，軍人的軍事素養(yǎng)高，戰(zhàn)斗力強，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缺點，是太費錢。這就是募兵制。
而府兵制，就是軍民合一，設置專門的軍戶，平時為農，戰(zhàn)時為兵，平時的勞動收成就是自己的軍糧。而他們能得到的，則是減免稅負徭役等等一些政策優(yōu)惠。在南北朝到唐朝前期，中國主要采用的都是府兵制，唐朝后期和宋朝，轉為募兵制。
那再看朱元璋設置的軍戶制度，從性質上說，顯然它更接近府兵制。這樣最直接的好處是，省錢，國家拿出一部分土地劃撥給軍戶，讓他們自種自吃，這樣就節(jié)省了朝廷的養(yǎng)兵成本了，不用再從國家稅收里邊撥錢給軍隊。
所以啊，據說朱元璋曾經很得意地自夸說，我養(yǎng)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另外，這個制度的好處也是咱們前面說的，它可以一勞永逸。
于是，這個制度就推行開了。軍戶在明朝占的總人口比例極其龐大，根據《明太祖實錄》和《明朝的軍屯》等后世學者的研究，明朝軍戶通常占全國戶數的20%。朱元璋時期登記在冊的士兵有400萬人之多。
世代不能翻身
對于朱元璋來說，這個制度成本低，效率高，顯然很不錯。然而對于那些被編為軍戶的人來說呢，可就倒霉了。
首先，這等于階級固化，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了。雖然理論上你可以通過科舉，來改換門庭，但實際上，首先科舉考試周期長、錄取率低。
更要命的是，你參加考試的期間，該負擔的各種義務還是不能停，像軍戶，你正復習備考呢，那邊征召令下來了，你就得放下書本去當兵。在這種狀況下，一個家族很可能幾代、甚至永遠，都翻不了身。
另外，從執(zhí)行層面上說，軍戶制度帶來的麻煩也很大。明朝國防系統(tǒng)的基層單位叫“衛(wèi)所”，“衛(wèi)”就是負責鎮(zhèn)守一方的一個軍區(qū)單位，像天津就曾被稱作天津衛(wèi)，這源于明朝時候這里曾經設有一個“衛(wèi)”。
而一個“衛(wèi)”下轄五個“所”，一個所的定額是1120人，所以“所”又叫“千戶所”，一個衛(wèi)5600人。衛(wèi)的最高指揮官叫指揮使，所的最高指揮官叫千戶，下面還可以再設百戶所。
明朝的衛(wèi)所分布，分為五個主要系統(tǒng)。分布最密集的，是北部邊疆和京畿地區(qū)；其次是西南邊疆；第三個系統(tǒng)，是駐守大運河沿岸；第四個系統(tǒng)，是沿海地區(qū)的衛(wèi)所；第五個系統(tǒng)，是內陸廣大腹地的衛(wèi)所。
這五個系統(tǒng)當中，至少前四個衛(wèi)所的選址，都是在險要地帶的，所以在衛(wèi)所服役的軍人，就不得不離開家。而明朝為了避免當地人在當地服役可能引發(fā)地方割據，通常愿意把軍人派往盡可能遠離故鄉(xiāng)的衛(wèi)所去，像福建地區(qū)的軍戶經常要到千里之外的云南貴州去服役。把這個過程，稱之為“解域化”，意思就是，解除軍人和他所屬的地域之間的聯系。
這樣一來，也就大大增加了軍戶生活的艱苦程度。而一旦他們在服役過程中陣亡了、傷殘了，還是當逃兵了，衛(wèi)所都會發(fā)函給軍戶的戶籍所在地，讓這戶人再出一個男丁，填補空缺，這叫“勾補”，也叫“勾伍”。
只要是被“勾補”的軍戶家族，無論有什么困難，都必須派人去履行這個義務。
通過上面講的這些，相信你不難感受到明朝軍戶家庭的處境。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必須想盡辦法，與這項制度做出博弈，“被統(tǒng)治的藝術”，就是這么萌生出來的。
軍戶與朝廷的博弈
首先要說，這個博弈空間，來自制度設置本身的必然漏洞。朱元璋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大明朝日后的兵員問題，但有一個變量是沒法控制的，那就是軍戶家庭不是一代傳一代，而是每一代都會開枝散葉，繁衍出很多后代。
那這些人，軍戶制度是沒法全部容納的，原因很簡單，國家不需要，也養(yǎng)不起這么多兵，即便是府兵制這種軍戶自給自足的模式也不行，因為沒有那么多土地可以劃撥給他們當軍屯。
所以，朝廷就不能讓軍戶家族出生的人丁全去當兵，而是，只要保證一個家庭單位有一個人在軍隊里服役就可以了。這樣一來，軍戶家族也有條件，可以把軍戶，特別是殘酷的“勾補制度”帶來的傷害，降到最低。他們采取的策略概括為“集中+補貼”和“輪換+補貼”。
所謂集中策略，是說一個軍戶家族的服役義務，都集中到該家族的一個支系身上。這樣，家族的其他成員就可以規(guī)避當兵的風險。比如說一個軍戶，有三個兒子，以后由長子這一支負擔從軍義務就行了，二子、三子這兩支的后人就可以免于從軍。
集中策略的好處是，可以把軍戶制度帶來的不利影響，集中在家族的一小部分之內，從而讓家族的其他成員免于這種風險。但問題是，這就等于“薅羊毛，可著一只羊薅”，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可能到一兩代人之后就執(zhí)行不下去了。所以還有一種策略是輪換，也就是一個家族的各個支系輪流出人，來承擔從軍義務。
明朝軍戶制度松弛后，又發(fā)展出了“代役”策略，即軍戶家庭可以通過支付酬勞的方式，讓別人代為服役。風險意識更強、更穩(wěn)妥一些的軍戶家庭，會讓“正軍”帶著一個備用軍戶一起去駐扎地。
正經軍戶叫“正貼軍戶”，備胎的那位叫“軍余”，一旦正軍出了事，“軍余”就頂上。這樣，軍戶家族的其他家庭就更安全了。
不論集中還是輪換，都要有一個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那就是補償，沒去從軍的人，要給去從軍的人以及他的后代，一定的經濟補償。常見的方式，一是按家族人頭數收錢，補償給要當軍戶的這家人。二是家族建立一份基金，基金的收益用來給軍戶家庭做長期的補償。至于代役，那更不用說，要出錢來雇傭代役者。
采取這些策略家族的履約意識一般都很強，補償可以延續(xù)許多代?！凹?補償”“輪替+補償”，以及后來衍生出來的“代役+補償”，通過這幾種策略，軍戶家族就獲得了暫時的安穩(wěn)。把軍戶制度帶給他們的痛苦，降到了比較低的程度。
利用制度進行套利
但這還僅僅是“避害”，還屬于面對制度性的傷害，不得已想出的一種自保、止損的策略，僅有這些，還是不足以稱之為“被統(tǒng)治的藝術”，真正玩出更高段位的，那就不光是避害，更能在此基礎上做到“趨利”，就是利用軍戶制度本身的問題，進行“制度套利”。
他們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講講。
首先解釋一下什么叫制度套利？就是利用不同監(jiān)管制度的差異，給自己謀福利。
舉一個例子：假如有一款產品，廠家想把它當藥品來銷售，但這就要通過藥監(jiān)部門的嚴格監(jiān)管審核，意味著它有可能上不了市。但如果廠家把它定位為營養(yǎng)品，那就可以按照營養(yǎng)品的制度和流程來審核，這就要寬松很多。
等到拿到上市資質之后，廠家再采用某些模棱兩可的宣傳手段，讓消費者把這產品視為藥品，當藥品來買。這樣，廠家通過在兩套審核制度之間切換，利用它們各自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實現了收益最大化，這就是制度套利。
那軍戶們的制度套利是怎么實現的呢？
主要在三個地方進行。一是在衛(wèi)所，二是在軍屯，三是發(fā)生在履行徭役義務時。
衛(wèi)所的制度套利，主要是針對明朝的對外貿易政策展開的。朱元璋對于海上貿易一直抱有警惕，擔心有不法之徒里通外國。因此朱元璋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以限制為主，把貿易嚴格限制在朝貢貿易范圍內；嚴禁民間出海做生意；嚴打走私。
這其中的后兩項原則，主要就由沿海的衛(wèi)所來貫徹落實，然而衛(wèi)所卻往往會借著這個便利，實現制度套利。
《明憲宗實錄》記載了這么一件事，1465年成化元年，爪哇國的使團前來朝貢路經廣東，一名中國走私商人就與他在潮州當指揮使的朋友合謀，把使團的船導到潮州，走私商人出面向爪哇使臣私下交易購買貢品，指揮使則以緝私為名，封存了使團的貢品，并趁機偷走了其中一些很值錢的玳瑁。
這還是有點技術含量，而且相對克制的。有的衛(wèi)所官兵，干脆利用海上巡邏的情報優(yōu)勢，自己干起了走私的副業(yè)。嘉靖八年夏天，發(fā)生了一件直接驚動嘉靖皇帝本人的事：
浙江盤石衛(wèi)的士兵因為軍餉被拖欠太久，集體嘩變。朝廷一查，牽出了更大的案子：衛(wèi)所的幾個主要軍官不僅克扣軍餉，還與倭寇私下交易，默許倭寇非法買賣番貨，襲擾地方。
輕則參與走私，重則直接跟敵寇勾結，這當然是一種監(jiān)守自盜的行為。不過也要看到，衛(wèi)所軍戶的餉經常被克扣拖欠、個人經常被軍官隱占為家奴，這也是導致他們監(jiān)守自盜的一大誘因。
另外，明朝的朝貢貿易制度，主要講面子，而并不太考慮順差逆差，所以外國使團進貢玳瑁還是什么別的，朝廷的回賜不會差太多。這種局面，才讓沿海衛(wèi)所有了利用制度進行套利的空間。
除了發(fā)生在衛(wèi)所中制度套利現象，另一種制度套利的主要方式，是在軍屯進行的。
在明朝，民間的土地田產和軍屯的田產，監(jiān)管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民田可以隨便買賣，而軍屯不行，軍屯的所有權很清晰，理論上永遠屬于衛(wèi)所，屬于國家，軍田的所有權是不可以買賣的。
但是，軍屯的使用權，可不可以轉讓呢？
制度關于這點的界定就很模糊。聰明的軍戶就可以利用軍田和民田監(jiān)管制度的差異、利用軍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模糊邊界，實現套利。
明末天啟年發(fā)生過這樣一個案子：一名姓李的士兵，把屯田的使用權賣給了一名姓林的民戶，后來幾經轉手，屯田的使用權又被抵押給了一個郭姓民戶，以獲得貸款。
抵押合同約定，要是還不了貸款，郭姓民戶將獲得屯田所有權。后來，李姓士兵的后人要求重新獲得屯田使用權，最終地方官判決支持李家后人收回了屯田使用權。
在這個案子中，李姓士兵買賣軍田使用權，為自己牟取了利益。而在軍田使用權轉了一大圈后，他的后人仍然可以依據“軍田所有權不得買賣”這條制度原則，重新弄回了這塊地。
這實際上是官營土地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博弈，軍戶及其后人可以充分利用官營土地經濟不會輸的優(yōu)勢保住自己的利益。
到明末，軍戶不但敢把屯田的使用權私賣給民戶，有時還把屯田偽裝成自己的私田與民戶交易。一旦出現爭執(zhí)，或者土地價格上漲的情況，他們就以“交易的土地屬于國家”為由，再把屯田奪回來。
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曾經總結過福建軍屯制的種種弊端，他感嘆說“或有田無軍，或有軍無田”。其實這個時候，軍屯制已經因為制度套利的濫用，完全失效了。
還有的軍戶在衛(wèi)所駐地，擔任搬運工、鞋匠、裁縫之類的兼職，跟這些行業(yè)的專職人員相比，他們的軍戶身份，可以使他們免于地方官吏的騷擾，這也是利用兩種身份的差別，實現了套利。
也因此，之前被從原籍“解域化”的士兵們，在衛(wèi)所駐地形成了新的群落，實現了“再域化”，也就是再次于所在地域結合，成為當地的一個有影響的社會群體。
還有一種制度套利方式，主要是針對徭役制度展開的。
聰明的軍戶可以利用制度套利積累大量田產和財富。但并不是沒有煩惱。根據明朝制度，擁有的土地越多，要承擔的徭役也越重。正規(guī)軍戶不需要承擔徭役，徭役需要家族中的其他成年男丁承擔。
有錢的軍戶采取的策略是，把土地田產都登記到自己的妻子和家族其他女眷名下。這樣就避免了徭役。另一種方式是，想辦法讓附籍或寄籍的男性家屬，取得民戶身份。需要履行徭役義務時，可以稱他們是附籍或寄籍的軍戶，無須服徭役；需要補伍當兵打仗時，可以稱他們是民戶，無須當兵。
當然，要取得雙重身份，有錢的軍戶需要賄賂地方官吏。軍戶本就不屬于地方管轄，因此，地方官吏通常對軍戶家庭轉換戶籍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拿人的手短，很正常。
軍戶們這些形形色色的套利手段，形成了明朝新的“日常政治”游戲規(guī)則。這種游戲規(guī)則既不反朝廷，也不是完全屈服于軍戶制度，既相對安全，又有巨大的制度套利空間?？梢哉f是明朝“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典型樣板。
不用說，這些形式多樣的制度套利，是明朝中后期軍隊戰(zhàn)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并且由于軍戶制度的不足，明朝后期為了應付頻繁的戰(zhàn)事，又采取了募兵制作為補充，由此增加的龐大軍費成本，也成了壓垮明朝財政的致命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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