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城108坊 千百家似圍棋局
在今日的西安，有很多地方以“坊”命名，如東郊的安仁坊，東關的長樂坊，北大街的通濟坊……這種命名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昔日唐長安城內的坊名。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曾非常形象地描繪唐都長安城的布局為“千百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唐都長安城曾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城市，也是迄今為止最為齊整的城市。唐長安城采用“里坊制”，整個城市劃分為整齊的一百多坊。
中國古代都城的典范
今人在探討唐長安城的布局時，總要詢問一個問題，為什么它要實行“里坊制”？對此，陜西師范大學研究歷史城市地理的肖愛玲博士告訴記者，唐長安城的面積達８４平方公里，由外郭城、宮城和皇城組成。外郭城內街道縱橫交錯，劃分出一百多座里坊。此外還有東市、西市及芙蓉園等人工園林。城市總體規(guī)劃整齊，布局嚴整，堪稱中國古代都城的典范。而“里坊制”是唐繼承了隋代都城的結果。“隋朝一開始的都城是原來的漢長安城，隨著國家政治經(jīng)濟的繁榮，隋文帝放棄了這座漢長安城，重新選擇了位于其東南的龍首原南坡另建新城，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大興城’。由于大興城是新建的，所以在設計過程中就突出了一個秩序問題，統(tǒng)治者在建城的過程中就強調皇權，實行嚴格的中軸對稱，以‘坊’為單位，方便安置居民，布設官僚機構。而唐長安城，是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建修繕而成，城區(qū)分宮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個部分，其中宮城為君，為皇帝所在；皇城為中央衙門所在；而外郭城則是臣民的居住生活區(qū)，它實行‘里坊制’，街坊以道路劃分，仍采取類似閭里的形式，曾有學者將每個坊形容為今天的居民小區(qū)。”
長安城到底有多少“坊”
長安城內的“里坊”是由外郭城中的東西向十四條大街、南北向十一條大街交叉分割而成，隋文帝初建大興城時將此棋盤式網(wǎng)格區(qū)域定名為“坊”，煬帝時改稱“里”，唐時又稱“坊”。因此，在唐人詩文中常可見到“里”、“坊”并用的情形。
唐長安城到底有多少個“坊”，歷來說法不一。西北大學歷史系張永祿教授研究認為，隨著都城建設的發(fā)展，長安城里坊之數(shù)前后是有變化的：“以東西十四條大街和南北十一條大街來分割，本可以區(qū)劃為１１０坊另東西兩市，并且在分布上以朱雀大街為中界，街東與街西數(shù)目相等，各有５５坊另一市。但事實上是隋初營建大興城時，都城東南隅曲江一帶，雖占兩坊之地卻并沒有設坊，所以東城減去兩坊，５３坊與西城５５坊，應該是１０８坊并兩市。這是隋初至唐初長安城中的里坊之數(shù)。”但隨后，里坊數(shù)又發(fā)生了兩次變化，分別是唐高宗龍朔二年和唐玄宗開元二年。高宗年間修建大明宮，為開辟一條宮前的南北大街，將郭城東北部的翊善坊、永昌坊一分為二，形成光宅、翊善、永昌、來庭四坊。這樣，東城比初唐的５３坊又增加了兩坊，變成５５坊，與西城的５５坊合為１１０坊并兩市，這是唐高宗至玄宗開元年間長安城的里坊之數(shù)；而玄宗年間，為了營建興慶宮，去了街東隆慶坊一坊之地。這樣，街東里坊又減少一處，由原來的５５坊變?yōu)椋担捶?，與西城５５坊合并，長安城全城１０９坊并兩市，這是開元二年以后長安城中的里坊之數(shù)。所以，張永祿教授認為，長安城的里坊總數(shù)共有１０８、１１０、１０９三次變化，而這些變化都是由東城區(qū)里坊之數(shù)的增減而引起的。
長安城的坊數(shù)經(jīng)歷了三次變化，大約由于最初的坊數(shù)是１０８坊，因此人們說到長安城的坊數(shù)時，最常用的是１０８坊。
不可思議的嚴整布局
長安城的每個坊都是規(guī)整而標準的長方形，這在今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在里坊的排列上，以朱雀大街為中軸，左右也是非常對稱，街東與街西，里坊位置及其形制，面積的大小，都是彼此對等，左右均稱。而１０８坊也有象征寓意：１０８坊恰好對應寓意１０８位神靈的１０８顆星曜（如《水滸》中的１０８將）；南北排列十三坊，象征著“一年有閏”；皇城以南東西各四坊，象征著“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九坊，象征著《周禮》一書中所記載的所謂“王城九逵”。
從各坊的大小來看，皇城和宮城東西側各坊面積較大，皇城以南各坊面積較小。各坊的興衰也隨著唐王朝政治的變化而有興衰。如唐初以太極宮為皇宮時，皇城東西兩側各坊比較繁榮；而高宗至睿宗時，以大明宮為中樞，其南各坊又成為繁華區(qū)；到玄宗執(zhí)政時移居興慶宮，興慶宮附近各坊隨之興盛起來。長安城各坊盡管大小不一，繁榮程度有別，但其結構卻基本一致。
上文所說，１０８坊各坊之間的面積也有所不同，考古發(fā)現(xiàn)里坊規(guī)模從小到大依次可以分為：皇城以南朱雀街兩側內二縱列十八坊；皇城以南朱雀街兩側東西外二縱列十八坊；皇城以南東西兩側六列四十八坊；宮城東西兩側十二坊和皇城東西兩側十二坊?！堕L安志》中曾清晰記載了這五類里坊的范圍，考古專家也進行了實測，發(fā)現(xiàn)與文獻記載的里坊范圍大小分為五類的趨勢是一致的，面積分別從３０萬平方米到９０萬平方米不等。肖愛玲告訴記者，皇城與宮城東西諸坊距離政治中心較近，人口增多自是意料中的事，坊的面積大也是必須的。而且，皇城與宮城東西諸坊面積增大，顯得寬敞大方，就更加烘托出宮城皇城的雄偉。而皇城正南的四列坊范圍之所以較小，是因為設計者們要把向南距郭城之間劃分九坊，以象征“王城九逵”，從而其南北長度受到了限制。其中，又由于皇城南面三門的間距較短，而朱雀大街又極寬敞，所以朱雀大街兩側內二列十六坊較外二列十八坊范圍更小。
大城之中套了很多小城
里坊布局非常嚴整，每個坊都是封閉式的建筑。據(jù)介紹，每個里坊的四周，都環(huán)筑有坊墻，從而使長安城在外觀上宛如大城之中又套了很多小城。據(jù)對群賢坊、懷德坊、勝業(yè)坊、居德坊及長興坊的考古探測得知，坊墻墻基厚度一般為２．５米到３米，均為夯土板筑。各坊的圍墻接近各街的溝邊，大都距離溝邊１．５米到２米，懷德坊距離街側溝邊１．５米。由于坊墻都是土墻，常常因雨水沖刷而破壞倒塌，所以文獻中多有修補坊墻的記錄，如《唐會要·街巷》就曾記載：“（貞元四年二月）敕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坊墻，有破壞，宜令取兩稅錢和雇工匠修筑。”
既然有坊墻，就必然開有坊門，才能讓坊內居民出入。大多數(shù)坊都開有東西南北四門，并貫通以形成東西南北十字街。但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因近靠宮闕，僅有東西街道，故只開東西門，不開南北門，史言“不欲開北街泄氣，以沖城闕”。事實上，長安城南３６坊面積本身就相對較小，居民人口也少，只開東西街已能滿足需要，無須再開南北街。凡有十字街的坊，十字街的寬度均為１５米。被十字街隔開的四區(qū)，又各有十字巷，把全坊分為１６個小區(qū)。這些巷的寬度一般有２米多。這些小的街道，被稱為“曲”或“巷”，因其路面較窄，唐人也稱之為“狹斜”，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詩中云“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曲巷各有其名稱，有按方位稱呼的“南曲”“中曲”等，有按長度稱呼的“短曲”“深巷”；有按街樹稱呼的“柳巷”；有按當?shù)卮髴糇逍彰?#8220;薛曲”；有按不同民族聚居命名的“高麗曲”；還有按坊人職業(yè)命名的“氈曲”等。
至于坊門，張永祿教授研究指出，坊門上都裝有門扉，由專職門吏掌管，負責按時開關。至于坊門的建筑，都不甚高大。其門楣之上，書有本坊坊名。坊門之內，有門吏值宿的房舍，坊門兩側的墻壁或門扉之上，可以張貼政府發(fā)布的各種文告，甚或私人也可因事而貼榜。白居易的《失婢》一詩中就有類似的記載：“宅院小墻庳，坊門貼榜遲。”唐代里坊統(tǒng)一以鼓聲為準，由門吏負責坊門的啟閉。早上五更二點自宮內“曉鼓”聲起，諸街鼓順序敲動，坊門開啟，鼓要敲到天亮為止；每晚鼓聲敲響關閉，不許出入。夜晚實行全城街道嚴格宵禁，如果有“犯夜者，笞二十”，即便是官員也不例外。《李娃傳》中曾記載鄭生與李娃同住平康坊，鄭生財盡，李娃將他騙至宣陽坊李姨處，退房搬走，鄭生回到平康坊見房鎖人去，急忙欲返宣陽坊，但天色已晚，坊門將閉，不得不住店暫息一宿。只有婚、喪、病等能例外，但必須獲得批準，婚事依風俗要早出晚歸，可事先按規(guī)定持有縣牒，而喪病為緊急情況，只需本坊牒文。唐玄宗時，才下詔每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可以夜開坊市，以慶祝上元節(jié)。
坊數(shù)揭示長安百萬人口
史載，唐長安城人口一百余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張永祿教授研究表明，這個數(shù)字所言非虛，他給出了三點理由。其一，這在很多唐人詩文中得到了驗證，如岑參《秋夜聞笛》中說：“長安城中百萬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韓愈《出門》詩云：“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而詩中所謂的“百萬家”，就是指長安有百萬人口。另據(jù)貞元十九年，韓愈在《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中也提到“京師之人，不啻百萬”。
其二，根據(jù)長安城內人口的統(tǒng)計，也可推測出長安人口約在百萬左右。因長安城內由長安、萬年兩縣分治，朱雀街西歸長安縣治，朱雀街東歸萬年縣治。據(jù)《長安志·西市》記載：“長安縣所領四萬余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即兩縣合計，大約共領八萬余戶，以唐律禁止子孫與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shù)囊?guī)定來看，平均每戶人口在十口左右，故長安、萬年兩縣所領八萬余戶，口數(shù)約在八十萬人左右。除此之外，再加上住在京師的皇族、宦官、宮女、禁軍、僧尼、國子生、少數(shù)民族、入京應選科舉、各地駐京朝集市邸辦公人員、各民族朝覲師團及各國使者、商人等，“浮寄流寓，不可勝計”之人也在二三十萬之多。
其三，“根據(jù)里坊居住人戶推算，也基本上可以確定長安人口有百萬”。因為史料記載，“開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長安城因雨京城興道坊一夜陷為池，一坊五百余家俱失”，可知興道坊最少也有五百余戶人家。而興道坊位于皇城以南朱雀街東第一縱列第一排坊，面積屬于都城中最小的里坊，參照北魏洛陽城里坊戶數(shù)“大者或千戶、五百戶”，長安城每坊平均八百戶是有根據(jù)的，如此全城１１０坊，共約八萬八千戶。這與《長安志》所記是一致的，再加上二三十萬皇族、禁軍、使者等，長安城共有百萬人口是可信的。
東貴西富的人口分布
那這百萬人口在長安城里如何分布的呢？專家學者用了八個字“南虛北實，東貴西富”。肖愛玲告訴記者，因為北邊是宮城和皇城所在，所以人口密集，官宅居多。而南部地區(qū)，尤其是南三列坊，由于地處偏遠，俗稱“圍外”，居民比較稀少。隋文帝初建大興城時，為了不使城南過于空曠，令其諸子在南三列坊建宅，用以控制和充實城南一帶。但終因地處偏遠，直到唐代時，“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有記載說東南地區(qū)的升道坊，“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而西南地區(qū)的長壽坊，甚至有猛虎出沒其中。
從東西方向看，肖愛玲說，隋代時達官貴人多居住在城西，但后來發(fā)生了偏移，城東反而成了達官貴人的宅邸所在。尤其是城東北地區(qū)，因靠近皇宮大內，所以官僚第宅密集。張永祿介紹，城東北的入苑坊和勝業(yè)坊更是王府云集，入苑坊有玄宗的十六位王子居住，號稱十六王宅；而勝業(yè)坊有薛王業(yè)宅，寧王憲山池院等。公主第宅集中在崇仁坊，如太宗女東陽公主宅，中宗女長寧公主宅等。而安仁坊則多云集的是親王外家，如薛王業(yè)舅父王昕宅，寧王憲外祖父劉延景宅等。翊善坊和來庭坊“多為閹人居之”，如高力士等。而位于皇城與東市間的平康坊，入北門向東的三曲，為妓女所居之地，當時的名妓楊妙兒、王團兒、王蘇蘇等就住在此南曲之中，京都俠少，也都萃集于此，這個坊也被戲稱為“風流藪澤”。
而城西則因有西市，加之西市的貿易又極為繁盛，所以來自中亞、南亞、東南亞以及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各國各地區(qū)的商人都在西市附近的里坊居住，所以有人戲稱是“富人云集之地”，由此形成了“東貴西富”的局面。
身份不同住房各異
因為里坊為居民住宅之所，所以士庶第宅房舍的建造，是長安城內的一道風景。而唐代依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在門向的設置、房屋的間數(shù)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和制度。
首先，在住宅門向的設置上，唐朝政府規(guī)定，凡三品以上官，或為“坊內三絕”（門第、才德、文學）者可以向坊外臨街開門，其他官吏與一般百姓的住宅，都必須向坊內開門。這樣，在長安城內的通衢大街兩旁，盡是王公貴族的朱門大樓；其次，在住宅門、廳的大小與間數(shù)、架數(shù)上，也有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如文宗頒發(fā)的“營繕令”中規(guī)定：“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梁與梁之間叫“間”，檁與檁之間叫“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鳳瓦獸通袱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蔭子孫，雖蔭盡，聽依仍舊居住；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
至于當時住宅建造的形式，特別是貴族官僚的第宅，多采取具有明顯的中軸線和左右對稱的平面布局。如從敦煌壁畫中可以看出隋唐時期貴族的宅院，有在兩座主要房屋之間用具有直欞窗的回廊連接為四合院，也有房屋與門置不完全對稱，用回廊組成庭院。房屋的朝向多采用南向，以便冬季陽光入室內而抵御嚴寒，夏天又可以利用東南風取涼。建筑多用較厚的外墻和屋頂，建筑外觀厚重莊嚴而且適宜于北方氣候的特點。
鑒于隋亡的教訓，唐建國之初的建筑比較簡樸，但貞觀以后，逐漸奢靡，至唐玄宗時，興作繁多?！顿Y治通鑒》有關安樂公主記載：“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于宮掖，而精巧過之。……作定昆池，延袤數(shù)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而天寶時期，京師權貴宅第，已極奢靡，楊國忠與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等外戚憑借貴妃得寵，在長安“競開第宅，爭奇斗妍，一堂之費，動則千萬。”即使安史之亂后，長安營建制度大壞，但貴族的第宅卻豪華不減，早已突破了有關規(guī)定?！杜f唐書》上有記載，代宗宰相元載“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而中書令郭子儀宅占親仁坊四分之一，“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
長安城影響波及鄰國
有人曾這樣說過：長安城以里坊為特色的中國建筑文化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里坊的人性化居住尺度、精神意義與物質功能的統(tǒng)一，人與自然的完美結合，被現(xiàn)代住宅區(qū)設計所借鑒，成為最為原汁原味的住宅特色。而這種觀點也得到了一些專家的首肯，肖愛玲也說，唐長安城的形制是中國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設的典范，歷代有許多文人學士進行過考證和研究。盛唐時期韋述的《兩京新記》、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程大昌的《雍錄》、趙彥衛(wèi)的《云麓漫鈔》、元代李好文的《長安圖志》、清代徐松的《唐兩京城坊考》等著述，都對唐長安城進行過系統(tǒng)的研究和闡述。北宋的呂大防還曾將唐長安城的布局作圖刻石，以期永垂后世。
唐長安城在當時也影響了鄰近國家的都城建設。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就是效仿了長安的規(guī)劃。日本國的平城京、平安京、騰原京、難波京以及長崗京，不僅形制和布局模仿長安，就連一些宮殿、城門、街道的名字也是襲用了長安城的相應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