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諍臣，兩種智慧----也說魏征與燭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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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政治從來兇險，然“極端的命運(yùn)是對智慧的真正檢驗，誰最能經(jīng)得起這種考驗，誰就是大智大慧”（坎伯蘭）。來看二位古代的智者，他們?nèi)绾我灾腔蹞踹^千軍萬馬，成就歷史新章。
德謨克利特說：“智慧有三果，一是思考周到，二是語言得當(dāng)，三是行為公正?！币源搜栽u價魏征和燭之武的可謂極當(dāng)。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yuǎn)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边@是魏征的策略，亦是魏征的赤子之心。作為備受帝王恩寵甚至敬畏的諫臣，魏征并不恃驕放任，更不倚老怠惰，他以一顆堅定不移的素心堅持著諫臣的立場，是為“行為公正”。他從一個生活的哲理開始發(fā)言，啟示那個在和平時期忘“?！钡木鳎合霕淠鹃L高，水流長遠(yuǎn)，一定要從根本上著眼。比喻論證的形象性使魏征論說的主旨呼之即出、一語中的：國君想要國家長治久安，一定要積德義。因為生活哲理的普遍性與易解性，使魏征的諫言雖直接卻不逆耳，言語得當(dāng)。而這樣的言語得當(dāng)是與他思考周到分不開的。唐太宗開國伊始，以隋煬帝“恃其富強(qiáng)，不虞后患”，重役輕民，結(jié)果不能善終為戒，取得了初唐政治的輝煌，魏徵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銳眼力抓住了唐太宗“忘本”（忘記“以民為本”）、“忘?！保ㄍ浰逋龅慕逃?xùn)）的根本問題，提出“十思，實在不能不說是立足歷史、考慮周到、針鋒相對的論說：“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边@句真可說是當(dāng)頭棒喝！魏征直接指陳唐太宗的不是：你看到了嗎？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開始做得好的確實很多，但是能夠堅持到底的卻很少。難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難嗎？大概是他們在憂患深重的時候，必然竭盡誠意對待下屬，一旦得志，便放縱情欲，傲視他人。這句唐突皇帝的話實在應(yīng)該殺頭，但唐太宗咽下去了，為啥？點到軟肋了！----唐太宗曾說：“朕每臨朝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資治通鑒》）他看到隋朝的暴政的惡果，不敢過分使用民力，節(jié)私欲，明賞罰，聽取下級的勸諫，被譽(yù)為“從諫如流”；但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歡呼聲中漸漸地“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起來。唐太宗畢竟不是昏君，一說就明白了。赤膽效國，擊中要害，雖用其時盛行的駢偶之句，卻不是浮言華語，只用了兩個淺顯的比喻就使己意一目了然。這是魏征直諫屢屢不敗的智慧所在。
燭之武是另外一個智者，在國難當(dāng)頭，他以年邁軀表現(xiàn)了最難能可貴的愛國之壯：“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對國君的意見是有的，但天下為公！所以，“許之”！多么簡單又多么偉岸的舉止！這才是智慧之大者的胸襟與氣魄，亦是國難當(dāng)頭的“行為公正”。這位英勇的智者面對虎狼之秦是另外一種智慧，他不直言，他以退為進(jìn)：“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zhí)事。越國以鄙遠(yuǎn)，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燭之武說我知道我們是必死無疑的了，但你不為我們想你總得為自己想想吧，為什么要用滅亡鄭國的方法來增加鄰國的土地而實際上損害到自己的利益呢？這樣的示弱滿足了強(qiáng)敵的驕橫心理，為說服提供契機(jī)；這樣的站在對方立場上的考慮不得不讓對方動心。心理戰(zhàn)大獲全勝，于是接下來的一切說辭就有了可能。來看這最具攻擊力的言語：“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边@是攻心之言哪！燭之武玩的是刀刃上的舞蹈，面對另一個來犯國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拿捏不好分寸別說自己掉腦袋，國家也必因此而毀于一旦，這可是千鈞一發(fā)的時刻！可是燭之武輕輕巧巧就把這生命的沉重懸疑給解除了。因為他完全了解當(dāng)時的政治形勢：秦晉兩國都有爭霸天下的野心。燭之武就是抓住了秦王的這一心理，把天下事撕破了給他看，讓一個被侵略的欲望沖昏頭腦的國君從蒙蒙昏睡中猛然驚覺，看到了自己的深淵與救贖的路途，既而，“秦伯說，與鄭人盟”。真可謂“一人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qiáng)于百萬之師”。燭之武的這段說辭，舉重若輕，他能揣度時事，抓住矛盾的焦點，深入秦伯的內(nèi)心，把握其心理；字辭端正委婉，既坦言事實，又不刺激秦伯，也不喪失本國尊嚴(yán)，不卑不亢，理由充分，分寸恰當(dāng)，使“辭令”呈現(xiàn)出雄辯的邏輯力量和強(qiáng)烈的感染力量。
于是，兇險的政治在高妙的智慧里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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