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時期，對于有志于從軍發(fā)展的日本年輕人來說，日本大佐就好像樹上高2米的地方有個果子，一踮腳就可以摘得到。日本少將則像樹上2米5的地方的果實，就是踮腳也不一定夠得著，需要助跑起跳才能摘下來，難度更高。
我們看抗日劇或者抗日電影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侵華的日本兵"龜田大佐"、"鈴木大佐"、"鳩山少佐"或者"崗村少將"叫來叫去的，大家對此一定是一頭霧水：這些大佐、少佐是什么級別，大將、少將又是什么級別？
軍隊按照人數(shù)不同，要有不同的編制，既然有編制就要有名稱。
歐洲各國的軍隊編制大體上是一樣的，軍銜也沒有什么區(qū)別。但亞洲的軍隊，尤其是日本的軍隊則有所區(qū)別。
日本這個國家非常古怪，一方面先于中國進行明治維新，一切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的司法、政體和教育體制，軍事建制也向西方看齊。一方面比中國還要頑固堅持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在軍銜上也不例外。
比如干部、組織、領導等詞匯都是日本人先翻譯，然后才到了中國，可是日本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東西他們卻不離不棄，比如這個軍銜的設置就是如此。
從字面上來說，佐的意思是幫助、"輔佐"的意思，日本軍中的大佐、中佐、少佐，就是在軍隊中配合將軍完成作戰(zhàn)任務。
二戰(zhàn)的時候，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把軍中較高級別的指揮官官職分為三個級別，九個等級。
佐、尉，又各分大、中、少。其中大佐相當于或高于上校。
即使是在二戰(zhàn)結束后，日本軍隊在戰(zhàn)后組建陸上、海上和航空自衛(wèi)隊的時候，還延續(xù)了這個傳統(tǒng)，軍中干部海上分為三等九級。
日軍中的大佐是一個級別，不是具體的職務，但達到大佐級別的人，能夠擔任日軍的聯(lián)隊長、旅團參謀長和師團參謀長。
通常情況下，擔任師團參謀長的都必須是大佐級別的軍官，但往往這個參謀長是在中將（師團長）身邊協(xié)助工作的，所以他的實權要比有些少將級別的旅團長還要大得多。
因此說，同樣作為大佐，實際的權力卻不見得相同。同樣擔任參謀長，在聯(lián)隊和師團任職，權力就會不一樣，甚至差別很大。一般擔任師團參謀長的，已經跟將官差不多，待遇也沒有區(qū)別。
有人說，如果要是按照準將、上校、和大校來跟日軍軍銜編制相衡量的話，聯(lián)隊長的實權相當于 "上校"、旅團參謀長的地位就是"大校"、師團參謀長則跟 "準將" 相似。
日本軍隊在侵華戰(zhàn)爭中，一共有83名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大佐被中國抗日軍民擊斃，一人被我抗日軍民活捉，為他們的侵略行為付出了代價。雖然他們都是被打死了，但死法千奇百怪、各不相同。其中最典型的有下面幾位。
1942年8月，日軍7000多人向我浙江江山市仙霞嶺出發(fā)掃蕩，國軍49軍105師的一個團在此守候多時，日軍陷入我軍的包圍圈不能自拔。雙方激戰(zhàn)十余日，激戰(zhàn)中，日軍大佐龜田對日軍的退縮氣急敗壞，拔出腰刀親自督戰(zhàn)。就在此時，國軍一發(fā)憤怒的炮彈射向日軍陣地，不偏不倚正好落在龜田大佐的頭上，龜田當即被炸飛、一命歸西。
1932年12月15日，在遼寧莊河，前去鎮(zhèn)壓我抗日軍民的日本大佐森秀樹（后來被追認為少將），被我民間抗日武裝大刀會擊斃，送他上西天的，是中國人最原始的大刀。盡管這位騎兵大佐詭計多端，也沒有逃過一死。
我們常聽有的人說，臨死也也拉個墊背的，說的是人到了絕境不甘失敗，跟對方拼個魚死網破。日本有個大佐飯野賢十。就是這樣"不幸"做了墊背者，死在了異國他鄉(xiāng)。
1939年在南昌戰(zhàn)役時，國民革命軍陸軍第32軍第141師第72團一個叫強三娃的抗日英雄，在激戰(zhàn)身體多處負傷，生命垂危。這時候，他看見一一個指揮官模樣的人揮舞指揮刀嘰里咕嚕讓手下進攻，強三娃用盡最后力氣，從尸體堆里向飯野賢十射出了仇恨的子彈。
日本大佐們在中國的下場真應了那句話，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