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中國文學自覺時代濫觴于魏晉之說，已深入人心且有成為定讞之趨勢。然而，“魏晉文學自覺說”究竟是否準當，是否可以成為不刊之論？基于目前的研究來看，此論仍然值得商榷。近三十年來，隨著戰(zhàn)國簡帛文獻“井噴”式地涌現(xiàn)，應當說“魏晉文學自覺說”也相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zhàn)。新出簡帛文獻愈來愈表明，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當始自西周初年，盛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
1920年，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在《藝文》雜志上發(fā)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一文，首次提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1927年，魯迅在其著名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中，接受并倡導“魏晉文學自覺說”。1981年，《美的歷程》進一步提倡此說，令此論備受矚目與推崇。1999年，袁行霈采納此說并將其編入《中國文學史》教材，“魏晉文學自覺說”一時有“風靡學界”之態(tài)勢。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伊始，“魏晉文學自覺說”便受到“漢代文學自覺說”的極大挑戰(zhàn)。1981年，龔克昌發(fā)表《論漢賦》一文，首倡中國文學自覺時代始于漢代之說，此后又發(fā)表《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一文，進一步申論漢代文學自覺說。以此為開端，漢代文學自覺說引起學界的廣泛共鳴。1996年，張少康作《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1998年，詹福瑞作《文士、經(jīng)生的文士化與文學的自覺》；2000年，詹福瑞又作《從漢代人對屈原的批評看漢代文學的自覺》；2001年，李炳海著《黃鐘大呂之音——古代辭賦的文本闡釋》；2005年，趙敏俐作《“魏晉文學自覺說”反思》。這些文章皆大力反駁“魏晉文學自覺說”，而充分肯定和響應“漢代文學自覺說”，最終將中國文學自覺時代往前推進了幾百年。
2007年，傅道彬《春秋時代的“文言”變革與文學繁榮》一文指出，春秋時代的“文言”變革與文學繁榮，標志著中國文學已經(jīng)進入全面成熟和自覺的歷史時期。2018年，傅道彬又在《中國文學創(chuàng)立期的藝術(shù)格局與歷史高度》之作中，重申了“春秋文學自覺說”。
綜合以上諸說來看，傅道彬所提倡的“春秋文學自覺說”是大有說服力的。然而，傅道彬主張的“春秋文學自覺說”實際上仍然主要立足于傳世文獻，而并未廣泛涉及新出簡帛文獻。如今愈來愈多的簡帛文獻表明，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需要重新估價，亦仍需繼續(xù)提前。新出簡帛文獻證明，春秋時期并非中國文學自覺濫觴的時代，而是全面昌盛的時代，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真正起點應在西周初年。
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中，將文學自覺的標志概括為三點：其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shù)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其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qū)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其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基于此，我們擬在簡帛文獻的視閾下，從以下幾方面來重估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
大家知道，詩歌是最能抒發(fā)個體情感或自覺意識的文學作品。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是中國文學最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學發(fā)展的主流。因而，詩歌的創(chuàng)作可以代表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特征。西周時期，如若詩人在創(chuàng)作詩歌之初，本身就未曾將詩歌與學術(shù)結(jié)合，則可說明彼時之文學本身就是獨立的門類，也便不存在與學術(shù)分離之說。幸運的是，清華簡《耆夜》恰可證明此說，并表明西周初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并未與學術(shù)結(jié)合，而是獨立發(fā)展的，是完全自覺的創(chuàng)作。
清華簡《耆夜》屬于“詩”類文獻，其中含有《樂樂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蟋蟀》五首詩歌。清華簡《耆夜》雖然流傳于戰(zhàn)國中晚期，但其所載五首詩作卻都是西周初期作品。（可參見李學勤：《清華簡〈夜〉》）這五首詩的創(chuàng)作時間在武王八年，是武王戡黎凱旋之后在文太室飲酒慶功之時，武王、周公的酬唱之作。這些詩都是描繪宴飲典禮的詩作，既描寫了宴會之上旨酒佳肴的甘美，也描繪了賓主之間相互酬酒的歡樂場景，屬于典型的燕饗詩。
首先，武王向畢公敬酒，而作《樂樂旨酒》；接著向周公敬酒，又作《鞧乘》。其次，周公向畢公敬酒，作《赑赑》；周公向武王敬酒，又作《明明上帝》。最后，宴會之上有蟋蟀突然登堂，周公觸景生情遂歌蟋蟀以言志，又作《蟋蟀》。這些詩歌均是在敬酒時的即興之作，均與學術(shù)無關(guān)，是詩人自覺的文學創(chuàng)作。
自古以來，中國的詩賦與酒就有著不解之緣。譬如，揚雄、曹植、嵇康皆作《酒賦》，李白亦是“斗酒詩百篇”，唐代的酒令詩更是盛極一時。上述清華簡《耆夜》所見之詩，亦都屬酒令詩。無獨有偶，北京大學藏秦簡《酒令》也蘊含詩賦類作品，其中便有與飲酒行令有關(guān)的歌詩。以往，學界研究酒令詩，重點集中于唐代，這主要是由于唐代之前的酒令詩難以見到。而清華簡《耆夜》與北大簡《酒令》的發(fā)現(xiàn)，讓人們看到了西周初年及秦代的酒令詩歌，同時也厘清了中國酒令詩歌傳統(tǒng)的源與流。值得注意的是，清華簡《耆夜》與北大簡《酒令》所見酒令詩均與廣義的學術(shù)無關(guān)，而且兩者與唐代的酒令詩具有同質(zhì)性。顯然，唐代已然是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唐代的酒令詩當然屬于文學自覺作品。因此，既然唐代的酒令詩是文學自覺的作品，那么清華簡《耆夜》所見西周初年的酒令詩也應當是文學自覺的作品。鑒于此，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可以也應當追溯到西周初年。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清華簡《耆夜》中周公即興所作《蟋蟀》之詩，與今本《詩經(jīng)》中的《唐風·蟋蟀》的文本內(nèi)容及其思想主旨具有相似性，屬于同一首詩。而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蟋蟀》詩應當屬于燕饗詩。鄭玄認為燕饗詩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時期產(chǎn)生的，并在《小大雅譜》中指出：“《小雅》《南有嘉魚》以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nèi)之?！鼻迦A簡《蟋蟀》進一步證明，燕饗詩的確產(chǎn)生于西周初年。而燕饗詩多描繪的是宴飲場景，多是飲酒行令之時的即興之作，與廣義的學術(shù)并無關(guān)聯(lián)，故應當屬于自覺的文學作品?！对娊?jīng)》中包含大量的燕饗詩，因此這些燕饗詩都應該是文學自覺之作。這也就是說，《詩經(jīng)》中所收的燕饗詩在產(chǎn)生之初是獨立的，并未與儒術(shù)、經(jīng)學相關(guān)聯(lián)，《詩經(jīng)》被納入經(jīng)學體系是孔子之后的事情。除此之外，《詩經(jīng)》中十五國風里的大量男女情歌，也應該是文學自覺之作，屬于“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作品。而《詩經(jīng)》中的作品，除《商頌》極可能作于商代之外（可參見江林昌：《甲骨文與〈商頌〉》《史墻盤與〈商頌〉》二文），學界一般認為《詩經(jīng)》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作品。準此亦可知，西周初年以《詩經(jīng)》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已經(jīng)開始走向自覺。
現(xiàn)行通用的文學史教材一般認為，中國古代的志怪小說產(chǎn)生于魏晉時期。因此，在“魏晉文學自覺說”的背景之下，志怪小說的產(chǎn)生應當是“魏晉文體自覺”的典型標志。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新出竹簡確乎證明，志怪小說早在戰(zhàn)國初期便已產(chǎn)生。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墓主記》被發(fā)現(xiàn)，該篇敘述了一位名為丹的大梁人死而復活的怪異故事。李學勤先生指出，其“所記故事頗與《搜神記》等書的一些內(nèi)容相似，而時代早了五百年”（《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至此，志怪小說的源頭被追溯至秦代。2012年，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公布。該篇所述故事情節(jié)極為復雜，主要圍繞人、神、巫、鬼而展開敘述，屬于典型的志怪小說。（參見黃德寬：《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與先秦“小說”》）清華簡的測定年代為戰(zhàn)國中晚期，而《赤鵠之集湯之屋》的流傳應當早于該時期，故至少可推到戰(zhàn)國早期。準此，中國志怪小說的產(chǎn)生時代由秦代又推進到了戰(zhàn)國早期。從文體自覺的角度出發(fā)，戰(zhàn)國早期的志怪小說已經(jīng)邁入文體自覺的時代，這也說明至少在戰(zhàn)國早期中國文學自覺時代就已經(jīng)步入成熟發(fā)展階段。
學界通常認為，漢代的賦體主要是騷體賦、文人賦與散文大賦等，而彼時并未出現(xiàn)俗體賦，至隋唐時期才盛行俗體賦?！皾h代文學自覺說”的論者認為漢賦是文體自覺的典型代表，故盛行于隋唐的俗體賦則更是文體自覺的典范。1993年，江蘇連云港尹灣漢簡《神烏賦》出土，由此揭開了漢賦研究的新圖景。（參見裘錫圭：《神烏賦初探》）尹灣漢簡《神烏賦》說明，漢代已經(jīng)開始流傳俗體賦。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曾提出：“賦者，古詩之流也?！边@一著名論點，最早闡明了賦體文學與《詩經(jīng)》的源流關(guān)系。其實，漢代俗體賦的源頭也可以追溯至《詩經(jīng)》。尹灣漢簡《神烏賦》與《詩經(jīng)》里《召南·鵲巢》《豳風·鴟鸮》等的敘事模式極為相似，這說明俗體賦的源頭似乎也應在《詩經(jīng)》，而這些作品又可追溯至西周初年?？梢?，從俗體賦的角度來看，西周時期似乎也已經(jīng)進入了文體自覺的時代。
除此之外，簡帛文獻還表明，后世之文體大都在先秦時期已經(jīng)具備。江林昌先生專門撰文指出：“中國文學史上隋唐宋元以后所見到的各種文體，實際上在先秦秦漢幾乎都有其初型范式。隋唐宋元以后只不過是對這種文體的完善發(fā)展而已?！蠹曳Q唐詩、宋詞、金元戲劇、明清小說，好像中國古代文學的繁榮全在唐宋以后，殊不知，這種繁榮正得益于先秦秦漢在文體學上奠定了堅實基礎。如果沒有先秦秦漢各種文體的產(chǎn)生，就不可能有唐宋以后文學的繁榮發(fā)展?！保ㄕf見《考古發(fā)現(xiàn)與中國古代文體學理論體系建構(gòu)》）
先秦時期盡管未能出現(xiàn)像曹丕《典論·論文》以及劉勰《文心雕龍》之類的文體辨識著述，但西周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顯然已經(jīng)具備了各種文體，相對來說也應該對此有了明確的認知。后世的文體辨識之作，只不過是對先秦文體的全面總結(jié)而已。
首先，《孔子詩論》所提出的文學理論不是偏狹或零散的概念表達，而是綜合而系統(tǒng)的體系建構(gòu)。譬如，簡文曰：“詩也，文王受命矣?！对A（頌）》，平德也，多言后。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篪，其思深而遠。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栋铒L》其納物也博，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依次對“頌”“雅”“風”的體裁特性、內(nèi)容性質(zhì)與文本風格進行了綜論，并作了系統(tǒng)而全面的理論概括。又如，孔子說：“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這是將詩、樂、文綜合一體而論，其源頭可追溯至《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是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建構(gòu)。
其次，《孔子詩論》對文學的審美特性已經(jīng)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離不開審美之特性，對文學作品進行自覺的審美是文學自覺的最高追求。前述提及，“《邦風》……其言文，其聲善”的“文”與“善”，便已經(jīng)體現(xiàn)孔子對詩歌審美的自覺追求。另外，孔子在論述具體篇目時，還指出：“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反其本。”“《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鳩》，吾信之；《文王》，吾美之?！边@里的“善之”“喜之”“信之”“美之”，都體現(xiàn)的是孔子對《詩經(jīng)》文學特性的自覺審美追求。
要之，春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系統(tǒng)的文學理論架構(gòu)，并對文學有了自覺的審美追求。而這種自覺的文學審美主要立足于《詩經(jīng)》，故其源頭仍然可以上溯到西周?；诖?，我們不妨大膽地推論，中國文學自覺的時代應當椎輪于西周初期，昌盛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
毋庸諱言，文學自覺應當是一個波浪式的漸進過程，在這個進程之中有波峰也有波谷，而不是說文學自覺時代之后的文學便會越來越自覺。換言之，文學自覺的發(fā)展不是直線上升的進程，而是波浪式曲折前進的過程，有些時代會出現(xiàn)高度的文學自覺現(xiàn)象，而有些時代又會出現(xiàn)倒退式的文學不自覺現(xiàn)象，文學的自覺與不自覺總是在反復交替中前行。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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