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0年，秦晉兩國相約共同出兵討伐鄭國，中原兩大國兵圍鄭國國都——新鄭，鄭國破城亡國之日似已不遠，然此時一名叫燭之武的鄭國人臨危受命，他縋城而出，夜見秦穆公，向其痛陳鄭滅與鄭存之利害關系，最終說服秦穆公退兵，而晉文公見秦軍退兵，便也與鄭國握手言和，一場大戰(zhàn)隨即消弭于無形。
秦國遠在西陲，而鄭國位居中原腹地，若鄭亡，秦國鞭長莫及難以長期霸占鄭地，鄭地最終必為晉國所得，加之晉國一直霸占曾允諾秦國的河西與崤函之地，可知晉國貪得無厭，今日之鄭國必為將來之秦國，但若存鄭，鄭國則日后可為秦國之東出內應，于秦有利。
可以說，燭之武的話已經深深的觸碰到了秦穆公內心深處最敏感的神經，以致于當時的秦穆公可以毫不猶豫地背棄與晉文公的盟約，拋棄兩國的“秦晉之好”，將兩國的關系推入到一個非常微妙的境地，甚至為日后秦晉兩國的交惡埋下伏筆。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總結過春秋時期中原各國與楚國爭霸的時代，而這其中，晉楚兩國爭霸為中原與楚國爭霸最為重要的階段。晉楚爭霸貫穿了整個春秋的中后期，而在晉楚爭霸的過程中，秦國亦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秦國曾助晉攻楚，亦曾助楚北晉。
也許在很多人看來，秦國這么做實為小人之舉，然當深入了解秦國當時所處之內外困境后或許會對秦國報以一定的同情之心，而這也是秦穆公當年的無奈與憤怒之所在。
秦穆公
秦穆公的主要矛盾表現在，在秦國日益強大的時候該如何處理與晉國的關系。
眾所周知，“秦晉之好”乃秦穆公與晉文公之外交成功的典范，但殊不知，在此之前，“秦晉之好”便曾出現過兩次。
第一次，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以交晉國
第二次，公元前643年，秦穆公將女兒懷嬴嫁給晉惠公之子圉，即后來的晉懷公。
那么，秦穆公為何要多次以聯姻的方式交好晉國呢？其原因概為自古以來，華夏子孫常以“血緣之親疏”來衡量國與國之關系遠近。所以，以聯姻的方式來加強與晉國的關系是最有效的手段。
而秦穆公之所以要如此煞費苦心地交好晉國，也是出于秦國的需要及秦國地理位置的尷尬。
秦國地處黃河以西，長期以來都無法插手中原之事，秦國若想強大必須東出，但無奈的是，晉國位于秦國之東，并牢牢占據著秦國東出之重要的崤函之地，從而阻塞了秦國東出之路。晉國為中原大國，若秦國試圖以武力取之，秦晉交惡其自身損耗必然過大，且以秦國之力尚不能有充分把握對崤函之地進行長期有效的占領。若是如此，秦國將更無東出爭霸之望，因此只有交好晉國，博取晉國之信任，日后便可以助晉為名，與晉國共同參與中原之事，最終實現東出爭霸的野心。
然而可惜的是，前兩次聯姻均沒有達到秦穆公所預期的效果，甚至因為晉惠公的背約（也就是燭之武所說的“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兩國還曾爆發(fā)過韓原之戰(zhàn)。
韓原之戰(zhàn)，實為晉國單方面背信棄義所致，秦國沒有絲毫不義之舉，而即便秦國取得勝利，秦穆公依舊沒有趁機掠取崤函之地，究其原因還是秦國實力的問題。秦穆公明白，晉國戰(zhàn)敗乃是輕敵所致，而非實力不濟。
韓原之戰(zhàn)對于晉國來說損失不大，但若因為這一戰(zhàn)而與晉國交惡，實在是將秦國拖入戰(zhàn)爭的泥淖，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以韓原之戰(zhàn)后，秦穆公立即作冰釋前嫌之態(tài)，釋放被俘的晉惠公，歸還奪取的原晉國河東之地，至此兩國重修舊好。
秦穆公以戰(zhàn)勝國的身份而率先放低姿態(tài)，雖可表現出秦穆公“以德報怨”的態(tài)度，但也反映出秦穆公東出之心的決絕以及當時秦國實力不濟的無奈，可見此時的秦國想要東出依舊離不開晉國的支持。不過作為戰(zhàn)勝國，秦國還是獲得了晉國割讓的河西之地，這也算是對秦國付出的饋贈。
因為前兩次的聯姻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回報，所以秦穆公便將希望寄托在第三次聯姻之上，而第三次聯姻的對象便是繼齊桓公之后春秋第二位霸主——晉文公。
然而令秦穆公意想不到的是，晉文公對秦國的防備之心及手段要遠超晉國之前的歷代國君，因此這一次的聯姻，最終引爆了長久以來積壓在他內心之中的不滿與憤怒。
晉文公
事實證明，晉文公之志不在齊桓公之下，齊桓公死后，中原一時無人領導，楚國趁機北侵，后幸得晉文公領導眾諸侯一致對抗楚國，中原才得以保全安寧。
而在晉文公領導中原諸侯與楚國爭霸之時，秦穆公愈發(fā)覺得秦國在被晉文公有意的排斥與孤立，這種排斥與孤立筆者總結了兩點：
1，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之弟王子帶引北狄進攻王畿，周襄王出逃，秦穆公見此機會欲以“勤王”之名，興兵借道晉國以參與平叛王子帶之亂，然晉文公予以拒絕并親自前往秦營向秦穆公陳述“晉國就近，勤王之師晉國可獨自擔負，無需秦國長途跋涉，勞師遠征”的事實。雖然秦穆公對此不滿，但晉文公有理有據，自己無法辯駁，因此“勤王”之事只能作罷。
2，平定王子帶之亂后，晉文公再次游說秦穆公南下攻取楚國之商密，并派兵協助。在筆者看來晉文公此舉實為一石二鳥之計，一來令秦國牽制楚國，為日后的城濮之戰(zhàn)做準備，二來可以轉移秦穆公東出的注意力，令秦國專注于與楚國的對抗之中。
如今我們無法得知秦穆公當時是否已經猜到晉文公如此安排的深意，但可以確定的是，晉文公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縱他在位之時秦國都一直被晉國壓制在黃河以西而不得出。
晉文公雕像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戰(zhàn)后，晉文公大會諸侯于踐土，周襄王亦冊封其為“侯伯”，為眾諸侯之長，晉文公霸業(yè)已成。
踐土之盟上晉文公出盡風頭，卻不見出力甚多的秦穆公，如今看來，秦穆公沒有參加踐土之盟，亦是不滿晉國阻塞自己東出之路。而對于秦穆公的不滿，晉文公已經有所察覺，秦國缺席踐土之盟，對自己的威信力也有很大影響，所以第二年，晉文公為了平息秦穆公的不滿，他密許秦穆公日后中原之事秦晉兩國可聯合從事，晉文公從來都不是背信棄義之人，因此在向秦穆公做出允諾后的第二年，他便主動聯合秦國討伐鄭國，燭之武退秦師的故事便在此間發(fā)生。
對于晉文公的種種做法，筆者有以下三點認識：
1，晉文公自始至終都牢牢地掌握著與秦國對話的主動權，換句話說，他從未將秦國等同視之，如此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自然會引來秦穆公的不滿。
2，晉文公雖然有意壓制秦國，但卻拿捏有度，在他每一次做出壓制秦國之舉后不久便會給予秦國一定的回報，以平息秦國的不滿，是以秦穆公雖然內心憤恨卻苦于無法訴說。
3，晉文公給予秦國的回報往往對自己也非常有利，不管是協助秦國奪取楚之商密，還是共同討伐鄭國，事實上晉國從中獲取的利益要遠多于秦國，由此可見，晉文公幾乎已經將秦國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所以概括來說，晉文公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老成持重，權謀過人，對秦國采取的就是一種類似于“恩威并施”的外交策略。這種外交策略再加上秦國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就導致了秦穆公根本無法逃離晉文公的掌控，只能蟄居西陲，任其內心的這種不滿情緒肆意發(fā)展，在彷徨苦悶之中最終化為憤怒噴薄而出。
秦穆公雕像
晉文公雖然壓制了秦穆公多年，但無奈先行離去，晉文公的離去再次點燃了秦穆公東出的希望，當年燭之武退秦師后，鄭國允許秦國留人派駐以表示自己與秦國結盟之決心，而正是這個決定引發(fā)了后來秦晉兩國的崤之戰(zhàn)。
公元前628年，晉文公去世，秦國決心趁晉國舉行喪禮之際，以戍鄭大夫杞子等人為內應攻取鄭國，以實現東出之野心，然秦國伐鄭不成，最終還在返回的途中為晉軍所圍，全軍覆沒于崤山，此役即為——秦晉之崤之戰(zhàn)。
崤之戰(zhàn)后，秦穆公悲痛欲絕，此后更將晉國視為最大之仇敵，秦穆公的憤怒終于全面爆發(fā)，此后數十年兩國戰(zhàn)爭不斷。
關于崤之戰(zhàn)，筆者有以下幾點認識：
1，對于晉國而言，楚國本是晉國乃至中原最大之敵，晉國本應專注對楚國的壓制，然晉文公死后，即位的晉襄公并不重視這一基本國策，而是出于一時之利殲滅秦軍于崤山。雖然取得短暫的勝利，但是從長遠來看實為晉國之災難，此后秦國倒向楚國，晉國長期陷于兩線作戰(zhàn)，并導致日后晉楚邲之戰(zhàn)的失敗。再有便是，當年晉文公對于秦穆公不參加踐土之盟，圍鄭時私自退兵都予以容忍，及至晉襄公竟不能容忍秦國征伐鄭國失敗的一次回師，可見其心胸之寬忍程度，戰(zhàn)略上之見解都遠遠不及晉文公。
2，對于秦穆公而言，他一生都已交好晉國為行事準則，這本是一個非常高遠的戰(zhàn)略決策。要知道，當時晉國之強大遠非秦國所能比擬，秦國想要東出只能依賴與晉國的合作，然而城濮之戰(zhàn)后，秦穆公頗為自大，最終一反常態(tài)決定遠征鄭國，從而犯下孤軍深入的兵家大忌，且東出之崤函之地又不在自身掌控之內，如此舍近求遠，勞師遠征，失敗乃在所難免。
因此，對于秦晉兩國所爆發(fā)的崤之戰(zhàn)，兩國國君都因為性格方面的缺陷而犯下了非常致命的錯誤，以致于給了楚國以可乘之機，也由此可見，當年晉文公全方位壓制秦國的策略及自身的表現非常完美。
春秋形勢圖
然而正如之前所說，晉國之強大遠非秦國所能比擬，這一點從日后晉國雖陷于對秦對楚的兩線作戰(zhàn)之中卻依然能壓制秦國中便可看出來。而且及至晉景公即位后，為了全方位擊垮秦國，晉國采取了結交齊國，議和楚國并暗中助吳國對抗楚國，使得楚國無心中原之事等一系列外交戰(zhàn)略，而后專注對秦之戰(zhàn)。
公元前578年，兩國爆發(fā)麻隧之戰(zhàn)，麻隧之戰(zhàn)秦軍大敗，此戰(zhàn)過后，秦國數世不振，從此不再是晉國之患，晉國重現晉文公之霸業(yè)，秦穆公東出之理想最終還是因為自己當年的決定而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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