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人趙翼作《題遺山詩》，末聯(lián)提到：“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這首詩的意思就是說：當一個詩人以“亡國之痛”為主題進行創(chuàng)作時，由于主題本身強大的感染力，會讓一些不太合乎規(guī)范的作品，也達到及格線以上的水準。
如此說來，亡國詞應該是所有詩詞里最好寫，并且最容易取得成就的一種。不過在如今，當我們提到“亡國詞”時，能想出來的作家卻不多。
假如你上街隨機采訪路人，問他們知道什么古代的“亡國詞”，估計有超過九成的國人只會想起一個作者和一首詞，那就是——李煜和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剩下一小部分人，可能會多想起一首杜甫的《春望》和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假設你再進一步，非要路人在這幾人中分出高下。
那么對方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因為“杜甫、文天祥寫的又不是詞”。同樣是寫“亡國”，為什么大家一想到這類作品，首先想到的不是詩而是詞呢？
一、亡國詞為何優(yōu)于亡國詩？
其實中國歷史上寫“亡國詩”寫得出彩的人，不計其數。與李煜同時代的花蕊夫人就寫過一首非常有名的《述亡國詩》，其文如下：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不過這首詩述說的只是花蕊夫人作為后宮女人在“亡國”問題上的無辜，受限于文體和詩歌的長度，花蕊夫人并沒有在正文中展示自己，或者是國家淪亡后悲慘遭遇的細節(jié)。
清代錢謙益在得知南明桂王遇害之時，也寫了一首亡國詩《后秋興之十三其二》，其文如下：
海角崖山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
更無魚腹捐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
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無歸處，獨倚銀輪哭桂花。
這首詩可以說把明人的亡國之情寫到了極致，開篇用大白話說出一個清晰明了的事實——明亡之后，再也沒有中華了！
國家喪失了領土，還不算最悲慘的事，更慘的是，明朝的遺民們在這個時候，就算是想學習屈原“葬身于魚腹”都不可能了。
因為清軍不光已經占領了明朝的陸地，他們現在連明朝的海域也全部占領了。并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時不時派軍隊開著船在大海里搶劫！
那時候的明人是多么地絕望啊，望遍關隘與河流，再也看不到漢家旗幟，大明王朝就這么淪亡了。本來還寄希望于南明小朝廷，可是現在桂王也被殺了。
這下子仿佛就連“月宮”都被清軍占領了一樣，嫦娥也沒有家了，她只能獨伶伶地坐在月輪上哭“桂花”。詞中明朝的遺民，真可謂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錢謙益這首“亡國詩”里面的傷感情緒表達，也算是突破了他個人創(chuàng)作的極限了，但是它在民間的傳頌度，且不要說不如李煜的亡國詞，就連普通人寫的“亡國詞”也不如。
比如南宋朱墩儒有一首《相見歡·金陵城上西樓》：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又如陳與義的《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這兩首詞在許多人心里，感染力就非常強。對比前面的詩詞作品我們會發(fā)現，原來詞是“不講道理”的。
詞淡化了“家國大義”，沒有明顯的“士大夫忠君思想”的介入。創(chuàng)作的內容從生活的細節(jié)和個人情感入手，更能引起底層百姓的共鳴。
文天祥的《過零丁洋》也是從個人的身世出發(fā)，讓“山河破碎風飄絮”與“身世浮沉雨打萍”結合到一起，才得到了最強的悲劇感染力。
二、李煜亙古絕今的亡國詞
前面提到的這些亡國詩詞，都是非常出彩的作品了，可是為什么不能戰(zhàn)勝李煜的作品呢？有人認為，他們主要還是輸在了“身份”上。
一個國家滅亡了，最傷心的人究竟是誰？有可能是這個國家的忠臣、良將，以及皇族，但并不一定包括這個國家的全體子民。
所以亡國之痛，也許最應該由亡國之君自己來書寫。不過北宋徽宗在國破之時，逃亡途中也寫過一首亡國詞，《臨江仙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
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余?；床ê赜晔枋?。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
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這首詞只是寫出了宋徽宗在逃亡中那種惶恐的心態(tài)，但是并沒有什么特別能打動人的悲劇細節(jié)，所以影響力還不如前面提到的所有作品。
可見李煜在“亡國詞”上之所以影響力巨大，除了得了個“身份”的便宜之外，也是因為它的藝術成就的確達到了極致，讓后人根本無法超越。
身為南唐君主，李煜在創(chuàng)作亡國詞的時候，幾乎全部是從個人的“內心世界出發(fā)”。他填詞悼念逝去的“春花秋月”、“江河流水”，全部是在為自己的身世發(fā)出哀嘆。
李煜偶爾填詞感嘆一句“三千里地山河”與“玉樹瓊樓”的淪亡，還是覺得更對不起的是當初分別時為他演奏《別離歌》的宮娥，宮娥在這里完全可以理解為他與他親近的朋友和家人。
簡而言之，在李煜的詞中，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國家、民族的概念。他一直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在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
但是非常矛盾的是，李煜本身的確就是一個君主。于是“國家不幸詩家幸”，他吟誦出來的東西，自然而然地就與國家悲劇融為一體了。
于是，“無家國情懷”的人會被李煜詞中的個人悲劇打動；“有家國情懷”的人會被他亡國的悲劇打動；二者皆有的人，會被他詞中的“雙重悲劇”打動。
所以李煜的“亡國詞”，就擁有了最廣泛的受眾。因此從創(chuàng)作的主體上來講，他這樣一位詞人的出現，本身就是獨一無二的。
除了“身份”帶來的影響，李煜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赤子之心”。按照王國維的說法，李煜比別人優(yōu)勝的地方更在于他性格上的短處，即“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因為在皇宮里長大，從小被人呵護著、寵溺著，亡國之前他沒有吃過什么苦頭。所以“一旦淪為臣虜”，他性格中的“怯弱”與“逃避”就顯現出來了。
一般人有這兩種性格的也不少，但是絕大多數人在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并不能表達自己的“真性情”。
比如我們都知道的曾國藩，他在《曾國藩家書》里面完全是一個道德圣人的形象，可是當我們讀他給皇帝的奏疏時，卻能看到他殘酷嗜殺的另一面。
又比如大漢奸汪清衛(wèi)，他能寫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的詩句，最后卻走向了他人生理想的反面。
據說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一個人的文學“審美”追求與他本身的性格，可能是相反的。他們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是他們自己“理想中的人格”。
那么，人為什么要追求自己身上沒有的品格呢？這是由于世人都有上進心，想往上走，當上人上，甚至是圣人。至于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做不做得到，他都會把自己的“理想型”留在作品里。可是李煜卻不一樣，因為他一出生就是人上人。
李煜既不想往上走，也不想當圣人與佛祖，他寫詞只是為了抒發(fā)自己心中的郁結與感情。在生死關頭，他自然抒發(fā)的情感，并不害怕將性格的弱點暴露出來。
然而藝術之所以可貴，就在于“真實”。于是不僅是“國家不幸詩家幸”，更是“詩家不幸”讀詩者幸。我們的詩詞愛好者，就因此看到了這一批最好的亡國詞。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來講的話，李煜“亡國詞”中最好的一首，那就不應該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了，而應該他春夜思念故國，寫下的《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結語
這首《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里面的李煜，是一個逃避現實的悲劇人物。他在春夏之交的深夜思念故國，到了凌晨時分依舊窩在被子里面不愿意起身，只因為想要一直做“夢中人”。
李煜想回到過去鐘鳴鼎食的生活中去，他恐懼看到故國“三千里江山”易主的現實。這種性格的人在現實中是不討喜的，所以也難怪毛主席會批評他這首詞寫得“風格柔靡”。
不過事實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很喜歡這首《浪淘沙令·簾外雨潺潺》，那是因為——“藝術是不講道理”的。
這首詞“柔靡”的風格與詞人真實的個人情感，完全符合悲劇審美的需求，于是自然生發(fā)出了一股綿延千年，催人淚下的情緒感染力，打造出了一首藝術成就亙古絕今的亡國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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