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因為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 ——專訪藏書家韋力
2020年04月24日 09： 解放周末/對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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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沈軼倫
4月本是讀書天。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卻讓與書有關(guān)的行業(yè)受到創(chuàng)傷。在這個特殊的4月，我們應(yīng)該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藏書家韋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因為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從而可以去選擇相信，人們今天遇到的種種難關(guān)，必將過去?！?div style="height:15px;">
韋力的微信頭像是一頭猛犸象。據(jù)說，猛犸象體重可達12噸，曾經(jīng)是陸地上生存過的最大的哺乳動物之一，距今約1萬年前，猛犸象陸續(xù)滅絕，這被視作冰川時代結(jié)束的標(biāo)志。用它做自己頭像的韋力說：“是的，在生活觀念上，我是滅絕動物?！?div style="height:15px;">
這意味著，與其說他活在當(dāng)下，不如說他總是活在過去。他在紅塵中尋找一個已經(jīng)不存在的世界——在他天津和北京的住所里，有他多年來收藏的10萬多冊古籍。
京城的書商、書店老板、藏家和拍賣行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個書癡，多年來到處尋找各種古籍的下落，尋覓和古籍有關(guān)的古人的蹤跡。他對藏書樓和藏書樓主人的了解，遠(yuǎn)勝于對眼下的時興事物。幾年前，為了尋訪一塊古碑，他甚至在意外中永失左腳。
不在外尋訪的時候，他每天像時鐘一樣按點到工作室閱讀古籍、整理古籍，寫關(guān)于覓書、看書的文章，家里人則幫他整書、上架、除塵。他不看電視，全家人也都跟著不看電視。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被占有和閱讀的故紙堆，成了他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不過今年，這個避難所也被忽然而至的疫情撼動。
當(dāng)下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解放周末：疫情使城市生活暫停了一段時間，您熟悉的一些書店、書商、書友近況如何？
韋力：我前不久看到布衣書局的老板通過新媒體平臺發(fā)布消息請求書友援手。一開始我以為書店經(jīng)營遇到困難，后來點開一看，是書店的實體店租約到期，老板要在4月底前找到新的店鋪，必須在短時間里完成選址和搬遷。本來大家都知道，實體書店的生存面對不少壓力，這次疫情，又增加了它們的困難。
像這次，因為疫情的緣故，布衣書局的許多工作人員久久不能完全到崗。我聽說現(xiàn)在全憑老板一個人在處理訂單、打包郵寄等，疫情中進出不便，還要馬上找到新的合適店鋪也不容易。雖然政府對實體書店有一些補貼，但仍然令人不免擔(dān)心，許多書店要面臨生死存亡問題。
解放周末：面對忽然而至的災(zāi)難，亟待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此刻談書店的存亡，談?wù)摪察o地讀書，它們的重要性何在？如果此刻讀書，我們應(yīng)該如何定義“讀書”的意義？
韋力：從實用角度看，相對活著所需要的其他東西，讀書從來不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書店也好，書籍也好，從來不是必需品，從來不能“雪中送炭”。但人和動物的區(qū)別，就是除了生存之外還需要生活。人需要生活得有質(zhì)量，這種對質(zhì)量的需求，就是精神的需求。
固然人的肉體一旦湮滅，他的所思所想也沒有了載體。但只要人還有一口氣，總是同時需要物質(zhì)上和精神上的滋潤。
面對疫情，誰都有恐慌感。但人不能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況下，起碼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恐慌下去。且大多數(shù)普通人，既不能去前線救死扶傷，也不能在后方參與研發(fā)制藥，對改變現(xiàn)狀是無能為力的。這種情況下，你不能改變現(xiàn)實，只能改變面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這就需要我們的精神世界有力量，需要讀一點書。因為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總需要信心，相信一切正在經(jīng)歷的，終究都會過去。
從某種角度來說，人活在世界上，能有點樂趣，源于這個人有選擇的權(quán)利。外部環(huán)境好像按下暫停鍵，對個人來說，反而是個讀書的好時機。此刻哪怕讀一點閑書，平復(fù)心緒也是好的?；蛘咦x一點能增加本領(lǐng)的書，便于疫情結(jié)束后提高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事。
雖然疫情還沒有徹底度過，但我在書中獲得了慰藉，從而可以去選擇相信，人們今天遇到的種種難關(guān)，包括書店遇到的所有難關(guān)，必將過去。
書籍究竟承載了什么
解放周末：疫情剛發(fā)生時，您狀態(tài)如何？
韋力：當(dāng)然是慌的。我做事挺有計劃的，一般會把之后幾個月的事情都安排好。明年是孔子逝世2500周年，所以我前幾年已經(jīng)和出版社商量好了，要以尋訪的形式，寫三本關(guān)于孔子的書。本來計劃二三月份去山東，四五月份去河南，我提前把車票、旅館都訂好了，但疫情暴發(fā)，一下子哪兒都不能去了，票也都退了。
一開始我覺得很煩躁，在家里，就算捧著書也看不進去，但等心情稍微平靜點后，我決定去我的工作室拿一點書來作整理。我家住在北京朝陽區(qū)，我的書放在工作室，在豐臺區(qū)。剛想去的時候，聽說我工作室所在的小區(qū)有了確診病例，這下連工作室也不能去了。所以最后，我索性在家，把別的一些拖欠的書稿慢慢完成。我這個人貪大求全，過去好些書稿開了頭都沒完成，這次有了時間，正好慢慢都補上了。
解放周末：17年前，您也是在家靠看書度過“非典”的非常時期的嗎？
韋力：對，當(dāng)時我在北京經(jīng)歷了整個“非典”時期。那時北京的情況比較嚴(yán)重，導(dǎo)致很長一段時間里北京人走到外地都令人側(cè)目。但這次疫情波及的范圍更大，人們的恐慌程度也更強，我能感同身受著作為武漢人以及湖北人的心理壓力。既然是同胞，就不應(yīng)當(dāng)在人家的創(chuàng)傷上再撒一把鹽。
從歷史的長軸上看，社會總是在不斷進步，即便發(fā)生令人恐慌的事，最后也會成為過眼云煙。就是這種想法，支撐我的信心。我也要堅持做好我手頭能做好的事，這大約也是疫情期間，一個讀書人最好的選擇。
解放周末：歷史上，不少著名的藏書家、藏書樓也曾見證包括戰(zhàn)爭、饑荒、瘟疫在內(nèi)的重大歷史時刻。不管他們多么愛護書、多么看重書的價值，當(dāng)外界發(fā)生變化時，藏書人本身也難以獨善其身，又如何保護這些書呢？
韋力：過去藏書家說，書有四惡：水、火、兵、蟲。因為古籍都是紙張，紙張最害怕水淹、火燒、戰(zhàn)爭和蟲蛀。水火還算可防，蟲蛀也能控制，但戰(zhàn)爭是不可預(yù)測的。所以古人對書籍的保護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海寧的藏書樓衍芬草堂，為了保護書籍，主人蔣氏把書藏在了祖墳里。又比如常熟的鐵琴銅劍樓，主人瞿氏把書裝在船里，跑了很多地方，就是希望這些書不要因為外在時局的影響失傳。許多藏書人自己淡泊名利、省吃儉用，幾代人守護著這些書。為了什么呢？這也是這么多年，我一直在尋訪藏書人的遺跡和藏書樓的原因。
一方面，大家常常說，我們的文化在歷史上多么多么偉大。但究竟多么偉大，我們?nèi)绾斡∽C呢？大都需要靠典籍?？墒潜Ｗo這些典籍的人，我們卻常常遺忘了他們。不管自身遭遇什么，藏書人都會守著書，因為他們相信中華文化是世界優(yōu)秀文化的一部分，要保留下典籍，才能讓后人、讓別人知道。
這些藏書家，散盡家財，有的甚至舍去自己的性命來保護書，他們保護的不僅是書，而是我們所有人的文化記憶。
記憶是所有革新的基石
解放周末：我們常常會說到記憶的重要性。在遇到一個理應(yīng)被歷史記住的人物，或者經(jīng)歷一件刻骨銘心的大事后，大家都肯定地說“歷史會記住”。但其實，歷史常常是善忘的。歷史的真相有時就隨著當(dāng)事人的離世而消失了，有很多本應(yīng)被記住的教訓(xùn)也遺忘了。您在尋訪古人遺跡的時候，會有這種感受嗎？
韋力：常常會有，常常失望。事實上，尋訪古人的遺跡時，對我而言，失望的情況占七成。一方面，古代的許多記錄就靠文字傳承，去實地探訪一下后能厘清一些謬誤；另一方面，隨著這些年各地城市的建設(shè)，許多古人的故居、遺跡都被拆除了，因為沒有經(jīng)濟上的作用。
當(dāng)我意識到，我就是和記憶被拋棄的過程在作斗爭后，我就縮小了尋找的范圍。我不可能找到所有古代名人遺跡，我就去找寫書人和藏書人、藏書樓這個比較小的分支。
這當(dāng)中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有班固（32年—92年）的墓。當(dāng)我們談到中國的輝煌歷史時，往往會談到二十四史，會談到《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而歷史上僅次于司馬遷的史學(xué)家是《漢書》的作者班固。幾年前，我在陜西寶雞的扶風(fēng)縣找到班固的墳?zāi)箷r，墓小到僅僅半米高，就是一個小土堆，三面玉米地。我看見以后極為失落。我心想：為什么會這樣呢？班固不比很多人偉大千百倍嗎？因為這種心理落差太大了，接著我就覺得不平：為什么我們就這樣遺落了他？
還有一次，朋友帶我去浙江嘉興塘匯鄉(xiāng)百花莊村找清代藏書家朱彝尊（注：1629年—1709年，“浙西詞派”的創(chuàng)始人，與陳維崧并稱“朱陳”，與王士禎并稱南北兩大詩宗。精于金石，為清初著名藏書家之一。自稱“擁書8萬卷”。藏書印有“購此書，頗不易，愿子孫，勿輕棄”，藏書處名“曝書亭”“古藤書屋”“潛采堂”）的墓地。到了一看，已經(jīng)連碑都沒有了，但還殘留一點墓前石獸。我說：能不能我出錢給他立一塊碑？事實上也行不通。有時，尋訪著尋訪著，眼看著一些遺跡在我們這個時代消失了，我很痛心。
再比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注：1763年—1825年，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極為豐富，因獨嗜宋本書，藏宋版書達百余種，自號為“佞宋主人”。有藏書室士禮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在我心里是一位特別重要的人物。他是一個劃時代的藏書家。幾年前，我特意拜托蘇州當(dāng)?shù)氐呐笥?，找到了黃丕烈的故居，是在一個絲綢廠里。過了幾年再去，發(fā)現(xiàn)絲綢廠被拆掉了，我當(dāng)場就發(fā)火了。后來，那里又變成了酒店會所。至于黃丕烈的墓，我也去看了，完全沒有了墳?zāi)沟暮圹E，只有遺址在。我之所以確認(rèn)那里是他的墓，是因為有記載，他的墓邊上是金圣嘆的墓。現(xiàn)在，黃丕烈的墓址已經(jīng)是一個水塘了，看不出任何別的痕跡了。
這么多年下來，我尋訪了2000多處古代文人故居、遺跡、墓地，并不是為了考據(jù)——我不是專業(yè)學(xué)者。當(dāng)然，也不是為了開發(fā)旅游資源。我去尋找，就是因為他們存在過。他們是我們歷史上的偉大前輩，他們保護了我們所有人的記憶。我能有機會走到他們的墓前，鞠上一躬，讓我成為一個有所敬畏的人，這已經(jīng)是我的福分。
解放周末：那對公眾而言呢？梳理這些記憶對大家意味著什么？
韋力:社會變革的速度很快，也許太快了?，F(xiàn)在許多地方，看上去好像重視歷史了，重視文脈了，開始挖掘城市記憶了，還會為了爭奪名人故里的頭銜發(fā)生沖突。但本質(zhì)上，有不少人不是爭論歷史的文化價值，而是爭奪名人的經(jīng)濟效益，所爭奪的也不是真的文化名人，而是爭奪具有社會關(guān)注度的人物。比如，有些地方去爭一個潘金蓮故里或者孫悟空故居，或者傳說中的牛郎織女故里，意義何在呢？就是爭奪經(jīng)濟利益罷了，和文化毫無關(guān)系。
我感慨的是，現(xiàn)在整個社會高速發(fā)展，人們對物質(zhì)的重視前所未有。紅塵萬丈下，去做一件沒有功利的事情，可能我的行為的確是滅絕動物才會做的吧。
在我自己尋訪的過程中，一路上固然有很多朋友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非常感恩，但也沒有遇到一個像自己這樣的人，沒有遇到過真正的同道來系統(tǒng)做這件事，所以我還是覺得孤獨。
我能去拍照、走訪、寫書、出書，稍微呼吁一下公眾來關(guān)注，也希望公眾能記住。即便一個赫赫有名的藏書人的墓地最后變成了水塘，即便一座保護書籍的藏書樓最后變成了酒店會所，但起碼還要有記憶留著，古人的精神追求也就不滅。
解放周末：為什么“被記住”這么重要？
韋力：站在生物學(xué)角度，每個人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钪?，如果就是為了死，人類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我想，活著的意義，是在于一個人在世時創(chuàng)造的價值。如果他死后，他留下的財富、資源，大于他生前消耗的財富、資源，那么這份剩余的價值累積起來，最終就是人類進步的基石。
我們古人說“三立”。一個人一生，要追求有所建樹，要立德、立言、立功。這就是說，要相信自己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自己具有一個分子的價值。從社會學(xué)角度來談，人類的進步，基于人類的記憶。任何革新，都是在前人的記載基礎(chǔ)上才能完成的。
書籍的意義，就是幫助大家記住。即便一時不被人看到，但只要保留下來，在需要看的時候還能看到，那么這份記憶，就有了價值。
活著就是一個經(jīng)歷的過程
解放周末：7年前，您曾經(jīng)在河南安陽靈泉寺尋訪古跡的過程中受傷。那次事故對您現(xiàn)在的尋覓之旅有影響嗎？
韋力：我原來是個身體特別好的人，現(xiàn)在左腳裝了假肢，走路還行，去尋訪古跡時，遇到要爬山爬坡時還是會受到影響的。
7年前在靈泉寺，當(dāng)石碑忽然砸下來時，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沒有人可以求助。我看到左腳流血不止，在地上找到一張塑料布扎住傷口止血，被路過的司機送到山下的醫(yī)院。后來，就是因為這塊塑料布太臟，所以導(dǎo)致傷口感染潰爛。等我被送到北京，去了積水潭醫(yī)院接受治療的那段時間，真是疼得晝夜睡不著。我前后經(jīng)歷了5次手術(shù)，看著我的左腳一次比一次截得短。
后來我好些了，到了康復(fù)醫(yī)院，也沒有辦法看書，就讓家人拿了藏書家潘景鄭（注：1907年—2003年，藏書家，版本鑒定家。藏書樓寶山樓的擁有者之一。潘家私家藏書遞傳六代，藏書至30萬卷）的手札來，一邊做復(fù)健，一邊點校了書。
解放周末：后來還去過河南嗎？
韋力：我沒有再去過事發(fā)地。大概在截肢兩年后，我到開封去做了一個講座，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到河南。實話說，當(dāng)我重新站在河南時，心里還是非常感慨。人生的可悲之處，在于不能改變現(xiàn)實。既然這樣，為什么要靠心理折磨度過一生呢？有時，人最大的問題不是遇到難事，而是恐慌。既然把最大的恐慌的源頭——死亡這個事也想清楚了，還有什么別的能擾亂心緒？
我所經(jīng)歷的意外，不禁讓我想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古人說，死生有命。但既然死是那么容易的事，我決定就不去管它了?，F(xiàn)在我到處走訪尋覓的頻率，比我出事前反而更高了。我要趕緊在活著的時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這次疫情來襲，更加深了我的判斷。
解放周末：現(xiàn)在您的芷蘭齋藏書規(guī)模如何？如果可以邀請，您會邀請哪位藏書家，到您家的書齋看看？
韋力：我現(xiàn)在收藏的古籍，有10萬多冊。另外還有些新近出版的書，我作為工具書，放在我住處的書房。
我們國家的藏書歷史，經(jīng)歷了一個從私藏到公藏的變化。古代是沒有公共圖書館的概念的。書籍的保存，全靠私人藏書家的守護。近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大量過去藏書樓的書都進入公共圖書館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現(xiàn)代沒有像古代這么大規(guī)模的私人藏書了，也沒有能和古代藏書家相提并論的藏書人了。
我的藏書的質(zhì)和量，放在古代都不算什么。如果要邀請古代的藏書家到我家里來看，我會深感慚愧。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去看看全盛時代的錢謙益（1582年—1664年）的藏書樓絳云樓（1650年毀于大火），也希望能邀請黃丕烈來我家看看，我想聽聽他對藏書的見解。
我還會繼續(xù)覓書，尋訪古人遺跡，也不一定要找到什么，而是給后人寫下一點故事?；钪?，就是一個經(jīng)歷的過程，也是一個講述的過程，即便其中有些人的功績和貢獻會被遺忘。而我們活著，通過找書、讀書、寫書，就是為了記住他們。
韋力
1964年出生。藏書家、故宮博物院故宮學(xué)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復(fù)旦大學(xué)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憑個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萬冊，著有《覓宗記》《覓詩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