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言，便是九鼎】
◆作為知名的文物鑒定家、金石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徐森玉的學術(shù)造詣備受方家推崇，鄭振鐸在1950年致唐弢的信中說：“森老為今之‘國寶’……他乃是真真實實的一位了不起的鑒別專家……他是一個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決定?！?br>
【不以前輩、專家自居】
◆這樣一位被稱為國寶的專家卻極其淡泊名利，且樂于提攜后進。傅振倫撰有《徐森玉的嘉言懿行》一文，在回憶當年安順華嚴洞期間的生活時這樣寫道：“我們向之聆教版本目錄、金石之學，但從不以前輩專家自居而自炫自矜，不好著書立說，唯后生求教，則有問必答?！?br>
【“知雄守雌，為而不有”】
◆徐森玉學識淵博，不計名利。其一生行跡，在香港中文大學牟潤孫教授寫于1970年的《徐森玉先生九十壽序》一文中有著極精到的敘述，文章最后這樣結(jié)語：“知雄守雌，為而不有，方之古人，蓋誠有得于柱下史之傳者也，先生之德其猶龍乎？”
文獻、古物與徐森玉
“徐森玉為查訪、發(fā)掘祖國文物奔走于神州大地，在數(shù)十年的奔波生涯中，先后發(fā)現(xiàn)了遼代古寺、元代戲臺、唐代地契、元代阿拉伯式浴池、漢代巨型碑刻，還有周代墓群、楚國木槨等無數(shù)中華瑰寶；山西趙城郊區(qū)的廣勝寺藏有一部刻本大藏經(jīng)，系金代遺存，學界稱之為《趙城藏》，經(jīng)徐森玉先生的大聲呼吁，而得以入藏北京圖書館。
除此之外，徐森玉先生還為國家征集、鑒定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其中有晉代王獻之，宋代司馬光、蘇軾的真跡，春秋、戰(zhàn)國和商代的青銅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漢以來的不少帝皇印璽等，苦心孤詣，功勛卓著，無愧學界“文物守護神”的稱號。
【學術(shù)檔案】
徐森玉（1881—1971）。版本目錄、文物鑒定、金石學家。名鴻寶，浙江湖州人。清末山西大學堂畢業(yè)。歷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北平圖書館采訪部主任、合眾圖書館常務(wù)董事等。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辭海編輯委員會委員。
曾主持蘇州潘祖蔭滂喜齋、顧氏過云樓等重量級文物的捐贈，并收進大量稀世珍品，包括王獻之《鴨頭丸帖》、懷素《苦筍帖》、孫位《高逸圖》、趙佶《柳鴉蘆雁圖》、米友仁《瀟湘圖》、孤本《蘿軒變古箋譜》等，對上海乃至全國文物收藏事業(yè)作出巨大貢獻。
常人心中，既是大師，自當著作等身。徐森玉先生鮮有著述，確是真真實實的大師。
徐森玉祖籍浙江吳興，母親閔氏出自浙江名門，世代以刊刻古籍為業(yè)。少年徐森玉就讀于家塾，后入白鹿洞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考取山西大學堂。
有人說，徐先生是文博界的翹楚，故宮博物院的開山，卻不想其學問之路的起點，并不在金石學、版本學，也不在目錄學，卻是在風馬牛不相及的化學。求學山西大學堂期間，徐先生便著《無機化學》《定性分析》等書。據(jù)說，這是中國最早的相關(guān)課程教材。
徐森玉因此被稱作“奇才”，不想他的學問之路卻從此轉(zhuǎn)了個大大的彎。時任山西學政、清朝宗室愛新覺羅·寶熙對徐森玉格外賞識，盡出所藏供其研習。山西大學堂畢業(yè)后，徐森玉歷任奉天測圖局局長、清廷學部圖書局編譯員等職。中華民國建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當時圖書館、博物館和文化藝術(shù)工作由社會教育司管理，魯迅為該司一科科長。在這段時間，因兩人都對擺弄“黑老虎”（古碑拓片）有著濃厚的興趣，便經(jīng)常結(jié)伴瀏覽書肆鱗次櫛比的琉璃廠。
從此，文獻、古物成就了徐森玉。
徐森玉同樣也成就了這些文獻與古物。
故宮博物院的開山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紫禁城，隨即由攝政內(nèi)閣組織了清室善后委員會，徐森玉作為教育部僉事參加此項工作，與馬衡、莊尚嚴等十余人負責清點、接收清宮的文物和財產(chǎn)。此后又任古物保管委員會顧問、東陵盜案審查委員會委員、故宮古物館館長，直到1950年任職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即后來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才結(jié)束了其故宮古物館的相關(guān)工作。
上世紀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團員貝格曼（Folke Bergman），在中國西北地區(qū)發(fā)掘出一萬余枚漢代簡牘。這是首次大批量出土的漢簡，依古地名而得名“居延漢簡”，被公認是東方考古的重大發(fā)現(xiàn)。1931年，居延漢簡抵達北平，轉(zhuǎn)存于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37年7月底，日軍入北平，即派兵把守北大。森玉先生與北大助教、西北科學考察團干事沈仲章先生將萬余枚居延漢簡設(shè)法運出北大，后經(jīng)天津、青島，輾轉(zhuǎn)入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次年1月27日，徐森玉再次赴港，以西北科學考查團常務(wù)理事的名義向香港大學借用港大圖書館之大波樓，以便沈仲章進行漢簡資料拍照、剪貼、編號、排比、編寫索引等整理事項。此項工作持續(xù)約兩年之久。
在此期間，無論是整理工作本身，還是這些活動所需要的經(jīng)費、工作人員薪水等事，以及漢簡最終出港，全由森玉先生出面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并在傅斯年、胡適等人的大力協(xié)助之下完成。
2016年4月11日，王圣思女士在《文匯報》刊登外公徐森玉先生寫給其母徐文綺女士的家書，題為《徐森玉給女兒的家書十二通》。十二通家書均寫于1938年至1940年間，正值抗日戰(zhàn)爭期間。文中作者道，“在此之前，‘七七’事變后，外公指導并協(xié)助西北科學考察團干事沈仲章先生把藏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萬余枚居延漢簡冒險從北京大學運出。為妥善安置，他趕去香港，與香港大學許地山先生、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先生等聯(lián)系、籌劃、落實此事。在與女兒通信期間，他又去香港為影印居延漢簡之事操勞，以至無法參加女兒的訂婚、結(jié)婚儀式。他為保全中華珍貴文物古籍而到處奔波，費盡心力。難怪父親上世紀70年代初悼念老丈有詩云：‘許國何須惜此身，此身雖在亦堪驚。百年終是匆匆客，一例龍華道上人?！?br>
盧溝橋的槍炮聲驚醒了國人，讓國寶守護人無眠。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淪陷的前4天，馬衡、徐森玉、歐陽道達等押運第三批“中線”文物，隨英國輪船“黃浦號”駛離浦口碼頭。
春入蜀，夏入陜，秋入黔，冬入滇，森玉先生不僅要協(xié)助院長馬衡全面把握文物西運，且親自帶隊運送一批文物入川。就在文物安全運抵西南之際，森玉先生卻在四處探訪文物儲存地點的途中，在1938年冬天于昆明白龍?zhí)恫簧鬈嚫舱酃?，不得不居昆明治療長達五個月之久。
次年初的1月18日，西遷南線存貴陽文物起運，23日抵達安順讀書山華嚴洞。2月下旬，徐森玉親身前往讀書山，守護文物，居陋室卻奏高山流水。
上世紀30年代末，上海已是“孤島”，人心散亂，不少藏家為生計所迫，開始拋售善本書籍，上海成為南方最大的古籍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剛剛經(jīng)歷了故宮文物南遷奔波的徐森玉不辭勞苦，于1940年應(yīng)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回到上海，與張元濟、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等人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多方尋訪、購置散落于坊間的珍籍善本，以避免其流失海外。徐森玉和鄭振鐸遍訪劉氏嘉業(yè)堂、鄧氏風雨樓、沈氏海日樓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計劃地選購了一大批珍貴古籍，然后將嘉業(yè)堂善本捆扎成257個郵包，其余的明善本捆扎成1710個郵包，外加3200余部明刊本、抄本等，陸續(xù)寄交香港大學圖書館，由許地山、葉恭綽先生負責收存。這項工作耗時七個多月，徐森玉還在離開時擔當起了保護和攜帶兩大箱“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的艱巨任務(wù)。當年7月25日，由鄭振鐸先生執(zhí)筆，鄭、張、何三人化名聯(lián)署致蔣復璁的信中提到：“森公最為謙抑，且富苦干精神，處處愿意自己吃虧，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費，誠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時，實為平生幸事?！?br>
文博界的翹楚
新中國成立后，徐森玉不顧年邁，全力投入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工作，先后擔任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兼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負責籌辦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之后又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文史館館務(wù)委員。1960年，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及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還當選為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期間，徐森玉先后主持了蘇州潘祖蔭滂喜齋、顧氏過云樓等重量級文物的捐贈工作，并收進大量稀世珍品,包括王獻之《鴨頭丸帖》、懷素《苦筍帖》、孫位《高 逸圖》、趙佶《柳鴉蘆雁圖》、米友仁《瀟湘圖》、孤本《蘿軒變古箋譜》等，對上海文物收藏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主持上海文博事業(yè)期間，目光從未局限于上海、華東。有人說，今日京、滬、寧三地及海峽兩岸的文物收藏格局之形成，都與徐森玉先生的工作分不開。
“虛齋”藏畫
民國的中華收藏界曾流傳著“南龐北張”之說，“北張”即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而“南龐”指的就是龐萊臣。
龐萊臣先生生前已將收藏贈予其養(yǎng)子龐秉禮與孫輩龐增和、龐增祥三人，1949年去世之后，“虛齋”藏畫漸有散佚，但主體部分仍在龐家手中，覬覦此收藏者極眾。
主管上海文物工作的徐森玉因與龐萊臣同是湖州老鄉(xiāng)，是“虛齋”藏畫的“知情人”。
1950年初，森玉先生先后三次拜訪居于上海的龐秉禮與龐增祥。而后，文管會兩次以7萬元經(jīng)費為“代價”，將包括任仁發(fā)《秋水鳧鶩圖》、錢選《浮玉山居圖》、柯九思《雙竹圖》、倪瓚《漁莊秋霽圖》和王冕《墨梅圖》等名跡在內(nèi)的眾多“虛齋”藏畫精品收入囊中。
1952年秋，文管會又斥資16萬元，再次從上海與蘇州龐家約600余件藏畫中，得精品數(shù)件。
1952年12月，龐氏后人將又—批“虛齋”藏畫以三人聯(lián)名的形式捐予上博，其中最著者為長寬均達1米以上的宋代朱克柔的緙絲畫《蓮塘乳鴨圖》。
一來二去之中，徐森玉與龐氏后人之間經(jīng)歷了怎樣的情理與商榷？
旁人不得而知。
“二希”
《伯遠帖》是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珣書寫的一封信，行書，5行47字。《伯遠帖》上有宋徽宗趙佶的御題和收藏印，北宋時由宮廷收藏。
輾轉(zhuǎn)六百多年后，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伯遠帖》，又得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是為“三希帖”。
辛亥革命后，《伯遠帖》與《中秋帖》流出宮外，被袁世凱手下郭世五所收藏。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因經(jīng)濟困窘，將“二希”帶至香港，抵押給某英國銀行，贖期限定為1951年底。若未被贖回，此稀世之寶將按慣例被銀行拍賣。
1951年9月，時任新中國第一任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奉周恩來總理之命，率領(lǐng)中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緬甸。在途經(jīng)香港時，得知國寶“二?！钡那闆r，緊急向中央報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上海市文管會主任徐森玉親往鑒寶，明確真跡無疑。鄭振鐸叮囑香港著名的鑒藏家徐伯郊，想辦法穩(wěn)住郭氏，以待內(nèi)陸匯款搶救。
徐伯郊即向郭昭俊申明了大義，又利用其在香港銀行界的關(guān)系，疏通了那家英國銀行，答應(yīng)郭氏之貸款由徐氏償還，并親自出面擔保，將“二?！比×顺鰜?，然后同郭昭俊一起帶著“二希”，按上級安排離開香港，去了澳門。
“二?！钡某晒徎亟议_了香港文物回購的序幕，此后越來越多之重寶得以重回大陸，不致流失海外。
而這位回購“二?！钡挠泄χ夹觳?，即為徐森玉先生之長子。
如此牽扯巨款出入，而又疏于監(jiān)控的回購工作，僅由徐伯郊這樣一位黨外人士獨立運作，難免讓人心生惶恐。
為此，徐森玉曾致函其子：……此間謝、劉均成貪污犯。趙斐云來信，渠被檢舉，甚嚴重……南北隔絕，無從探聽也。為公家辦事，浪費、貪污均宜切戒，宜時時自警惕……
《蘿軒變古箋譜》
國內(nèi)最出名的“箋譜”是崇禎年印制的《十竹齋箋譜》，印得相當精致。比《十竹齋箋譜》年代更早，印得更精良的則是《蘿軒變古箋譜》——目前傳世的“箋譜”中，年代最早的一部。
《蘿軒變古箋譜》是明朝天啟年間印制的，饾版套色，套色多達七八十種。書印好近四百年了，饾版拱花凹凸之處一點沒變。
據(jù)前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方行同志回憶：
一日，浙江拿來一部書，請徐森玉鑒定。徐森玉是上海博物館老館長、版本專家，老夫子那時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一看到書竟跳了起來，叫道：此書居然還在人間！那書就是《蘿軒變古箋譜》，是明朝天啟年出版，這可是孤本了。
書鑒定完，徐森玉不肯還了，要留在上海。人家是來鑒定的，不是來賣書的，但老頭子無論如何不肯還。當時浙江宣傳部的部長是上海調(diào)去的，我建議去找石西民，因為石西民原來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部長，浙江的那個宣傳部長先前是他的部下。徐森玉就說要去拜望石西民，我說他很忙啊，徐森玉說沒關(guān)系，我六點鐘到石西民家門口去等好了。后來石西民找到我，說老方，那個老頭子找我要干嘛？我講了書的事情，請他和浙江講講看。浙江省委和對方商量后說，實在不行就交換吧。開價大得很，要十六張明清書畫，鄭板橋是最起碼的檔次。我們“上博”竟一口答應(yīng)。這才換來了這本《蘿軒變古箋譜》。
被稱為 “國寶”的老夫子
徐森玉先生一生從事文物工作，學識淵博，與許多收藏家都建立起了真摯的友誼，這對他開展文物征集工作，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的作用。但徐森玉先生在工作中，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盡量為收藏家爭取利益。上世紀40年代在上海收購劉承幹嘉業(yè)堂藏書時，因法幣不斷貶值，雙方進行了討價還價，徐森玉先生的態(tài)度是：“為愛書計，我們不能不吃些虧?！庇直局鴮Σ丶覍捄竦牧?，表示善本佳抄“以少收為宜”。
徐森玉主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工作，每月都要召開文物收購小組會議，上世紀60年代初文管委與上海博物館合署辦公后，會議還是每月召開。經(jīng)徐森玉之手收購的書畫、碑帖、青銅器、陶瓷器、玉器等珍貴文物不計其數(shù)，其中書畫、青銅器、玉器、石刻、陶瓷器等歸上海博物館收藏，圖書、碑帖則歸上海圖書館收藏。
那個時代，收藏家大多家境不佳，有些急需將文物脫手，徐森玉特意向陳毅市長提出，請政府撥款收購，從不虧待收藏家。他要求文物征集人員在工作中“不要趁人之危而壓價收購，收購的價格要公平合理”。
1957年，徐森玉與周叔弢聯(lián)合提案，建議設(shè)立古籍修復技術(shù)班，培養(yǎng)修復專業(yè)人才，以使公藏善本修復后繼有人。這項提案獲得通過，由國家圖書館和中國書店各自辦班，前后兩屆。如今全國各地圖書館的一流古籍修復師大多出自此班。兩位老先生之思澤被后世。
王圣貽女士在悼念文章《情牽大鼎》中這樣寫道：“外公是那樣地愛中華瑰寶。每次外出歸來，總是如數(shù)家珍般地講著各地的古跡：那隱沒在盤山秀色中被歲月剝蝕的唐代寺廟、三門峽‘畫廊’中的巨石峭壁上殘留的摩崖石刻、山西趙城簡樸的元代戲臺、有著異域風格的大同城內(nèi)遼代古寺……就在外公那贊不絕口的情感投注中，我看到時間的紐帶由古久之往昔伸向未來，感受到了生命源頭的那份燦爛輝煌?！被貞浧鹱鎸O間的天倫之樂時，則說：“其實，外公很少像這樣流露他對我們第三代的愛，他的心完全讓文物牽住、占據(jù)了?！?br>
綜觀徐森玉先生的一生，為查訪、發(fā)掘祖國文物奔走于天南地北，在數(shù)十年的奔波生涯中，先后發(fā)現(xiàn)了遼代古寺、元代戲臺、唐代地契、元代阿拉伯式浴池、漢代巨型碑刻，還有周代墓群、楚國木槨等無數(shù)中華瑰寶；山西趙城郊區(qū)的廣勝寺藏有一部刻本大藏經(jīng)，系金代遺存，學界稱之為《趙城藏》，經(jīng)徐森玉先生的大聲呼吁，而得以入藏北京圖書館。除此之外，先生還為國家征集、鑒定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其中有晉代王獻之，宋代司馬光、蘇軾的真跡，春秋、戰(zhàn)國和商代的青銅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漢以來的不少帝皇印璽等，苦心孤詣，功勛卓著，無愧學界“文物守護神”的稱號。
慕周在《敬悼徐森玉先生》一文中則說：“（森玉先生）為國家保護古物、搜羅圖書則出力甚大，而未曾稍微夸耀居過功。”
這就是徐森玉，那個當年常常泡在北京琉璃廠書店里賞鑒碑帖字畫的讀書人。
這就是徐森玉，有人說他就是《錢玄同日記》中的“徐僧”。
這就是徐森玉，沈亞明記憶中“坐在黑色大大書桌那邊，露出上半身”的徐公公。
這就是徐森玉，沈仲章眼中的那位“純”學者。
這就是徐森玉，鄭重先生言語中那個“在文物界，一言九鼎的人”。
這就是徐森玉，那個窮盡一生，為國家征鑒文物無數(shù)，被稱為“國寶”的老夫子。
這就是徐森玉，一位真真實實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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