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寫刻本《楞伽經(jīng)》宋元豐八年(1085)書、元祐三年(1088)刊本（日本東福寺藏）
一、緣起
大約在二十多年前，我于１９９４年在日本書論研究會大會上宣讀了題為“版刻序跋書法試探”的學術報告。
１９９７年又在學刊上發(fā)表了《中國古籍版刻書法例說》論文，一年后又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日語專著《中國古籍の板刻書法》，當時我還是立命館大學在讀研究生。至于為什么會關注這一課題，我在《中國古籍乃板刻書法》序中有如下說明：
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９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館員時，主要從事古籍整理與書法史兩方面的研究工作。記得當時因編募《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需要，幾乎每天都在古籍書庫中查找、翻閱、著錄各種古籍，有時也和同事們一起走訪北京各大高校圖書館調查研究。與此同時我也承擔了《中國歷代書法鑒賞大辭典》詞條的撰寫工作，查找搜集歷代書家名人的書法資料工作同時進行，此時我常常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亡佚失傳的名人書家的書跡，有些卻意外地在古籍中發(fā)現(xiàn)……如果對這些版刻書跡資料加以搜集整理，以書法史的角度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書法新資料的發(fā)掘，也是一種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其意義不言自明。
這是古籍版刻書跡研究的緣起與契機所在。我當時想，古籍版刻書跡理應與古籍版畫具有同樣的學術價值和地位，為什么后者被重視而前者卻被忽視？究其原因，無非是版刻書跡的學術意義尚未被認知而已。前舉《中國古籍版刻書法例說》和《中國古籍の板刻書法》，其實就是在這種信念驅使之下寫成的。后來出國，離開了人大古籍研究所，因而也失去了研究古籍的良好環(huán)境，不得已將這一研究擱置了下來，轉向王羲之研究。
本研究是將古籍版刻與書法史二者結合起來做嘗試性研究，筆者在《中國古籍板刻書法例說》與《中國古籍の板刻書法》中首次提出“古籍版刻書法”的概念，并以古籍中所存大量書人手跡資料作為研究考察的對象，從書法史學角度加以研究探討，同時還發(fā)掘出大量業(yè)已失傳的歷代名人書家的書跡，補充了書法史中的遺漏與空白。這一嘗試也算得上是運用古籍版本目錄學與書法史學相結合的一個跨域研究?？傊?，版刻書法的提出，也在學界內(nèi)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一些相關的討論也陸續(xù)出現(xiàn)，其中也有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相信今后還會有更多的成果問世。
二、引論
著名學者范景中先生論及宋拓本《歷代鐘鼎葬器款識法帖》時，認為其具有兩種功能，既可以當成法帖，也可以當成書籍：
這來自王國維先生的一句話：宋代金石學研究，既是研究也是鑒賞，如果是鑒賞它就是法帖，如果是研究它就是書籍。這意思就是說，書籍既是文獻又是藝術，既是研究又是鑒賞的對象，既可以用學術的眼光又可以用藝術的眼光看它。
我以為，對待古籍中的版刻書跡亦當作如是觀為好！也可以把它當成法帖鑒賞！因為古籍版刻書跡本身就是書法藝術品！然而至今為止，卻一直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人們總是習慣于把古籍當作書籍文獻來看待，最多也只不過是當成賞心悅目的古董來欣賞而已，這是非常遺憾的！
１．何為版刻書跡？
所謂古籍版刻書跡，是指在宋、元、明、清各時代刊行的古籍版刻中的書跡資料，它經(jīng)過手寫上板、雕版、印刷而成，具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手寫體，多為書中前后的序跋、題贊、詩詞、歌賦，一般皆由當時的名人所撰，或撰文者自書，或委托當時有名書家代筆，然后上板雕刻；二是刻書體，多為楷書，主要用于正文部分。在宋、元本中刻書體的書寫性很強，且風格多姿多樣，如有些宋元版古籍的刻字直接取自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蘇軾、趙孟頫等唐宋元名家字體，有些還是這些名家親自手書上版者。古籍版刻書跡資料數(shù)量龐大，然而從書法史角度上看，實際上它是一個尚未開發(fā)的書跡資料寶庫。
２．研究的對象、意義和必備的基本知識
第一，如果說書法史研究，實際上是以歷代“書人”“書跡”和“書論”三個領域作為討論對象而展開的話，那么對歷代書跡資料的收集整理，應是書法史領域中最為基礎的研究之一，而考察版刻書跡，則正屬于這一基礎研究范圍。
首先，版刻書跡研究是以古籍中的“版刻書跡”及其書寫者作為研究對象的，是圍繞書法史研究中“書跡”與“書人”兩個相關聯(lián)的領域而展開的。更具體地說，就是討論古籍中出現(xiàn)的版刻書跡，究竟是誰書寫的？
當然，我們從古籍中尋找出了精美的“版刻書跡”本身，就具有發(fā)掘書法史料的學術意義，但是，如果能夠進一步考察出它的書寫者是誰，以及在刊刻印刷（包括后印、重刻、翻刻等）過程中，還保存多少原跡的面貌？是否為“下真跡一等”的上品？抑或是殆已盡失其形的下品？諸如此類的細節(jié)問題，也是需要我們加以研究討論的。其實這點近似于書法史研究中的經(jīng)典作品復制的問題，比如討論碑帖的摹搨、石刻、法帖與臨摹品與“原跡”的距離差異等問題，始終是研究的主題之一，因為我們的終極目的就是為書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史料。
其次，書籍的出版刊行事業(yè)，在任何時代都是一件極為重要而且十分嚴肅的事。因此出版物上出現(xiàn)的諸如序跋、題贊、詩詞、歌賦等等，往往都是邀請當時的名家撰文并書寫，而這些人物的書跡，又是依賴出版物而保存下來。眾所周知，由于歷代收藏機構的保存環(huán)境條件所限，加上隨著時代的變遷、王朝的更替以及戰(zhàn)亂災害等影響，很多名人書家的真跡雖然屢聚屢散，總體上是越來越少，有些業(yè)已亡佚不存。然而，其中有一部分卻有可能憑借著古籍古書而幸運地保存下來，這也是研究版刻書跡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再次，從學術研究角度看，如果說版畫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研究領域的話，那么版刻書跡當然也應當具有同樣學術意義和研究價值，因而二者雖然產(chǎn)生于使用，但是其中的精品都有從實用上升為藝術的可能。
古籍版刻書法研究是一項新型領域，盡管研究剛剛起步，在許多方面還存在不足，但是其價值卻恰恰在于它的首創(chuàng)性，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第四，版刻書跡中除了書家之外，書寫者身份還包括各時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學者、詩人和畫家等。從他們的書跡中所反映出來的那個時代的書法風格及審美趣味，當然也是考察“書人”與“書跡”之間關聯(lián)性的重要依據(jù)之一。
第五，一般而言，名人書家手書上版的序跋、題贊、詩詞、歌賦等，往往都是他們的用心用意之作，他們自然會認真對待，絕不敝衍的。因而這類作品的創(chuàng)作質量之高，是可想而知的，其水平至少是經(jīng)過書寫者本人所認可的，并能反映出其真實水平的的代表之作。
第六，版刻書跡可以彌補書法史研究中文獻記載與書跡作品之不足。歷代關于書人和書跡的文獻不可謂不多，如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宋朱長文《墨池編》、佚名《宣和書譜》、南宋陳思《書苑菁華》、明陶宗儀《書史會要》、王世貞《王氏書苑》《古今法書苑》和清《佩文齋書畫譜》等，都屬于這一類的文獻，數(shù)量龐大，內(nèi)容豐富。除此外還有正史、野史、文集、地方志和書畫錄等。然而，其中所著錄的書人作品有不少已經(jīng)失傳，或即使有傳世者也極為罕見，而這些又恰恰在版刻中得以保存，這一類的例子確有不少。畢竟歷代傳世的書法資料十分有限，除了一部分墨跡和碑帖外，很多書法資料并沒有流傳保存下來，而版刻書跡在古籍中的發(fā)現(xiàn)，正好可以彌補其不足。關于這一點，正如書法史學家劉恒先生在為拙著撰寫的序文中所論述的那樣：
古籍中的版刻書跡如果單獨來看，雖然有拾遺補闕的價值，但通常是個體的、零星的，而一旦將這些資料集中起來作全面考察，便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一座書法”寶庫”。除了其中埋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書家、文人書跡，往往能令人有意外收獲之外，版刻書跡還與書法史上的碑刻、摹搨、刻帖等現(xiàn)象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對其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梳理研究，可以大大補充有關書法史特別是書法復制傳播方式的認知。
關于本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如前所述，版刻書跡研究是以古籍中的書跡及其書寫者作為研究的對象，是以書法史研究中“書跡”與“書人”相關聯(lián)的兩個領域而展開的，目的就是要為書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史料。為此，古籍版本目錄學以及書法史的相關基本知識，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古籍版本目錄學的范圍非常廣，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古籍版本學的主要著述文獻；二是古籍的書目題跋文獻；三是古籍版刻研究方面的著作。
總之，我們也可以這樣表述：版刻書跡研究是在古籍版本目錄學與書法史學的交叉跨界中所產(chǎn)生的一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有關版刻書跡研究的特點與方法等問題，將在后面的“方法”與“釋例”中再做具體討論。
三、方法
方法可以歸納為以下七點：
１．年代；２．內(nèi)容；３．書風；４．著錄；５．排除；６．比較；７．注意。
１．年代
判定古籍版本的年代，是考察版刻書跡的第一步。一般而言，如果版刻書跡的書人（書寫人）與版刻的時代相同或接近，其書跡為其本人書寫的可能性就較高。例如，宋紹熙二年（１１９１）會稽郡齋刻本《鮑氏國策》（十卷，宋鮑彪校注），卷末前有王信宋紹熙辛亥年（１１９１）書序（圖１），落款署“括蒼王信書”右側鈐“是齋”印，“是齋”是其齋號，他曾著《是齋集》，此書為王信去世前三年所刊，序文很可能是他手書上板，字跡為典型的宋人風格。王信為南宋能臣，其書跡恐已無有傳世，故此版刻書跡彌足珍貴。
２．內(nèi)容
一般來說，被委托寫序跋的人，通常會在序跋中說明事情的始末原委，因而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有關序跋書跡與書寫者的相關信息。因此，首先有必要通讀序跋文內(nèi)容，這樣不但可以判定版刻書跡的書寫人，還有助于判定古籍版本的刊刻出版時間。例如，元刻本《周易集說》（無卷次．附《易圖纂要》一卷，《俞石澗易外別傳》一卷，元俞琰撰）?！兑淄鈩e傳》卷末附俞氐之子俞仲溫跋語：“兒楨（俞仲溫之子，俞談之孫）請以是槁繕寫，同鋟諸梓?！保▓D２）又有落款鈐“南園”“俞仲溫印”朱白文印各一。據(jù)此，可知刻本的書寫人為俞楨，亦有書名。此外，此元刻本的編撰者與書寫者，是祖、孫輩關系。祖、孫二人撰文、書寫的情況，在版刻書跡資料中是非常罕見的。
３．書風
依據(jù)書風來判定，這可以大致分為內(nèi)證與外證兩種判別方法，前者指的是利用古籍中出現(xiàn)的署名同一書者的版刻書跡加以比較；后者指的是利用同一書者的版刻書跡與其傳世作品加以比較。因為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書家，大多有真跡或者碑版法帖傳世，與之比較對照，我們便可以通過其特有的書風、書寫習慣（如署名）等特征來判斷書寫者。以下舉例考察。如元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刻本《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首有張與材（？一１３１６）、李道謙（１２１９—１２９６）、宋渤（至正年１３４１—１３７０前后在世）、趙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杜道堅（不詳。元初人）、黃仲圭（不詳，元初人）六人序文，此六篇序文應全部為手寫書體，并且書風各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趙孟頫大德八年（１３０４）的手書序文（圖３）。
以書風來看，這篇序文與趙孟頫傳世書法作品的書風一致、字體吻合，確為趙孟頫的筆跡無疑。趙氐序文為大德八年五十歲時所書，且此；元刻本為次年大德九年（１３０５）刊行，時代相近。又趙序云：
長春道士路君道通，仆曩見于京師，今茲來會錢唐，出《玄風慶會圖》示仆，俾題卷首，輒寓贊嘆之意如此。
可見六人所處同一時代，且彼此相識，尤其在道教界中，趙孟頫對杜道堅是執(zhí)弟子禮的。因此我們通過趙孟頫書風確定為其本人所書，在結合同時代以及彼此相識等方面綜合考察，與趙孟頫一樣，其余五人的序文也悉出自他們各自的手筆（圖４）
又一例，宋紹定刻本《皇朝編年備要》（三十卷，宋陳均撰）。此宋刻本刻印俱佳。前有作者陳均、林巴山、真德秀、１９１鄭性之諸人序，皆為手書，以其精刻，故字跡應基本保持原有風貌。其中陳均、林巴山、鄭性之三人情況不詳，但真德秀的序最為引人注目。真德秀本人除了學術以外，還擅長書法，也喜歡談論書法，遺憾的是他的傳世書跡并不多見，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真德秀尺牘墨跡比較，尺牘雖是行草書，但真德秀特有的書寫習慣特征，還是顯露出來了，比如縱畫粗重就是明顯特征之一。如序中之“均”“國”“自”“司”與尺贖中的“閱”“并”等字相比較，特點十分接近。真德秀傳世書跡不多，這件序文字數(shù)既多且書寫工整的書跡，似乎應該更加少見。如能確定真德秀序文為本人所書，則舉一反三，我們可以合理類推之序為他們本人手跡，而且三人書寫風格特征各異，似非他人代筆（圖５）。當然，這也只是在陳均、林巴山、鄭性之三人字跡已不存世而無法比照的情況下，不得已所做此推測。
４．著錄
著錄古籍的書目，自宋代以降尤為豐富，根據(jù)各家公私書目的版本著錄、題跋，也可能找到判定的線索。尤其要注意那些比較關心愛好書法的藏家目錄題跋，因為他們在經(jīng)眼考證古籍版本時，往往關注版刻字跡，如獨鋪《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陸心源《麗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葉德輝《郎園讀書志》《書林清話》以及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鄰蘇老人手書題跋》等等，皆有相關記錄。例如前引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本一人手書”條提供了“宋刊本吳說編《古今絕句》三卷，后自跋云：手寫一本，鋟木流傳，以與天下后世有志于斯文者共之”這條信息，我們可按圖索驥找到此書加以考證研究。又比如楊次山、魏了翁、周伯琦等人的版刻書跡，皆是通過閱讀清人瞿鏞、陸心源的書目及題跋等，查找古箱原本，使之重現(xiàn)于世的。
藏書目錄中尚有少數(shù)關于宋代版刻書跡的記錄。例如陸心源《麗宋樓藏書志》卷九十著錄了宋刻本《玉楮詩稿》八卷，著者為宋代岳珂，書中后記有如下一段：
此集既成，請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fā)興自為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shù)紙。至望日．訪友過海寧，攜于舟中．日亦書數(shù)紙，適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蕭之（岳珂字）記。
惜此宋刻本尚未能經(jīng)眼，錄以備考。
宋嘉定五年（１２１２）序刻本《歷代故事》（十二卷，宋楊次山編），此宋刻本除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傅增湘《藏Ｎ群書經(jīng)眼錄》收錄外，其他公私書目均不見著錄?？瘫疽孕忝拦ふ男】瑫鴮懮习澹▓D６），書法精美，在宋刻本中亦不多見。書寫者未知何人，第一種說法見于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四：
《歷代故事》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宋刊宋印本，前有無名氏序。四庫未收，各家書目亦未著錄。序署''坤寧殿題”，則當為皇后所制。因以序中“老兄永陽郡王”一語求之，知為宋楊次山所輯，其序則寧宗楊皇后所制也?！鋾舜紊绞謺犊瑫ň晷憧上?。嘉定壬申距今七百馀年，完整如新，良可寶也。
楊次山事跡見《宋史》，據(jù)之可知楊氏生年為宋紹興七年（１１３７），此宋刻本為楊次山所編，宋嘉定五年（１２１２）刊刻，推其年齡約為七十五歲。若陸氏“其書乃次山手書付刊”之說可信，此宋刻本的版刻書跡當為楊氏晚年的精妙小楷作品，或許亦是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楊氐唯一的一件書法作品了。然陸氏跋中并沒有給出具體證據(jù)，尚不能定案，姑且存疑待考。
又一例，宋刻本《注鶴山先生渠陽詩》（一卷，宋魏了翁撰），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一記此書云：
前有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南充游侶序及鶴山手札，后有淳佑改元王遂跋。……凡諸名賢作序跋時，有書翰與之，亦附刻于中，皆用手書真跡，古雅可愛。
瞿在宋刻本《注鶴山先生渠陽詩》中提及的“鶴山手札”，與原書合刻，即《鶴山先生親札別幅》。另外宋刻本《書苑菁華》卷前也有魏了翁手書序文，字署名落款特點尤其相像，故可據(jù)此判定二者均出自魏了翁手筆（圖７）。
關于魏了翁的書法，同時代的真德秀有一段文字：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西山題跋》卷一“了翁帖”條）
盡管現(xiàn)今傳世的書跡不多，但與宋刻本書跡比較，彼此書風還是比較接近的。
５．排除
在多部書中出現(xiàn)同一個人書寫序跋時（名人尤其多），如果沒有其他旁證材料可資參照對比（如傳世書跡、其他版刻書跡等），則可以排列對比，如果存在共同特點，則本人書寫的可能性高，反之則可排除，如，元刻本《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四卷，元胡一桂撰）、元刻本《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元胡一桂撰、《史藥通要后集》三卷，元董鼎撰）、元刻本《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宋王應麟撰）。
此三部元刻本中均出現(xiàn)胡一桂序，皆作手書體。我們運用排除法，認定《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圖Ｓｃ）與《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圖８ｂ）二序很可能是胡一桂自書上版。因為，第一，《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均為胡一桂撰，并在同位置鈐同樣的“一桂”“庭芳”“雙胡”印，這應該是胡一桂自己的書寫落款習慣，而且后者落款特意寫上“自序并書”以表示序為自書也未可知。一般來說，自撰書里的自序，字跡大多為自書，加上《周易本義啟蒙因而自書可能性更大。第二，兩序字跡風格彼此十分接近，且個性特點明顯，結體均取縱長勢，頗見唐歐陽詢書意，應出自一人手筆，不同二人所書偶合致此的可能不大。而《韓魯齊三家詩考》（圖８ａ）中所見胡序，字跡風格則與上二序大不相同，雖然寫的也不錯但個性特點不明顯，應是他人代筆，所以可以排除后者胡本人所書的可能，反之排除了后者，則前者為胡本人所書的可能性更加大了?？傊?，因未見胡一桂傳世書跡，無從比較，故只能運用排除法，做如上推測。當然，如果幸運能找到胡一桂存世字跡，兩相比較，則比較容易做出判斷。
比如宋嘉定三年（１２１０）刻本《東觀馀論》（二卷，宋黃伯思撰）樓鑰序，通過比照樓鑰傳世墨跡而斷定為本人親筆。然元至正間吳郡庠刻本《通鑒總類》里也有一件手寫體的樓鑰序（圖９），與宋刻本《東觀馀論》樓鑰序（圖１０ａ）以及傳世墨跡字跡相比（圖１０），完全不符，且風格明顯是受了元趙孟頫書風影響，據(jù)此也可以排除樓鑰所書字跡的可能性。
此嘉定刻本為樓鑰、莊夏校本，卷末有嘉定三年攻愧齋樓鑰序，系樓鑰手書，其中說到校書緣起：
云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毎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札，欲得獸本傳后，再為詳校而寄之。
可知原本為樓鑰提供，請莊夏校訂，其中“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這句話值得注意。今以故宮博物院藏樓鑰《題徐錢篆書帖》（圖１０ｂ）墨跡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樓鑰尺贖字跡（圖１０ｃ）與之比較，盡管版刻字跡工整，墨跡字跡率意，但字跡風格大致相同，尤其是落款“攻媿齋”寫法非常接近，基本可以判斷此樓鑰序是其手書上板。
舉上例意在說明，考察版刻字跡時，情況十分復雜，當慎之又慎。然而問題是，我們發(fā)現(xiàn)元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吳郡庠刻本《通鑒總類》也有一篇樓鑰序文，也是手寫體。但觀其字跡風格流美遒勁，書寫十分熟練，也很精美，能感覺得出此元刻本明顯是受元人趙孟頫書風影響，與上舉樓鑰書跡相比，當非樓鑰所書。盡管如此，如果沒有諸多旁證材料比照參考，恐怕就會誤認此為樓鑰所書了。
６．比較
名人或書家經(jīng)常會被邀請為各種書籍寫序跋文，然而，署同一人名的序跋文筆跡也有不一致的情況，這就有由代書人而不是本人書寫的可能。因此，通過比較對照那些不同的筆跡，可以確定書寫人?？煞謨煞N情況來說明：
甲、版刻書跡的相互比較
此姑且稱之為內(nèi)證法，即以古箱中所見相同書者為有些書者也許已無作品傳世，無從比較，或者即使有傳世作品，但因書體不同等原因（如篆、隸、草、楷行諸體）也無從比較。如前所舉，宋刻本《注鶴山先生渠陽詩》中收魏了翁《鶴山先生親札別幅》，宋刻本《書苑菁華》也收了魏了翁所書序文，二者皆為行書，兩相比較，可以基本斷定皆出自一人之手。
又如明刻本《程氐墨苑》中頻出朱之蕃字跡（圖１１），但是否他本人所書？不好臆斷，以之與明萬歷十九年（１５９１）刊本《王氏書苑》的朱之蕃代筆所書的兩篇序文（王世貞撰文，朱之蕃代書，皆有標明，所以沒有問題）（圖１２ａ）作筆跡比較，更以故宮博物院藏朱之蕃跋《唐虞世南臨蘭亭帖》（圖１２ｂ）墨跡對照，根據(jù)書風、特點等方面綜合判斷，不難得出這些書跡均為朱之蕃所書的結論。
乙、版刻書跡與現(xiàn)存書跡的比較
姑且稱此為外證法，即以版刻書跡與傳世作品相互比較。一般來說，如果著名書法家、學者的書法作品傳世較多，那么判斷版刻書跡是否為其本人書寫的困難則相對較少，前述趙孟頫的元刻本版刻序文，就是其例。尤其在各明刻本的序、跋、題、贊中，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名家書跡，他們的傳世真跡比較多，可資比較。現(xiàn)僅舉董其昌草書（圖１３）和張鳳翼行書（圖１４）各一例。
７．注意
注意點可以歸納為四點：
第一，通常古籍的序跋文多用“匠體字”，在這種字體的序跋文末端，常?？梢砸姷健澳匙敝惖恼Z詞，這顯然不是序跋文撰寫人的親筆書寫，而是出自“匠人”（刻工）之手。
例如明末刻本《袁中郎先生批評唐伯虎匯集》四卷本（二種）。此二種版本的內(nèi)容、刊刻時代、版式、行款和字體都基本一致，比較檢驗的結果，可以判定二者分別為初印本和后印本。其依據(jù)是，初印本與后印本的卷首都附上了袁宏道的序文，而字體有異（圖１５）。初印本字體為手寫體，后印本為“匠體字”。這大概是因為后印本在印刷時，初印本序文部分的板片已經(jīng)遺失或損壞，故改用新板片，以“匠體字”補板重刻。袁宏道序文后面“公安袁宏道中郎父書”還保留了原樣，故有以上推測。我們再通過與天津博物館藏袁宏道《行書詩扇頁圖》傳世墨跡（圖１６）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其風格的相似性，故初印本很可能是用袁宏道手跡上板刊刻的。
另一種情況是，古籍正文字體為“匠體字＂，但在書的序跋中，卻說是某人手書上板者，如果僅僅依據(jù)這些舊序做判斷，就會出現(xiàn)錯誤。因為古箱但凡經(jīng)過再刻、重刻或翻刻，也都會保留原刻的序跋內(nèi)容，例如宋刻本《古今絕句》（三卷，吳說編）就有可能是這種情況（圖１７）。清人葉德輝《書林淸話》卷六“宋刻本一人手書”條云：
宋時刻書，多歐、柳、顏體字，故流傳至今，人爭寶藏。然當時有本人手書以上版者。翟《目》有宋刊本吳說編《古今絕句》三卷，后自跋云“手寫一本，鋟木流傳，以與天下后世有志于斯文者共之”。
葉德輝認為是吳說手寫者。檢瞿氐《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三“《古今絕句》三卷宋刻本”條，并未斷定為吳說手書上板，唯考證成書以及版本和作者情況，引吳說自跋文字而已。故僅據(jù)吳跋似不能定論。此宋刻本今尚有流存。
吳說是著名書法家，楷、行、草及榜書均佳，小楷有“宋時第一”之稱，他的書法自宋代以來評價很髙。如宋高宗趙構《翰墨志》：“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周必大《跋吳說千字文》：“雖未至顛張醉素之雄放，而圓美流麗，亦書家之韻勝者也趙希鵠《洞天清錄》評吳說書：“深入黃太史之室，時作鐘體”。周密《癸辛雜識》：“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所書，極佳。”明陳繼儒《妮古錄》：“吳說傅朋為宋人小楷第一，世亦不傳?！钡鹊取?/p>
被譽為“宋人小楷第一”的吳說楷書作品，在明代已十分罕見。清《三希堂法帖》卷十六有吳說三件尺牘，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吳說作品，不過都是行書作品。日本京都有鄰館所藏《游絲書宋詩》后行楷書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垂喻帖》（圖１８）和故宮博物院藏有《門內(nèi)星聚帖》，可一睹其行楷面貌。經(jīng)過比較，雖然《垂喻帖》確有與刻本書跡相近處，但二者的書體并不相同，故難于做風格比較。因為《古今絕句》的書體畢竟不是書寫體楷書，也不具備寫刻本書寫性的特征，反而更像“匠體字”。當然書法家用“匠體字”書版之事并不罕見，況且自跋也稱“手寫一本，鋟木流傳”，說明他至少曾經(jīng)寫過一部。但究竟這是原版還是又經(jīng)過再刻的？仍無法確汄。因為古籍但凡再刻、重刻或翻刻時，都會保留原刻的序跋內(nèi)容，故葉德輝所言未必可信。
第二，即使序跋文是手寫體，也可能不是本人親筆所書，而是作者或刻書人請人代筆，而署名不改，依舊是序跋作者。
最簡單的判別方法，就是數(shù)人序跋字跡基本一致，也就是說，請一個人抄寫了數(shù)人的序跋。比如元天歷平江路儒學刻本《玉靈聚義》（五卷，元陸森撰），前有范濂、陸森、駱天佑、趙孟暄諸人序（圖Ｉ９），但書法風格卻基本相同，這時候就要考慮是否有人代筆了。反之，如果諸人各自的序跋字跡不同，則為他們親筆書寫的可能性就很大。范濂（《四庫全書總目》與《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均作“范濂”，“濂”疑為“謹”字，兩字草法頗近，刊刻失形，疑不能定）、陸森、駱天佑、趙孟暄諸人事跡不詳，也未見傳世書法可資比較，故只能運用這一方法推測了。
還有一種情況與之相反，即在不同的古箱中找到同一人的書跡，如果兩者風格面貌筆法特征十分相近，即使沒有存世字跡可資參照，也以作為確定是朽寫者字跡的一個推論證據(jù)。因為在不同的古籍里出現(xiàn)了同一人的而且個性明顯的書跡，且二者風格接近，這種巧合并不多見，他人代書的概率較低，而本人所書的可能性較高。如宋刻本《陶靖節(jié)先生詩》（四卷，晉陶潛撰，宋湯漢等注），前有宋淳佑元年（１２４１）湯漢自序，為手寫體（圖２０ａ），自然雅致，且個性特征明顯。而在宋開慶元年（１２５９）福州官刻元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中，也發(fā)現(xiàn)了湯漢書序（圖２０ｂ）。經(jīng)過二者相比較，可初步斷定二者應出自一人手筆，都應該是湯漢的親筆?！短站腹?jié)先生詩》版雖經(jīng)遞修，刻印字跡也已略模糊不清，但其書跡的書寫特征都大致保留下來，似較《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略勝。
一般來說，宋元刻本序跋請人代筆，很少注明代書人名，到了明清情況略有改變，如明之《王氏畫譜》《方氏墨譜》（圖２１），尤其是《程氏墨苑》最多，皆標明了代書人名（茲不詳列）。所以對于宋元刻本，如果是本朝刻本出現(xiàn)前朝人的跋序，或同朝晚期刻本出現(xiàn)本朝早期人序的時候，需要仔細考察。
第三，版本的刻印佳否？是檢證其能否為善本標準之一，也是檢證版刻書跡佳否的條件之一。版刻書跡在多大程度保存了原跡的面目？前者可通過刊刻時間、印刷狀況（初印、后印、翻刻及遞修、補刻等）等傳統(tǒng)版本學的方法加以考察，而后者則可借助于印章做間接檢證。
印章只有方寸之大，又是古文字，鐫刻不易；再就是因為版刻書跡中印章只是裝飾擺設，一般不太重視。因此反映刻工的鐫刻是否認真或敷衍，印章就成了一個判定手段。比如元刻本《王荊文公詩箋注》與《朱子成書》均有劉將孫書序，并且劉將孫用印“須溪劉氏”也分別出現(xiàn)在其中（圖２１之a(chǎn)、ｂ），通過檢證二印之間的細微處，即可判明這兩種明刻的版刻書跡印孰優(yōu)孰劣。
又如明刻本《程氏墨苑》中所見的名人書跡，下面的署名落款印章，皆一絲不茍，如真跡一樣刻得與居常精致（圖２２），據(jù)此即可知其書的刻印水平絕非一般了。
第四，使用版刻書跡與傳世墨跡做比較，鑒別版刻書跡是否為其本人書寫時，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即必須區(qū)別正式場合的書寫（如版刻書跡）與日常性書寫（如尺牘書札）的性質不同。因為這里除了書體不同之外（前者多為正楷，后者多為行草），還因書寫功用與目的的不同（前者多經(jīng)意認真之作，后者多隨意草率之作），一個人往往會寫出風格截然不同，甚至判若兩人的字跡來，從而使得二者不可相比，因而不能以其作為斷定版刻書跡非本人書寫的證據(jù)。這方面例子很多，茲不詳舉。
注釋：
１．劉恒．著名書法史學家．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現(xiàn)任中國文聯(lián)書法藝術中心主任．中國書協(xié)理亊．中國書協(xié)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西泠印社社員。
２．《古箱版刻書跡例說》劉恒“書法史研究的新視角”序。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３．王信（１１３７—１１９４）．字誠之．麗水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禮部尚書．給事。著有《是齋集》（已佚）．《全宋詩》卷二五五０錄其詩五首．《全宋文》卷六０六五收其文，事跡見《括蒼金石志》卷六《王給事蟇志銘》等．《宋史》卷四百有傳，
４．俞楨（１３３１—１４〇１）又名貞木．字有立．蘇州人．《續(xù)書史會要》評其書法：“善小楷．長于用筆．短于結構．但功力未就耳。”
５．張與材（？一１３１６）字國梁．號廣微子。道教正一派第三十八代天師．成宗元貞二年（１２９６）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奉詔建醮于杭州佑圣觀．投鐵符以治潮患，《元史.列傳第八十九.釋老》:大徳＂八年（１３０４）．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箓。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為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遒教．主領三山符箓如故。＂云云．可見其道教界地位之高。張與材曾為道士杜道堅《玄經(jīng)原旨發(fā)揮》作序．亦可見兩人關系之密切。善詩文．工竹畫。《丹靑志》記載＂人有絹素．輒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碧兆趦x《書史會要》卷七評其書“作大字有法，草書亦佳?！?/p>
６．李道謙（１２１９—１２９６）．字和甫．開封人，金末元初全真教道士。天興二年（１２３３）出家為道．蒙古乃馬真皇后稱制元年（１２４２）西游到陜西，拜全真道祖庭重陽宮住持通玄廣德洞真真人于志道（善慶）為師。四年后李道謙隨于志道在陜甘弘揚全真道。蒙古海迷失皇后稱制二年（１２５０）於志道羽化．李道謙不負師教．勤勉弘道。翌年，全真道掌門真常真人李志常以李道謙代理重陽宮提點。后歷經(jīng)京兆路道錄．京兆道門提點．諸路道教提舉．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兼領重陽宮亊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元成宗即位，封李道謙為玄明文靖天樂真人，賜號親玄大師。有《終南山祖庭仙真內(nèi)傳》三卷，《七真年譜》一卷．《終南山記》三十卷．《甘水仙源錄》六卷（后收入《道藏》為十卷））．《簡溪筆錄》十卷．詩文五卷。李道謙工書．《石墨鐫華》卷六“元重陽教祖碑”：“李道謙書．書亦模仿平原?！庇帧霸匦拚f經(jīng)臺碑＂條云：“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豬．而亦頗遒偉?！?/p>
７．宋渤，字彥齊．至正年（１３４１—１３７０）前后在世。元代著名詩人、書法家。曾官集賢殿學士。
８．杜道堅《１２３７－１３１８），字處逸，號南谷子。元初茅山道士。趙孟頫似與此人關系不一般．據(jù)趙孟頫《松雪齋全集》卷三所收《寄題杜尊師白云庵瓊秀亭二首》及上海博物館藏趙孟頫《南谷帖》皆稱杜為“尊師”可知．在道教界中趙孟頫對杜是執(zhí)弟子禮的。
９．真德秀丨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始字實夫．后字景元．又更為希元．號西山。本姓慎．因避孝宗諱改姓真。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是南宋后期著名理學家．與魏了翁齊名，學者稱其為“西山先生”。慶元五年（１１９９）進士及第．開禧元年（彳２０５丨中傅學宏詞科。理宗時攉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后起知泉州，福州。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入朝為戶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次年拜參知政亊。去世后贈銀靑光祿大夫．謚文忠。真徳秀一生著述甚多．《宋史》稱其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jīng)筵講義》《端平廟議》《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里沙集志》等．今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讀書記》《四書集編》和《大學衍義》等傳世?！端问贰肪硭陌偃哂袀?。
10. 《宋史》卷四百六十五＂楊次山，字仲甫．恭圣仁烈皇后兄也?！紊侥鼙軝鄤荩活A國亊．時論賢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
11.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人，南宋著名學者．思想家。號鶴山．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慶元五年⑴９９年）進士．授簽書劍南西川節(jié)度判官。歷任國子正．武學傅士．召學士院．出知軎定府。后知漢州，眉州。嘉定四年（１２１１）．攉潼川路提點刑獄．歷知遂寧．瀘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１２２２）．召為兵部郎中．累遷秘書監(jiān)．起居舍人。寶慶元年（１２２５）．遭誣陷后鷉至靖州居住。紹定五年（１２３２）．起為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亊之職＃視江淮京湖軍馬。嘉熙元年（１２３７）知福州福建安撫史。卒，贈太師，泰國公．謚文靖。有傳世宋開慶元年（１２５９）刻本《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一十卷以及《鶴山題跋》等，著述極多．堪比其同時代的楊萬里。魏了翁參考文獻《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宋元學案》卷八十．《宋人鐵亊匯編》卷十八．《皇宋書錄》卷下．《書史會要》卷六等。
１２．胡一桂（１２４７－？）．字庭芳．徽州婺源人。宋景定五年（１２６４）＋八歲時鄉(xiāng)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于鄉(xiāng)里．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其學源于其胡方平．治朱熹易學。胡一桂是元代知名學者．其學師從胡方平．尤精于易學，是朱熹易學的傳人。有《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ＩＩ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等。胡一桂參考文獻《宋史翼》卷三十四．《新安文獻志》卷一、《宋詩紀亊》卷八十等。
１３．樓鑰（１１３７—１２１３）．字大防．舊宇啟伯．自號攻愧主人．明州鄞縣人。少好讀書．潛心經(jīng)學．融賞史傳。隆興元年（１１６３）進士。初任教官．后調溫州教授。光宗繼位．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后改顯謨閣直學士．出知婺州，移知寧國府。告老歸家．家居１３年。后又起用為翰林學士．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遷端明殿學士。嘉定初年．同知樞密院亊．升參知政事．又授資政殷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贈少師，謚宜獻。通貫經(jīng)史，文辭精博，善寫大字榜書．高宗時太學落成，曾奉敕書匾。有《攻愧集》一百二十卷．使金時有《北行日記》。樓鑰參考文獻《宋史》卷三百九五．《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宋元學案》卷七十九．《宋人軟亊匯編》卷十七，《書史會要》卷六等。
１４．朱之蕃（？一１６２４）．字元升．又作元介（價）．號蘭嵎，定覺主人，金陵人，原籍山東聊城，萬歷二十三年（１５９５）乙未科狀元．官終禮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鮮。后以母喪．不復出仕。工書法．善畫山水花卉。卒贈禮部尚書．著有《奉使稿》．文集有《紀勝詩》《詠物詩》《雨山編》等。朱之蕃參考文獻《狀元圖考》卷三、《列朝詩集》丁集小傳．《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四。
１５．董其昌（１５５５－１６３６｝．宇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松江華亭人。萬歷＋七年（１５８９）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后謚“文敏”。董其昌是明代最著名的書畫家和理論家．善詩文，又撞山水畫．古樸典雅．以佛家禪宗喻畫，宣導“南北宗”論．為＂華卒畫派＂代表人物，其畫及畫論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大。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有“顏骨趙姿”之美．書法能巧用畫法墨色，營造古淡玄遠意境，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影響。其存世書畫作品極多，有《畫禪室隨筆》《容臺文集》等．刻《戲鴻堂帖》傳世。董其昌參考文獻《明史》卷二百八十八．《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四、《書林藻鑒》卷十一。
１６．張鳳翼（１５２７－１６１３），字伯起。蘇州人。與弟獻霣，燕翼并有才名．時人號為“三張”。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與燕翼皆中舉人。晚明戲劇家．有傳奇《紅拂記》《祝發(fā)記》《竊符記》《灌園記》《賡廉記》《虎符記》等．合題《陽春集》。亦善書，《書史會要》載其“晚年不亊干請．鬻書以自給?！?/p>
１７．袁宏道（１５６８—〗６１０）．宇中郎，號石公。荊州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萬歷二十年（１５９２）進士，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勛郎中，國子博士等職，明代著名文學評論家．他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風氣，提出“獨抒性炅，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於三袁是荊州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合稱＂公安三袁＂。代表作品有《袁中郎全集》《徐文長傳》《初至西湖記》《敘陳正甫會心集》《虎丘記》《滿弁游記》《西湖游記二則》《戲題齋壁》《游虎跑泉》《東阿道中晚翅》《戲題飛來峰》《袁中郎集箋?！贰镀炕S雜錄》《破研齋集》。傳世有《瀟碧堂集二十卷》《瀟碧堂續(xù)集十卷》《瓶花齋集十卷》《錦帆集四卷去吳七牘一卷》《解脫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廣陵集》《袁中郎文抄一卷》等等。
１８．吳說（生卒年不詳）．宇傅朋，號練塘．浙江錢塘人．宋高宗紹興十四年（１１４４）尚書郎，官知信州．紹興年間為尚書郎．后任上饒?zhí)兀H道觀主管．其他亊跡不詳。吳說參考文獻《宋史翼》卷二十八．《皇宋書錄》卷下，《書史會要》卷六．《宋人軼亊匯編》卷十八等。
１９．湯漢（生卒年不詳）．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宋淳佑四年（１２４４）甲辰科進士．南宋末期著名理學家。歷任華文閣福建運判、寧國府知府，江西常平兼吉州知州．江東運判兼隆興知府．工部尚書．纗明殿學士等。去世后謚號文清．追贈正奉大夫．饒國公。有《東澗集》《陶詩注》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有傳。
文章原載《藝術工作》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