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開無田
翻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那便是幾乎沒有朝代能夠超過三百年，即便是先秦時期，夏朝的存在與否，也一直是史學界的難題，商朝、周朝的所謂統(tǒng)治也不過只是天下共主的名義之下的諸侯割據，而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奮六世之余烈，先后滅山東六國，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tǒng)王朝，至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袁世凱繼任中國民國大總統(tǒng)，所歷2100余年，而能夠超過300年的王朝卻從未出現(xiàn)過——若說有，哪怕不是只能算漢朝、宋朝——西漢與東漢共407年，北宋與南宋兩者相加共存續(xù)319年。
那么又是何種原因，導致了似乎每一個王朝都不能突破300年這個極限呢？
元朝詩人，更是高居禮部尚書職位的一方大吏，張養(yǎng)浩曾經寫過一首《山坡羊》的千古散曲，而這“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說的又是何等直白，時勢亦變，王朝更替。一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更是讓這普羅大眾似乎看到了前程未來。
歷朝歷代的建立，自秦始皇嬴政，一統(tǒng)天下，行郡縣制，書同文為始，到二世胡亥昏聵無能，驕奢淫逸；再到農民起義的陳勝吳廣拉響秦王滅亡的導火索，48歲的劉邦“大丈夫當如此乎”，誅滅項羽，建立漢朝，滅韓信、英布、彭越，文景之治，七國之亂，漢武帝一改國策，任用衛(wèi)青、霍去病打得“漠南無王庭”，再到霍光輔政，漢昭帝、漢宣帝中興，漢哀帝的昏聵無能，終于導致王莽篡漢。比及后世朝代，除短命王朝一如秦朝、隋朝，所有朝代無不經歷了開國的初始階段，發(fā)展階段，鼎盛時期，王朝自救期以及滅亡期。
而在一個朝代的初始階段，往往能夠開創(chuàng)王朝的人，大多都能力卓絕，雖身處亂世，但能夠從梟雄林立，殺人如麻的時代脫穎而出，則絕非等閑之輩。他們是秦始皇嬴政，是漢高祖劉邦，是光武帝劉秀，更是明太祖朱元璋，也正是他們?yōu)橥醭於嘶?。他們也都曾經想一勞永逸的為自己的子孫后代設計好政治制度，他們有實行郡縣制廢分封，有的想實行分封以家天下治理天下，有的則九品中正制提拔賢才，有的則直接廢除丞相制度。而對于功臣，皇家權利的分配，都成為這一時期的重點。成功的朝代一如朱元璋，跟隨其的34名功臣，也只有親老鄉(xiāng)湯和能夠善終。差點翻車的有高祖劉邦，漢文帝時期的七王之亂，翻車的司馬家，西晉王朝的分封八王，直接導致的八王之亂，而后滅國，五胡之亂。
而在發(fā)展期，作為他們的繼承人，國家的第二代大多延續(xù)政策，實行輕徭役、薄賦稅的政策，來為古代生產資料的恢復奠定良好的基礎。欲速則不達，便很好的體現(xiàn)在了隋朝二代皇帝隋煬帝身上，三征高麗，修大運河，致使怨聲哀道，也只能為后人福祉。漢文帝實行的黃老之策，便恢復了經濟為后世漢武帝鼎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如此。除了自身的貞觀之治，我們甚至可以不無道理的說，他也是利用了前朝遺留下的良好的社會條件。
鼎盛時期，則成為一個王朝盛極之時的體現(xiàn)。從國家財力、人口數量、社會財富都得到了極大化的發(fā)展。如果是有道之君，則能夠繼續(xù)為王朝發(fā)展，施展良策。而漢武帝劉徹、唐玄宗李隆基、清高宗乾隆帝，但也正是處于王朝的起承轉合時期，他們對于后代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巫蠱之禍、安史之亂、閉關鎖國無不是王朝的七寸。
王朝自救期，則一般會出現(xiàn)一個相對有著理想抱負的君主。例如唐憲宗李純，對于大唐因為藩鎮(zhèn)割據，地方勢力尾大，內又有宦官專權，實在是難以自救。光緒帝的自強變法，希冀以戊戌變法救亡圖強，但對于已經脫韁野馬的王朝而言，家天下的王朝傳承制度，對帝王的要求實在是太高，一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大抵他們內心的獨白都是“我太難了”。
滅亡期的皇帝都是昏聵之君嗎？不盡然。大明王朝崇禎帝就很勤奮。幾十年如一日，可是為什么大明王朝就亡國了呢？臣不是臣，君不似君，一如我們嘲笑晉哀帝司馬衷一般“何不食肉糜”，事實上，他們居廟堂之高遠，不知民間之所苦。當土地資料這種生產資料，伴隨著王朝的初始期、發(fā)展期、鼎盛期而積累的社會矛盾，皇室隨著時間的幾何倍數增長、失地農民的增加、所謂的士大夫集團的日漸腐朽，參見東林黨成為大地主階級的代言人，苛捐雜稅，事實上即便不如此，王朝已經行將就木，怕也是神仙難救。
而也正是由于在這種歷史周期律之下，幾乎所有王朝概莫能外。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斗爭，皇權與臣權的斗爭，這樣動態(tài)平衡的矛盾，也會隨著生產資料——土地的兼并，逐漸讓處于底層的小農經濟破產這種根源性的矛盾而逐漸激化，無可調和，既然“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那么雖死何懼，起義斗爭，而后動蕩，加之家天下的領導制度—人，人的不可確定性，最終直至滅亡。
參考資料：《二十四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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