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 顯赫一時的文痞姚文元在上海的《文匯報》上拋出長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揭開了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序幕。次年在中國大地上爆發(fā)了十年浩劫, 使整個中國大地百花凋零, 萬馬齊喑。
然而, 當年姚文元的文章見報后, 報紙上卻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宣傳話語, 引起了學術界人士的注意, 于是開始《海瑞罷官》和“清官”問題的討論, 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反響, 似乎真有春色滿園的大好景象。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50年過去了, 當我們回首當年那場討論, 不能不認真反思:它的實質是什么?它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歷史教訓?
后來人們才知道, 姚文元的文章決非一般性的學術性文章, 而是當時高層經(jīng)過精心策劃后蓄意發(fā)動“文革”的序幕。它以評價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名, 大搞所謂兩條路線斗爭, 表面上是批判清官海瑞, 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所謂一小撮資產(chǎn)階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于是海瑞成了路線斗爭的犧牲品, 成了姚文元們一心要打倒的人物的代名詞。這一點, 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寫得很清楚, 如“看來, 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 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 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干部學習的榜樣”, 吳晗“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 “罷官而去的海瑞, 便成為一個反抗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 “海瑞孤零零一個人, 從經(jīng)濟到政治, 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等等。①
所以, 當時明明是要搞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斗爭、階級斗爭、路線斗爭, 卻在宣傳工具上假惺惺地要人們“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這不是愚弄人是什么?更可笑的還說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你死我活的斗爭中, 哪里還有什么“真理”可言, 哪里還有什么“人人平等”可言?
也許中國的知識分子太善良了, 太容易被愚弄了, 竟然又一次中了圈套, 隨著指揮棒的指點進行“學術討論”。但姚文元們并不是真的要人們討論《海瑞罷官》的得失優(yōu)劣, 而是要人們認識歷史上海瑞之類清官的階級本質, 實質上是為了達到他們卑鄙的政治目的, 即要人們認識現(xiàn)實社會中“清官”的階級本質, 跟他們作殊死斗爭, 并看一看現(xiàn)在有哪一些人在為“清官”辯護, 以便“秋后算賬”。于是他們有意識地把討論和“清官”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 看起來既像學術討論, 又不妨礙實施預設的“引蛇出洞”陰謀。用他們文章中慣用的說法, 真是“用心何其毒也”。
然而, 天真的知識分子又怎能識破他們的險惡用心?有的人嗅覺比較靈敏, 對這種討論不以為然, 覺得姚文元的文章來勢洶洶, 其背后必有來頭, 自然敢怒而不敢言, 只能保持沉默。有的人還沉默不了, 要按上面布置的意圖在報上“表態(tài)”。更可笑的是上面已經(jīng)派人為一些大學教師寫好文章, 上報前臨時通知他們一下, 就算是他們“表態(tài)”的文章了。當然, 還有些人從學術角度天真地參與了討論, 認真地發(fā)表了見解, 認為作為一個學者應該明辨是非, 對歷史人物、歷史問題應該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樣, 在各地報刊上就出現(xiàn)了不少關于“清官”問題的討論文章。
今天看來, 這些討論文章有的不敢直舒胸臆, 暢所欲言, 但不乏真誠和良知;有的受當時社會思潮影響, 觀點和語氣比較“左”, 但也不能說是心懷叵測或趨炎附勢。這里不妨把當時針鋒相對的意見簡介如下:
第一,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清官”?一種意見認為歷史上確實有一種被對立階級所共同稱贊的“清官”存在, 并且能受到勞動人民擁戴, 反映勞動人民的愿望;另一種意見認為歷史上根本不存在“清官”這一種人, 所謂“清官”是地主階級制造的政治偶像。
第二, “清官”是既為地主階級又為農民階級服務的工具嗎?一種意見認為“清官”既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 也能為農民做好事, 能推行“仁政”和“讓步政策”, 把剝削限制在“法定權利”范圍之內;另一種意見認為地主與農民不存在共同的利益, “清官”不能為農民做好事, 也不存在把剝削權利限制在法定范圍內的問題。
第三, 關于“清官”的歷史作用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清官”能發(fā)展生產(chǎn)力, 興修水利, 招亡墾荒, 充當封建社會的“自我調節(jié)器”, 因此對人民有利;另一種意見認為統(tǒng)治階級興修水利是為了加強剝削, 因此不存在對人民有利的問題, 也不存在“自我調節(jié)器”的問題。
第四, 關于應不應該否定“清官”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清官”和貪官是一丘之貉, 否定“清官”就是粉碎封建主義加在人民頭上的思想枷鎖;另一種意見認為“清官”比貪官好, “清官”能減輕剝削, “清官”是封建時代的精華, “清官”是忍冬科植物, 否定“清官”就是否定歷史, 與修正主義是一路貨色。
第五, 關于如何評價“清官”的問題。一種意見認為評價“清官”應采取兩條標準, 即政治標準和歷史標準, 對“清官”要“一分為二”, 即他們一方面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 另一方面能有利于人民;另一種意見認為評價“清官”的方法應反對一切折中主義觀點, 堅持革命的辯證法, 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 劃清革命與反革命、剝削與被剝削的界線。
值得注意的是, 當時學術界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參與了討論。例如, 吳晗認為:“在封建官僚的壓迫、奴役下, 廣大人民對于比較清明、寬大、廉潔政治的向往, 對于能夠采取一些措施, 減輕人民負擔, 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擁護了。對于這樣的好官, 人民作了鑒定, 叫作青天?！?/p>
趙景深則指出:“元曲中《陳州糶米》、《智斬魯齋郎》、《三勘蝴蝶夢》等包公戲, 卻是在包公這形象上寄托了人民的某些愿望和理想, 是對殘暴黑暗統(tǒng)治的反抗和詛咒。”
關于官與民的關系, 鄭天挺說:“官與民是共處于一個統(tǒng)一體中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 他們有著同一性, 他們在一定條件下互相依存, 互相轉化, 因此, 在某種條件下可能有某些共同利益, 例如興修水利, 農民高興, 地主階級也高興。農民希望多生產(chǎn)有得吃, ‘清官’希望多生產(chǎn)保證剝削。興修水利, 生產(chǎn)提高了, 對農民有利, 對統(tǒng)治階級也有利。”
“清官”有沒有歷史作用?李平心說“清官”“從封建統(tǒng)治的長遠利益出發(fā), 一般比較關心農事, 注意厚生?！彼麄儭皩τ趧駥мr桑、興修水利之類, 都著有不同程度的政績?！笔罎J為:“某一清官如曾做了一些有利于社會生產(chǎn)的事, 如海瑞曾支持開吳淞江, 盡管是局部的利益而且他所開的吳淞江也維持不久, 仍可對這一件事加以肯定, 不夸大、不縮小。不埋沒他的好處?！笨娿X也認為有“個別‘好官’確實做了一兩件對人民有利、對發(fā)展生產(chǎn)有利的事情”, 雖然這些“主要是勞動人民的功績”, “但是這些地方官吏倡導、組織、傳授、介紹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抹煞”, 更不能說他們“比貪官污吏還壞”。
不少學者認為“清官”比貪官好。如周谷城說:“在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前提之下, 說清官與貪官彼此全無區(qū)別, 確與事實不符。壓迫輕一點的比壓迫重一點的總要好些;剝削少一些的比剝削多一些的總要好些……只要不剝削完了, 人民畢竟多少可得點益處。就這點說, 所謂清官, 只要真能做一點點兒好事, 到底要比貪官好一點點兒?！敝苡柰舱J為:“目前有人說清官比貪官更壞的問題, 這一點還可以討論。這樣說, 那么, 在蔣匪幫時代, 是否做壞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嗎?”
譚其驤指出, 可以同意“清官”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說法, “但清官在歷史上究竟起什么作用?它和貪官比較, 是剝削少點好, 還是多點好?壓迫輕點好, 還是重一點好?由此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問題, 即歷史上除農民起義領袖外, 在封建統(tǒng)治階級范圍內有沒有值得肯定的人物?”
有人認為, “清官”是精華, 所以要進行批判。如李俊民說:“清官和貪官有區(qū)別, 歷史人物的好壞還是有區(qū)別的。貪官實際上是糟粕, 不在話下, 而清官是封建時代的精華, 影響也大, 這種影響并不好, 所以越是精華越要批判?！?/p>
還有人認為對“清官”必須“一分為二”。如嚴北溟說:“‘清官’的歷史作用就能夠包含有積極與消極兩面, 至于哪方面是主要的, 這就要看具體歷史條件而定。也就是說, 我們對‘清官’是主張一分為二的?！?/p>
以上種種觀點都是從學術角度提出, 不一定全部正確, 但大多言之有理。“清官”問題涉及歷史的種種方面, 本來就很復雜, 所以有種種觀點提出很正常, 并不奇怪。許多學術問題是一時討論不完, 也討論不清楚的, 有一個長期的過程, 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在討論“清官”問題就是一個明證。問題在于學術討論要立足于學術立場, 而不是立足于階級斗爭立場, 假學術討論之名, 行政治討伐、政治迫害之實, 如姚文元之流就是行政治討伐、政治迫害的文壇殺手。
姚文元曾這樣說:“封建國家的法律、法庭和執(zhí)行統(tǒng)治權力的官吏, 包括‘清官’‘好官’在內, 只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 而決不可能是超階級的, 決不可能是既為統(tǒng)治階級又為被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睆拇嗽捒梢悦黠@地看到姚文元立足于階級斗爭立場, 以革命左派自居, 用革命理論家的口吻, 要人們明白地主與農民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 也不存在“清官”符合農民眼前利益的情況。其真正意圖是在“清官”討論的幌子下, 推銷他的階級斗爭理論, 為現(xiàn)實中的政治需要服務。他的目的是要把歷史上的“清官”和現(xiàn)實中的“清官”掛起鉤來, 把后者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只是把批判歷史人物海瑞當作政治討伐的借口, 把《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作為政治迫害的犧牲品而已。
再如羅思鼎 (上海御用寫作班子) 也是一副打手的架勢, 說什么:“所謂‘清官’, 原本是騙人的把戲, 在歷史上是根本不存在這么一種人的。”他們和姚文元一樣, 把“清官”討論和現(xiàn)實中的政治需要緊緊地結合起來, 于是有了如此氣勢洶洶的一番話:“解放后, 隨著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 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被徹底推翻了。但是, 千百年的封建統(tǒng)治所遺留下來的傳統(tǒng)觀念, 卻還依然糾纏著人們的頭腦, 沒有得到徹底肅清。在很長時期內, ‘清官’這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偶像在戲劇舞臺上照樣騎在人們的頭上作威作福, 在歷史論著中也仍舊有不少人在為它吹噓捧場。被打倒的剝削階級, 更是利用人們對‘清官’的模糊認識, 在這個問題上興風作浪, 大肆宣揚封建道德理論觀念, 腐蝕廣大革命群眾, 甚至借古諷今, 詆毀人民政權, 向無產(chǎn)階級發(fā)動猖狂的進攻。因此, 在社會主義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 重新認識‘清官’的本質, 清算各種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 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進行一場興無滅資的斗爭, 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②這番話把他們的目的、意圖、需要都統(tǒng)統(tǒng)說清楚了, 從中不難看到窮兇極惡的劍拔弩張, 處心積慮的刀光劍影。
姚文元的文章不僅引起學術界人士的議論, 在社會和高校中也掀起了軒然大波, 為吳晗的《海瑞罷官》鳴不平的人有之, 對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的人也有之。上海有一個叫馬捷的中學生和一個叫林丙炎的中學教師, 就在報上發(fā)表過駁斥姚文元的文章。自然他們后來也遭受了打擊和迫害。
高校中的師生身處當時階級斗爭的風口浪尖, 十分危險, 但又大多書生氣十足, 相信報上所謂的“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我當時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走讀生, 20多歲, 非常單純, 一看到姚文元居心叵測的文章就義憤填膺。由于我既讀歷史, 又愛美學, 總以為人應該追求真、善、美, 鞭撻假、惡、丑, 既然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有什么不敢講的?我不久寫出了3500多字的評姚文元的文章, 題目是《不能用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 很快就在當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報》刊登了。這下闖了彌天大禍, 以后遭到10多年的政治迫害。但回顧當年, 我無怨無悔。
今天看來, 我的文章雖然和姚文元的文章針鋒相對, 但也不免受到當時政治思潮和學術文風的影響。如一開頭就指出姚文元“在文章中所樹立的旗幟是鮮明的, 但是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錯誤的, 因為作者在文章中沒有堅持一分為二的辯證法, 而是用了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認識問題、處理問題”。
我之所以說姚文元用形而上學的觀點認識問題、處理問題, 是因為他既然一貫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那么就應該堅持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 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對待海瑞和“清官”問題。但是他在文章中別有用心地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分析”史料, 用以偏概全的伎倆“評論”歷史人物, 隨心所欲地把沒有必然聯(lián)系的兩回事拉在一起, 進行機械類比。諸如此類不是形而上學是什么?
我的文章直率地否定姚文元的歪論, 例如說姚文元主張歷史劇只能寫歷史人物的“壞的一面, 至于好的一面, 應該矢口否認, 視而不見, 千萬不能形諸筆端, 否則, 就沒有堅持階級觀點, 寫出來的歷史劇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種對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要求, 以及對歷史劇的社會作用的理解, 實在令人不敢茍同”。
為了抨擊姚文元的霸道理論,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認為是否構成“清官”“好官”的條件之一, 是看“他們在勞動人民中的聲譽是好的, 還是壞的。如果一個官吏一生的好行為比較多, 對當時人民生活有過一定好處, 對整個社會生產(chǎn)起過一定促進作用, 并且在廣大勞動人民中的聲譽是好的, 那么他就是‘清官’‘好官’, 否則就是‘貪官’‘壞官’”。這段話, 后來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文匯報》的《關于“清官”問題討論簡介》中去, 跟譚其驤、周谷城等老先生的觀點并立在一起, 說明我雖然對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 但還是從學術角度參與討論的。
在我的文章中, 還進一步指出姚文元“認為統(tǒng)治階級人物就沒有清與貪、好與壞之分, 他們的好行為其實是壞行為, 也就是說岳飛抵抗金兵, 海瑞平冤獄、領導疏通吳淞江其實都是壞行為, 不能稱贊的。這樣, 他就沒有看到統(tǒng)治階級人物的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兩方面 (階級本質與好行為) 的辯證關系, 從而否定了歷史上所有統(tǒng)治階級人物, 也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樣, 岳飛與秦檜、海瑞與嚴嵩等人沒有區(qū)別了”。接著, 我毫不客氣地說, 姚文元“為了達到自己的主觀意圖, 不惜歪曲歷史事實。正由于他對‘清官’‘好官’問題沒有正確的認識, 因此也就對《海瑞罷官》中的海瑞作出了錯誤評價。試問這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是什么呢?”
我在文章中針對姚文元橫蠻無理地評價《海瑞罷官》的方法, 說他“所采取的方法值得引起人們注意”, 他那種“毫無原則的引申, 我覺得特別需要加以澄清。如果按照這種奇怪的邏輯來進行文藝評論, 那么寫李自成起義的戲, 就是要我們學習起義嗎?”
“我不想用姚文元同志評價《海瑞罷官》的方法來評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只想指出, 這種評價方法不是一分為二的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是不易掌握的, 尤其不易一貫堅持。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學代替了辯證法, 以至在鮮明的旗幟下產(chǎn)生了基本上是錯誤的結論?？磥硎敲? 然而是事實!”——這是我文章的結論。
歷史在進步, 時代在發(fā)展?；仡櫸?0年前的文章, 覺得雖然擊中了姚文元的要害, 但有一些學術問題還是沒有把握好或正確判斷。例如, 當年有些專家學者強調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研究歷史問題, 對清官一分為二, 我也是如此。但這種觀點未必科學, 難以把歷史問題說清楚?！扒骞佟北臼欠饨ü賳T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道德等素質的綜合, 他們本身和整個封建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怎么能一分為二?正因為如此, “清官”問題的討論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但不管怎樣, “清官”問題討論只能是學術討論, 如果把學術討論變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 納入硝煙彌漫的政治運動, 那么就有悖于學術討論的宗旨了。
盡管當年的“清官”問題討論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但共識還是有的。如“清官”是復雜的歷史人物, 需要具體對待具體分析, 不能一概而論;應該科學地占有歷史資料, 歷史地考察“清官”現(xiàn)象, 避免主觀主義的武斷;歷史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有一定的有機聯(lián)系, 但又有根本區(qū)別, 不可混淆;歷史批判和傳統(tǒng)繼承并不矛盾, 但必須把握一定的尺度, 等等。
由于受到當時社會環(huán)境的限制, “清官”問題討論后來不了了之, 但它長期以來依然受到人們的關注, 有不少問題還可以從學術角度深入討論。如現(xiàn)在人們?yōu)槭裁磳v史上的“清官”很感興趣, 討論“清官”問題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 “清官”和“貪官”究竟有沒有區(qū)別, 在討論時應該掌握什么政治標準和歷史標準, 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分為二”觀點存在什么問題, 等等。
然而, 要進行正常的“清官”問題討論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這是因為過去的“左”的思潮還沒有徹底肅清, 有可能影響今天人們的思想方法。特別是當年所謂的《海瑞罷官》和“清官”問題討論雖然早已過去, 但它留下的陰影和傷痕并沒有全部過去, 因為它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負面作用太大, 對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傷害太大。不消除它的負面作用和傷害, 就不能營造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 也不能形成正常的學術討論氛圍。因此, 我們需要對它進行必要的、深刻的、沉痛的反思。
引起當年這場討論的原因是什么?雖然人們后來知道了當年拋出姚文元的文章事出有因, 是高層揭開“文革”序幕的需要, 知道了精心策劃所謂的學術討論也是出于政治需要, 但還有深刻的文化社會學的原因。簡單地說就是為了現(xiàn)實社會的某種政治需要, 把學術文化當作它的附庸和奴婢, 成為御用文化。中國歷史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引起當年這場討論的原因也是如此, 這無疑是對學術文化的褻瀆和摧殘。而中國的文化人往往成為御用文化的犧牲品, 這無疑又是中國學術文化的悲劇。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要牢牢記取。
那么, 怎樣對待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呢?人們都知道, 過去中國沒有真正的學術和學術界, 因為總是把學術和政治混為一談, 造成學術即政治、政治即學術的怪現(xiàn)象。當然, 學術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 不可能存在于象牙之塔, 也就是說學術和政治總有這樣或那樣的聯(lián)系。但學術和政治畢竟有所區(qū)別, 學術和學術討論有著自己的相對獨立性。而當年這場討論完全喪失了相對獨立性, 沒有應有的學術空氣和學術環(huán)境, 終于淪為一場充滿火藥味的政治斗爭。這個沉重的歷史教訓表明, 極不正常的學術與政治的畸形現(xiàn)象再也不能重現(xiàn)了。
能把學術討論作為整人的工具嗎?學術與政治的畸形現(xiàn)象必然導致學術討論淪為整人的工具。這是人們的共識, 也是不爭的事實。當年姚文元評論《海瑞罷官》是假, 整吳晗是真;接下來的學術討論是假, 整學術界人士是真。目的都是為了把善良的知識分子整成精神的奴隸。這場學術討論結束后, 有些參與討論的人沒有多久就被“秋后算賬”, 如吳晗和李平心就被活活整死。再看從姚文元文章開始的所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 其實是大革文化人的命, 是大規(guī)模的整人運動。所以, 再也不能把學術討論作為整人的工具了, 這更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來源：《上海文化》2015年12期，作者姚全興（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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