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 本文整理自沈艾娣教授新著《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以下簡稱《傳教士》）的新書分享會，該講座系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主辦的2021年香港書展“中大主場”系列講座第三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余敏聰主持。 沈艾娣教授博士畢業(yè)于英國牛津大學，現(xiàn)為英國學術院院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教授、英國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何鴻燊中國史研究員、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領域有微觀史、口譯社會史、近代中歐交流史、二十世紀儒家思想、天主教等。主要著作有《夢醒子——一位華北鄉(xiāng)居者的人生》《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創(chuàng)造共和國民——中國的儀式和符號（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等，在英文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并即將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新著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翻譯的危險：清朝與大英帝國兩位翻譯家的非凡人生》）。
▲首批中國籍主教（從左至右：海門主教朱開敏、臺州主教胡若山、汾陽主教陳國砥、宣化主教趙懷義、蒲圻主教成和德、安國主教孫德楨） 講座之后，沈艾娣教授回答了讀者的線上提問。 提問：您在《夢醒子》中關注劉大鵬，在《傳教士的詛咒》中關注洞兒溝村，您的研究與山西結下了不解之緣，請問您為何如此關注山西，它在近代中國是否有某種代表性？ 沈艾娣：“代表性”這個詞在微觀史研究中沒有意義，社會學研究中也不能說一個個體具有什么代表性。山西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我來到山西后對當?shù)氐臍v史、人文產(chǎn)生了興趣，當?shù)厝说臒崆橐策M一步增進了這種興趣。我剛寫完的書也有一些篇幅涉及山西，這純粹是個人興趣使然，而非由于山西有什么代表性。 提問：請問您以后是否會換一個省份研究，比如對比一下南方與北方的鄉(xiāng)村有何不同？ 沈艾娣：我剛剛寫完了一本關于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小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和早期中英關系的書。這本書的一部分關于中籍教士李自標，他曾在山西長治工作，所以書從長治開始講述。而后面部分小斯當東的很多故事與廣州有關。不過這本書與翻譯有關，不完全是一本“地方史”。關于翻譯的這本書我原本打算作為《傳教士的詛咒》中的一章，但是發(fā)現(xiàn)相關人物沒有去過洞兒溝村，所以另寫了一本書。我現(xiàn)在計劃開始寫一本全國性的現(xiàn)代社會史，可能不會做兩個省的比較研究。不過以后有機會的話，我可能也會寫一部山西通史。 提問：當時耶穌會用了很多精力適應儒家社會，請問耶穌會又是如何與地方的佛、道教勢力相處的？ 沈艾娣：我不是耶穌會研究的專家。一方面，我不會葡萄牙語，而很大部分的耶穌會檔案用葡萄牙文書寫；另一方面，《傳教士的詛咒》一書關于洞兒溝，而非晉南，這里不是耶穌會的活動范圍，我難以接觸其史料。耶穌會主要在山西南部的絳州附近傳教，其中就有著名的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他與當?shù)貎纱蠹易尻P系很好。我書中的傳教士都來自方濟各會，他們與耶穌會的態(tài)度不同，早期沒有實行融合的政策。 提問：所謂“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不相容”是否更多源于在不同歷史交匯處、用不同方式構建的國家和全球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而非文化差異？ 沈艾娣：我并不認為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有特別的互不相容之處。我認為基督教和中國文化都很博大精深，其中都有豐富而不同的內(nèi)涵，它們完全有可能在文化上相安無事。當然，這不是說不同時期的政治分歧不會有各類紛爭和困難，這些隨時間變化。在清代，不祭拜祖先牌位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而如今在中國普通的中國人并不會這樣做，但卻有天主教徒還如此。所以，19世紀和現(xiàn)在讓一個人成為中國人的政治背景是不同的，基督教的內(nèi)容也極其多樣化。它們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延續(xù)性，但也有巨大的流變。在我寫這本書時，我常常被問：“這本書里的耶穌和《圣經(jīng)》在哪里？”，我說，在19世紀的天主教中耶穌和《圣經(jīng)》不是什么大問題。18世紀意大利的天主教與20世紀美國的天主教都很不同，更不必說它與20世紀末美國的新教了。中國文化與基督教這兩方面都不能評價，它們都太多樣了。 提問：我很欣賞中譯本《傳教士的詛咒》中對全球史的強調，您認為這兩個版本有何不同？ 沈艾娣：我不認為在“全球史”方面有太多不同，郭偉全的翻譯很優(yōu)美，也很準確，實際上還可以翻譯得更隨意一些。事情是這樣的，當我開始寫書時，是出于對山西和一個山西村莊的故事的興趣。但是當其他人讀這本書時，他們并不像我一樣認為，這是一部使用了歐洲材料的、寶貴的山西地方史，他們看到的是“微觀全球史”。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邀請我為本書撰寫序言時，建議我看看其他人的評價，我才發(fā)現(xiàn)了這一問題。我對此也感到很驚奇，這些人有很有趣的想法，我就也把它們添加到了序言中。 提問：在您的經(jīng)驗中，微觀全球史與世界史有何不同之處？您很擅長選擇研究題目，請問如何選題呢？ 沈艾娣：一般來說，“世界史”指的是全球性的大歷史，而“微觀全球史”是一個小范圍的題目。這與我們想象的世界史不同，因為后者是長時段、大規(guī)模的。比如，琳達·科利（Linda Colley）最新的著作《槍、船和筆——戰(zhàn)爭、憲法和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The Gun, The Ship and the Pen: War, Constitutio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中研究世界各地的憲法是如何訂立的，這可以稱為一部世界史著作，我寫的一個小村莊的歷史和她著作的并不一樣。關于如何選題的問題，我認為，看了很多資料后就會發(fā)現(xiàn)不少有趣的故事，不需要刻意去選擇。這與見人是一樣的道理，當認識一個新的人后，有的人會覺得無聊，不感興趣，但也有一些擅長結識新人的人，他們很快就能對那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都產(chǎn)生興趣，并講許多關于那個人的東西。在資料方面，我鼓勵大家學習不同的歐洲語言，現(xiàn)在中國人學習英文比較多，使用的也多是英文的材料。當然，中國也有很多人學習世界上的各種語言，他們也可以利用更多的外文檔案寫出更好的歷史作品。而且我也常勸西方的歷史學者學習中文，更全面的認識世界歷史。我覺得語言能力非常重要，從事研究只會一兩門語言是不夠的。 提問：請問洞兒溝村的檔案在歐洲是怎么被發(fā)現(xiàn)的？ 沈艾娣：我看得最多的是梵蒂岡傳信部檔案，但這些檔案中并沒有一個專門的“洞兒溝”類目，而是統(tǒng)一將新的書信存放在“印度與中國”部分。想要找到特定地點檔案需要知道當?shù)貍鹘淌康男彰瑢ｉT查看他的書信。1802年后，單獨的“中國”檔案被分出，但這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部分，需要翻閱很多資料。傳信部的檔案非常豐富，我用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查閱。雖然這些檔案有一個目錄，但卻是按照天主教問題排布，而非地理區(qū)域。不過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借款與利息，從中可以找到來自不同地區(qū)與利息相關的書信。查閱這些檔案就像讀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這樣的大部頭小說，其中有傳教士從年少輕狂，到后來身體狀況變差，常常思念家鄉(xiāng)的生命歷程。此外，各個教會都有自己的檔案，比如方濟各會在博洛尼亞有自己的檔案等。檔案的語種不一，比如，長治當?shù)貍鹘淌渴呛商m人，所以研究這個地區(qū)要看荷蘭文檔案，而且這些檔案大部分存放在荷蘭。 提問：請問您如何看待帝國主義對全球化的影響？ 沈艾娣：帝國主義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xiàn)象，在世界史研究中是很重要的部分。我最近發(fā)現(xiàn)，應該將中國與印度歷史結合看待，特別是在研究英國帝國主義的問題時。我認為，我們對印度歷史研究得太少，把帝國主義的問題看得太簡單。在做洞兒溝村的研究時，我認為應該更充分地理解教會組織內(nèi)的官僚政治，而不是一刀切地劃分中國與外國，應該把兩者相結合，之前學者們說的“半”現(xiàn)象中就有更豐富的內(nèi)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