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在'哈佛燕京'除了寫善本書志，您還和臺灣大學的潘美月教授編了一本《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
沈：對。我到'哈佛燕京'不久，臺灣大學的潘美月教授也到哈佛來訪問。潘教授是教版本目錄學的，我們一見面就聊起來。我說大陸有很多收藏、資源不被外面所了解，很多學者到大陸去看書，不得其門而入?？梢跃幰槐緯汛箨懩切┲匾獔D書館的館藏、來源、歷史、特點等等揭示出來，對學者來說一定有用。我在大陸古籍界有很多朋友，可以跟他們聯(lián)絡，但缺乏經(jīng)費。潘美月說我可以想辦法，從臺北“國立編譯館”還是什么地方申請經(jīng)費。于是商定由我約請大陸古籍界的朋友寫文章介紹每個圖書館的古籍收藏情況，我先用自己銀行賬戶的美金支票來墊付他們的稿費，然后再拿到潘美月那里去匯總報銷。稿費折合成人民幣是每千字人民幣60元，這在1993年已經(jīng)是相當高的了。
哈佛燕京圖書館圖
現(xiàn)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當時叫北京圖書館，是一定要寫的，但我先后約了李致忠、丁瑜、李際寧，都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執(zhí)筆，后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我自己來寫。誰都想不到《北圖館藏古籍的概述》是我寫的，我用了一個筆名“慕維”，源自我住的小鎮(zhèn)薩慕維爾（Somerville）, 我用了當中的兩個字。當時我搜集了所有能夠找到的介紹北圖館藏的文章，大約有十多篇，然后仔細閱讀、分析、推敲。文章里的很多數(shù)字都是我自己統(tǒng)計出來的，不是抄別人的。比如北圖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版本，抄本、校本、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的數(shù)量，是我花了兩個星期的晚上業(yè)余時間，根據(jù)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目，一條款目一條款目地列表統(tǒng)計出來的。我又把《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里北圖藏的方志數(shù)量全部點出來，一共6066種。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肯下這種笨功夫，只有我這種死腦筋才這樣做。我又花時間弄明白北圖所藏宋刻本中哪些是最有價值的，《西廂記》明代刻本當中北圖有多少不同版本，所藏清代昇平署戲曲資料的情況，以及鄭振鐸專藏當中的稀有版本。寫完這篇《概述》，恐怕北圖沒有一個人掌握的數(shù)字有我那么詳細了。直到今天，文章里這些確切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也不過時。
何：想不到您這樣的大專家也肯下這么細的功夫。
沈：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希望大陸的古籍資源能夠被世人所了解。后來稿子陸續(xù)從國內(nèi)各地寄到我這里，我再把稿子寄到臺北給潘美月。最后“國立編譯館”的錢申請下來了，出人意料地少。隔了兩年，我去臺北跟潘美月結(jié)賬，只報銷了其他作者的稿費，郵費沒處報銷。至于我個人，一分錢也沒有拿到過。書是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我拿到了20本樣書，這就是我的全部酬勞。
何：沒有給您稿費？
沈：沒有，錢全部用光了，潘美月也沒有拿到酬勞。我用了很多晚上的業(yè)余時間為這本書寫了一篇5萬字的前言，介紹中國大陸的古籍收藏。書出來以后，讓我吃驚的是《后記》大段大段地和我寫的前言雷同。好在書出來以后反響很好，北京琉璃廠的一個書店進了一批，不多長時間就全賣光了。
何：您白天上班，晚上還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常年如此嗎？有什么娛樂活動？
沈：幾乎每天都是這樣。你知道在美國的生活比較寂寞，我也奈不住這個寂寞。我這個人不會唱歌跳舞，更不會打麻將，撲克牌我都不會。沒有什么別的愛好，只會看書。最大的娛樂就是看看電視劇。
何：電視劇喜歡看哪種類型的？
沈：諜戰(zhàn)片吧。
何：喜歡諜戰(zhàn)片，是因為和版本鑒定一樣，都有懸念，都有破解謎團的樂趣吧？
沈：不是。完全就是一種消遣，不會太投入劇情，前看后忘，也不會去想后面會發(fā)生的情節(jié)，不看也無所謂。每天晚上就是看書寫作。我在美國自認為比較勤奮，基本上沒有碌碌無為地過日子。
何：我2006年到哈佛見到您時，您的身體很虛弱，每天早晨上班從一樓走到三樓的辦公室氣喘吁吁，要坐下來休息五到十分鐘才能開始工作。據(jù)說這之前您的身體一直很好。我聽說過一件軼事，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的閱覽室是一個由強化玻璃圍起來的透明“盒子”，作為安保措施，每天下午5點下班時門自動鎖死，只有警察局的人才能打開。有一次一個讀者看書看到5點才出來，匆忙之中把背包被鎖在閱覽室里。您當時年近六旬，竟然翻過兩米高的玻璃墻幫讀者把包取了出來，身手矯健賽過年輕人。2005年的那場重病對您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沈：在那之前就覺得身體不舒服，但工作忙一直沒有去看醫(yī)生。后來在我太太一再催促下，才去作了檢查。結(jié)果是晴天霹靂，告訴我得了不治之癥。2005年5月16日那天做了手術(shù)，4天以后出院回家休養(yǎng)。那段時間睡不好，吃不下，身體極度消瘦，連看報紙、電視都沒有力氣。恰好趕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把我的三本書的校樣寄來，看校樣的任務很重。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姚伯岳先生正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整理碑帖拓片，他幫我看了《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的校樣，我很感謝他。我自己看了《書城風弦錄》和《書韻悠悠一脈香》的校樣。那是我最困難的一段時光，常常無力地躺在沙發(fā)上，我曾想到, 如若天意垂憐, 得有更生之慶的話，那我應該做些什么。我要把哈佛燕京的善本書志全部完成，把我多年積累下來的學術(shù)筆記整理成文發(fā)表出來。在家休養(yǎng)了半年，11月13日我就上班了，開始時每天工作半天。馬上就接到一個任務，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要搞一個珍稀古籍善本的共享項目，將一些稀見的版本掃描成電子版。我對挑選出來的古籍把關(guān)很嚴，標準定得比較高，只有那些別處沒有的孤本，或真正有價值、有特色的珍本、善本才能入選。
何：那時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宋元明部分您已經(jīng)獨立完成了，已經(jīng)形成了寫作規(guī)范，清代的部分您從國內(nèi)請了一些學者共同完成，只要按部就班地進行下去就可以了吧。
沈：是的，這是一個集體的項目。我從國內(nèi)找的專家，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古籍版本方面的專業(yè)訓練；二是要熟讀1997年上海辭書版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把體例吃透; 三是要有較強的寫作能力。大家分工合作，協(xié)力作戰(zhàn), 后來出版的這部廣西師大社的六本頭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 總共400萬字, 而我寫了300萬字，并對其他各部分書志進行審核定稿。
何：您的身體康復之后，又恢復了“工作狂”的作風。這些年您開了博客，寫了很多文章，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達到了一種“井噴”狀態(tài)。這里面有沒有那場疾病的影響？
沈：當然有。身體條件發(fā)生變化以后，我感到時不我待，有一種緊迫感，要努力多做些事情。顧先生晚年得了胃癌，住在北京的醫(yī)院里，住進去就沒有再出來。他總想著出院回家，把多年的筆記整理出來，但最終還是沒有如愿。顧先生早年參與創(chuàng)辦合眾圖書館，畢生致力于祖國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和發(fā)揚光大，我追隨顧先生多年，耳濡目染，受他的影響很大。我有機會看到這么多珍稀的古籍善本，通過書志、書錄、書話的形式把它們的價值揭示出來，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和利用，也算是為弘揚祖國的文化做點工作。包括寫好哈佛燕京的善本書志，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這些珍稀古籍由于歷史的原因流落海外，今天我們用善本書志的形式，用一種比較好的體例呈現(xiàn)它們的內(nèi)容和價值，同時通過與國內(nèi)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的方式，使它們能夠被國內(nèi)的讀者所了解和利用，這是這些古籍善本的另一種形式的“回歸”。如果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珍本秘籍而不努力去做些什么，就感到對不起恩師對我的栽培，上海圖書館對我多年的培養(yǎng)。我實際上是在沿著顧先生的腳印一步步往前走。
何：您在哈佛工作了十八年，也走訪了美國很多收藏中國古籍的圖書館。美國圖書館在中文古籍的收藏和管理方面有什么特點？
沈：美國的圖書館收藏中文古籍，無非是以服務于研究中國、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目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等收藏比較豐富，這些地方也是北美地區(qū)的漢學研究中心。美國這些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收藏有的是從中國購買的，有的是傳教士或外交人員帶回國的，也有是從日本得到的，當然還有少量是接受捐贈，或同中國交換而來。滿清政府腐敗，民國時海關(guān)的管理又很松弛，由于沒有一個真正的文物圖書保護政策，才導致大量圖書文物外流，這是歷史的原因?qū)е碌?。我們知?/span>1900年在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經(jīng)卷被大量劫掠到英、法、日、俄等國，但流入美國的極少。中文古籍善本流傳到美國后，一般情況下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管，比國內(nèi)省市一級的圖書館保護的條件更好。美國圖書館的書庫里很早就安裝了空調(diào)來保護這些圖書，當然在東亞圖書館擔任館長的有幾位是中國人，他們對這些線裝書很重視，也采取了各種各樣的保護措施。從來沒有聽說哪個圖書館的中文古籍善本生蟲的。他們這里缺乏中文古籍修復人才，殘破的書他們在采購時是不會要的。但是書一旦入庫，當初它進來時是什么樣子，現(xiàn)在還是什么樣子，不會發(fā)生很大的改變。
何：北美公藏單位的中文古籍收藏我們了解得相對比較多，北美私人藏家手里有沒有值得注意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
沈：我相信在美國收藏中國古籍的人并不多。但收藏中國古代文物、字畫的遠比收藏古籍的要多得多。美國拍賣行經(jīng)常拍賣中國文物，價格高得驚人。但拍賣中國古書的基本上沒有。翁萬戈先生曾是美國甚至北美地區(qū)收藏中國古籍善本最多的人。這是有淵源的，翁萬戈繼承了他的高祖、清光緒帝師翁同龢的藏書。他在40年代末把藏書從天津運到了美國，2000年以450萬美金把其中的大部分藏書賣給了上海圖書館，這件事情, 我?guī)土松蠄D一把。后來我在我的博客“書叢老蠹魚”中專門寫過翁氏藏書回歸背后的故事，并收入了我的《老蠹魚讀書隨筆》。翁先生的女兒住在波士頓，每次翁先生來波士頓，一定會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三樓我的辦公室來和我見面聊天。
翁先生的書轉(zhuǎn)讓給上圖后，曾出版一本《常熟翁氏善本圖錄》。這本《圖錄》編得很差，錯誤百出，是我見過的民國至今所有善本圖錄里最差的一種。尤其是文字說明，不僅是不規(guī)范，而且錯得離譜。有的藏書印認不出來，或釋錯。后來我告訴翁先生，他只是苦笑。
我拿到這本《圖錄》一看，就知道有幾種書不在其中，如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手稿。又過了若干年，翁先生才將翁方綱的手稿拿出來拍賣。后來我在韋力家里看到此書，我就告訴他， 1986年我在美國紐約翁先生寓所里看到過這部書，那時我還在做翁方綱的研究。
還有一位美籍瑞典人叫艾思仁(SorenEdgren)，藏有一些中國古籍，這和他喜愛中國文化大有關(guān)系。他經(jīng)常買書，也參加國內(nèi)的古籍拍賣會。有些比較重要的拍賣會，他會專程飛到中國參加。我認為，他的中國古籍版本知識、鑒定能力應該說比中國絕大多數(shù)省市一級圖書館的古籍專家、私人收藏家，以及拍賣公司的鑒定專家都要強。這是真本事，沒辦法糊弄的。如果你是行家里手，一部善本書放在你面前，給你五秒鐘，或者一分鐘，你必須把它說出個所以然來。你的本事就在這里。
艾思仁先生
何：艾思仁先生版本鑒定方面沒什么師承，主要是見得多吧。
沈：確實。起初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時候就學中文，又到臺北去學。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到日本京都大學求學，購買了不少中文古籍。那時候日本的中文古籍很便宜，他可以用有限的錢，去買他比較心儀的古籍。艾思仁的版本鑒定眼光好，還有一個原因：從1991年開始，他主持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CRL)的“中國古籍善本書國際聯(lián)合目錄項目”長達20年之久，項目組設在普林斯頓大學。這個項目建立了一個古籍聯(lián)合目錄數(shù)據(jù)庫，囊括了除美國國會圖書館外北美各圖書館的幾乎全部中國古籍善本收藏，以及中國國內(nèi)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的部分善本藏書，數(shù)據(jù)有2萬多條。參與項目的圖書館不光要把善本書的書目數(shù)據(jù)發(fā)給他，還要提供書影，每條記錄付費10美元。他通過這個渠道獲得了大量的信息。圖書館提供的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是版本依據(jù)，艾思仁收到數(shù)據(jù)以后還要再進行辨別審核，所以他水平提高得非常之快。
關(guān)于艾思仁的古籍鑒定眼光，我給你舉兩個例子。有一次，我們在美國芝加哥開美國圖書館年會，正值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匯刊》(67種37大冊)，在會上散發(fā)宣傳小冊子，艾思仁拿了一本，坐在我旁邊翻閱。他翻到一個尺寸很小的圖片，說這個萬歷刻本如何如何。就這一句話，我就知道他的眼光了。只通過這么一張小小的圖片上的字體，他就可以鑒定出版本，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從哈佛燕京退休后，又到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正好艾思仁來訪問。我請同事拿出一卷五代雷峰塔藏經(jīng)給他看，他一下就看出不是五代時候的，而是民國年間重刻的。我又有意給他看另一件藏經(jīng)，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輩教授捐贈的，上面有捐贈者寫的題跋，說是北宋時期的金粟山藏經(jīng)紙寫本，中大圖書館的卡片上也是這么著錄的。其實是后人做假的。艾思仁看了不到一分鐘，只說了一句話：“這種字，我都寫得比他好?！?/span>他的版本學功力可見一斑。
艾思仁在日本收集了很多過去舊上海、老北平舊書店出版的舊書目，這是非常有眼光的。這些東西過去不受人重視，后來有識之士認識到這些東西的重要價值，才開始系統(tǒng)收集，比如韋力就收了不少。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時候，看到這樣的舊書目就送到善本書庫里，好好保存起來。艾思仁還藏有明末刻本《警世通言》等書。有一次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給我看一個書單，說想收購上面的書，我一看就知道這是艾思仁的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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