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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霽野先生是屬于我?guī)熼L一代的前輩學人。當我于1941年考入當時北平的輔仁大學時，李先生正在輔大西語系任教，而我則只不過是一個才考入學校的國文系的新生。我雖然早就讀過李先生所翻譯的《簡愛》等小說，但卻從來也沒想到要去拜望這一位前輩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要赴南方結(jié)婚離開北平時，與李先生也未曾有一面之緣。而誰料到相隔30年后，李先生竟成了影響我后半生教學生涯的一位關(guān)鍵性的人物。
談到我與李先生相識的機緣，就不得不推原到我的老師顧隨羨季先生。顧先生當年在輔大擔任我們的唐宋詩和《詩經(jīng)》等課程，同時還在中國大學擔任詞曲選等課程。顧先生講課一任神行，他所講的完全是詩歌中一種興發(fā)感動的生命本質(zhì)，給了我極大的震動和啟迪，與一些舊傳統(tǒng)老先生們的講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來我才知道顧先生原來乃是老北大外文系畢業(yè)的，而他幼年所受的舊學傳統(tǒng)則根柢極深，所以在講課時方能作出結(jié)合古今中外的淋漓盡致的發(fā)揮。因此他與當日輔大西語系的一些教授都常有往來。李霽野先生就是顧先生的一位好友。我到南方結(jié)婚后，與顧先生仍常有書信往來。及至1948年冬季，當解放軍要渡江的前夕，外子服務(wù)的國民黨政府的機關(guān)即將遷往臺灣。我遂倉促地給顧先生寫了一封信，把即將赴臺的消息向老師奉告。老師也即刻給了我一封回信，信中提及他的幾位好友如李霽野、鄭騫諸位先生都已經(jīng)去了臺灣，囑我到達臺灣后向諸位先生致候。但外子工作的地點在臺灣南部的高雄左營，諸位先生則都在臺北的臺灣大學任教，當時臺灣的交通并不像今日的便利，而外子與我初抵臺灣，很多瑣事，諸待安置，所以一直遲到第二年3月我才有機會去拜望諸位先生。記得那是一天上午，我在臺灣大學中文系的辦公室中，不僅見到了李霽野和鄭騫兩位先生，還見到了當日的中文系主任臺靜農(nóng)先生。更巧的是我還見到了曾在輔仁大學教過我大一國文的一位老師戴君仁先生，還有曾經(jīng)租住過北平我老家老宅外院、也曾在輔大任教過的許世瑛先生。那時我已經(jīng)懷孕，而且在臺灣中部的彰化女中也已經(jīng)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所以并未在臺北久留。誰知此次與李先生相見不久后，臺灣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李先生乃于倉促間離開臺灣返回了大陸。而外子則于此年12月———我生下的女兒還不滿4個月時，因思想問題被他所任職的海軍方面所拘捕。次年6月，我任教的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還有6位教師也同時被捕，我?guī)е礉M周歲的吃奶的女兒，也被關(guān)押了起來。其后我雖先獲釋放，但卻成了一個無家無業(yè)無以為生之人。其間艱苦備嘗。直到4年后外子被釋放出來，我轉(zhuǎn)到臺北二女中任教后，才有機會再見到臺北的諸位老師，而那時李先生則已返回大陸多年，與臺北的友人們早已斷絕了音信，等到我再次見到李先生，那已經(jīng)是1979年我回國教書以后的事情，那時候距離我于1949年在臺北與李先生初見，已經(jīng)有30年之久了。
關(guān)于我回國教書的動機和經(jīng)過，在1999年南開大學80年校慶時的特刊上，我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篇題名為《詩歌譜寫的情誼———我與南開大學二十年》的文稿，對此曾有頗為詳細的敘述。總之，自從我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為全家生計因而接受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聘書，而不得不擔任了一班必須用英語教學的中國文學概論的課程后，每當我必須要用我笨拙的英語來解說我所深愛的那些中國詩詞時，我就感到極大的痛苦。而那時的中國則正在“文革”期間，我連給大陸親友通一封信都不敢，當然更不敢奢望回國去教書了。及至1973年加拿大與中國正式建立了邦交，我于是立即申請回國探親。1974年獲得批準，我才敢于在去國離家25年之久后第一次重返故鄉(xiāng)。既與祖國建立了聯(lián)系，所以1976年“文革”一結(jié)束，我就于1978年提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1979年蒙國家答復，安排我去北大教書。而也就在此時期，我在報刊上看到了李霽野先生于“文革”后復出、目前在南開大學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當時極感興奮，就給李先生寫了一封信，敘述了自臺北晤別后30年來的種種變化，并告知了我已被國家批準回國教書的事。李先生立即給我回了一封信，說北大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開則在“文革”的沖擊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所以很熱情地邀我來南開大學講學。李先生既是我的師長一輩，又有著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和后來在臺北臺灣大學的種種因緣，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李先生的邀請。于是在北大講了一段課后，就由南開把我從北京接到了天津。那時學校還沒有專家樓，我就臨時住進了天津一家飯店。原擬稍加安頓后次日拜訪李先生，誰知第二天一早就有校方通知說李先生現(xiàn)在就要來看我了。我只好留在飯店恭候。那年李先生已是75歲高齡，較之30年前我在臺北初見時只有四十余歲的李先生，當然顯得蒼老了許多。但精神仍極為矍鑠，對人之誠摯熱情依舊，一見面就殷殷詢問我的生活情況，對我在南開的講課時間與交通往返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繼之李先生就向我詢問起臺北一些老友的近況。我遂告知李先生說當年在臺灣大學中文系辦公室一同聚首相晤的友人中，已有兩位相繼下世。那就是早已于1972年以心疾突發(fā)而去世的許世瑛先生，還有不久前于1978年逝世的戴君仁先生。至于鄭騫先生則雖仍健在，但卻已有龍鐘之態(tài)，不良于行。李先生聽到這些消息后，自然不勝欷歔今昔之感。而唯一值得欣慰的則是他所最關(guān)心的朋友臺靜農(nóng)先生則不僅依然健在，而且身體精神之矍鑠似較之李先生猶有過之。李先生聞此消息自然極感欣慰。原來李先生與臺先生本是安徽霍邱縣葉集鎮(zhèn)的小同鄉(xiāng)，據(jù)李先生說當他們還是嬰兒時期，被分別抱在父母懷中相見時，彼此就已經(jīng)有了“相視而笑”的情誼了。其后葉集鎮(zhèn)創(chuàng)辦了明強小學，他們二人就同時從私塾轉(zhuǎn)入了明強小學的第一班。后來他們都來到了北京，一同去拜見過魯迅先生，又與魯迅先生一同辦起了未名社。李先生致力于外國名著的譯介，臺先生則致力于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其后未名社被查封，李先生與臺先生也同時被捕，一起被關(guān)了有50天之久。所以他們二人不僅有同鄉(xiāng)之誼，更有童稚之親，而且還是患難之友。在敘說著這些往事時，我從李先生貌似平靜而深蘊激情的語調(diào)中，不僅體會了他們的友情之深厚，也深深地領(lǐng)會了他們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當時我曾經(jīng)寄了兩首七絕詩送給李先生，詩是這樣寫的：
欲把高標擬古松，幾經(jīng)冰)與霜風。平生不改堅貞意，步履猶強未是翁。
話到當年語有神，未名結(jié)社憶前塵。白頭不盡滄桑感，臺海云天想故人。
于是我在感動之余，便主動擔任了替他們兩位好友傳遞消息的任務(wù)。不過我自從1974年回大陸探親后，就被臺灣當局列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士，連文稿也被禁止在臺灣的書報上刊登，當然無法親自到臺灣去。我只能通過臺先生在美國的兩個女兒純懿和純行，以及在臺灣的學生施淑，替他們兩位老人輾轉(zhuǎn)傳遞書信。其中以施淑傳遞的信息最多。直至今日在她手中還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還有幾篇她曾代李先生在臺灣報刊上發(fā)表過的李先生的文稿的手跡。從這些文字看來，李先生實在是一位風格極為純樸懇摯的性情中人。
更可注意的則是李先生不僅寫作白話的詩文，同時還寫作舊詩。就在我把前面所寫的那兩首贈詩寄給他以后不久，他也寄了兩首回贈給我的七言絕句，他的詩是這樣寫的：
贈葉嘉瑩教授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開園里重相見，促膝長談疑夢游。
詩人風度詞人心，傳播風騷海外欽。桃李滿園齊贊頌，終生難忘繞梁音。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李先生的舊體詩。當時我原以為李先生只不過因為我是個研讀舊詩的人，所以特地也寫了兩首舊詩來送給我。其后我雖曾又讀過一些李先生寫贈臺先生的詩，我仍想那是因為臺先生定居臺北以后常寫一些舊詩，所以李先生才也寫舊詩贈給臺先生。直到我因為要寫這篇紀念文字，與李先生的孫女李正虹女士取得了聯(lián)系，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寫舊詩的事，才聽她告訴我說李先生原來一直都是常寫舊詩的，如今還留有多年來所寫的舊詩共四集。計為《鄉(xiāng)愁集》收錄有自1943年至1948年的各體詩作共145首，《國瑞集》收錄有自1951年至1971年的各體詩作共114首，《卿云集》收錄有自1972年至1992年的各體詩作共320首。此外還有未標年月的《露晞集》一冊收五七絕小詩40首。一共加起來，李先生所留存下來的舊體詩作竟然有六百十余首以上。這使我不禁想起了遠在臺灣的他的老友臺靜農(nóng)先生：他們原來都是倡導新文學而不欲以舊詩示人的新派人物。后來臺先生逝世以后，據(jù)施淑所寫的《臺靜農(nóng)老師的文學思想》一文的敘述，就曾提及他最早寫的一篇詩作，乃是1922年在上?！睹駠請蟆犯笨l(fā)表的一篇題為《寶刀》的新詩。其主要內(nèi)容所寫的乃是一個年輕人“面對軍閥混戰(zhàn)和人民的苦難，決心以寶刀鏟除戰(zhàn)爭罪惡”的一種思想和熱情。而且當時的臺先生還曾參加過一個叫做“明天社”的先進文學社團。在“明天社”的宣言里，臺先生曾公開提出過“反對舊詩和舊小說”的主張。而據(jù)李先生所寫的一篇題名為《從童顏到鶴發(fā)》的文章中的記述，原來他與臺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具有極強烈的革命的新思想，他們曾一同參加過許多如同“剪辮子和砸佛像”的行為。這正是何以他們在未名社中一個從事于西方文學之譯介，一個從事于新小說之寫作的原因。誰知數(shù)十年后，我們竟然發(fā)現(xiàn)他們二人原來都對寫作舊詩有極濃厚的興趣。臺先生留下的新詩寥寥無幾，而其所寫的舊詩則現(xiàn)在已由香港翰墨軒主人許禮平先生將之編注出版為一冊極精美的《臺靜農(nóng)詩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詩也不多，據(jù)他的家人說只有薄薄的一小冊，而舊詩的數(shù)量則超過其新詩有數(shù)倍之多。我自己作為一個終身從事舊體詩詞之教研的工作者，對此種情形不免引起了很多感想，從國內(nèi)這數(shù)十年詩歌界的現(xiàn)象來看，舊體詩的詩詞學會和詩詞刊物，可謂已遍及全國之各省市，而新詩的作者和刊物的數(shù)量在相形之下則相差甚遠。對于此種現(xiàn)象，我也曾做過一些反思。私意以為舊詩之所以易于流傳的主要原因，大約有以下兩點：其一是舊詩大多有一定的格式和韻律，這種格式和韻律，雖然似乎是一種限制和約束，但其所以形成此種格式和韻律，卻原來與中國語言之單音獨體的特質(zhì)以及呼吸聲吻的生理自然之韻律，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其二是舊詩注重直接的興發(fā)感動，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作者既可由直接感發(fā)而出口成章，讀者也可以由直接感發(fā)而聲入心通。而新詩則不然。新詩如果純?nèi)慰谡Z之自然，則大白話的敘寫就不免失去了詩的韻味，所以新詩的敘寫，為了避免其過于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以使其有隱約含蓄之致。臺灣當年之所以出現(xiàn)晦澀的現(xiàn)代詩，大陸前些年之所以出現(xiàn)隱晦的朦朧詩，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在。就我個人而言，我對于所謂現(xiàn)代詩與朦朧詩的佳作，也都極為欣賞。但此種詩作一則不免遠離大眾，再則又不易記誦。所以一般說來，凡是略有舊學修養(yǎng)的人，縱然在思想上屬于革命先進之人士，但偶有感發(fā)，仍習慣于以舊體詩來抒發(fā)一己的情懷。不僅李霽野與臺靜農(nóng)兩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們兩人所追隨崇敬的魯迅先生也是如此的。關(guān)于這些新派文人的舊體詩作，本來也是一個大可討論的話題，不過那就不免超越本文的范圍了?，F(xiàn)在我們僅就李先生的舊體詩作而言，私意以為李先生之作真可以說詩如其人，真誠無偽而且質(zhì)樸無華。我們?nèi)绻凑掌鋵懽髂甏樞蜃x下來，則李先生數(shù)十年來之生活經(jīng)歷，以及其時代與社會之背景，真可說是歷歷在目。無論于國于家于友，甚至于其所聞見之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說對之莫不有一份真切之關(guān)懷。
回想1979年我初抵南開大學時，李先生對我之生活起居以及課業(yè)與交通之種種垂顧和安排，不僅曾使我深懷感激，而且也感動和影響了當時南開大學負責接待我的許多位教師和工作人員。因此當我來到南開大學以后，遂油然產(chǎn)生了一種極為親切的恍如游子歸家的感覺。所以就在這一年暑期，當舍侄言材報考大學時，我就建議他要以南開大學為第一志愿而考入南開大學。他入學后曾蒙受到諸位師長的親如子侄的關(guān)懷和教誨。及至1990年當我從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時，那是我自1979年開始每年利用假期回國講學，已有10年以上之久。綜計我所曾訪問講學過的學校已有10所以上之多，當時有幾所大學都曾詢問過我退休后是否愿意回國來長期任教的事，我對他們的熱情都極為感謝，但最后我還是選擇了南開大學。我想著主要就是因為從1979年我初來南開大學講學時，在李先生的誠樸真切的性格與為人之影響下，南開的整體給了我一種親如家人之感覺的緣故。
如今，我在南開大學任教前后已有三十多年之久，而且自從1993年開始，更在校方熱心的推動下成立了一個研究所。因此我每年都要從加拿大回到南開來，每次至少要停留半年之久。學校也給我安排了長久的住所。自從我北京祖居的老宅被拆毀夷平后，南開大學就成了我在祖國的唯一的“家”了。如我在前文所言，自從1979年在以李先生為首的南開的接待中，就使我對南開有了極為親切的感情，這種感情一直延續(xù)到今日，文學院的領(lǐng)導和同事有不少都是當年的舊識，他們都隨時給予我極為親切的關(guān)懷。而一些聽過我講課的同學們，無論是多年前的舊學生，或是近年才考入的新的研究生，更是對我有如家人親長一般的照顧，而他們彼此之間也有著如同姊弟兄妹一般的情誼。
記得早在1978年當我正在考慮想要回國教書時，曾經(jīng)寫過三首小詩：
花飛早識春難駐，夢破從無跡可尋。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陰。
海外空能懷故國，人間何處有知音。他年若遂還鄉(xiāng)愿，驥老猶存萬里心。
構(gòu)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xiāng)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
如今我不僅有了余生可以托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師友同學，可以一同從事于詩騷李杜的欣賞和研讀，則人間幸事何過于此。而這一切實在都源于當年李先生發(fā)自南開的對我一聲呼召，我對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終身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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