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看法是很難改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的觀點和看法，往往是在一定的時間里形成的，自然想要改變也需要時間；還因為人大多愛面子，而這樣的改變似乎可能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這樣做對嗎？當(dāng)然不對。既然不對，那么，就該糾正。而就這方面來說，我們應(yīng)該向晉代的王羲之學(xué)習(xí)。
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xué)》里，有這樣一個小故事：王羲之原本輕視支遁，總是與之保持一定距離而不愿與他搭訕。后來支遁找了個機會，與王羲之談?wù)摗肚f子·逍遙游》，他一開口就是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并且“才藻新奇，花爛映發(fā)”，竟然讓本來想出門的王羲之敞開了衣襟，解開了衣帶，打消了出門的念頭，并且戀戀不舍。
應(yīng)該說，從后來的結(jié)果看，王羲之當(dāng)初對支遁的看法——以為他的學(xué)問等與自己未必在一個水平線上——顯然屬于偏見。這偏見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我們不甚了了：或許是因為道聽途說，輕信了那些與支遁存在某種矛盾和沖突的人的話，也許是因為從前彼此的接觸十分有限，而且在這有限的接觸中建立的印象并不美好；還有可能因為文人相輕等等。
王羲之乃是今天的我們熟悉的晉代的書法家、文學(xué)家，讓人無限景仰。與此同時我們同時不該忘記的是，他乃魏晉名門瑯玡王氏出身。如此這般才華橫溢、背景顯赫，自身又擁有相當(dāng)政治地位的人，眼角甚高，一般人很難進入他的法眼毫不奇怪。至于支遁，盡管他是高僧，文學(xué)方面的造詣也不低，可對于王羲之來說，或許在沒有深入接觸和了解之前，未必能夠看得上。因此，這才有了最初他們倆之間的距離。
支遁是聰明的，他抓住了王羲之想要出門但尚未出發(fā)之際的機會，主動與其攀談。而攀談的《莊子·逍遙游》大概又是他有著精深研究的篇目，所以，在這過程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華，讓人不能不佩服、不能不驚嘆。而王羲之呢，雖然此前對于支遁存有偏見，但是，他跟所有有著高貴的人格的人一樣，服理不服人——支遁的高論高妙就是高妙，佩服就是佩服，并且最終改變了他對支遁的偏見。
王羲之的人格是不是跟他的書法與文學(xué)一樣，都挺值得我們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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