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大軍”指的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劉鄧大軍”。大家知道，“劉鄧大軍”的前身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一二九師又是由紅軍時期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四方面軍改編而來。山雨提出問題的邏輯起點是，紅軍三大主力改編為八路軍三個師的背景是要馬上進入抗日備戰(zhàn)狀態(tài)，為了減少磨合時間，原則上，紅軍時期的各主力部隊的主要領導人（總指揮）是八路軍三個師當然的師長。然而，一二九師師長并不是原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而是其先前一部的劉伯承。山雨認可，一方面，劉伯承的資歷、作戰(zhàn)能力，使得他完全能夠勝任。另一方面，與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西路軍的特殊情況有關。徐向前率領的西路軍在對戰(zhàn)馬步芳時慘敗，本不太好的身體狀況更不如前，且紅四方面軍剩下的大部分他也很久沒有指揮了。劉伯承實際指揮著紅四方面軍剩下的大部隊，在斗爭與指揮過程中，劉伯承樹立起了在其中的威信。還有，對紅四方面軍，在當時急需重整旗鼓，劉伯承是最合適的人選。劉伯承因此順理成章地成了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師長（徐向前“降”為副師長）。大家還知道，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以后，紅三十軍、九軍和五軍共二萬余人，西渡黃河，并于1936年11月10日組成西路軍，向西北前進。次年2月下旬，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急，遂以紅四軍、三十一軍、二八軍及騎兵一個團組成援西軍，由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治委員。張浩在擔任援西軍政委期間，根據黨中央的批示，用高度的原則性和黨性教育干部戰(zhàn)士。一方面引導大家堅決批判張國燾的嚴重錯誤，一方面又向廣大指戰(zhàn)員講明黨的政策，團結教育廣大干部戰(zhàn)士，提高執(zhí)行黨中央正確路線的自覺性。他在維護黨內軍內團結，克服張國燾分裂活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秋，張浩遂出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并參加中共中央軍委領導工作，與劉伯承師長一道率部東渡黃河，挺進晉東南，他十分重視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強調要保持紅軍十年來的光榮傳統(tǒng)，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和游擊戰(zhàn)的作戰(zhàn)方針，對于建立以太行山為中心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于他的身體難以支撐艱苦的戎馬生活，1938年1月黨中央決定調他回延安，領導職工運動，由鄧小平接任政委工作。至此，“劉鄧”結緣，為抗戰(zhàn)在太行山攜手并肩，直到千里躍進大別山、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解放南京、橫掃大西南，“劉鄧大軍”的說法歷史地形成并彪炳千秋。作者簡介：張海旺，河北神威律師事務所執(zhí)業(yè)律師，家事團隊團隊長，研究生學歷（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學士、法律碩士）。學術論文主要有《謝方樽人格論》。業(yè)余喜愛地方文化研究，精考據，善長聯詞賦，頗有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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