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首個關注公民遺囑問題的公益項目“幸福留言——中華遺囑庫”在北京啟動，一時間引發(fā)了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與討論。有的人認為這個項目是個笑話，中國人不需要遺囑也很難接受，傳統(tǒng)文化根本容不下這“洋玩意兒”。作為中華遺囑庫的發(fā)起人，陳凱坦言創(chuàng)立初期并不順利，有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也有來自公民法制觀念的挑戰(zhàn)，但他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陳凱
國人諱之不及，西方三十而立
2007年，陳凱去往澳大利亞HWL律師事務所進行交換工作，當時全所有3000多名律師，而只有他一人來自于中國大陸，于是在茶余飯后同事們總喜歡問他中國有什么新鮮事可以分享。那時候國內正巧發(fā)生了一個大事件，那就是侯耀文的遺產糾紛案，陳凱把案件的背景和經過告訴了同事們，大家聽后都表示非常驚訝，他們很不理解像侯耀文這樣的人，生前為什么不設立遺囑呢？陳凱只好給大家解釋說，中國人就是不習慣寫遺囑的，幾乎沒人會在自己一切安好的情況下立遺囑。后來一打聽，這些同事們都早已寫下遺囑，而他們的年齡也不過30、40歲而已。
這件事引發(fā)了陳凱的思考，他后來一想：一群律師，專業(yè)人士，有錢有法律意識，可能他們提前設立遺囑也比較正常吧。但是沒過多久，陳凱與當地人交流時，又聊起了侯耀文遺產案，交流的人可以說什么階層什么職業(yè)的人都有，但結果卻深深觸動了陳凱，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已經設立了遺囑，人手一份，無一例外。
機緣巧合，陳凱回國后，連續(xù)接手了幾個高凈值人士的遺產調解案件，雖然最后沒有走上法庭，但是在整個處理過程中，他發(fā)現了很多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人富裕起來，而且未來會越來越有錢，有錢的中國人就會遇到他們幾千年都遇不到的一些挑戰(zhàn)，其中一個挑戰(zhàn)就是他們的財富傳承一定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家庭內部對于財富的分配產生爭斗只是一個側面，這當中蘊含著更巨大的風險。所以，遺囑很有必要，但寫一份遺囑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需要做更多，可能需要一個平臺來承載。
從四面楚歌到譽滿天下
遺囑在傳承中的獨特作用
說到傳承工具，陳凱覺得首先要樹立一個觀念，就是沒有一個工具可以包打天下的。如果一個工具可以包打天下，那么其他工具為什么要存在呢？各種工具都是有利有弊的。世界上沒有一種工具是完美的，任何一個工具都有它無能為力的地方。
寫遺囑為什么要找專業(yè)機構？因為遺囑是一個你看起來好像很容易，但實際上可以說是一個禁區(qū)。在中國，絕大多數律師事務所都是不會為客戶寫遺囑的，有的是沒有這個能力，有的即使有這個能力也不愿意去做。因為確實風險比較大，很容易就把客戶的遺囑寫成無效的遺囑，目前能夠真正掌握遺囑的制作方法、做到萬無一失的專業(yè)機構確實是很少的。其實，在中華遺囑庫成立之前，國內是找不到一個以寫遺囑為主營業(yè)務的機構的。很多人以為在公證處寫就對了，其實在公證處的100多項業(yè)務中，遺囑只是他其中一項，而且只占他業(yè)務量的1%，所以是沒有人會專門為你耐心地解釋全部內容并一直跟蹤服務的。
法院審理的案件有過統(tǒng)計，在上海、北京、深圳三個地區(qū)，超過60%的遺囑被法院認定為無效，可見自己在家寫遺囑的風險有多大。要寫一份合法有效的遺囑，需要對法律有非常深刻的認知，因為遺囑對形式的要求特別嚴格。
毋臨渴而掘井，應未雨而綢繆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很多事情的發(fā)生會出乎我們的意料，陳凱也在分享過程中反復強調了：不要老是問詢事后怎么辦，而是要思考事前如何防范。作為家族傳承領域的從業(yè)人員，他認為不能只為客戶思考事后怎么辦，這就跟作為律師沒什么兩樣了，傳承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事情，不是完全的法律思維。
比如當事人生前沒有寫好遺囑，那么他的財產就按照法定繼承順序，第一順位的分別有：配偶、子女和父母，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所有繼承人將平分遺產。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按身份平分，而是按人頭平分。比如說被繼承人，其生父母和繼父母可能是三個人，子女只有一個人，那么在法律上生父母和繼父母可以分得三份，子女只分得一份。
有的人說我父親過世，那我繼母跟我父親才結婚一年，那我的繼母是不是就分得少一些，我做了幾十年的兒子，是不是得多分一點？對不起不好意思，做了一年的繼母跟你做了幾十年的兒子一樣多，即使是你父親的婚前財產也是一樣多。你說是不是能夠維護我多分點錢，我父親的財產是要給我而不是要給我繼母的，不想給繼母那么多。對不起，那不是你的合法權益，而你的繼母分一半是她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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