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1年第11期

摘要：以陶容器為主要依據(jù)，結(jié)合其他遺存的空間分布和起源流播，可將絲綢之路前全新世大部時段的亞歐大陸，大致劃分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國黃河和長江“大兩河流域”為中心的“早期東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小兩河流域”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東、西兩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由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三大文化圈之間還存在較大范圍的交匯區(qū)域。

關(guān)鍵詞：全新世亞歐大陸早期東方文化圈早期西方文化圈早期北方文化圈

引言

亞歐大陸，是人類起源和早期發(fā)展的中心地帶，也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舞臺。亞歐大陸各地理區(qū)域互相連屬，卻又因天然障礙而相對獨立，自然環(huán)境千差萬別，早期人類文化頗多共性而又異彩紛呈。如果著眼于文化多樣性的一面，可將絲綢之路出現(xiàn)前全新世大部時段的亞歐大陸[1]，大致劃分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國黃河和長江“大兩河流域”為中心的“早期東方文化圈”，以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小兩河流域”為中心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東、西兩大文化圈以北以亞歐草原為主體的“早期北方文化圈”（圖一）。

圖一全新世亞歐大陸三大文化圈示意圖

（底圖采用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發(fā)布的1:100000 000世界地圖）

以往學(xué)術(shù)界早有亞歐大陸存在東、西兩大文明中心的觀點，并從宏觀角度分別對東、西兩大文化區(qū)進行過研究[2]。也有對北方歐亞草原地區(qū)的研究[3]，有時稱其為“內(nèi)歐亞（InnerEurasia）”[4]。但從全局角度討論三大文化圈者還很少見[5]。有些學(xué)者提出青銅時代“歐亞”[6]，青銅時代“世界體系”或者史前“全球化”這樣的概念[7]，其實質(zhì)不過強調(diào)早期西方文化通過歐亞草原的東向拓展，由于較少考慮北方文化圈本身的文化基礎(chǔ)，也幾乎完全忽略了東方文化圈的西向作用，所以這樣的“歐亞”、“世界體系”，主要還局限在西方文化圈的范圍。

本文擬以陶容器為主要依據(jù)，結(jié)合其他遺存狀況，對三大文化圈的范圍、特征和發(fā)展脈絡(luò)略作討論。自新石器時代以后，陶容器在亞歐大陸分布頗為普遍，形態(tài)復(fù)雜多樣，敏感易變，而且很大程度上能夠體現(xiàn)當(dāng)時人群的生活習(xí)俗，這是本文將其作為首要依據(jù)的原因。但陶容器等因素并非同時出現(xiàn)于亞歐各地，其起源、發(fā)展、傳播、交流的過程頗為復(fù)雜，因此不同時期三大文化圈的范圍自然會有一定變化。此外，由于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三大文化圈之間還存在較大范圍的交匯區(qū)域。

一、早期東方文化圈

早期東方文化圈的地理范圍，中心在黃河、長江流域，主體是涵蓋中國大部地區(qū)的“早期中國文化圈”[8]，東南包括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嶼，東部涉及朝鮮半島和日本島，北向波及亞歐草原，西向觸及中亞。

東亞陶容器最早發(fā)現(xiàn)于華南地區(qū)（包括長江流域南緣），已有兩萬年左右歷史[9]。這些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基本都是圜底的釜、罐類，不少在制作時留下繩紋，或許與模仿或者依托編織物制陶有關(guān)。約公元前9000年以后，面貌各異的陶器開始在中國中東部擴展開來，尤以長江下游上山文化素雅的圈足盤、豆、壺等最為復(fù)雜精致；上山文化陶器多著艷麗紅衣，甚至出現(xiàn)簡單的白色和紅色彩，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雖然后來長江流域及其以北的陶器形態(tài)和華南的不盡相同，但很可能都是在華南陶器啟示影響下所產(chǎn)生[10]，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向四周拓展。中國還是稻作和粟作農(nóng)業(yè)的發(fā)源地。水稻在長江流域南緣的栽培可能有15000年以上的歷史[11]，黍在華北地區(qū)的栽培歷史也應(yīng)該在10000年以上[12]，隨后向四周的狩獵采集區(qū)域傳播，逐步形成“南稻北粟”的農(nóng)業(yè)格局。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長江、黃河和遼河流域大部地區(qū)，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已成主體。家豬的飼養(yǎng)也至少可早到距今9000年以前[13]，后來在大江南北廣泛分布。

陶器和農(nóng)作物的傳播，有著大體一致的范圍和路線。

（1）向北廟底溝式的花瓣紋彩陶于公元前4000年之后，到達內(nèi)蒙古中南部北緣，甚至不排除到蒙古東南部的可能性。粟作農(nóng)業(yè)也有傳播至這些地區(qū)的可能。公元前1500年以后，源于中國北方地區(qū)的陶鬲則最北見于蒙古中東部和外貝加爾地區(qū)[14]。

（2）向東北后岡式陶器于公元前5000年后到達西遼河流域[15]，最遠到達第二松花江流域[16]。公元前3000年后大汶口—龍山風(fēng)格陶器出現(xiàn)在朝鮮半島北部[17]，大汶口式的螺旋紋陶器裝飾一度見于黑龍江下游[18]。公元前2000年后陶鬲見于嫩江流域[19]。粟作農(nóng)業(yè)公元前6000年左右已經(jīng)出現(xiàn)于西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20]，公元前3000多年抵達朝鮮半島。

（3）向東南約公元前4000年以后，大陸東南沿海陶器已經(jīng)傳至對岸的臺灣島[21]；約公元前2500年以后，類似華南的圜底釜、豆等擴展到菲律賓一帶[22]；約公元前1500年后圜底釜、豆等因素抵達美拉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西部地區(qū)[23]。這一陶器傳播路線，大致也就是稻作傳播路線，被認為與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有關(guān)[24]。

（4）向西約公元前4000年之后，廟底溝式彩陶最西擴展至青海東部和四川西北部。約公元前3500年以后，甘青等地的馬家窯文化西進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青藏高原，其影響余緒甚至一度抵達克什米爾地區(qū)。約公元前2500年以后，馬家窯文化最終擴展至新疆東部。約公元前1500年以后，源于甘青的彩陶，從新疆東部西擴至天山南北大部地區(qū)，最遠到達費爾干納盆地甚至土庫曼斯坦西南[25]。這些彩陶文化所至之處，大致也就是粟作農(nóng)業(yè)到達之地。在哈薩克斯坦和克什米爾地區(qū)發(fā)現(xiàn)公元前2000多年的黍[26]，很可能就通過這一路線傳播而去。

東方的玉器、漆器、絲織品等都是獨具特色的器物。玉器最早出現(xiàn)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阿爾泰和外貝加爾地區(qū)，公元前5000多年后從中國東北傳到江浙、海岱等地[27]，為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等中國東部新石器時代文化增添了不少溫潤之氣；公元前2500年后東部玉器趨于衰落的同時，中原、江漢、陜北都有了較為發(fā)達的玉器，甚至一度向西傳播到甘青地區(qū)。約公元前2000年以后，源于黃河中下游的玉牙璋甚至遠距離擴散到東南亞地區(qū)[28]。漆器至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當(dāng)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良渚文化時期已很流行。絲織品的產(chǎn)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紀，商周時期已經(jīng)非常發(fā)達。至戰(zhàn)國晚期，漆器和絲織品已經(jīng)西傳到新疆天山和俄羅斯阿爾泰地區(qū)[29]。

青銅器和鐵器雖然都是西方起源，但傳播到東亞以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約公元前2500年以后，已經(jīng)在中原地區(qū)形成復(fù)合陶范鑄造青銅容器的獨特傳統(tǒng)[30]。公元前1600年以后，商式青銅器已經(jīng)向北傳到西遼河流域，向南至長江流域，向西達青海地區(qū)。鐵器傳入中國后，在約公元前8世紀，已經(jīng)在中原地區(qū)形成獨特的鑄鐵技術(shù)[31]。公元前5世紀以后，鑄鐵技術(shù)向東北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32]，向西傳播至新疆大部地區(qū)[33]。

東方建筑形態(tài)多樣，但最具特色的建筑技術(shù)有兩項，一是榫卯結(jié)構(gòu)的木構(gòu)建筑技術(shù)，一是夯土技術(shù)。從公元前7000年前后中國東部各地出土的錛、鑿等石器來看，當(dāng)時在長江和黃河流域應(yīng)當(dāng)已經(jīng)出現(xiàn)木材加工和榫卯技術(shù)，并且很可能主要用于房屋建筑。公元前5000年以后榫卯技術(shù)已經(jīng)比較成熟，僅從石鑿的分布來看，北達西遼河流域，南到東南亞，西至甘青地區(qū)，這應(yīng)該也是榫卯技術(shù)所能輻射到的范圍。夯土技術(shù)大約出現(xiàn)于公元前3000多年的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qū)，不但建房，而且筑城，就連土坯也用夯打模制技術(shù)，其影響向北至少到達西遼河流域。中國黃河中游地區(qū)在公元前7千紀就出現(xiàn)較大規(guī)模墓地，墓葬排列整齊，大致分區(qū)埋葬，以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每個墓地同時期墓葬在頭向、墓室形態(tài)、葬式、隨葬品等方面表現(xiàn)出大體一致的習(xí)俗。這種墓葬習(xí)俗后來擴大到上述陶器所確定的東方文化圈的大部地區(qū)。

總體來說，東方文化圈上述諸要素之間，互相有著密切聯(lián)系，其根本在于定居和農(nóng)業(yè)。東方陶器的出現(xiàn)早到2萬年前，原初功能當(dāng)與對植物種子、魚蚌等資源的烹煮食用有關(guān)，也應(yīng)當(dāng)是在一種較為穩(wěn)定的攫取性經(jīng)濟條件下，定居程度增加的體現(xiàn)。距今1萬多年后，隨著原初農(nóng)業(yè)的誕生，定居程度進一步提高，陶器也越發(fā)豐富起來。最早出現(xiàn)的斧、錛、鑿等磨制石器，主要為木工工具，當(dāng)與定居所需木構(gòu)建筑的木料加工、榫卯結(jié)構(gòu)制作等有關(guān)[34]。大約公元前4000年后，黃河、長江、遼河流域大部已經(jīng)確立農(nóng)業(yè)主體，形成南稻北粟二元農(nóng)業(yè)體系，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農(nóng)業(yè)文化區(qū)。陶器復(fù)雜多樣，彩陶盛行，漆器和絲織品開始常見，日常生活豐富，出現(xiàn)中心聚落，社會分化，形成早期中國文化圈。中國文化向四周的大規(guī)模拓展影響，大致也在這個時候。約公元前3000年人群間沖突空前激烈，社會急劇復(fù)雜化，早期中國文明正式誕生[35]，表意文字也應(yīng)該在這個時候已經(jīng)出現(xiàn)[36]，盡管大量甲骨文、金文等的發(fā)現(xiàn)是在晚商以后。另外，公元前3千紀末期出現(xiàn)的復(fù)合陶范青銅器鑄造技術(shù)，公元前1千紀早期發(fā)明的鑄鐵技術(shù)，也都應(yīng)當(dāng)與中國悠久成熟的陶器燒造技術(shù)相關(guān)。

超大規(guī)模的定居社會和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長期以來潛移默化形成東亞地區(qū)穩(wěn)定內(nèi)斂、敬天法祖的觀念，至少公元前6000年左右出現(xiàn)祭天儀式[37]、觀象授時[38]和象數(shù)思維[39]，以及排列整齊的多代“族葬”所體現(xiàn)的祖先崇拜、慎終追遠和悠久的歷史記憶傳統(tǒng)，約公元前4000年后出現(xiàn)原初形態(tài)的禮制[40]。玉器雖然發(fā)源于西伯利亞地區(qū)，但在中國中東部最為發(fā)達，應(yīng)該與玉所蘊含的溫潤、柔美、堅硬等內(nèi)在特質(zhì)相關(guān)，后來甚至演化為中國人的理想精神品質(zhì)[41]。源自西方的青銅器技術(shù)，到中國則演變?yōu)殍T造容器類禮器，成為物化社會秩序的中國特色器物。

二、早期西方文化圈

早期西方文化圈，核心在西亞，包括北非、中亞南部、南亞和歐洲南部地區(qū)。

廣義西方最早的陶容器發(fā)現(xiàn)于北非，最早距今約12000年，但僅見碎片，與此后文化的發(fā)展關(guān)系不明。西亞地區(qū)最早的陶器，遲至約公元前6900年才出現(xiàn)，開始主要是一些素面的平底罐類器物[42]，或為模仿之前該地區(qū)早已存在的石容器而來。西亞陶器出現(xiàn)不久，就開始流行彩陶，其發(fā)達程度超過同時期的中國彩陶，并向四周迅速擴展。西方農(nóng)業(yè)和家畜飼養(yǎng)至少產(chǎn)生于約公元前9500年的黎凡特、土耳其至伊朗西北山地的“新月形”地帶，主要種植小麥、大麥，養(yǎng)殖綿羊、山羊、黃牛等[43]，之后即向四周傳播[44]。公元前6900年之后，陶器、農(nóng)作物和家畜以組合（包裹）的形式向四周的狩獵采集地區(qū)傳播，多數(shù)情況下還伴隨著人群的遷徙與交融[45]。

（1）向北源自安納托利亞和黎凡特地區(qū)的線紋陶器，以及小麥、大麥等農(nóng)作物，綿羊、黃牛等家畜，公元前5500年左右出現(xiàn)于歐洲中部，公元前5000年左右傳播至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46]。

（2）向西陶器以及小麥、大麥等農(nóng)作物，公元前5500年左右已經(jīng)抵達地中海東岸的法國、西班牙等地，公元前4000年左右抵達不列顛群島[47]。

（3）向南黎凡特風(fēng)格的陶器，和小麥、大麥等農(nóng)作物，綿羊等家畜，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擴散至包括尼羅河三角洲在內(nèi)的北非地區(qū)[48]；其后發(fā)展起來的埃及文明，向南影響到尼羅河上游地區(qū)。

（4）向東小麥、大麥等農(nóng)作物，綿羊、黃牛等家畜，在約公元前6000年，東向—東南向到達中亞南部地區(qū)[49]。公元前3500年以后，綿羊、黃牛所代表的畜牧文化，可能包括小麥種植，通過亞歐草原已經(jīng)向東擴展到新疆西部至葉尼塞河中游[50]。南線的農(nóng)業(yè)、家畜等，公元前7000年以后逐漸擴展至印度河流域[51]。再向東，中亞式彩陶圖案等傳播至中國甘青地區(qū)[52]，綿羊、黃牛、小麥等擴散至中國大部地區(qū)[53]。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約公元前3000年亞歐草原中部馬的馴化，是受西亞綿羊和黃牛馴養(yǎng)技術(shù)影響的結(jié)果。約公元前3千紀末期在哈薩克斯坦西北部地區(qū)發(fā)明的輕型馬拉雙輪戰(zhàn)車，源頭也應(yīng)當(dāng)是西亞于公元前4千紀發(fā)明的黃牛、驢等牽引的實心輪車[54]。西亞式的實心輪車后傳播至早期西方文化圈各處，最東到達中國的新疆地區(qū)，而馬和馬車則流播至亞歐大陸大部地區(qū)。

青銅器和鐵器是早期西方文化圈影響深遠的發(fā)明。這兩種金屬器除作為裝飾品、容器、雕塑外，最主要的功能還是作為工具和武器，對于早期西方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對外大幅度拓展，起到了關(guān)鍵性作用。自然銅鍛打的銅器在西亞最早出現(xiàn)于1萬多年以前，人工冶銅在南歐和西亞至少始于公元前5千紀初[55]，青銅器冶鑄可早到公元前5千紀中葉[56]。銅器技術(shù)差不多和綿羊、黃牛、小麥一道，向四周擴散，約公元前3千紀已經(jīng)傳播到中國中原等地[57]，公元前2千紀到達東南亞。隕鐵的使用大約有5千年的歷史，人工冶煉的鐵器至少開始于公元前3千紀，公元前2千紀中葉已經(jīng)傳播到中國新疆和甘青地區(qū)[58]。

印章、雕塑、金器、釉砂等也是西方世界的典型文化因素。印章是具有憑證、象征意義的器物，于公元前7千紀已經(jīng)出現(xiàn)于西亞[59]，此后影響到埃及、伊朗、中亞、印度河流域等地；其與西亞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等的出現(xiàn)有密切聯(lián)系，而楔形文字最后發(fā)展為表音的字母文字。人形和動物形雕塑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在西方世界流行，最早的陶質(zhì)女人像（維納斯）已有近3萬年歷史[60]；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雕塑傳統(tǒng)綿延不斷，最具代表性者如埃及和希臘的雕塑，其影響則幾乎及于早期西方文化圈大部區(qū)域。金器至少在距今1萬多年以前就被西亞人認識和使用，其后這種陽光一樣燦爛的金屬深受西方人青睞，公元前5千紀的瓦爾納（Varna）墓地就有大量金器隨葬[61]。釉砂（費昂斯）在大約公元前3千紀左右出現(xiàn)于西亞，后在埃及發(fā)揚光大，并擴散至西方各地，公元前2千紀中期已經(jīng)傳播至新疆北部，公元前1千紀中葉已廣見于中國黃河長江流域。此外，西方還很早就出現(xiàn)和流行香爐、香水、燈具等。有人還認為歐洲和中亞—中東分別是琥珀和青金石的主要分布區(qū)域[62]。

西方典型建筑以土石為特點，以土坯（日曬磚）、磚或石塊壘砌墻體承重，就連柱子也常為石質(zhì)，這在西亞、埃及、中亞都頗為流行。土坯（日曬磚）出現(xiàn)于距今1萬年前的西亞，此后向四周擴展，向東于公元前3千紀末期已經(jīng)傳播到新疆東部和河西走廊。當(dāng)然像歐洲平原地區(qū)，由于森林廣布，自然多為木屋或者木骨泥墻房屋。早期西亞墓葬不見如裴李崗文化那樣排列整齊的墓地，常見居室葬和天葬[63]；后來在西亞、歐洲、伊朗、中亞等地還都常見火葬；直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才在西亞、埃及、中亞等地開始較多出現(xiàn)族葬墓地。

早期西方文化圈的各要素之間互相也存在有機聯(lián)系。西亞雖然也是最早的農(nóng)業(yè)地區(qū)之一，但主要只是麥類農(nóng)業(yè)體系，并未出現(xiàn)中國那樣兩大農(nóng)業(yè)體系并存的格局。西方能夠發(fā)展農(nóng)業(yè)的地方自然也不小，但農(nóng)業(yè)中心區(qū)比較分散，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阿姆河流域由于彼此相隔較遠，分別在公元前3千紀早中期形成相對獨立的文明中心，而不像中國黃河長江流域那樣連成一片，形成體量龐大的多支一體的早期中國文明。西亞最早馴養(yǎng)的綿羊和黃牛，是需要較大草場牧放的家畜，從一開始就奠定了畜牧業(yè)的基礎(chǔ)，其影響下在亞歐草原馴化的馬更是典型的草原動物，使其文化從根本上具備了游動性更大的特點，與中國依附于農(nóng)業(yè)的家豬飼養(yǎng)不同。西方文明中心區(qū)之一就是地中海沿岸，交通多利用舟船和四輪車，后在亞歐草原又次生發(fā)明了雙輪馬車，其移動速度、距離，都非步行可比。

這些都使得西方文化具有相對更大的移動性和風(fēng)險性。西方陶器不如中國發(fā)達，便于攜帶的金屬器卻更發(fā)達；西方居室葬和火葬更流行，神祇偶像崇拜優(yōu)先于祖先崇拜，神祠、神廟繁多；西方青銅器和鐵器發(fā)達，崇尚黃金、玻璃等具有耀眼光澤的器物，以及香爐、香水等揮發(fā)性強烈的物品，加上西方經(jīng)濟貿(mào)易發(fā)達，這也都會鍛造出西方尚武、外向的文化特質(zhì)。

三、早期北方文化圈

早期北方文化圈，主體就是亞歐草原，波及更北的森林—草原地帶，以勒拿河和烏拉爾山為界，可將其分為東、中、西三部分，東南部延伸到中國東北、日本島和朝鮮半島，南部波及中國長城沿線，西南部至北高加索地區(qū)，西北部抵達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約公元前14500年以后，在日本、黑龍江流域和外貝加爾地區(qū)出現(xiàn)陶器[64]。其中外貝加爾和黑龍江中游地區(qū)陶器多為尖底或圜底罐類，飾繩紋、篦紋等[65]，和華南最早陶器近似，甚至口沿外飾一周珍珠紋的做法也更早見于玉蟾巖陶器，很可能是受到華南制陶技術(shù)影響的結(jié)果。日本最早的尖圜底素面陶罐、黑龍江下游最早的篦紋平底陶罐，雖和華南陶器差別稍大一些，但也不排除接受華南啟示的可能性，當(dāng)然具體器物形態(tài)或許與模仿或者借助當(dāng)?shù)鼐幙椢铩淦ね爸铺沼嘘P(guān)。之后這類圜底罐就開始了難以置信的遠距離擴展過程。向北于公元前4千紀抵達勒拿河中游[66]；向西于公元前5000年后抵達芬蘭，公元前4000年后最遠抵達瑞典北部[67]，被稱作篦紋陶文化，先于西亞文化傳統(tǒng)陶器抵達這些地區(qū)；西南向，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穿插到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東部和河北張家口地區(qū)[68]，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滲透進中亞阿姆河流域[69]。此外，中國東北地區(qū)和朝鮮半島北部距今13000年以后的平底筒形罐[70]，也當(dāng)屬于這個大文化圈，可看作是圜底罐的變異形式。就連中國太行山以東流行陶盂或直腹盆的磁山文化，實際上也和平底筒形罐甚至圜底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早期北方文化圈有著發(fā)達而綿長的細石器傳統(tǒng)，最主要的經(jīng)濟方式是狩獵采集，其農(nóng)作物和家畜主要源于其南的早期東方文化圈和早期西方文化圈，中國東北西遼河等地的黍、粟，雖然可早到公元前6千紀之初[71]，但應(yīng)當(dāng)是從中國華北傳播而來。亞歐草原西部里海和黑海北岸地區(qū)的小麥、綿羊、黃牛等，是從西亞地區(qū)傳播而來。更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在西亞影響下，在亞歐草原馴化了馬，次生發(fā)明了雙輪馬車，馬和馬車的出現(xiàn)及其向亞歐大陸各地的擴展，顯示了亞歐草原的特殊地位和強大動力。

玉器是早期北方文化圈最重要的原創(chuàng)性文化因素，最早出現(xiàn)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阿爾泰和貝加爾湖地區(qū)[72]，全新世之初傳入中國黑龍江地區(qū)[73]，公元前6000年左右南漸至西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公元前3500年以后盛行于紅山文化和哈民忙哈文化。玉器的文化源頭，應(yīng)該就是最早產(chǎn)生于北非和亞歐大陸西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穿孔裝飾品[74]，當(dāng)這類裝飾品偶以西伯利亞玉石制作就成為玉器，并可能在使用過程中逐漸突出了其作為玉器的特性，實際上與水洞溝的鴕鳥蛋殼珠飾、山頂洞的骨石飾等，一開始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

雕塑傳統(tǒng)也是這個文化圈的重要特征。中國東北地區(qū)紅山文化素以“女神”像著稱，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男性或者性征并不明顯的人像，以及各種動物形象，往前還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以來興隆洼文化、磁山文化、趙寶溝文化的石像、陶塑、人形“面具”等。西伯利亞草原中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阿爾泰至鄂畢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奧庫涅夫文化、切木爾切克文化等當(dāng)中常見各種人形石雕或陶塑。中國東北地區(qū)的雕塑傳統(tǒng)，或許有著東北亞舊石器時代的基礎(chǔ)，紅山文化的一些玉人和陶質(zhì)“女神”像，就和貝加爾地區(qū)馬耳他等遺址2萬多年前的人物形象神似[75]。西伯利亞的雕塑傳統(tǒng)年代很晚，傳承關(guān)系不明，可能同時受到過來自早期西方文化圈和中國東北地區(qū)的影響。

作為早期北方文化圈主體的亞歐草原地帶，實際上更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的快速通道。舉凡西方發(fā)源的青銅器、鐵器、金器、釉砂，以及小麥、綿羊、黃牛等，多半都是通過這個通道向東傳播。而發(fā)源于中國華北的黍和粟等農(nóng)作物，也順此通道向西傳播。而這些東、西方的典型要素，也成為早期北方文化圈的重要文化成分。

早期北方文化圈的狩獵采集和畜牧經(jīng)濟方式，決定了其定居程度不高，主要居住在簡便易建的棚屋、帳篷等里面，但在南緣也有更為穩(wěn)定的聚落和房屋，如8000年前張家口地區(qū)的半地穴式房屋，4000年前烏拉爾東南緣的圓形向心的多屋聚落等[76]。總體社會復(fù)雜程度有限，缺乏真正的文明中心。公元前2千紀中葉新疆伊犁地區(qū)的吉仁臺溝口大墓[77]、公元前1千紀前期圖瓦地區(qū)的阿爾然游牧貴族大墓[78]，代表了早期北方文化圈社會復(fù)雜化的最高水準，但還難以論定這背后是否存在一個文明社會。該文化圈受東、西文化圈影響，墓葬情況東西有別，西部火葬成為一大特色。

總體而言，早期北方文化圈自具特色，含蓄內(nèi)斂的玉器，宗教色彩濃厚的雕塑，都是薩滿原始宗教的重要物質(zhì)載體，薩滿信仰所包含的萬物有靈、三界聯(lián)通等觀念，也就成為早期北方文化圈的信仰核心，而薩滿一般被認為與狩獵采集經(jīng)濟正相適應(yīng)。當(dāng)然，早期北方文化圈的確深受東、西兩大文化圈的影響，從而使其東西有別。由于狩獵采集—畜牧經(jīng)濟的不穩(wěn)定，文化延續(xù)性較差，人群游動性大，致使其不穩(wěn)定性最高。

結(jié)語

全新世亞歐大陸三大文化圈的形成，深層背景在于自然地理環(huán)境。早期東方和西方文化圈的區(qū)分，關(guān)鍵在于青藏高原隆起造成的巨大障礙[79]，從而分割出各自相對獨立的兩大地理單元和兩大文化單元，使其人群長期主要在自己的文化圈內(nèi)發(fā)展和交融。當(dāng)然東、西兩大地理單元的自然環(huán)境本身也有差別，存在西風(fēng)帶—地中海式氣候和東亞季風(fēng)氣候的差別，以及地形地貌、動植物資源等的差別，從而為兩大文化圈的各具特色奠定了基礎(chǔ)。另一方面，兩大地理單元都屬于中緯度地區(qū)，溫度降水適中，土壤豐厚，所以都能發(fā)展出谷物農(nóng)業(yè)，以及以其為基礎(chǔ)的文明社會。早期北方文化圈則不一樣，它和南部兩個文化圈之間并無特別大的障礙，陰山、天山、高加索等一系列東、西向山脈構(gòu)成的大致的南北分界線，遠不如帕爾米高原那樣難以逾越。北方的相對獨立，主要源于其高緯度、低溫度，以及大體類似的草原—森林環(huán)境，整體更適合狩獵采集和畜牧經(jīng)濟。

三大文化圈雖然顯著于全新世，但其實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現(xiàn)端倪，著名的“莫維斯線”就大致以帕米爾為界分出東、西兩大石器技術(shù)傳統(tǒng)[80]。其實在兩大傳統(tǒng)以北的亞歐草原西部地區(qū)，還有一個與前二者都有一定差別的傳統(tǒng)。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三個傳統(tǒng)的區(qū)別仍然大致存在。西方傳統(tǒng)下，從舊石器時代早期精致規(guī)范的阿舍利手斧，到晚期的石葉技術(shù)、雕塑藝術(shù)、佩戴裝飾藝術(shù)，早已體現(xiàn)出將人類意識強加于自然的精神，以及偶像崇拜的原始宗教觀念。東方傳統(tǒng)下，整個舊石器時代大體延續(xù)石片石器技術(shù)，罕見雕塑藝術(shù)，顯示出質(zhì)樸自然的風(fēng)格。這些都與其后的西、東兩大文化圈分別氣韻相連。至于北方地區(qū)，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有著發(fā)達的細石器工業(yè)，受早期西方文化圈影響而出現(xiàn)雕塑藝術(shù)、佩戴裝飾藝術(shù)（包括玉器），形成薩滿傳統(tǒng)，傳承到新石器時代，后期受東、西傳統(tǒng)的影響較大，成為東、西交流的重要通道。

文化交流是三大文化圈發(fā)展演變的重要機制。早期北方文化圈和南部兩大文化圈的交流，開始于全新世之初，開始主要是南部農(nóng)作物和家畜的北傳，約公元前2000年后隨著北方畜牧經(jīng)濟走向成熟，反過來對南方產(chǎn)生壓迫，東、西長距離大范圍的南北對峙局面在這時候初步形成。東、西兩大文化圈的交流主要發(fā)生在公元前4千紀中期以后，彩陶、金屬器、農(nóng)作物、家畜等的交流，推動了東、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fā)展。更進一步，日益增加的文化交流[81]，使得三大文化圈之間的共性越來越多，終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第二階段的“歐亞世界”——如果說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全球化”造就了第一階段“歐亞世界”的話。當(dāng)然，文化交流并不總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三大文化圈之間存在較大范圍的交互地帶，這些地帶是文化交流的結(jié)果，往往也是文化碰撞和人群沖突的前沿。

附記：2014年夏季，應(yīng)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研究所副所長王睦（Mayke Wagner）教授的邀請，我在德國考古研究院做訪問學(xué)者，期間收集了大量關(guān)于早期歐亞考古方面的資料，有了“亞歐大陸三大文化圈”的構(gòu)想。2015年春季我在美國蓋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做客座學(xué)者，期間繪制了“亞歐大陸三大文化圈”的示意圖，并應(yīng)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邀請到洛杉磯加州大學(xué)（UCLA）就上面的題目和研究生們進行了交流。感謝王睦和羅泰教授等對我的幫助！

[1]按照國際地質(zhì)科學(xué)聯(lián)合會（IUGS）最新發(fā)布的國際地質(zhì)年代表，從約距今11700年進入全新世早期，約距今8200年進入全新世中期，約距今4200年進入全新世晚期。而絲綢之路被認為始于公元前139年張騫出使西域。全新世年代參見Cohen, K. M.; Finney, S. C.;Gibbard, P. L.; Fan, J.-X.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Stratigraphy.Retrieved July 10, 2018.絲綢之路論述參見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gegründeter Studien,Erster Band, Einleitender Theil, Berlin: Dietrich Reimer 1877: 504-510.

[2]嚴文明說，如果我們著眼于陶器和農(nóng)業(yè)的起源和發(fā)展道路，“可以在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間清楚地劃出一條分界線”（嚴文明：《長江文明的曙光——與梅原猛對談錄》，《長江文明的曙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4頁）。倫福儒以農(nóng)作物的傳播論述印歐民族起源，所涵蓋實際范圍接近本文所謂早期西方文化圈（Colin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張光直以陶器等的相互交流，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頁）。貝爾伍德以陶器、水稻等的傳播，將東南亞和太平洋諸島與中國長江流域和華南聯(lián)系起來（PeterBellwood. The checkered prehistory of rice movement southwards as adomesticated cereal-from the Yangzi to the Equator, Rice, vol. 4, no. 3-4, 2011: 93-103; Peter Bellwood. SoutheastAsian islands: archaeology, in The Global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Wiley-Blackwell, 2015: 284-292.）

[3]E.N. Chernykh. Transl. by Sarah Wright. Ancient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36; Hermann Parzinger,Die fru?hen Vo?lker Eurasiens: VomNeolithikum bis zum Mittelater, Verlag C. H. Beck, Mu?nchen, 2006.

[4]DavidChristian .Inner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1994: 173-211.

[5]葉舒憲曾將亞歐大陸的早期文明發(fā)生史從整體上劃分為“三大文化互動圈”，即“南部文化圈”“北部文化圈”“東部文化圈”，與本文的劃分方案近似，但缺乏對其空間范圍和發(fā)展過程的具體討論（葉舒憲：《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xué)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07頁）。李旻劃分的三個文化圈，只涉及中國、中亞南部、歐亞草原中部地區(qū)（李旻：《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jīng)典的發(fā)生》，《考古學(xué)報》2017年3期，第287~316頁）。

[6]P. L. Kohl.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Eurasia. Cambridge World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7; Barry Cunliffe , By Steppe, Desert, and Ocean: The Birth ofEur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7]P. L. Kohl. The ancient economy, transferabletechnologies and the Bronze Age world-system: A view from the northeasternfrontier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M. Rowlands, M. Larsen and K. Kristiansen. et al. (eds.),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7: 13-24; Toby C.Wilkinson, Susan Sherra and John Bennet (eds.) Interweavingworlds : Systemic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OxbowBooks, 2011; 易華：《青銅時代世界體系中的中國》，《全球史評論（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68~96頁；NicoleBoivin, Michael D. Frachetti(eds.) Globalizationin Prehistory: Contact, Exchang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8]韓建業(yè)：《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fā)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其中玉蟾巖陶器的年代集中在距今18500～17500年。見吳小紅：《中國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標志的問題》，《考古學(xué)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9～68頁。仙人洞最早陶器的年代約距今20000~19000年。見XiaohongWu, Chi Zhang, Paul Goldberg, et al.: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6089), 2012: 1696-1700.

[10]張弛：《中國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頁；陳宥成、曲彤麗：《中國早期陶器的起源及相關(guān)問題》，《考古》2017年6期，第82～92頁。

[11]Zhao Zhijun: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cave, northern Jiangxi”. Antiquity278: 885-897. 1998.

[12]北京東胡林遺址大約10000年前可能開始栽培黍類植物。XiaoyanYang, Zhiwei Wan, Linda Perry, et al. 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10), 2012: 3726-3730

[13]李有恒、韓德芬：《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動物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6卷4期，1978年，第244～254頁；凱斯·道伯涅、袁靖等：《家豬起源研究的新視角》，《考古》2006年11期，第74～80頁；羅運兵、張居中：《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出土豬骨的再研究》，《考古》2008年1期，第90～96頁。

[14]蒙古中東部和外貝加爾地區(qū)的蛇紋鬲，源于內(nèi)蒙古中南部的朱開溝文化，最早蛇紋鬲的年代上限大約在公元前1700年。參見李水城：《中國北方地帶的蛇紋器研究》，《文物》1992年1期，第50～57頁；馮恩學(xué)：《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337～338頁。

[15]在趙寶溝文化中就有少量源自仰韶文化下潘汪類型的泥質(zhì)紅陶，紅山文化更是包含了大量類似仰韶文化后岡類型的陶器。參見張星德：《后岡期紅山文化再考察》，《文物》2015年5期，第60～65頁。

[16]見于左家山下層文化。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農(nóng)安縣元寶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考古》1989年12期，第1067～1075頁。

[17]見于新巖里一期文化、西浦項文化晚期。參見趙賓福：《中朝鄰境地區(qū)的新石器文化比較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9輯，科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25～48頁。

[18]見于孔東文化。參見馮恩學(xué)：《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第204～211頁。

[19]見于小拉哈文化。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黑龍江肇源縣小拉哈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1998年1期，第61～101頁；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肇源白金寶——嫩江下游一處青銅時代遺址的揭示》，科學(xué)出版社，2009年。

[20]Zhijun Zhao: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CurrentAnthropology, Vol. 52, No. S4,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New Data, NewIdeas(Oct 2011):S295-306.

[21]臺灣的大坌坑文化，與福建的殼坵頭遺存、曇石山一期關(guān)系密切。見福建省博物館：《福建平潭殼坵頭遺址發(fā)掘簡報》，《考古》1991年7期，第587～599頁；福建博物院：《閩侯曇石山遺址第八次發(fā)掘報告》，科學(xué)出版社，2004年。

[22]Peter Bellwood, Eusebio Dizon, The Batanes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the “ Out of Taiwan” hypothesis for Austronesiandispersal, Journal of Austronesian Studies, vol. 1, no. 1: 1-32, 2005.

[23]見于拉皮塔文化（Lapita）。參見Peter Bellwood. Prehistory of the Indo-MalaysianArchipelago.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焦天龍、范春雪：《福建與南島語族》，中華書局，2010年，第16~28頁。

[24]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lndo-MalaysianPrehistory,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4, 1983:71-83; （美）張光直：《中國東南沿?？脊排c南島語族起源問題》，《南方民族考古》第1輯，1987年，第1~14頁。

[25]Han Jianye. “The Painted Pottery Road” and Early Sino-Western CulturalExchanges, ANABSASIS-Studia Classica etOrientalia 3(2012): 25-42; 韓建業(yè)：《再論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學(xué)刊》2018年1期，第20~32頁。

[26]Michael Spate, Guilin Zhang, Mumtaz Yatoo,Alison Betts. New evidence for early 4th millennium BP agriculture in theWestern Himalayas: QasimBagh, Kashmir, Journal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1 (2017) 568–577; Spengler,R.N., Nigris, I., Cerasetti, B., Carra, M., Rouse, L.M. The breadth of dietaryeconomy in Bronze Age Central Asia: case study from AdjiKui 1 in the Murghabregion of Turkmenist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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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鄧聰：《東亞玦飾四題》，《文物》2000年2期，第35～45頁。

[28]香港中文大學(xué)中國考古藝術(shù)研究中心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qū)古文化研究——慶祝鄭德坤教授從事學(xué)術(shù)活動六十周年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

[29]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第18～22頁；Sergei I.Rudenko (Author), M.W. Thompson (Translator),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J. M. Dent & Sons LTD, London, 1970.

[30]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銅鈴鑄造技術(shù)為代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qū)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首次發(fā)現(xiàn)銅器》，《考古》1984年12期，第1069～1071頁。

[31]韓汝玢：《附錄六天馬—曲村遺址出土鐵器的鑒定》，《天馬—曲村1980~1989》，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第1178~1180頁。

[32]王巍：《東亞地區(qū)古代鐵器和冶鐵術(shù)的傳播與交流》，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9年；白云翔：《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xué)研究》，科學(xué)出版社，2005年。

[33]韓建業(yè)：《新疆地區(qū)的早期鐵器和早期鐵器時代》，《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8年7期，第130~137頁。

[34]錢耀鵬：《略論磨制石器的起源及其基本類型》，《考古》2004年第12期，第66~75頁。

[35]嚴文明：《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1期，第40~49頁。

[36]王暉：《中國文字起源時代研究》，《陜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第40卷3期，2011年，第5～23頁。

[37]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的“排架式梯狀建筑”，與白陶上的“天梯”圖案互相對應(yīng)，加上獸面紋、鳥紋等與“天”有關(guān)的圖案，以及可能為燎祭后瘞埋的動物牲坑、人牲坑等，足以復(fù)原出一副可信的通天祭祀場景。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陽高廟遺址發(fā)掘簡報》，《文物》2000年4期，第4~23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廟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06年7期，第9~15頁；賀剛：《湘西史前遺存與中國古史傳說》，岳麓書社，2013年，第254~262頁。

[38]賀剛：《湘西史前遺存與中國古史傳說》，岳麓書社，2013年，第330~344頁；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8年，第46~77頁。

[39]宋會群、張居中：《龜象與數(shù)卜：從賈湖遺址的“龜腹石子”論象數(shù)思維的源流》，《大易集述：第三屆海峽兩岸周易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巴蜀書社，1998年，第11~18頁。

[40]韓建業(yè)：《西坡墓葬與“中原模式”》，《仰韶和她的時代——紀念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90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53～164頁。

[41]費孝通：《中國古代玉器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戰(zhàn)線》2003年第6期，第1~4頁。

[42]Chris Scarre, TheHuman Past: 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irdEdition), Thames & Hudson, 2013; 楊建華:《兩河流域——從農(nóng)業(yè)村落走向城邦國家》，科學(xué)出版社，2014年。

[43]Bar-Yosef, Ofer, and Richard H. Meadow.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East. In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new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T. Douglas Priceand Anne-Birgitte Gebauer, eds.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Press, 1995: 39–94; Melinda A. Zeder,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East,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52,Supplement 4, 2011:S221-S235.

[44]Colin Renfrew.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5]Zuzana Hofmanová, Susanne Kreutzer, Garrett Hellenthal, et al., Early farmersfrom across Europe directly descended from Neolithic Aegeans. PNAS 113 (25), 2016: 6886-6891.

[46]T. Douglas Price. Ancient Scandinavia: AnArchaeological History from the First Humans to the Viking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5.

[47]Nicki J. Whitehous, Rick J. Schulting, Meriel McClatchie. Neolithic agricultureon the European western frontier: the boom and bust of early farming inIrelan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Science. Volume 51, November 2014: 181-205.

[48]D. W. Phillipson. African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9]A. H. Dani, V. M. Masson(ed.),History of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ume I: The Dawn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C.UNESCO Publishing. Paris, 1992.

[50]Hermann Parzinger, Die fru?hen Vo?lkerEurasiens: Vom Neolithikum bis zum Mittelater, Verlag C. H. Beck, Mu?nchen,2006: 169-243; 李水城：《從新疆阿依托汗一號墓地的發(fā)現(xiàn)談阿凡納謝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1—2期，第105~121頁。

[51]Jarrige, C., Jarrige, J.-F., Meadow, R. & Quivron, G. (eds.). Mehrgarh, Field reports 1974-1985, FromNeolithic Times to the Indus Civilization. Karachi: The Department ofCulture and Tourism, Government of Sind, Pakist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5.

[52]韓建業(yè)：《再論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學(xué)刊》2018年1期（創(chuàng)刊號），第20~32頁。

[53]傅羅文、袁靖、李水城：《論中國甘青地區(qū)新石器時代家養(yǎng)動物的來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5期，第80~86頁；董廣輝、楊誼時、韓建業(yè)等：《農(nóng)作物傳播視角下的歐亞大陸史前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國科學(xué)：地球科學(xué)》47卷5期，2017年，第530~543頁；TengwenLong, Christian Leipe, Guiyun Jin , et al., The early history of wheat in Chinafrom ¹⁴C dating and Bayesian chronological modelling. Nature Plants. volume 4, 2018: 272–279.

[54]E. E. Kuz’mina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Roa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David W.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Language,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55]D. ?ljivar. The earliest copper metallurgy in the Balkans, Metalurgija -Sisak then Zagreb, 12(2), 2006:93-104.

[56]Thornton, C.; Lamberg-Karlovsky, C. C.; Liezers, M.; et al. On pins andneedles: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copper-based alloying at Tepe Yahya, Iran,via ICP-MS analysis of Common-place items. Journal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9 (12), 2002.: 1451–1460.

[57]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yè)的區(qū)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學(xué)報》2005年第3期，第239～278頁.

[58]陳建立、毛瑞林、王輝等：《甘肅臨潭磨溝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鐵器與中國冶鐵技術(shù)起源》，《文物》2012年8期，第45～53頁；韓建業(yè)：《新疆地區(qū)的早期鐵器和早期鐵器時代》，《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8年7期，第130~137頁。

[59]馬歡歡、楊建華：《西亞史前印章記錄系統(tǒng)的發(fā)展和演變》，《考古》2018年6期，第70~83頁。

[60]Conard, Nicholas J. A female figurine from the basal Aurignacian of Hohle FelsCave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Nature. 459 (7244), 2009: 248–252.

[61]David W. Anthony, Jennifer Y. Chi (Eds.). TheLost World of Old Europe: The Danube Valley, 5000–3500 BC.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9.

[62]David A. Warburton. What might the Bronze Age World-System Look Like? Interweavingworlds : Systemic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OxbowBooks, 2011: 120-144.

[63]居室葬多位于“神祠”平臺下面及附近，尸骨多不甚完整，估計有向神靈奉獻的性質(zhì)。從恰塔爾·休于遺址壁畫來看，有鷹啄食人的圖像，當(dāng)在描述天葬場景。見J. Mellaart. CatalHüyük: A Neolithic Town in Anatolia, McGraw-Hill, New York, 1967:204-209; J.Mellaart, editor. Excavations at Hacila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0; F. el-Wailly and B. Abu es-Soof, The Excavations at Tell es-Sawwan: FirstPreliminary Report(1964), Sumer 21, 1965: 17-32.

[64]D. J. Cohen. The Advent and Spread of Early Pottery in East Asia: New Dates andNew Considerations for the World's Earliest Ceramic Vessels. Journal ofAustronesian Studies 4 (2), 2013:55-90; Yaroslav V. Kuzmin. Chronology ofthe Earliest Pottery in East Asia: Progress and Pitfalls. Antiquity 80(308), 2006: 362-371.

[65]O.V. Yanshina.The earliest pottery of the eastern part of Asia: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ume 441, Part B,2017: 69-80.

[66]Мочанов Ю.А, Многослойная стоянка Белькачи I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каменного века Якут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9.

[67]Ove Halén. Sedentariness during the stoneage of Northern Sweden: in the light of the Altr?sket site, c. 5000 B.C., and theComb Ware site, Lillberget, c. 3900 B.C. : source critical problems ofrepresentativity in archaeology. Acta archaeologica Lundensia: Series in4o. No 20.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4.

[68]所謂壩上地區(qū)公元前6000年的這類遺存，可稱裕民文化。參見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化德縣文物管理所：《內(nèi)蒙古化德縣裕民遺址發(fā)掘簡報》，《考古》2021年第1期，第26~50頁；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簡報》，《考古》2018年4期，第3~15頁。

[69]捷爾特米納爾文化（Kelteminar）。見A. H.Dani, V. M. Masson(ed.),History of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ume I: The Dawnof Civilization: Earliest Times to 700 B.C.UNESCO Publishing. Paris, 1992.

[70]中國東北地區(qū)最早的陶器發(fā)現(xiàn)于吉林后套木嘎一期，平底，飾櫛齒紋，年代上限約距今13000年。參見吉林大學(xué)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遺址AⅢ區(qū)發(fā)掘簡報》，《考古》2016年9期，第3~24頁；王立新：《后套木嘎新石器時代遺存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考古學(xué)報》2018年2期，第141~164頁。

[71]Zhijun Zhao: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CurrentAnthropology, Vol. 52, No. S4,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New Data, NewIdeas(Oct 2011):S295-306.

[72]早先在貝加爾湖的馬爾他（Мальта）和布雷提（Буреть）遺址，就發(fā)現(xiàn)有距今20000多年的玉環(huán)、珠等（Герасимов М. М. 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оянкаМальта (раскопки 1956-57 годов). //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58. № 3;Okladnikov A. P, Paleoliticheskiye zhenskiye statuetki Bureti (Paleolithicfemale statuettes from Buret), Paleolit ineolit SSSR. Vol. 4. MIA 79: 280-288.），近來在阿爾泰地區(qū)的丹尼索瓦洞穴，發(fā)現(xiàn)可早到4萬年前甚至更早的綠玉手鐲。

[73]小南山文化玉器年代可早到公元前7000年。佳木斯市文物管理站、饒河縣文物管理所：《黑龍江饒河縣小南山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1996年2期，第1~8頁；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饒河縣文物管理所：《黑龍江饒河縣小南山遺址2015年Ⅲ區(qū)發(fā)掘簡報》，《考古》2019年第8期，第3~20頁。

[74]魏屹、FrancescoD'ERRICO、高星：《舊石器時代裝飾品研究：現(xiàn)狀與意義》，《人類學(xué)學(xué)報》35卷1期，2016年，第132~148頁。

[75] Anatoliy P. Derev'anko, Demitri B Shimkinand W. Roger Powers(ed.), Inna P. Laricheva(Trans.) The Paleolithic of Siberia: New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1998: 122-128.

[76]以辛塔什塔（Синташта）聚落為代表。參見В.Ф. Генинг,Г. Б.Зданович, В. В.Генинг, Синташта.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памятникарийскихплеменУрал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степей. Челябинск, 1992.

[77]袁曉、羅佳明、阮秋榮：《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2019年發(fā)掘收獲與初步認識》，《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0~125頁。

[78]Michail Petrovi? Grjaznov.Der Gro?kurgan von Ar?an in Tuva, Südsibirien, München: Verlag C.H.Beck1984; Konsgtantin V.?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und Anatoli Nagler, Der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kurgan Ar?an2 in Tuva, Arch?ologie in Eurasien Band26, Steppenv?lker Eurasiens Band 3,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Mainz,2010.

[79]王幼平：《青藏高原隆起與東亞舊石器文化的發(fā)展》，《人類學(xué)學(xué)報》2003年3期，第192~200頁。

[80]Movius, H. L..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Asia. 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American Aa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9(3), 1944:1-125; Stephen J. Lycett ,ChristopherJ. Bae. The Movius Line controversy: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WorldArchaeology, Volume 42, 2010 - Issue 4: 521-544.

[81]Peter Bellwoo(eds.), The Global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Wiley-Blackwel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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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2021年第11期

引言

一、早期東方文化圈

二、早期西方文化圈

三、早期北方文化圈

結(jié)語

一、早期東方文化圈

二、早期西方文化圈

三、早期北方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