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墉先生曾經多次說過：“你們要多讀書，多讀一些雜書，對書法的好處是你們想象不到的。”其實，有心人若是看看書法史，每個時代書壇頂尖人物亦多是閱書無數的人。于是知識的累加與否，也成為衡量一個書畫人最終是否獲得更大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配圖與正文無關）
唐宋以前，一直流行工筆畫法，畫院待詔們在手頭上的磨練遠遠多于書本知識的浸淫，工筆畫家們把有限的時間放在慢工出細活的制作節(jié)眼上也十分正常。元代以降，被唐宋工筆逼得無路可走的元代畫家，特別是知識面較寬的文人畫家，在趙孟頫的引領下，才逐漸走上追求詩書畫印結合的新路來。
身為趙匡胤十一世孫的趙孟頫，“幼時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其讀書廣取博學，又著有《尚書注》、《琴原》、《樂原》、《松雪齋集》，元代詩人楊載有“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之慨嘆。可見，趙孟頫實在是一位詩文書畫等樣樣精通的多才高手。
到了明代，徐渭、董其昌兩位奇才被世人推崇，與他們博覽群書、識見高卓密不可分。徐渭一生是懷才不遇的一生，年少入塾，文思非凡，知兵法，任書記(草擬文書)，熟讀各類書籍，傳世文集有六十余卷，他哲理與藝術并重，詩文與思想皆有不凡建樹，為畫壇少有之才。而董其昌出身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一生讀書明禮悟道，追求才智與禪理融合。大量知識的積累與靈活運用，奠定了其揚南貶北、樹立南北宗理論的堅實基礎。
至于清初四僧中的石濤，在其《苦瓜和尚畫語錄》中，也展現了他在哲學與道家思想影響下的恢宏洞見。詩書滿腹的理想狀態(tài)，對其繪畫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其理論至今對當代畫人還有引領的功效。到了近現代的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無不以史為鑒，詩文書畫并重，以卓越的理論高度引領了時代藝術風潮。他們被推至藝術的神圣殿堂，也正因為他們的藝術是技藝加知識加思想的結果，是知識型畫者取得大成功的又一鮮明寫照。
由此可見，在中國畫的歷史長河中，在畫人多如牛毛的各個時代，除了必須擁有超人的藝術造詣外，勤讀書、廣思索、善悟理、多游歷、傳藝道、樹新風，更是畫壇有理想追求的畫人必須兼?zhèn)涞乃刭|。
而當今時代，由于引入西方美術的教育體系，畫人們如古人般對文、史、哲的學習與思考的環(huán)境已不復存在了，藝術表現多以追求繪畫的視覺沖擊、追求展覽的出彩效果等為主。且大部分畫人對西方藝術的淵源又一知半解，沒有相應的社會氛圍支撐。
有的書法家創(chuàng)作甚至只是為了如何才能獲獎，如何迎合市場而令自己作品價格不斷上揚，而對中國書法史里畫人須不斷深研各類書本知識、博采眾長之要求多已放棄。這既造成了整代藝術人才學識高度的大幅下滑，也造成了這個時代藝術大師的難產。
對照歷史上成功的大師，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個不愛讀書、知識面殘缺的書法人能折騰出高妙的藝術樣式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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