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現(xiàn)代文學者研究現(xiàn)代文學制度時，關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制度轉型和延安文學制度者居多，而很少關注中共早期，即從五四到中央蘇區(qū)時期對于文藝制度建設所做出的努力。與延安文藝相比，中央蘇區(qū)文藝既缺乏有全國性影響的作家和作品，也沒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樣系統(tǒng)的文藝理論建構，五四和左聯(lián)時期，貌似只是一些文學社團和文學活動，談不上制度建構。這些“不足”導致人們形成了一個潛在的“共識”：延安文藝以前，黨沒有成型的文學制度，沒有深刻地理解到革命“宣傳”天然地包含文藝，它作為一種“武器”，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文藝理論體系核心范疇，直至如今。“文藝事業(yè)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yè)，文藝戰(zhàn)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zhàn)線。”黨的文藝活動的建構、文藝組織的建設、文藝制度的建立等肇基于五四愛國運動時期，飛速發(fā)展于國共合作破裂之后。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在其政綱和各類文件中闡述了關于宣傳、宣傳與文藝的關系。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部教育“訓令”、《教育行政綱要》等的頒發(fā)，中國共產黨、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關于宣傳與文藝的關系，終于以政府的成熟法令法規(guī)形式得到確認并被用來指導文藝實踐，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得以最終形成。
一、革命形勢發(fā)展與文藝出場
在黨的革命活動中，文藝一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延安文藝制度形成之前，文藝進入黨的革命視閾，逐漸經歷了通過文學革新社會、改造社會到文藝成為宣傳的一部分，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黨的早期文藝制度。文藝在黨的早期革命活動中角色地位的變化，源于黨的革命形勢的變化。
五四時代，中國共產黨還處于萌生階段，關于革命、關于文學、文學與革命之間的關系尚處于初期探索階段，帶有五四的鮮明烙印。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意味著中國現(xiàn)代革命從啟蒙走向救亡，“本來只關心思想啟蒙的知識分子走上街頭過問政治”，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放棄自由主義轉而親近馬克思列寧主義。陳獨秀走上街頭，親自散發(fā)傳單，表明自己的革命選擇：“現(xiàn)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布新才是目的。”李大釗是較早關注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關系的知識分子，他通過《俄羅斯革命之遠因近因》《什么是新文學》《俄羅斯文學與革命》等一系列文章稱頌俄國革命，稱頌俄羅斯文學，贊頌俄羅斯文學為俄國社會“沉夜黑暗中之一線光輝，為自由之警鐘，為革命之先聲”。將文學與革命相關聯(lián)，視文學為改造社會的利器，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魯迅等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重要觀念。在改造社會的諸多探索中，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共產黨人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階級革命，他們對文學改造社會的重視不僅沒有減弱，而且逐漸賦予文學以階級的色彩。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深入，更多共產黨人認識到文學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重要關系。茅盾主張作家創(chuàng)作要表現(xiàn)社會生活，尤其是在被迫害的國度里。成仿吾認為在一個良心病了的社會里，文學家應該是一個有良心的戰(zhàn)士。鄧中夏更是旗幟鮮明地認為“新詩人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如果一個詩人不親歷其境，那就他的作品總是揣測或幻想，不能深刻動人”。沈澤民與鄧中夏抱持相似的觀點，認為：“真真的革命文學也決不是把一些革命字眼放在紙上就算數(shù)……而是要走到無產階級里面去！”面向現(xiàn)實生活，于實際的革命斗爭有益，是早期共產黨人的文學觀區(qū)別于一般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文學觀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這種觀念不僅體現(xiàn)于他們的文學主張上，也彰顯于黨的綱領或決議中。《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將“宣傳”單列，與“工人組織”“工人學校”“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等并列，被視為黨的最基礎的工作之一。宣傳工作重點主要放在出版物上，如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從建黨那一天起，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利用各種傳媒來闡述自己的主張，切實地從事實際的宣傳工作。通過創(chuàng)辦刊物以喚醒國民的愛國精神和革命意識，在五四之后成為各種組織或團體的一種自覺選擇。當時，上海的國民黨人就先后創(chuàng)辦了《星期評論》周刊、《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和《建設》等刊物，用來宣傳革命，以實現(xiàn)重建“民國”之革命目的。建黨之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就將《新青年》作為自己的機關刊物，1923年6月將其收編為自己的正式理論機關刊物。此外，它還創(chuàng)辦了《向導》《中國青年》和《先鋒》等刊物，陳獨秀、瞿秋白、陳望道等都是中國共產黨內著名的媒體人，所不同的是，其他團體或組織多通過文學來喚醒國民的革命意識，黨的傳媒則多登載馬克思主義理論、工農生活狀況等來闡揚自己的政策主張。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對黨的文藝政策的影響巨大，使黨對于文學的認識由社會革命的工具進入到具體的為階級斗爭服務，并開始著手自己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立和文藝組織的建設，黨對文藝的認知和管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
中國共產黨對于文藝的認識、宣傳政策在1925年出現(xiàn)了重大變化，無形中大大加速了黨對文藝制度的建構。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推出了《對于宣傳工作之決議案》，對宣傳工作作出了部署。時隔九個月不到，1925年10月，中共第四屆第二次中央執(zhí)委會擴大會議再次推出《宣傳問題決議案》，這不是關于宣傳工作部署的簡單重復，而是標志著黨的宣傳政策的重大轉變。《宣傳問題決議案》是一個關于革命如何行動的決議案，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提出“黨的職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智識分子的群眾，鞏固并且發(fā)展我們黨的勢力于全國工人階級之中，開始在鄉(xiāng)村農民中工作，建筑黨在農民群眾的基礎”，而要實現(xiàn)這種重大責任，黨就“應當作群眾中的鼓動和宣傳”，而且“鼓動應當使群眾了解，要使極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所以應當用極通俗的言語文字”。與此前各種宣傳決議最大的不同是，《宣傳問題決議案》將眼光傾注于鄉(xiāng)村和農民身上，而且是直接建立黨在農民中的基礎，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由理論宣傳開始向實際的群眾斗爭啟發(fā)轉化。文學方面，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張揚逐漸形成熱潮，激進青年主張通過文學“來促進改革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會的組成”。沈澤民、蔣光慈、茅盾等先后發(fā)表了《文學與革命的文學》《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現(xiàn)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和《論無產階級藝術》等多篇文章討論無產階級文學，認為革命的文學家若不曾親身參加工人的罷工運動，“他決不能了解無產階級的每一種潛在的情緒，決不配創(chuàng)造革命的文學”。成仿吾、應修人、潘漠華等則干脆參加到實際的革命斗爭中去，用魯迅的話說是，“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鐵和血，就是實際的革命斗爭，源于由哀悼孫中山演變而來的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活動，興起于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從中見識到勞動群眾的巨大力量，文學與實際斗爭的結合得到初步的實踐和檢驗。某種程度而言，《宣傳問題決議案》是中國共產黨對瞬息萬變的國內革命局勢的回應，預示了文藝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中未來的角色地位。
這個預示很快在《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的決議中得到清晰的呈現(xiàn)。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開，會上做出了《宣傳工作的目前任務》的決議。這個決議誕生于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共產黨生存狀況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內容分為“煽動”“宣傳”和“刊物”三個部分，發(fā)動一切可以發(fā)動的力量為黨的生存服務，是這個決議的核心。該決議第二部分“宣傳”之第十五條提出，黨員要參加各種科學文學及新劇團體，利用新劇團體這一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報告，建議及報告蘇聯(lián)狀況等等”。將文藝與實際的階級斗爭結合，利用各種機會參加或組建各種團體，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無產階級文學成為黨最為迫切的行動需要。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軍隊，走上獨立宣傳革命的道路，宣傳成為革命斗爭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工具之一，并逐漸在黨和其組建的工農紅軍中得到豐富、完善。
結束革命文學論爭，成立左聯(lián)，是黨自覺將文學納入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一個重大突破，在黨的早期文藝制度的建設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它結束了后期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作家各自為政、斗爭對象錯誤、理論闡釋混亂的狀況。左聯(lián)重點做了以下幾項工作：其一，通過了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決定左聯(lián)的主要工作方針是：1.吸收國外新興文學的經驗，及擴大我們的運動，要建立種種研究的組織。2.幫助新作家之文學的訓練，及提拔工農作家。3.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4.出版機關雜志及叢書小叢書等。5.從事產生新興階級文學作品。其二，大量而系統(tǒng)地開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產生了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家瞿秋白；其三，掀起了文藝大眾化運動。左翼文藝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文藝實際的結合，它“從擊破資產階級文學影響爭取領導權的階段轉入積極的為蘇維埃政權而斗爭的組織活動時期”。左翼文藝運動中的許多經驗和創(chuàng)造后來被瞿秋白運用于中央蘇區(qū)文藝實踐，為構建黨的早期文藝制度提供了寶貴的積累。
紅軍在革命斗爭中將文藝納入宣傳工作，逐漸形成具體的制度規(guī)范。井岡山時期，紅軍就注重在行軍途中活躍氣氛、鼓動士氣，“不管在行軍路上，還是在戰(zhàn)斗間隙，部隊營地總是歌聲不斷，”戰(zhàn)士們自娛性的文藝活動，卻“帶給部隊以很大的鼓舞和振奮”。文藝活動就這樣廣泛地開展了起來，文藝表演逐漸成為祝捷大會的“標準配置”，“每逢部隊打了勝仗，戰(zhàn)士們情緒高昂，營地里除了群眾性唱歌外，多開文藝晚會助興”。后來紅四軍下了山，“部隊中便有了‘工農運動委員會’以及相應的組織，有的領導同志也開始有意識的做文藝工作”。1929年12月28日，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報告。報告分為八個方面，從如何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到紅軍軍事系統(tǒng)與政治系統(tǒng)關系處理，從黨的組織問題到紅軍宣傳工作問題等，做了全方位的闡述。這是軍隊第一次全面而系統(tǒng)地將文藝置于自身建設之中。跟以前黨內關于宣傳工作的若干“決議”相比，這個“決議”的最大特征就是細致地規(guī)范了紅軍的宣傳工作：首先它將宣傳工作與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具體而現(xiàn)實的任務直接掛起鉤來；其次是真正將各種文藝形式納入宣傳工作的技術手段中，文藝得以在各種宣傳工具中脫穎而出；再次是建立正規(guī)的宣傳隊，選拔紅軍士兵中的優(yōu)秀分子做宣傳員，為后來各種文藝組織的建立與發(fā)展提供了模板和人才儲備。
革命文學的理論倡導與革命宣傳的文藝實踐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形成了匯流。在初創(chuàng)之贛南、閩西根據(jù)地，紅軍雖然暫時站穩(wěn)了腳跟，但處境極為險惡，過去的宣傳無論是內容，還是策略、方法等都已經無法滿足支撐蘇維埃政權的需要，必須通過系統(tǒng)的宣傳體系的建設建立起與根據(jù)地群眾唇齒相依、生死與共的血肉關系。“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于幫助統(tǒng)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然而，中央蘇區(qū)將通過怎樣的文宣系統(tǒng)來維持這個“重大工作”，它又將取怎樣的路徑將文藝納入宣傳系統(tǒng)，值得人們思考。
二、黨的早期文藝制度的生成
文藝服務于蘇維埃政權的生存需要，其功能是教育與啟發(fā)群眾的階級覺悟，以“使能更有力的動員起來，加入戰(zhàn)爭，深入階級斗爭，和參加蘇維埃方面的建設。”這一“規(guī)定性”決定了文藝“宣傳”的基本屬性和發(fā)展的基本空間與形態(tài)。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建立之后，沒有設立文化部和宣傳部，而是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代之，下設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會教育局、藝術局、編審局和巡視委員會,初等及高等教育兩局協(xié)同管理普通教育，藝術局協(xié)同社會教育局管理社會工作。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下面相應設立省、縣、區(qū)教育部，各級教育部均設有普通教育科、社會教育科，普通教育科管理成年補習教育、青年教育和兒童教育，社會教育科管理俱樂部、地方報紙、書報閱覽所、革命博物館及巡回演講等。具體而言，主要分兩條路徑從事革命教育和宣傳：一是通過普通教育，即學校教育，將黨和政府的政策、理念等納入日常的教育過程的同時，還通過學校附設的各種組織如俱樂部、劇團等以文藝的形式進行宣傳普及；二是通過各種社團、組織，以生動活潑的游藝或文藝形式對工農兵進行宣傳。“各級教育部除直接指導所辦學校外，必須負責協(xié)助或領導各種社會教育及一般文化革命運動的團體……社會教育方面，尤須依據(jù)群眾的俱樂部，工農劇社，蘇維埃劇團，工農通信協(xié)會，赤色體育會……尤其是消滅文盲協(xié)會，應當同這些團體建立最密切的關系以文化教育方針上的領導。”
軍隊方面，除保持和強化了原有的政治部、宣傳隊建設之外，還成立了士兵會、識字班、俱樂部、列寧室和舉辦短期訓練班等多種形式，加強對士兵的政治教育力度。1931年5月1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召集三軍團及軍一級的政治委員和政治部主任召開政治工作會議，做出了《政治工作決議》，就政治訓練、群眾工作、宣傳隊工作等七個議題做出了具體規(guī)定，其中包括士兵會和識字班的建設問題。士兵會建設上，每一伙食單位成立一個士兵會，以班為單位，建立小組。下面設有文化運動委員會，分識字股、墻報股、講演股、娛樂股，負責群眾工作和文化運動。士兵會之外，還設有識字班，按照識字程度分為甲、乙、丙三班，實行分班教學，教材是各種文件的傳單、標語、條令、通報、采買條等，目的是提高群眾的政治水平。1931年10月4日，紅三軍團政治部發(fā)布通令，“建立紅軍政治教育的經常工作，堅決執(zhí)行‘五一二’政治工作會議決議”，對過去的政治教育工作進行了系統(tǒng)的檢討和修訂，提出了舉辦短期訓練班，設立俱樂部和列寧室等舉措，每一級的宣傳和娛樂組織都由同級政治委員具體負責管理，以加強政治教育人才培養(yǎng)及對士兵進行娛樂化教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于1934年4月頒布《俱樂部綱要》，規(guī)定“俱樂部是蘇維埃社會教育的重要組織之一。俱樂部的一切工作都應當是為著動員群眾來響應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第一號召的；都應當是為著革命戰(zhàn)爭、為著反對封建及資產階級意識的斗爭的”，而且“凡是蘇維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樂部；非公民而能擔負俱樂部工作并無違反蘇維埃法令的行為者，亦得加入”。通過軍隊和地方俱樂部，整個中央蘇區(qū)，從士兵到普通群眾都被有效地組織了起來，納入到蘇維埃政府統(tǒng)一高效的宣傳機器之中。
通過上述對政府和軍隊兩條線路關于宣傳和娛樂組織建設的梳理，我們清晰地發(fā)現(xiàn)：中央蘇區(qū)沒有一般國家的文學出版與消費市場，而是政權機構（組織）及其組織的一些具有突出教育意義的簡易文藝活動，這些機構（組織）背后都有強大的政權力量作為支撐。無論是蘇維埃政府對文藝組織的建設，抑或軍隊關于文藝組織的建設，都鮮明地繼承和強化了黨和軍隊原有的宣傳方法和路徑，即通過強有力的組織和組織性宣傳活動，達成宣傳和教育之目的。
美國學者道格拉斯·諾思在研究西方經濟制度變遷時發(fā)現(xiàn)，“有效”是影響社會和經濟生活生存的重要因素。“在歷史進程中，無效的制度會被揚棄，有效的制度會存活下來，因此，更有效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組織形式是逐漸演進而來的。”他還發(fā)現(xiàn)，正是由于社會組織的演進，才最終改變了社會制度，組織與制度是一種共生關系，它們隨著制度所提供的激勵結構而演進，組織中的人們對機會變化的認識與反饋反過來又影響了他們對組織的認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究竟將建立怎樣的文藝制度，取決于他們的政治目標和主觀意愿，但囿于急迫的生存需要，文藝制度架構的有效性才是它的首選。因此，建立一套嚴密而完善的組織架構，將全民組織和動員起來，啟發(fā)他們的階級覺悟，推動他們參加蘇維埃政權的保衛(wèi)戰(zhàn)爭成為黨的不二選擇。于是，黨和軍隊過去關于宣傳組織建設及宣傳活動的經驗，就成了怎樣建設、依據(jù)什么建設這套組織架構可資借鑒的對象。一是許多組織和團體名稱非常熟悉，如俱樂部、補習學校、消滅文盲協(xié)會、宣傳隊和列寧室等，它們或為建黨初期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方式，或為軍隊宣傳工作的重要組織；二是相較過去的管理，組織更加嚴密，管理得到強化，每一級組織或團體都必須接受上一級的絕對領導、接受黨的絕對領導，形成黨領導下絕對統(tǒng)一的組織系統(tǒng)；三是將文藝活動與政治教育糅合在一起，文藝活動與政治教育相互促進，形成精神愉悅與政治熏染的內在統(tǒng)一。換言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宣傳系統(tǒng)建基于原有宣傳框架基礎，是對原有宣傳框架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
制度變遷過程中，除選擇的有效性之外，還受到報酬遞增和路徑依賴性的影響。制度變遷中的報酬遞增主要受四個因素制約：第一，制度重新創(chuàng)立時的建設成本越高，重建的可能性越低，即成本效應；第二，與現(xiàn)存制度框架和網絡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陣有關的學習效應，社會知識累積度越高，制度建設平均成本越低；第三，通過合約與其他組織和團體在互助活動中的協(xié)調效應，即人們在制度變遷過程中與其他行動者共享相同的路徑會帶來認可現(xiàn)行制度的成倍優(yōu)勢；第四，以制度為基礎增加的簽約，由于持久而減少了不確定性的適應性預期，即某項制度一旦通過并實行就會排除被其他替代方案干擾的可能性。對過去宣傳框架的繼承減少了蘇維埃政府制度建設的成本，群眾對熟悉的宣傳套路的適應與運用增加了他們對既有方法的認可度，以制度為基礎增加的簽約如勞動群眾直接參與國家政權，紅軍子弟入校讀書享受減免學費、贈送學習用品等優(yōu)待措施，則進一步強化了群眾的制度認同，排除了其他替代方案干擾的可能性。當時一首流行的《晚會》歌頗能說明一些問題：開晚會，開晚會，許多兒童來到會，兒童年紀雖然小，唱歌游戲樣樣會，做活報，更有味。開晚會，開晚會，許多婦女來到會，從前婦女不出門，如今婦女參加會，她跳舞，更有味。一些重大節(jié)日更是熱鬧非凡，各地群眾大會往往要持續(xù)三天之久。
如果說報酬遞增的正反饋機制強化了制度選擇的“正當性”的話，“路徑依賴”則昭示了制度選擇的應然性。所謂路徑依賴，“是指過去的制度選擇對現(xiàn)在和將來的制度產生的重要影響，制度在變遷過程中總是表現(xiàn)出對以往制度形式和變遷歷史的高度依賴性，即初始選擇的制度會在以后的發(fā)展中沿著一個既定的路徑演進而且很難被其他更優(yōu)的制度體系所代替”。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建設是以宣傳為主要功能的，從最初的社會革命到如今的階級革命，這一中心任務始終沒有改變。“一旦一條發(fā)展路線沿著一條具體進程進行時，系統(tǒng)的外部性、組織性的學習過程以及歷史上關于這些問題所派生的主觀主義模型就會增強這一進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文藝制度的建設，其路徑選擇與制度架構設計也就不難理解。因此，黨的早期文藝制度不是以文藝生產、流通和消費為核心的一整套文藝保障機制和社會空間，而是以一整套嚴密的政治化組織為保障，以建構性政治教育活動及娛樂活動為中心的組織機制和社會空間。
三、黨的早期文藝制度構成要素及啟示
有學者將文藝制度具體化為“物態(tài)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兩個方面，物態(tài)化的文藝制度包括體制、建制、設施、組織、社團等，意識形態(tài)化的文藝制度包括方針、政策、措施、規(guī)定及其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慣例等。另一種是具體化為“外部結構”與“內部結構”兩個方面，“外部結構”一般指“法律、規(guī)章、出版、會議、文件等大量的制度‘軟件系統(tǒng)’”，“內部結構”則包括“文學思潮、現(xiàn)象、社團、流派、作家、作品等‘硬件系統(tǒng)’”。按照上述劃分法，將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劃分為“物態(tài)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或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兩個方面似乎亦無多少不妥，實則無法真正反映它的實質。黨的早期文藝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有效性”，即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了它的宣傳功能。在這個功能實現(xiàn)的過程中，相關組織系統(tǒng)、管理系統(tǒng)、活動系統(tǒng)以及社會文化空間營造密切配合，強力、高效，成為奠定黨的早期文藝制度的四根支柱。
一是組織系統(tǒng)，主要包括兩個子系統(tǒng)：政府（黨務）系統(tǒng)、軍隊系統(tǒng)。政府系統(tǒng)一線，硬件方面，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為最高領導機構，包括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等及其下屬師范學校、蘇維埃劇團、俱樂部和各級協(xié)會等的一整套組織架構。軟件方面，則指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及其下屬各級組織頒布的各種綱要、法規(guī)、簡章或章程等，如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頒布的《教育行政綱要》（1934.4），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訂定的《蘇維埃劇團組織法》（1934.4）、工農劇社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的《工農劇社簡章》（1931.11）等。軍隊一線，硬件方面，包括軍或縱隊下設的宣傳中隊，中隊下設的宣傳分隊，師級單位建設的俱樂部、俱樂部下設的列寧室，以及連級單位設立的士兵會、識字班等。軟件方面，則是指這些組織的管理單位或組織自身做出的各種決議、章程和活動規(guī)范，如《古田會議決議》（1929.12）之“紅軍宣傳工作問題”，《紅三軍團政治部通告》（1931.10）、《紅四軍團以上宣傳會議決議案》（1932.2）等。
二是管理系統(tǒng)，主要指各級相關宣傳組織的管理機構，大致包括管理者、管理理念（思想）和組織結構等，與組織系統(tǒng)構成一體的兩面。如果說組織系統(tǒng)更側重于硬件方面的組織存在的話，管理系統(tǒng)則比較側重于軟件方面的管理者及其思想理念等，但又區(qū)別于一般的組織章程或法令等，這也是黨的早期文藝制度非常特殊之處。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下設省、縣、區(qū)及鄉(xiāng)教育部，屬垂直行政機構，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在教育方針及政策上領導全國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各級教育部長的人選由各級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蘇維埃代表大會背后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領導，貫徹其政治理想和價值取向。軍隊中的宣傳中隊與下屬支隊、俱樂部與下屬列寧室或士兵會等亦屬垂直式管理，俱樂部和士兵會的組織法由總政治部起草依照辦理，它們受政治委員或政治部指派之指導員的指揮。駕馭軍隊宣傳工作這架馬車的是政治部。政治部是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混合機關，也是施行“政治教育，黨的工作發(fā)展并鞏固紅色戰(zhàn)士的政治基礎消滅紅軍中一切不良現(xiàn)象和習慣鞏固紅軍戰(zhàn)斗力的政治機關”。它的管理者——政治委員，是紅軍中蘇維埃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者，貫徹中國共產黨之政治理念，通過階級教育、革命教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使每個戰(zhàn)士明了他的階級政治任務，提高紅軍的戰(zhàn)斗力。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各級宣傳機構中的強大存在與堅強領導，才使得其政治理念得以順利貫徹并得以高效宣傳，組織因高效的管理而得以強化。
三是活動系統(tǒng)，它與一般文藝制度中的出版和流通環(huán)節(jié)類似，但又有較大區(qū)別，主要指與宣傳相關的具體文藝活動單位及其活動。中央蘇區(qū)文藝活動系統(tǒng)的構成包括相關文藝作品的出版與流通，如《紅色中華》《青年實話》《斗爭》等報刊上登載詩歌、散文、山歌小調及美術作品等，更主要的還是通過文藝活動從事宣傳之工農劇社、藍衫團、高爾基戲劇學校、俱樂部、列寧室等文藝娛樂社團和教育為主、娛樂為輔的宣傳隊、士兵會等宣傳教育組織及其相關文藝娛樂活動，此外，列寧小學、成人補習學校、識字班等教育組織及其教育活動等。活動系統(tǒng)與組織系統(tǒng)存在交集,但又有鮮明區(qū)別，組織系統(tǒng)強調的是系統(tǒng)性結構，活動系統(tǒng)強調的是具體的文娛活動。因此，活動系統(tǒng)中，文藝娛樂活動是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不僅是指那些盛大的動員晚會、祝捷晚會、節(jié)日化妝晚會，也包括那些深入田間地頭進行宣傳的活報演出和歌舞表演、俱樂部等的娛樂活動等，活動之時間與地點、內容與形式、演員與群眾構成等都具有深刻的建構化、意識形態(tài)化特質。
四是社會文化空間營造。社會文化空間營造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操作，包括執(zhí)政理念、政策法規(guī)、組織形態(tài)、社會文化教育等，是與組織、管理、活動配套的一個系統(tǒng)。執(zhí)政理念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明確自己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將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進行社會革命。1930年的全國蘇維埃區(qū)域代表大會進一步確認蘇維埃政府“是極廣泛的被壓迫剝削的工農勞苦群眾的政權，為著中國的解放與工農勞苦群眾的解放而奮斗”。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群眾的。”這些綱領和法規(guī)從法律上確認了工農群眾當家作主的基本權利，蘇維埃組織形態(tài)為工農當家作主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他們可以“直接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而且在選舉時，被給予“特別的權利”，“增加無產階級代表的比例名額”。這種觀念在地毯式的宣傳教育和娛樂活動中被深深地植入群眾的腦海，內化為群眾自身的行動需求，為中央蘇區(qū)營造積極的、革命的社會文化氛圍提供了基礎性保障。
黨的早期文藝制度是特定歷史時空中的產物，在服務于黨的革命斗爭的重大歷史進程中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積累了非常豐富非常寶貴的經驗，給后人以啟迪。其一，黨的早期文藝制度的巨大成功仰賴于人民文藝的成功建構，堅持人民立場，構建人民文藝是它給予黨的最寶貴的啟示。人民文藝與黨的宗旨具有內在的統(tǒng)一，在黨的革命斗爭歷史進程中，始終以堅持人民為本，依靠人民、服務人民、贏得人民的支持是黨革命成功的法寶，也是黨的文藝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所在。其二，堅持黨的領導，樹立正確的文藝方向，是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是黨的堅強領導，保證了文藝為人民，為中國革命服務的基本方向，凝聚了向心力，人民群眾的革命有了領路人。其三，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是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要釋放人民群眾的巨大創(chuàng)造力，一是生活上物質要有保障，二是精神上的自由與身心愉悅。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激發(fā)了他們的主人翁精神和自豪感，補習學校、俱樂部、列寧室和工農劇社等的教育和娛樂活動則解決了他們長期以來因知識貧乏所產生的政治屈辱感，精神生活貧乏所導致的精神貧困感。當然，也應該警惕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形成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路徑鎖定問題。路徑依賴容易造成路徑鎖定，路徑鎖定有習慣的惰性，但受行動者主觀動機的影響更大，行動者應該根據(jù)外在環(huán)境的變化而對既有路徑做出適時調整或重新選擇。
文藝成為中國共產黨宣傳武庫中非常重要的宣傳武器是因革命需要而起，隨革命形勢發(fā)展而變化，在中央蘇區(qū)形成文藝制度雛形，它的發(fā)展與成型具有文藝的非典型特征。重新檢視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可以辨認出文藝是如何進入宣傳視域，被重視、建構，又是如何與政權水乳交融、合為一體的。糾結于文藝與政治關系的是非，黨的早期文藝制度形成過程中的選擇與路徑更值得人們思考，與結果相比，過程給人們更為理性的呈現(xiàn)。黨的早期文藝制度的成型是特殊政治環(huán)境中的選擇，其路徑選擇背后的行為習慣、社會心理諸因素不容忽視。特殊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畢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難以成為常態(tài)。當“特殊”不再，“常態(tài)”成為常態(tài)之時，它是否還能夠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它是應該沿著既有的路徑發(fā)展，抑或應做出怎樣的變革呢？當代文藝發(fā)展中的種種矛盾現(xiàn)象也許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值得深入思考的路徑。
（作者：周建華，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江西省中國革命歷史題材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中心研究員；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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