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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０９．２０｜ Ｎｏ．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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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制度與選文：晚清到民國時期小學國文（國語）教材研究》
張惠苑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６月
本書以晚清到民國時期的小學國文（國語）教材為對象，打破學科壁壘，從歷史、制度與選文的角度，對近代中國小學語文教材的諸多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全書立足教材本身，采用史料學與文本解讀的研究方法，圍繞以下四個問題展開：首先，通過對教材選文歷史的演變研究，考察在文本與教材的雙向互動中，文學作品如何在教育的場域中傳播與接受；其次，通過審定制度與教材編寫關系的研究，還原小學國文（國語）教材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并逐漸規(guī)范化的歷史過程；再次，通過對小學國文（國語）教材的文本與圖像進行深度解讀，探究早期教材編寫者在文化傳承與融合上的努力與貢獻；最后，通過史料鉤沉，使一些編寫理念獨具一格，卻被研究者忽略的國文（國語）教材凸顯其研究價值。本書希望為教材學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與方法。
張惠苑，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訪問學者、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現(xiàn)為杭州師范大學經亨頤教育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晚清民國國文（國語）教材與兒童課外讀物研究、中國城市文學與文化等。著作有《張愛玲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1980 年代以來地域文化中的中國城市書寫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在核心刊物發(fā)表論文20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課題2項。教材學是近些年來學科發(fā)展中的一個新的生長點。國內已經有一批學者在這個領域做出了扎實和開拓性的工作，比如首都師范大學的石鷗教授及其團隊、教育部課程教材研究所的郭戈研究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余宏亮教授、浙江大學教科書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等。然而，這個學科根脈判定上的復雜性，導致了教材學的學科屬性一直不甚明確。 目前，對教材學從學科屬性到研究方法進行全面梳理與建構的代表性研究結果，是余宏亮教授的論文《通向根脈與面向未來：建構教材學的基礎、邏輯與方略》。余宏亮老師試圖厘清教材學的學科特性：“教材學應是教育學的支撐學科，其地位應與課程論、教學論等同，切不可弱化為邊緣學科?！苯逃龑W從本體論出發(fā)，力圖確定教材學的學科屬性，但是教育學的學科屬性，仍舊不能完全解決教材研究的尷尬。首先，教材的編撰標準和審定制度，是多種思想、話語、權利介入的結果，其中的問題已經不是教育學能夠涵蓋的。其次，教材內容本身具有鮮明的學科特性。文學、歷史、科學等學科知識是教材的主要內容來源。教材承擔的功能就是對學生進行學科教學，最終目的是讓學生掌握學科知識。從這個角度來說，教材研究問題的指向與研究價值，早已超越了教育學的范疇。 一方面，教材學的研究對象非常確定，那就是教材；另一方面，教材學要允許從教材出發(fā)，發(fā)現(xiàn)問題的跨學科性。其中，教材學的跨學科性應該是這個學科最具有生命力的特點。它從教育、文學、歷史與社會等學科問題出發(fā)，發(fā)現(xiàn)教材研究的多種可能性，可以打破教材與教育學、文學、社會學等互動的尷尬，開拓各個學科的研究領域。正如余宏亮所說：“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通過知識間接指向人的精神成長與意義建構不同，教材學表面上研究知識文本，但特定時代的思想觀念、價值導向、權利關系經過隱秘的對話、協(xié)商、辯論甚至博弈，而后呈現(xiàn)為教材文本的知識內容，直接形塑學生的價值觀念與精神品格。一言蔽之，教材的復雜多變性與話語博弈性構成了教材學獨特性的基本面向?！?/span>因此，教材學研究必然會在多種學科話語的建構中煥發(fā)生機與活力。筆者分析了近三十年有關小學教材研究的著作與碩博士論文，發(fā)現(xiàn)很多研究成果已經在多學科的對話中發(fā)現(xiàn)了新問題與方法，比如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的《教材中的魯迅》，通過教材中魯迅作品的進退與內容取舍，反觀各個時期教育領域的政治風向，同時運用文學研究的方法進行史料鉤沉、文本分析，再現(xiàn)經典文本的教材傳播史與接受史，反映現(xiàn)代語文教材發(fā)展過程中的文本進化。史潔的博士論文《語文教材文學類文本研究》從結構主義、符號學等文學理論出發(fā)，對語文教材的文本構成、審美意蘊、解讀策略做了研究。李素梅、班紅娟則從地域文化、國家意識等角度展開了鄉(xiāng)土教材的研究，這些研究從鄉(xiāng)土教材出發(fā)，研究的問題涉及文化、政治等學科。 本書以晚清民國時期的國文（國語）教材為研究對象，從歷史、制度與選文的角度，打破學科的壁壘，在跨學科的語境中發(fā)現(xiàn)小學語文教材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其中，史料考證與文本解讀是本研究主要借助的研究方法。針對教材版本、選文的歷史演變，以及教材審定制度與教材編寫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立足教材本身，通過史料收集、整理與考證，將史料學與文本解讀學的方法融入教材研究當中，發(fā)現(xiàn)教材的本體性與建構性價值。本書第一章是對教材選文的歷時性研究，進行了歷史版本考證與文本分析，從中可以看到教材選文的錯綜與復雜性。這些選文的研究價值已經超越了教育學本身，甚至能夠為中國語言文學與思想文化發(fā)展史中的重要命題帶來啟示。本章分析了近現(xiàn)代國文（國語）教材中的“活化石”——安徒生童話，安徒生童話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到21世紀被編入三十多個版本的語文教材，經典選文在教材中的穩(wěn)定性與建構性值得關注。并且，第一章還通過對寓言類選文的考證，分析這類選文的版本更替、編選過程對文體內在形式的改編——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本書第二章討論的是近現(xiàn)代教材的編審制度，這是教材研究的重要命題。從審定制到審定國定制并存，再到國定制，教材審定制度的發(fā)展制約并影響了教材的生產。本書討論了1902—1932年間以審定制為主的教科書編審制度對小學國文（國語）教科書規(guī)范和繁榮產生的影響。教科書編審制度研究的背后，隱現(xiàn)的是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從傳統(tǒng)轉向現(xiàn)代的探索路程。本書第三章是對教材內容的研究，以《女子國文教科書》和《新學制國文教科書》為對象，分別對女性形象與西方人物形象做了文本分析。從這兩類人物形象背后，可以看到晚清到民國時期國文（國語）教材如何承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接?！堕_明國語課本》是民國時期比較成熟、教材市場上頗受歡迎的教科書，豐子愷和葉圣陶的個人風格融于教科書的編撰，讓這本教科書在教學審美性上具有了獨特性。其中，豐子愷的配圖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技巧、佛儒思想以及思想教化功能?！堕_明國語課本》的圖像敘事為中國教科書編撰提供了經典的范例。 晚清到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發(fā)展經歷了中國劇烈的歷史和文化轉型，但正是各種思想的激蕩促進了教科書發(fā)展的繁榮與多元。縱觀晚清到民國時期教科書發(fā)展的歷史，有一些教科書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視。在教材發(fā)展史中對這批教科書進行鉤沉，不僅能夠填補教材研究的空白，更能夠透過編撰者獨特的教育理念，透視中國歷史演進中教材承擔的責任與被賦予的意義。本書第四章以呂思勉《新式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和陳鶴琴《兒童南部國語》為對象，在史料鉤沉中重現(xiàn)兩部教材的獨有價值。歷史學家呂思勉用史學家求真、致用的眼光編選教材內容，在教材里滲透史家態(tài)度。兒童教育家陳鶴琴編撰的《分部互用兒童教科書》按照地域分為北部、中部、南部三套教材，本書研究了其中的《兒童南部國語》。陳鶴琴按照地域特色編寫教材，是以往小學教材中所未見的。通過對這套教材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地域和鄉(xiāng)土文化是如何融入中國教材的編寫當中的。 教材學是一門歷史悠久、正在探求獨立性的學科。對教材學進行理論建構需要長期的摸索和探尋，從具體的研究對象出發(fā)，在發(fā)現(xiàn)與解鎖問題之中探究教材學研究的方法與路徑，是建構這門學科的第一步。從教科書的歷史、審定制度、選文和版本的研究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這門學科的博大與復雜，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教材學將成為人文社會科學中重要的研究領域。 第二節(jié) 《開明國語課本》（初?。┰⒀赃x文研究 第三節(jié) 《守株待兔》教材化的歷史演變研究 第四節(jié) 《狐貍和烏鴉》教材化的歷史演變研究 第二章 制度：審定制與小學國文（國語）教科書發(fā)展研究（1902—1932年） 第一節(jié) 小學國文（國語）教科書的發(fā)展與問題 第二節(jié) 審定制與國文（國語）教科書的生產 第三節(jié) 審定制對小學國文（國語）教科書的制約 第四節(jié) 審定制與小學國文（國語）教科書的規(guī)范 第三章 文本與圖像：教材選文中的人物形象與圖像敘事 第一節(jié) 《中華女子國文教科書》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第二節(jié) 《新學制國語教科書》（高?。┪鞣饺宋锏难芯?/span> 第三節(jié) 《開明國語課本》（初?。┑谝弧藘圆鍒D研究 第四節(jié) 《開明國語課本》（初?。┎鍒D的“童心” 第四章 教材鉤沉：呂思勉與陳鶴琴國文（國語）教材研究 第一節(jié) 呂思勉《新式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選文的史家風格 第二節(jié) 陳鶴琴編《兒童南部國語》地域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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