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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之謙早期交游與其篆刻風格流變之關(guān)系
◇ 田謐 王浩 楊帆 ◇
時間：2016-08-10 09:30:00 | 來源：中國書畫
[清]趙之謙 理得心安（白）附邊款
[清]趙之謙 躬恥（朱）附邊款
作為晚清藝術(shù)史上最重要的藝術(shù)家之一，趙之謙詩、文、書、畫、篆刻無所不精。在其藝術(shù)生涯中，篆刻最為突出，融合浙皖兩派，融古開今，深刻影響了后來的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趙叔儒、易大廠等人。
目前，學(xué)界對趙之謙篆刻風格流變的研究集中于1862年赴京之后，這一時期，趙之謙和他的朋友胡澍、沈樹鏞、魏錫曾等，廣交以潘蔭祖為代表的大收藏家，并在京城分頭搜集了各種碑拓、字畫，賞奇析疑、鑒別真?zhèn)?、考證年代、論文詠詩，大大開闊了眼界。反應(yīng)在篆刻上，則體現(xiàn)為“印外求印”理念的進一步成熟，在刀法章法上持續(xù)不斷地從碑碣、鐘鼎文、鑄鏡、六國幣銘、秦詔版、漢金文、磚瓦刻、封泥、金石文字中汲取營養(yǎng)。
然而，學(xué)界也恰好忽視了，赴京之前的趙之謙隨繆梓宦游石門、衢州、常山等地，由此接觸名跡古物日多，臨習(xí)了大量不同風格流派的書畫篆刻作品；在青年時代，趙之謙還結(jié)識了傅以豫、傅以綏兄弟及郭成勛等人，他們收藏的金石碑版、鐘鼎權(quán)銘，都為他奠定了厚積薄發(fā)的基礎(chǔ)。鑒于對這一時期研究的薄弱，筆者依據(jù)現(xiàn)存早期印作的風格變化，特將該時期劃分為三段，結(jié)合趙之謙的交游經(jīng)歷，詳作解析。
一、1853年以前—學(xué)習(xí)浙派時期
大概是受地域風尚的影響，趙之謙的篆刻最早學(xué)習(xí)浙派，自稱受陳鴻壽影響：“余少學(xué)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則僅棄之。”〔1〕他的至交魏錫曾也作過類似評價：“善學(xué)修能者，惟丁鈍?。簧茖W(xué)曼生者，惟吾友趙撝叔，不似之似，難為不知者道也。”〔2〕胡澍言：“初遵龍泓，既學(xué)完白，后乃合徽、浙兩派，力追秦漢……”〔3〕從其現(xiàn)存印作來看，趙之謙在34歲結(jié)交魏錫曾之前，一直有模仿浙派的作品。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趙之謙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印作，是刻于1852年的“理得心安”白文印，字形方整，切刀遲澀，呈現(xiàn)鋸齒狀，作品章法也沒有大的瑕疵，雖然顯得有些中規(guī)中矩，但卻顯示出趙之謙的模仿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趙之謙17歲時跟隨沈復(fù)粲學(xué)習(xí)金石之學(xué)〔4〕。沈氏是紹興著名的藏書家，他晚年與越中藏書家杜春生來往密切，杜春生撰有《越中金石記》，沈復(fù)粲有《越中金石廣記》《小云巢金石目》，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趙之謙的眼界。
趙之謙自1850年起進入繆梓幕府，在從事文筆之職的同時，也追隨繆梓學(xué)習(xí)考證之學(xué)，與胡培系、胡澍、王晉玉、周丈等人同門，一同切磋學(xué)問和藝術(shù)。當時的繆梓“不薄辭章，不右宋，不左漢，主于有用”〔5〕。咸同時期，程朱理學(xué)興起，推崇考據(jù)的漢學(xué)遭到排斥，沈復(fù)粲和杜春生比較推崇陽明心學(xué)，而繆梓在當時的學(xué)術(shù)爭端中，明確地擯棄了門派之見，“訪求遺聞故事，考載記，按圖籍，識古法以準今時，征成敗利鈍之故，觀斟酌變通之幾”〔6〕。這種治學(xué)態(tài)度深刻地影響了趙之謙。在咸豐三年（1853）寫給胡培系的信中，他談道：“弟少事漢學(xué)，十年后潛心宋學(xué)者七年，今復(fù)為漢學(xué)。竊謂，漢宋二家其原則一，而流則殊?？党芍T公，何不嘗明理道，周程諸子何嘗不多讀書？流極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據(jù)，子虛烏有之性命，此類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7〕黃賓虹跋《吳讓之印存》：“趙撝叔經(jīng)學(xué)得常州學(xué)派之傳，于治印不立門戶……欲以其治經(jīng)之學(xué)，通于治印。”〔8〕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趙之謙日后敢于打破浙派積習(xí)，兼收并蓄兩家之長奠定了基礎(chǔ)。
然而，囿于地域風尚的限制，再加上繆梓、沈復(fù)粲皆非印人，趙之謙早年學(xué)習(xí)浙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852年，趙之謙“躬恥”朱文印，呈現(xiàn)長形，線條很細，用沖刀刻成，邊款稍近顏字，刀法較稚嫩，也屬浙派面目。該印款曰：“滌甫夫子大人正。壬子四月，受業(yè)趙之謙記。”滌甫即宗稷辰，他與沈復(fù)粲交好，為咸同年間理學(xué)復(fù)興的骨干人物，還為后者撰寫墓志。咸豐二年（1852）宗稷辰來杭州講學(xué)，趙之謙、周星譽、王星諴、李慈銘等人投其門下，請教學(xué)問。
咸豐四年（1854）四月趙之謙自刻的“趙之謙印”朱文印和“益甫手段”白文印也都是學(xué)習(xí)浙派的佳作，進一步佐證了趙氏早期的治印淵源。
二、1854—1861年—由浙入皖時期
（1）與傅以豫、傅以綏的交游—漢銅印意和追摹黃易
咸豐四年（1854），趙之謙隨繆梓調(diào)署而客杭州府。他為金石收藏研究的同好傅以豫和其五兄傅以綏刻了一批印章。
傅以豫又名以禮，嗜藏書、金石，曾任福州府事、加鹽運使，后官至正五品臺灣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同知。傅以綏，字艾臣，號萊子，傅以豫五兄。傅氏二兄弟是以往學(xué)者分析影響趙之謙印風形成中比較容易被忽視的一股力量，但二人的交往，對趙之謙“印外求印”思想的形成，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傅以豫曾將其所藏金石器物輯成二冊，題為《華延年室金石小品》（今已不可考），一冊為古器物銘、泉幣、化布，一冊為造像題記，因趙之謙為小品題匣板而推測受之影響深遠。但據(jù)我們考察，尚未發(fā)現(xiàn)存世的文字、圖像記錄能夠論證這種觀點。
因而關(guān)于傅氏兄弟與趙的交往，我們姑且從印章的受贈方，即傅氏兄弟的趣味來分析趙之謙印風的變化。
傅以禮藏書頗豐，專門傳有《華延年室題跋》，錄有為收藏的印譜所作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為汪啟淑的《漢銅印叢》所作之跋，傅氏有收藏《漢銅印叢》，專為做跋。而汪啟淑集印自周、秦迄宋、元，收藏達數(shù)萬鈕，輯印譜二十八種，最為人所知的當屬《飛鴻堂印譜》，傅以禮的《華延年室集印》中說他見到的《飛鴻堂印譜》“印質(zhì)不詳”“例各不同”，未見溢美之詞。而且在題跋中還提到他收藏的汪啟淑另外一套漢印譜，即《讱庵集古印存》，稱“余齋亦有存本”除去流傳的因素，傅以禮特選《漢銅印叢》和《飛鴻堂印譜》漢印作跋，可見品位。
汪啟淑的《讱庵集古印存》序文中提到，“近世臨摹盛行，既失古人淳樸之趣，而寡識者昧于甄鑒，贗刻惟就險怪粗俗……仆幼即嗜古印好古之家”〔9〕，可以看出，“摹古”是這套叢書的基本品位，我們猜想，傅氏應(yīng)該也是對這種風格有極大的興趣。
從目前可以見到的《漢銅印叢》與該時期趙之謙所刻仿漢意的印來看，漢印在趙之謙的篆刻中影響作用可見端倪。“成相私印”白文印、“鄧植私印”白文印、“寒邑私印”白文印均出自《漢銅印叢》。
更早的一位汪氏也引起了傅以禮極大的興趣，即明朝《寶印齋印式》的作者汪關(guān)。汪關(guān)制印，不染時俗，一宗漢法，篆法精嚴，章法沉穩(wěn)，善用沖刀〔10〕。蔣香生太守得《印式》一套，傅以禮“借觀累月，愛玩莫釋”，并“以漢玉印易得”〔11〕，可見推崇。《印式》所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汪關(guān)收藏印，一部分為汪氏自制印。在本文看來，對于《寶印齋印式》，傅以禮似乎更看重汪氏自己的作品。他言《賴古堂印譜》后附有汪關(guān)手制印若干，而一直不知道有單獨的《寶印齋印式》，得之狂喜，并稱“尹子固不必藉人而轉(zhuǎn)”。“張冣私印”、“宋長私印”、“萬湯私印”便是汪關(guān)收藏的漢代私印。
汪氏自己的刻印，多依據(jù)朱文印、白文印的不同特點而進行發(fā)揮。他所刻的白文印與其所收藏漢印類似，呈現(xiàn)古樸的面貌〔12〕。
從以上二人的收藏及篆刻，不難看出傅以豫的趣味，即對嚴謹純正、典雅靜穆的漢印的愛好。
此時的趙之謙的確也應(yīng)傅氏之托，刻了幾枚仿漢印意的印章送與傅氏。
咸豐四年（1854）趙之謙的白文印“以豫白箋”，款曰：“節(jié)子屬仿漢印，刻成視之，尚樸老。冷君記。”這時的趙之謙已經(jīng)開始有意識地擺脫早期二陳的影響，從篆體上來看字體“尚樸老”，顯得更為渾厚。與這枚印風格十分類似的是“以綏私印”白文印，款曰：“作小印須一筆不茍，且□渾厚□□□□□到此地步也。撝叔為艾翁刻。”在風格上這枚印與“以豫白箋”極為類似，都是有意識地嘗試擺脫浙派積習(xí)。
具體對比可以看出，趙之謙的這兩方印有明顯的仿漢印意味。但也還是有區(qū)別，以上所舉漢印之“印”字，多上下一般體量，五五分；趙之謙的印字則下面明顯長一些，三七分。而且在“印”字上半部份的處理中，三個撇均有明顯轉(zhuǎn)折，與一般漢印不同。在上文提到的二汪收藏中也僅有“部曲將印”白文印一例如此，屬于少數(shù)。
“白箋”二字在《寶印齋印式》中出現(xiàn)，如“志慶白箋”，但白字形態(tài)略有不同?？傮w來說，趙之謙的更加柔美、夸張。另有“清河傅氏”朱文印，款曰：“撫漢人小印，不難于結(jié)密，而難于超忽。此作得之。冷君制。”雖言模仿漢印，但可以對比看出，與上文所示漢印形態(tài)有較大區(qū)別，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言：“古人書爭，今人書讓。至館閣體出，則讓之極矣。古人于一字上下左右筆劃不均平，有增減，有疏密……天道也。”〔13〕說的正是這個意思。從這方印的“氏”字可以看作是趙之謙在尋找布局疏密的嘗試。
除了漢印，在汪關(guān)自己的朱文印中還有其他風格。如“家在鳳皇山下”，我們從中也不難尋覓到傅氏兄弟的趣味。“陶山避客”朱文印款曰學(xué)完白山人，但就篆法而言，汪關(guān)的影子很明顯。只是與上文情況相同，柔美、纖細的感覺依然存在。
同時，可以看到的是，雖然趙之謙漸失對學(xué)習(xí)浙派的興趣，但他更傾向于向早期浙派代表—黃易的方向發(fā)展。傅以禮有一子，名傅栻，傅氏兄弟去世后，他們的收藏均留給傅栻，但傅栻無子，在他去世后將全數(shù)收藏留給侄子俞序文。俞序文有《荔庵印存》，輯錄印章多來自西泠八家。其中有黃易之印“魏嘉轂印”等印。
趙之謙“艾臣讀過”白文印款曰：“艾臣五丈屬刻，為仿黃小松司馬法。冷君識。”從字形上，方正飽滿的字體取代了纖細陰柔的浙派程序化路線的字體，呈現(xiàn)出古樸的特點。從直觀的布局上看，黃易治印左邊斷右邊連，趙氏則剛好相反，但在字體上又與黃易“魏嘉轂印”很相像，唯在具體筆畫的粗細變化上略顯生硬。
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趙之謙處于博采眾長的階段，但這并不與學(xué)習(xí)浙派相沖突，并且似乎都指向一種更古樸的、包容的方向發(fā)展。
2.與郭承勛的交游—追摹秦漢
趙之謙對古樸渾厚的追求，在與郭成勛結(jié)交后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趙之謙于《從古堂款識學(xué)跋》曰：“咸豐初，余客嘉興，于郭止亭家見所考釋金石文字數(shù)十通。”〔14〕僅憑“咸豐初”無法確定趙之謙與郭承勛的具體交往時間，但在咸豐五年（1855）為郭承勛刻“郭承勛印”、“止亭所書”白文印和“嘉禾老農(nóng)”、“定齋”朱文印，可見兩人至少在這時已有來往。郭承勛（？—1860）系浙江嘉興人，字止亭、銘之，號定齋、嘉禾老農(nóng)。齋堂為寒香書屋。收藏書籍及漢古銅印甚富，嘗輯《漢銅印選》兩冊，《古銅印選》三冊。同治二年（1863）趙之謙在北京獲得唐春帆贈送的古印譜，作《銅鼓書堂集古印譜記》一文，記述了自己以往古璽印印譜的收藏經(jīng)歷：“余所得集古印譜，以《西亭印纂》為最精，又得童山人枉手拓北平朱氏所藏古印一伙，又得《強恕堂鑒存古印》，又郭止亭《漢銅印選》，合計閱古印不下三千，率大同小異，蓋一聚一散，仍此數(shù)顆不壞之寶，萬事類然，無足異也。”〔15〕
郭承勛編訂的《古銅印選》得以留存，其中收錄了漢初至新莽時期的官印，有一部分來自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以中下級官吏使用的“新西國安千制外羌伯右小長”為例，“新”“西”“安”“千”等都屬于謬篆字體，趙之謙的印作也約在此時開始出現(xiàn)同類型字體，如“趙之謙印”的“謙”，“安樂”的“安”等。
然而，趙之謙在這一時期的治印方式，依然未脫浙派窠臼—他為郭承勛所刻“郭承勛印”、“止亭所書”、“嘉禾老農(nóng)”朱文印、“定齋”朱文印四方印中，“止亭所書”盡管在邊款風格上近似黃易，有獨到之處，但刀法純屬浙派風格。
事實上，郭承勛本人的治印風格與金石交往，也帶有明顯的浙派趣尚。他本人的篆作選刊《金石癖》于1796年完成，重印本為1825年所刻，以他為張廷濟（叔未）所刻“金石癖”長方滿白文印為例，邊款云：“道光乙酉七月模小松先生篆法。”雖然這枚白文印模仿了黃易宗法秦漢、善用碎刀、在方筆中求圓潤的特點，但在章法上也趨近于程序，“金石癖”三字過于緊湊，雖無不妥，卻顯乏味。此外，與郭成勛交往密切的印人中，也不乏浙派印人，如徐楙（問渠）〔16〕、孫桂山（三錫）〔17〕、吳傳經(jīng)〔18〕等人。
但為郭承勛治印最多的當屬曹世模，此人與郭承勛同為嘉興人，篆刻以二周、秦、漢為宗，工整秀雅，深得古鑄印之旨，不為浙派時風所囿，與孫桂山（三錫）、文后山（鼎）、錢幾山（善揚）有“鴛湖四山”之稱，存世有《勉強齋印譜》。曹為郭承勛所刻“郭承勛”正方白文印款云“止亭大兄屬仿漢銅印”，“止亭”正方朱文界格印款云“仿古泉文”，“郭承勛印”正方回讀加框白文印款云“仿小秦印”，“金石因緣”正方白文印款云“止亭大兄得魯侯角”，“郭承勛印”正方回讀滿白文印和“壽禾老農(nóng)”正方朱文寬邊印邊款分別云“仿漢銅印式”和“仿漢朱文”，由此可見兩人的治印理念確有共通之處，但并沒有完全反映在郭氏本人的印作中，而趙之謙在這一時期的印作也雜糅浙皖兩家，“坦甫”、“益甫手段”等印學(xué)習(xí)丁敬等人，而“季歡”等印則學(xué)鄧石如一路的圓朱文印，顯然還處于探索階段。
[清]趙之謙 趙之謙?。ㄖ欤└竭吙?div style="height:15px;">
[清]趙之謙 以豫白箋（白）附邊款
[清]趙之謙 止亭所書（白）附邊款
三、1862—1864年—創(chuàng)新時期
1.與魏錫曾的交游：印學(xué)思想的進一步反思與確立
1861年，避亂溫州的趙之謙應(yīng)在福建為官的老友傅以豫的邀請，航海到福州。次年三月，魏錫曾來訪，兩人一見如故，結(jié)為金石交。
魏錫曾為咸豐年間的貢生，曾官福建鹽運使，雖不刻印，卻對印學(xué)有精解，且好集印譜。趙之謙印名在外，魏早為之心儀。趙之謙本人并不好刻印，只“以少合故”（《何傳洙印》邊款），即便遇到魏錫曾這樣的知音，也不輕易奏刀。魏錫曾也深知其為人，故以激將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氏約于同治元年（1862）六月提出為趙集印譜，索趙的舊作，〔19〕所集不過幾十方，不足以成譜，而面對舊作，趙之謙自己也不滿意。為此，趙之謙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批量性的刻印。在寫給魏錫曾的書信里曾明言：“……此信到，印稿必須寄來。倘仍不寄，則各印在我手，盡磨而攫之矣。”〔20〕其次，二人探討印學(xué)時，魏錫曾或有意將趙與丁敬、黃易等前輩高手相比，以為趙不及丁、黃，這樣就激起趙之謙要與古人爭雄的創(chuàng)作心理。魏錫曾在《書巴予籍別傳后》云：“趙撝叔論印，并稱丁、黃、巴、鄧、龍泓行輩，于吾家在高曾祖之間，黃為大父行，并締交誼，里居日，曾手輯其譜。”〔21〕趙在為魏刻“魏錫曾”、“稼孫”對印時，刻款道：“稼孫目予在丁、黃之下，或在丁之下、黃之上。”又在另一方“趙之謙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工。”更在“松江樹鏞考藏印記”刻款云：“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模印家立一門戶。”趙之謙創(chuàng)作欲被激發(fā)，一發(fā)不可收拾。他在致秦勉鋤函中言：“弟在三十前后，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以后一心開辟道路，打開新局。”〔22〕這種創(chuàng)作欲望，應(yīng)該說與魏錫曾的促使不無關(guān)系，而為趙編印譜是一個關(guān)鍵性契機。
魏錫曾早年與毛庚、何夙明、朱芑孫、鄂卿等人過從甚密，曾“手拓丁、黃、蔣、奚、二陳之作，裒然成譜，其他名家手制，別為一集。”〔23〕毛庚（？—1861）原名雍，字西堂，工書法，擅長鑒別古代書畫，間作墨筆花卉，刻印宗法浙派，嗜印好譜，其親自手拓的精美印譜，最得魏錫曾的賞識。咸豐十年（1860），魏錫曾寓居紹興，毛庚從諸暨來造訪，飯畢取出其精心鈐拓的《西泠六家印譜》，二人評玩良久。但在印學(xué)思想上，魏錫曾最認同何夙明。何夙明是清代藏書家、金石學(xué)家何元錫之子，他曾評論丁敬：“鈍丁碎刀從明朱簡修能出。”〔24〕這句話深得魏錫曾認同。事實上，何夙明對印學(xué)的深刻理解源自其父與西泠篆刻家，尤其是與“西泠八家”中的前四家交往密切。1808年，何元錫和兒子何夙明編輯《西泠四家印譜》，該譜系冊頁剪貼式，為“西泠四家”譜中最著名之本。每面一至七八印不等，有邊款，拓未精致，于1963年由西泠印社收得。
除了推崇西泠前四家，魏錫曾對浙派后期代表如陳鴻壽、趙之琛程序化的治印風格也多有批評。在《書賴古堂殘譜后》評價朱簡的篆刻時言：“修能用凡夫草篆法，筆畫起訖，多作牽絲，是其習(xí)氣，從來所無。如近時陳曼生刀法之缺蝕，亦從來所無。”〔25〕《吳讓之印譜跋》中云：“鈍丁之作，熔鑄秦、漢、元、明，古今一人，然無意自別于皖。黃、蔣、奚、陳曼生繼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閑，偭越規(guī)矩，直自鄶爾。而習(xí)次閑者，未見丁譜，目謂浙派，且以皖為詬病，無怪皖知有陳、趙，不知其他。余嘗謂后起而先亡者此也。”〔26〕這種觀點大概對趙之謙產(chǎn)生重要影響，趙氏在為東甫所輯《杭四家印稿（附二陳）》所寫的序言中，就對浙派印人分出了高下等級，并痛斥其弊?。?#8220;杭人摹印四家。丁、黃為正宗，蔣逸品，奚則心手不相應(yīng)。其實可稱者，止三家耳。秋堂更弱，曼生乃一變而為放蕩破碎，舉國若狂，詫為奇妙。吾家次閑出，變本加厲，俗工萬輩效尤以覓食，而古法絕矣。魏子論印學(xué)，貶次閑而諱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則盡棄之。論印學(xué)，退之恐誤，來學(xué)貶之。東甫于諸家無所退無所貶，故敢告之。雖然入室而操戈也，余能無罪乎？能諒之乎？同治乙丑七月，撝叔倚裝書。”〔27〕
趙之謙在34歲與魏錫曾結(jié)交后，其后兩百多枚印作中浙派風格已急劇減少，而且形式更為多樣，變化豐富。比如他在35歲時刻的“積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所采用的界欄形式，最早可追溯至早期的隸書（古隸）石刻，較著名的如《居攝二墳壇刻石》《萊子侯刻石》《禳道刻石》《王文康闕》《嵩山太室石闕》《延光殘碑》《文叔陽食堂畫像題字》等，皆采用直行界格，趙之謙也確實曾經(jīng)摹刻過《萊子侯刻石》〔28〕，在刻此印時采用篆書而參以隸意，追求古拙渾厚。而“靈壽華館”印，款稱“法鄐君開褒斜道碑”，顯然是有意模仿摩崖石刻依據(jù)自然石勢所呈現(xiàn)的奇趣結(jié)字，印文字體大小及筆畫長短、粗細皆有參差不齊之處。趙氏于35歲時所刻“巨鹿魏氏”加有十字界格，師法秦漢璽?。ㄎ鳚h中期之前的璽印廣泛采用界格）。
2.與吳讓之的間接交往：對以往治印理念的反思
正是由于魏錫曾，身在福州的趙之謙與揚州的吳讓之之間才會發(fā)生間接的印學(xué)交流。同治二年（1863），魏錫曾訪吳讓之于泰州，將所集拓的趙之謙印稿請吳讓之審閱并撰寫序文。
除了稱贊趙氏的印是“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詞耶。”吳讓之認真地評價道：“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29〕在此主要針對趙之謙在刻制仿漢白文印時，有意地挪讓篆字筆畫，造成朱白分配不均勻的效果，這在“靈售華館”一印中已看出端倪。
其他諸印中，以《二金蜨堂印譜》中的“大慈悲父”白文印為例，“父”字上面部分收緊，下部分的一撇一捺伸長彎曲，感覺上下比例失調(diào)。再如“魏稼孫”白文印，款云：“悲盦撫漢鑄印，癸亥十月八日也，風定日暖，作此尚不惡。”盡管“魏”字在結(jié)體上模仿漢魏時期的官印，但“孫”字左邊的“子”明顯頭重腳輕，“王履元印”中的“王”字上面兩橫距離很近，第二和第三橫之間卻留出大量空間，“元”字上面兩橫幾乎重合，但下面的撇和折鉤間卻故意留出紅色空隙，以與“王”字的朱色面積相呼應(yīng)。
在看到吳讓之的批評后，趙之謙本人也毫不示弱，他將吳氏的批評理解為：“讓之稱次閑，由此讓之論余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他皆非。且指以為學(xué)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不能知也。”〔30〕魏錫曾認為：“皖印為北宗，浙為南宗。余嘗以鈍丁譜示讓之，讓之不喜，間及次閑，不加菲薄，后語撝叔，因有此論。蓋讓之生江南，未遍觀丁、黃作，執(zhí)曼生、慈閑譜為浙派，又以次閑年長先得名，誡相輕，且間一仿之，欲示兼長。其不喜鈍丁習(xí)也；不病次閑時也。”〔31〕
目前尚無確切的文獻材料可以力證吳讓之學(xué)習(xí)的就是趙之琛，但從兩人現(xiàn)存的印作看，確有共通之處，在仿漢印作中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趙之琛的印文布局平穩(wěn)秀美，但在筆畫與邊框的處理上頻繁使用碎刀，刻意造成斑駁破碎的效果，不免顯得造作，容易讓人審美疲勞。吳讓之所模仿的漢印，大多筆畫厚實，結(jié)體方中帶圓，字形趨于方正，從而達到方中求圓，但在刀法上也多近浙派一路，以“富貴日昌”為例，便是以切刀法刻出，故線條斑駁而古韻有致，細勁猶如鐵絲線。此外，趙之琛還以切玉法聞名于世，也為吳讓之所楷模。以“玉壺天地小蓬萊”為例，其邊款云“仿漢玉印”，可謂極盡朱白分配之能事，力求線條的平直方正，而吳讓之也有許多仿玉印之作，強調(diào)小篆的筆意，采用婉轉(zhuǎn)流麗的筆勢刻制，他為魏錫曾所刻“魏錫曾私印”，在章法布局上與“玉壺天地小蓬萊”類似，再如“日利”白文印（，以沖刀刻成，與巴慰祖所刻“日利”相比，線條明顯更為細勁而圓轉(zhuǎn)流動。
而趙之謙本人更欣賞，接觸更多的是漢銅印，以及六朝時期風格隨意奔放的急就章、將軍章，魏錫曾在《書賴古堂殘譜后》中，評論擅長玉印的江皓臣言：“皓臣切玉如泥，自是絕技（多仿漢鑄，且能作朱文，無尋常玉印蹊徑）。但論印文，則頗有瘦軟之病。”〔32〕
[清]趙之謙 賜蘭堂（朱）附邊款
3.與胡澍的交游：積學(xué)相長
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趙之謙客于繆梓幕時便與胡澍相識。在趙之謙學(xué)術(shù)和藝術(shù)生涯的早期階段，胡趙二人便經(jīng)常在一起探討經(jīng)世之學(xué)。“一時同門之士如績溪胡丈（培系）、胡丈（澍）、溧陽王丈（晉玉）、余姚周丈，暨武烈群公子，相與稽考辨難，質(zhì)諸武烈，以定是非。”〔33〕此外，兩人在治印理念上，始終堅持“印從書出”的傳統(tǒng)。
胡澍擅篆書，從現(xiàn)藏于上海中醫(yī)藥大學(xué)醫(yī)史博物館的七言聯(lián)中可以看出其篆書受鄧石如的影響。“妝樓作記思張泌，椽燭修書憶宋祁”，此聯(lián)用筆清健，轉(zhuǎn)折處自然流暢，長腳曳尾，圓潤流暢，章法嚴謹，技法高超。趙之謙在為弟子錢式寫的《嶧山碑》篆書冊題跋中言：“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后，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荄甫。熙載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34〕趙之謙作篆書以清代的這兩位篆書大家鄧石如、吳讓之為最高審美風尚，此處，他將胡澍與這兩位并列而論，并感嘆“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35〕，可見其對胡澍的篆書推崇備至。雖然現(xiàn)在尚未有文獻記載趙之謙直接學(xué)習(xí)過胡澍的篆書，但胡澍書體對趙之謙產(chǎn)生影響的這種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咸豐七年（1859）趙之謙所作的“趙之謙印”中的“趙”字和《胡澍篆書冊》中胡澍所書寫的“趙”字有異曲同工之妙。胡澍去世較早，加之在多次的避難途中大量作品丟失、毀壞，“荄甫自庚申、辛酉兩年，于績溪，于杭州、金華，凡四遭寇難。一生所蓄書及所著述無存者”〔36〕。這也勢必影響到現(xiàn)今學(xué)界對胡澍書法的深入研究，期待相關(guān)資料的進一步發(fā)掘。
除了書法，胡澍對于篆刻藝術(shù)的見解也與趙之謙有很多相似之處，“竊嘗論之，刻印之文，導(dǎo)源篆籀，子姬彝鼎，嬴劉權(quán)洗，多或數(shù)百言，少則一二字，緐簡疏密，結(jié)構(gòu)天成。以之入印，實為雅制，它如漢魏碑版、六朝題記，以及泉貨瓦磚，措畫布白，自然入妙。茍能會通，道均一貫。……吾友會稽趙撝叔同年，生有異稟，博學(xué)多能。自其兒時即善刻印，初遵龍泓，既學(xué)完白，后乃合皖徽、浙兩派，力追秦、漢。漸益毌通，……故其摹鑄鑿也，比諸三代彝族、兩漢碑碣，雄奇噩厚，兩美必合。規(guī)放陽識，則漢氏壺洗、各碑題額、瓦當專記、泉文竟銘，回翔縱恣，惟變所適。”〔37〕可見胡澍已經(jīng)注意到將漢魏碑版、六朝題記以及泉貨瓦磚引入篆刻的創(chuàng)作中，這與趙之謙“印外求印”的藝術(shù)思想相一致。
4.與沈樹鏞的交游：拓寬眼界
沈樹鏞是東南巨富，熱衷于金石收藏與研究。據(jù)劉鶚在日記的記述，沈樹鏞所藏碑刻拓本有漢碑五十余種，六朝造像七十余種，唐碑一百余種，宋碑三百余種，是當時碑帖的大收藏家〔38〕。同治二年（1863），趙之謙與同客京師的沈樹鏞相識，共同的金石嗜好使二人結(jié)為摯友。趙之謙幼時家道中落，仕途上也未謀得任何高官厚祿，這樣的出身和經(jīng)歷使得他很難有機會去接觸豐富的古代文物收藏。但與沈樹鏞的相識卻改善了這一情況。在與沈樹鏞的交往中，趙之謙有幸觀摩到很多珍貴的金石拓本和文獻資源〔39〕，大大拓寬了眼界，提高了眼力，對其篆刻藝術(shù)產(chǎn)生很大影響。
同治二年（1863），趙沈兩人分別買到碑文和碑額拓本，沈樹鏞便將碑額讓與趙之謙。“癸亥客京師，余買得碑，沈均初買得額，因以界余，書此志喜。”〔40〕沈樹鏞的慷慨贈與使趙之謙得以獲此珍貴資源，促進其對魏碑的深入研究。同治四年（1865），趙之謙在致友人的信札中提到自己見到“鄭僖伯所書碑”后收獲頗多：“弟讀《藝舟雙揖》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禧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見張宛鄰書，始悟轉(zhuǎn)折。見鄧山人真跡百余種，始悟頓挫。”〔41〕其中的“鄭僖伯所書碑”是指《鄭文公碑》，其結(jié)字寬博舒展，筆力圓勁雄強，是魏碑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趙之謙到北京后，通過沈樹鏞得見此碑，用心臨摹學(xué)習(xí)，對北魏碑刻有了更深的體會。
沈樹鏞的豐富收還促成了《補寰宇訪碑錄》的完成。在該書的編輯過程中，趙之謙就涉及相關(guān)考證、搜集、編撰的事宜，多次與沈樹鏞來往信函。在此書的序言中，趙之謙提到：“同歲生沈均初亦為此學(xué)者畢力助搜討，寒暑風雨，奔走告語。”〔42〕在沈樹鏞的協(xié)助下，《補寰宇訪碑錄》得以收錄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記、瓦當、磚文、塔銘、石經(jīng)等各種文字。
在增長金石學(xué)知識的基礎(chǔ)上，趙之謙“印內(nèi)求印”和“印外求印”的治印理念日漸成熟。所謂“印內(nèi)求印”，即從已有的印章中尋找刻印的方法與技巧，并進一步提高篆刻修養(yǎng)，在包攬沈樹鏞所提供的金石碑版收藏的前提下，趙之謙更進一步地以秦漢為宗，追求古拙渾厚的治印風格，代表作有仿照秦印的“鄭齋”朱文印、參臨漢銅印的“沈樹鏞”白文印。
而所謂“印外求印”，旨在將石刻、陶文、簡卜、瓦當?shù)纫暈樽趟囆g(shù)的文字素材，從中汲取章法形式、字體結(jié)構(gòu)等多方面營養(yǎng)。盡管這一思想極可能源自胡澍，但正是沈樹鏞的宏富收藏，為趙之謙提供了深入實踐的條件。他嘗試將錢幣、石鼓文、碑刻、泉文、鏡銘、秦權(quán)、詔版、漢金、漢磚等各種金石文字融入到篆刻中，例如“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白文印款云：“取法在秦詔漢鐙之間，為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壽如金石佳好兮”朱文印款云：“沈均初所贈石，刻漢鏡銘寄次行溫州。此蒙游戲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蔣一下所能。不善學(xué)之，便墮惡趣。悲翁并志。”“鄭齋所藏”朱文印款云：“略似六國幣。”這些印作在字體筆畫上有增有減，布局也更為錯落有致。
綜上所述，趙之謙1864年前的篆刻雖不成熟，卻因趙之謙的積極探索和廣泛交際而呈現(xiàn)出豐富多樣的面貌，也是他本人篆刻生涯中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個時期，奠定了他作為晚清印學(xué)史上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人物的歷史地位，應(yīng)當給予重視。而在1864年后，趙之謙的篆刻不僅在數(shù)量上明顯減少，風格變化上也遠不及此前豐富。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劉光
（本文選自《中國書畫》雜志2016年第8期“古代作品”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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