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蘇州的文學
蘇州文學的風格特色受到本土文化性格的制約，并且隨著文化基因的嬗變而逐漸變化。最初的神話和原始歌謠表現(xiàn)了榛莽未辟、水鄉(xiāng)澤國時，初民們的生存意愿和戰(zhàn)斗意志，風格質(zhì)樸剛烈。漢代以后，儒家思想在全國居于統(tǒng)治地位，柔化了吳人的性格，特別是東晉和南宋兩次士族的南遷，使得北方的儒雅文化逐漸融入以剛勁為主要特征的吳地文化中。文化基因的變化，促進了文學風格的變化，終于形成以柔曼、纏綿、婉約為基調(diào)隱含剛勁的文學風格。蘇州城市經(jīng)濟逐步發(fā)展并漸臻繁榮，文學受到其深刻的影響。漢唐時，蘇州一直被視為東南都會，以后隨著商業(yè)、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市民階層的形成，人們的審美要求、娛樂要求、宣泄感情的要求不斷發(fā)生變化，作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這些要求。蘇州文學從凝重、感傷，富有廟堂氣、方巾氣，逐漸走向輕松、俏麗，富有市井氣、脂粉氣，從小眾化走向大眾化。
蘇州文學的發(fā)展，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一是先秦時期的孕育期，表現(xiàn)為集體創(chuàng)作神話、傳說和歌謠，并出現(xiàn)最早的書面文學作品；二是秦漢至六朝時期的成形期，開始出現(xiàn)有全國影響的作家和作品；三是隋唐至宋的成長期，各種文學樣式的創(chuàng)作都出現(xiàn)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文學活動比較頻繁；四是元明至清中葉的絢爛期，蘇州文學在全國逐漸居于領(lǐng)先地位，蘇州文學的風格特色日益彰顯；五是近一百多年以來的興盛期，形成了在全國范圍內(nèi)和文學史上有相當影響的文學社團、流派，對全國的文學發(fā)展起著某種推動作用。
第一節(jié) 孕育期——先秦時期
蘇州先秦時期的文學處于原始狀態(tài)，遠遠落后于中原各國，乃至同在江南的楚國。文學作品主要為口頭流傳的神話和歌謠。流傳下來的書面作品極少。
蘇州原始文學——神話和歌謠，最初是和樂、舞、古歌、圖畫、雕刻等其他的藝術(shù)活動，以及宗教儀式的咒語、演示活動融合在一起的。最早的文學作者是部族的群體。
蘇州神話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中原神話的復述，如吳泰伯的祖先姜嫄與后稷有關(guān)農(nóng)耕的神話，這類神話與《詩經(jīng)》和《史記》記載基本相同。一種是本土化的中原神話，如夏禹太湖治水的神話，如吳王令威丈人入林屋洞得夏禹素書的傳說，如大禹懲治制造淮河水患禍首“淮渦水神無支祁”的故事。以上兩種分別為唐代文人陸廣微和李公佐所轉(zhuǎn)述，夾雜了后世的儒道觀念，神話的本來面貌相當模糊。還有一種是出自本土的神話，如天地開辟神話，干將、莫邪鑄劍和復仇神話，蠶馬神話等。干將、莫邪鑄劍神話，揭示了吳人剛毅、敢于獻身的性格，鑄劍原料合金成分配比和爐溫的要求，遠比長兵器為高，冶煉失敗的機率也比鑄造長兵器為大，因而就有了為祈求神助，莫邪躍入爐中作為犧牲的悲壯故事。蠶馬神話是講蠶的起源，講了少女和白馬的生死之戀，白馬被殺，馬皮裹卷了少女，化為了蠶。
蘇州乃至吳地初民直到殷周時代的歌謠，流傳下來的很少。可以確證為吳歌的，僅有兩首：一首是伍子胥為說明自己為何信任白喜而轉(zhuǎn)述的《河上歌》，另一首是申叔儀所賦的《庚癸歌》。《河上歌》是一首民間歌謠，歌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庚癸歌》則屬于騷體，詩云：“佩玉繠兮，余無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這首歌作于黃池（今河南封丘縣西南）之會上。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定公、魯哀公、周卿士單平公會盟。吳軍缺糧，從者申叔儀賦此詩示意，向魯國借糧食。從即興作詩和賦詩見志這兩點來看，吳國士大夫的素養(yǎng)已經(jīng)達到較高水平。吳地并不缺少詩歌，但因為當時吳國被視為蠻夷，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以外，《詩經(jīng)》十五國風中沒有“吳風”，吳國的詩歌沒有得到留存?！冻o·招魂》中對吳歌有著這樣生動的記載：“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fā)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吳歌并非是徒歌，而是可以唱的，可以用來伴舞的。
散文以《孫子兵法》為代表，《史記》記為孫武所作。孫武，相傳為春秋后期齊國人，生卒年月不詳，大致與伍子胥同時?！妒酚?#183;孫子吳起列傳》記道：“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吳王闔閭即位在專諸刺王僚后一年，據(jù)此推想，《孫子兵法》在見吳王闔閭前已經(jīng)完成?，F(xiàn)代歷史學家何炳棣在《攻堅與翻案：關(guān)于〈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中認為，《孫子兵法》成書早于《論語》，從辯證思維的角度看，《孫子兵法》為《老子》之祖?！秾O子兵法》雖是以理性思維構(gòu)建起來的兵學著作，但它并非不能給予人們以美感享受。第一，《孫子兵法》主張用兵以仁為本，深含著對人的終極關(guān)懷。仁者愛人，殺人與愛人似乎是一個悖論。兵法所要研究的是制勝之道。制勝是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而且應(yīng)該使用種種手段，然而，這并不等于說用兵可以不講仁義。第二，《孫子兵法》十三篇，除了個別的篇章，總體的結(jié)構(gòu)安排，已經(jīng)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第三，詞約意豐，有著比較完美的表現(xiàn)形式。史學家鄭樵對《漢書·藝文志·兵書略》的評論說得好：“兵略一家極明，若他略如此，何憂乎斯文之喪也？”（《通志·校讎略》）劉勰則說：“孫武兵經(jīng)，辭如珠玉。”（《文心雕龍·程器》）
蘇州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發(fā)軔于春秋時季札觀禮樂。季札，吳王壽夢之子，后因食邑于延陵,又稱延陵季子。他于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出使諸侯各國，經(jīng)魯國，魯襄公為其表演中原各國的樂舞，他在觀周樂中發(fā)表的議論，乃是我國較早形諸文字的美學理論。其主要內(nèi)容，一是他以“觀”作為評論的立足點，作為孔子詩教的“興、觀、群、怨”之一，通過詩的藝術(shù)形象，領(lǐng)略到它所反映的思想內(nèi)容；二是他注意到美與善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除對陳風表示否定性的評價外，其他都以“美哉”來稱道；三是他將審美內(nèi)容歸結(jié)為“德”，意味著德與審美創(chuàng)造的依賴關(guān)系，體現(xiàn)出后者對于前者直接的、全面的、絕對的服從，表現(xiàn)了文藝功利主義的傾向；四是他提出了“和”“平”“度”“序”的藝術(shù)評價的尺度，表述了辯證地看待事物發(fā)展的思想。季札將上古時期已經(jīng)形成但是沒有總結(jié)的東西升華為美學理論，將民族心理中隱秘的追求揭示出來，使人們對如何繼承歷史文化傳統(tǒng)有所啟迪。
第二節(jié) 成形期——秦漢至六朝
漢興以后，隨著經(jīng)濟發(fā)展，區(qū)域文化交流的加強，介入政治中心的士子的增多，吳地文學有了新的發(fā)展，三國南北朝時期，中原兵禍頻仍，連年災(zāi)荒，吳地戰(zhàn)亂較少。北方文士前來的很多，提升了吳地的文化品位。不過因為處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之中，面臨著曹魏強敵的壓制，加上孫氏政權(quán)出身寒微，與吳地士族矛盾尖銳，經(jīng)歷了很長時間的磨合，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吳地的社會風氣，仍然重武輕文。吳國滅亡以后，世家子弟中杰出者，痛感家聲將墜，轉(zhuǎn)而從事文學活動，他們在進行沉重的歷史反省的同時，感情世界也受到劇烈的震動和激蕩，文學成了他們感情寄托和宣泄的主要載體。這是蘇州文學崛起的重要契機，于是涌現(xiàn)出張翰、顧榮、陸機、陸云等一批能與中原文士相頡頏的作家。其中陸機被當作文學中興的代表，甚至被時人推為太康文壇之首。
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人。其弟陸云，字士龍，也是以文學知名于時，故有吳地“二俊”之稱。陸機出身于東吳顯貴名門，二十歲時吳亡，退居故里十年，后赴洛陽，可惜不久卷入政治、軍事紛爭，被人誣害成為“八王之亂”中的犧牲品。陸機所寫《文賦》是我國第一篇系統(tǒng)論述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的專文，在吳地文學的歷史長河中，有著重要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
《文賦》以賦體鋪陳的形式，介紹和談?wù)撟约杭八说膭?chuàng)作，描繪文學的創(chuàng)作過程，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心理現(xiàn)象，以及創(chuàng)作中的利害得失。陸機認為在創(chuàng)作中最大的困難，是“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進而在理論上提出處理文、意、物三者關(guān)系的原則，就是意須稱物，文須逮意，也就是要解決語言的表述問題。陸機將其歸結(jié)為“選義”和“考辭”。“選義”和“考辭”是一個艱難的探究、比較、取舍的過程，他形象地描述了這個過程，列舉了可能出現(xiàn)的種種狀態(tài)。還進一步提出豐富和改進語言表達的原則和途徑，“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就是要拋棄用慣了的語言套路，說明了語言和思想表達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思風發(fā)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齒”，說明思路的通暢是與語言的豐富緊密聯(lián)系著的。陸機在《文賦》里還提出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靈感問題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一些其他問題，如作者的主觀愛好（藝術(shù)個性）與作品的關(guān)系，作品的不同體裁的特點等。章學誠說：“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文史通義·文德篇》）由此可見《文賦》的歷史地位。
詩歌方面，兩漢時，蘇州詩人僅有梁鴻。六朝時期，可以稱道的詩人有陸機、陸云、張翰、陸厥、顧野王等。
梁鴻，字伯鸞，生活在東漢章帝時期。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西北）人。家貧，好學，曾為人傭工，又曾和妻子孟光耕織于霸陵山中。因作《五噫歌》，揭露人民營建宮室的辛勞和帝室及貴族生活的奢華，觸犯了權(quán)貴和宦官，遭到追捕，在赴吳地途中和留吳期間，有《適吳詩》和《思友詩》傳世，兩詩均為騷體詩。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縣人。他出身于吳地世家，受曹魏時代的清談之士阮籍的影響很大，人稱“江東步兵”。吳國滅亡以后，張翰赴洛陽，授為大司馬東曹掾。永寧二年（302），晉朝諸王自相傾軋，亂象已成。秋天見落葉飛，而思吳中莼菜、鱸魚的美味，作《思吳江歌》以抒懷，詩云：“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禁兮仰天悲。”旋棄官南歸。他回到吳中后不久，“八王之亂”作，在洛陽的陸機兄弟被殺。
陸厥（472－499），字韓卿，吳郡吳縣人，生于六朝宋齊之間。詩歌風格多樣，有的慷慨悲涼，如《臨江王節(jié)士歌》云：“節(jié)士慷慨發(fā)沖冠，彎弓掛若木，長劍竦云端。”有的清麗芊綿，如《李夫人及貴人歌》云：“彤殿向蘼蕪，青蒲復萎絕。坐萎絕，對蘼蕪，臨丹階，泣椒涂。寡鶴羈雌飛且止，雕梁翠壁網(wǎng)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有的清新別致，如《南郡歌》云：“雙珠惑漢皋，蛾眉迷下蔡。玉齒徒粲然，誰與啟含貝。”化用《詩經(jīng)》成句，極言采蓮女之美。
顧野王（519－581），字希馮，吳郡吳縣人。他的詩清婉有致，如《芳樹》一首，在同題樂府中顯得比較出色，流傳較廣，詩云：“上林通建章，雜樹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風吹梅徑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表莫相忘。”四時景色集于尺幅畫面中，體現(xiàn)了六朝華麗的詩風。
辭賦散文，漢代蘇州作家有嚴忌、嚴助，六朝時有張融。
嚴忌，又稱莊忌，主要活動在文帝、景帝年間。流傳的作品為騷體賦《哀時命》，《哀時命》是對屈原賦的步武，但不宜簡單地視為“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朱熹《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上》），予以擯棄，可把這類作品當作解讀屈原作品的門徑，窺見漢人對于屈賦的觀點及屈賦注釋之佚說，也可從中了解漢代人的心靈世界。
嚴助（？－前122），《漢書·嚴助傳》稱其“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他一度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重用，他的辭賦沒有流傳，唯一可見到的是書簡《喻意淮南王》。建元六年（前135），閩越王郢派兵攻打南越國，漢武帝派了兩位將軍率兵赴閩，兵不血刃，獲得全勝。戰(zhàn)爭以前，淮南王劉安曾進諫勸阻?；茨贤跏菨h武帝的叔父，有政治野心。戰(zhàn)爭勝利后，漢武帝令嚴助出使淮南國，帶去嚴助撰寫的這封信。信中先說用兵是為了“禁暴止亂”，再從漢王朝作為中央政權(quán)穩(wěn)定地區(qū)安全的角度來看支援南越抵御侵略的重要性，接下去分析坐視不管可能帶來的危害，最后抒寫了這次出兵的勝利成果和意義，行文縱橫捭闔，氣勢凌厲。
張融（444－497），字思光，吳郡吳縣人。早年被貶為封溪令，封溪屬于交州武平郡（今越南河內(nèi)西北），張融泛南海，進入北部灣，飽覽海上奇景而作《海賦》，立意、布局和景物描寫均有獨到之處。如寫大海，就有“浮天振遠，灌日飛高”，“
第三節(jié) 成長期——隋唐至宋
晉室東渡，大量的南遷人口將黃河流域先進的生產(chǎn)工具和耕作技術(shù)帶到吳地來，對江南進行了全面開發(fā)。唐、五代、兩宋，蘇州一帶戰(zhàn)亂較少，人民得到休養(yǎng)生息，太湖流域的水道又得到整治，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和耕作方法又有了進一步的改善，城市手工業(yè)和商業(yè)走向繁榮，重教興文的風氣逐漸濃厚，人們的文化素養(yǎng)有所提高，促進了人們審美需要的發(fā)展。由于江南一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善，柔山弱水，熏陶了人們的性格，在藝術(shù)鑒賞和創(chuàng)造上逐漸形成了綺麗感傷、細膩溫柔、富有幻想的風格，詩、詞、駢文、散文、小說方面的優(yōu)秀作家和作品不斷出現(xiàn)。
蘇州唐代詩人先后有崔國輔、張旭、顧況、張籍、陸龜蒙等。
崔國輔，生卒年不詳?！度圃姟反嫫湓娝氖迨祝瑪?shù)量最大、評價較高的要數(shù)他的情愛詩。他的情愛詩受六朝“子夜”“讀曲”的影響，清新雋永，如《采蓮曲》云：“玉溆花爭發(fā)，金塘水亂流。相逢畏相失，并著采蓮舟。”真切描寫了男女情意初通時的情態(tài)。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縣人，開元、天寶及稍后在世，早年擔任過常熟縣尉，更以書法著名。《全唐詩》收其詩六首，皆為絕句，詩風飄逸空靈，如《山中留客》有“縱使晴明無雨色，入云深處亦沾衣”之詠，正是極富詩意的境界。再如《桃花溪》，構(gòu)思婉曲，情趣深遠，畫意甚濃，透露出詩人理想難以實現(xiàn)的悵惘心情。
顧況（？－806后），字逋翁，號華陽山人、華陽真逸，蘇州海鹽（今屬浙江）人。他性格傲岸，“不能慕顧，為眾所排”（皇甫湜《華陽集序》），“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舊唐書·顧況傳》）。他力圖恢復《詩經(jīng)》、樂府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反映現(xiàn)實，諷刺丑惡的社會現(xiàn)象，如《酬柳相公》《海鷗詠》嘲諷朝臣逢迎阿諛不知廉恥，《宿昭應(yīng)》《行路難》諷刺帝王妄想服食求仙、長生不老。四言體《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有闡明詩旨的小序，在寫法上對白居易的“新樂府”直接提供了借鑒。顧況的詩感情奔放，語言節(jié)奏變化急遽，正像皇甫湜《華陽集序》所說：“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開創(chuàng)了奇詭怪誕和俚俗平淡相容相包的詩風。
張籍（約766－830），字文昌，祖籍蘇州，后移居和州（今安徽和縣）。歷任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卒于國子監(jiān)司業(yè)，人稱張水部或張司業(yè)。著有《張司業(yè)集》。他在元和文學革新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說：“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五代時人張洎在《張司業(yè)詩序》中也說：“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張籍留存的詩歌較多，從題材上看，可分為四類，一是直接反映下層貧民生活疾苦的，如《野老歌》《山頭鹿》《賈客樂》等；二是托諷寓義，針砭時弊，如《求仙行》《宮詞》《董公詩》等；三是借真實的情事表現(xiàn)諷喻之旨，如《節(jié)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四是地方風情的描寫，如《采蓮曲》。
晚唐詩人陸龜蒙，蘇州人，隱居甫里（甪直），自號甫里先生。他的詩清逸可愛，頗具神韻。其小品文影響在詩歌之上，代表作有《野廟碑》，文章因物生感，有感而發(fā)，隨口而出，針砭時弊，對貪官污吏進行尖銳辛辣的諷刺，顯示出作品的批判鋒芒。與陸龜蒙同時有“皮陸”之稱的皮日休，雖非吳人，但他在蘇州為官多年，與陸龜蒙結(jié)為文友，兩人唱和詩作合編為《松陵集》。
北宋時期，蘇州著名的詩人有楊備、范仲淹、賀鑄。
楊備，字修之，建平（今安徽郎溪）人。仁宗明道初，任華亭（今上海松江）知縣，因喜愛蘇州而移家吳中。他崇尚白、杜，曾效白居易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對蘇州的景點幾乎都作了描述?，F(xiàn)存《姑蘇百題》三十余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他不但是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他的詩、詞、散文、賦都有不少傳世之作。景祐元年（1034）六月，任蘇州知州，在任時，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水患和興辦府學上，但也寫了一些描寫蘇州風光的詩篇，其中《蘇州十詠》尤為人所注目，如《虎丘山》云：“昔見虎眈眈，今為佛子巖。云寒不出寺，劍靜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亙東南。”有的則寄寓了對于歷史和人物的思考，如《靈巖寺》云：“古來興廢一愁人，白發(fā)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雁，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惟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jié)老乾坤。”范仲淹主張文章“應(yīng)于風化”，他的散文《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表述了自己的精神追求，至今為人銘記。
賀鑄，字方回，衛(wèi)州共城（今河南輝縣）人。歷任州府副職，由于秉性剛直，不到五十歲就致仕，在蘇州升平橋筑室定居，又因有別墅在橫塘，時常扁舟往來，嘗作《青玉案》詞，有“試問閑情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之句，抒寫黃梅時的煙雨江南景象，令人嘆為獨絕，故稱“賀梅子”。
南宋時期，蘇州詩人有范成大、李彌遜、吳文英等。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平江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舉進士。乾道六年（1170）五月，以資政殿大學士的名義出使金國，不辱使命，有使金絕句七十二首。淳熙十年（1183）退歸故鄉(xiāng)，在石湖邊筑別墅，體察自然風光和農(nóng)家生活，有《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不僅有吳地水鄉(xiāng)風光的展示，農(nóng)業(yè)勞動過程的記述，對農(nóng)家命運的同情，而且對鄉(xiāng)村風俗也有細致的描繪，堪稱集田園詩之大成者。在南宋詩壇，他與陸游、楊萬里、尤袤并稱為“南宋四大家”。著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志》《吳船錄》《吳郡志》等。
李彌遜（1089－1153），字似之，平江人。大觀三年（1109）進士，曾任起居郎。他多次參加抗金斗爭，進入南宋朝廷后，堅決反對議和，因與秦檜發(fā)生沖突，落職而歸。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后人輯有《竹溪先生文集》。其詩充滿愛國熱情，關(guān)心民生疾苦，藝術(shù)風格樸素清新，在南宋詩壇上獨樹一幟。他的《自毗陵與兄弟避地南來，約為連江之歸。途中各以事留，遂成獨往。念茲亂離易于隔絕，作詩以寄之》，追敘了宋高宗攜百僚南逃的狼狽情景和百姓逃難的凄慘狀況，乃是難得的詠史詩。
吳文英 （約1200－1260），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今屬浙江）人。紹定五年（1232）在蘇州為提舉常平倉司幕僚，寓居蘇州約十年。所著《夢窗詞》，有不少寫蘇州的詞作。他感嘆“可惜人生，不向吳城住”。他寫蘇州的懷古詞，感傷時事，寄意深遠。如《八聲甘州·靈巖陪庾幕諸公游》有云：“宮里吳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獨釣醒醒。問蒼天無語，華發(fā)奈山青。水涵空，闌干高處，送亂鴉，斜日落漁汀。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云平。”（《御選歷代詩余》卷六十二）深寓家國之思。正如陳洵所說：“獨醒無語，沉醉奈何，是此詞最沉痛處……北宋已矣，南渡宴安，又將岌岌，五湖倦客，今復何人？”（《海綃說詞》）
唐宋時期，蘇州散文作家比較多，著名者有陸贄、顧況、張籍、陸龜蒙、朱長文等。
陸贄（754－805），字敬輿，蘇州嘉興（今屬浙江）人。十八歲登進士第，曾任鄭縣尉、渭南主簿、監(jiān)察御史等職，深為德宗重視。他嫻于治道，精于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于贄，故當時目為‘內(nèi)相’”（《舊唐書·陸贄傳》）。后來因為直言極諫，觸犯了德宗，逐漸被疏遠，被貶至忠州（今重慶忠縣）任別駕。順宗即位，欲召還京，詔書未至而卒，謚宣，世稱陸宣公，有《翰苑集》二十二卷行世。傳說歸葬蘇州，其地因而改名為陸墓?！端膸烊珪喢髂夸洝肪硎逭f：“贄文多用駢句，蓋當日之體裁。然真意篤摯，反復曲暢，不復見排偶之跡?！缎绿茣凡皇账牧?，獨錄贄文十余篇。司馬光《資治通鑒》錄其疏至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無多于是者，經(jīng)世之文，斯之謂也。”他的駢體文在中國古典散文史上也有著重要的地位。
顧況，《全唐文》存其文三卷，三十九篇，張籍僅留存書信兩封。顧況的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言：“雖無云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拯病，綽有賢者之風。”顧況的這種自覺的使命感是通過對具體的人物、事件的記敘和評價表現(xiàn)出來的。
張籍，其《上韓昌黎書》，詞鋒銳利，很能表現(xiàn)其耿直的性格。
朱長文（1039－1098），字伯原，蘇州吳縣人。嘉祐四年（1059）進士，因騎馬墜下傷足，不愿出仕，隱居樂圃，人稱樂圃先生。元祐年間由蘇軾等人薦舉為蘇州府學教授，曾協(xié)助范仲淹之子范純?nèi)手匦薷畬W。他是一位學識宏博的學者，著書三百卷，其中《吳郡圖經(jīng)續(xù)記》是我國現(xiàn)存宋代方志之一。他的《樂圃余稿》十卷，有大量吟詠蘇州名勝和園林美景的詩文。
唐代蘇州還出現(xiàn)了兩位很有影響的小說家。
一位是沈既濟，生卒年不詳。建中元年（780），因吏部侍郎楊炎賞識其史才，被任命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次年冬，楊炎被貶，旋誣以謀反，遭殺害。沈既濟也受到牽連，被貶為處州司戶參軍。他的傳奇今存《任氏傳》和《枕中記》?！度问蟼鳌穼懜±俗拥茑嵙秃纳狼閼?，小說注意到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主人公鄭六既輕薄而又任俠好義，任氏狡猾而又忠貞于愛情，有異于六朝小說粗線條勾勒，堪稱唐代傳奇中較早也較為成熟的作品?！墩碇杏洝沸麚P了道教人生如夢的思想，但也曲折地表現(xiàn)了仕途險惡，提示士大夫該保持怎樣的心態(tài)，對后世影響很大。
另一位是陸長源 （？－799），字泳之，中唐時蘇州人。歷任建州、湖州、信州刺史，萬年縣令，汝州刺史等，為官清廉，疾惡如仇，執(zhí)法嚴明?！度圃姟反嬗衅湓娙?。他的《辨疑志》是蘇州作家的第一部小說集，已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據(jù)《說郛》所收佚文，內(nèi)容系辨明釋道二教神怪靈驗說的虛妄”。從現(xiàn)存的小說來看，作者立意在破除迷信，戳穿一些打著濟世救民的幌子的道士、神漢們的種種騙局。如?《姜撫先生》就寫一個狡黠的騙子，欺騙過唐玄宗和眾多大臣，屢屢得手。作品敘事扼要，文字簡明，近于六朝小說的寫法，與唐代傳奇迥異。
在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方面葉夢得和沈義父有突出建樹。
葉夢得（1077－1148），字少蘊，號石林居士，吳縣人。紹圣四年（1097）進士。他的《石林詩話》，強調(diào)“緣情體物”，反對“用巧太過”，強調(diào)自然含蓄，贊美謝靈運“池塘生春草”，認為“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還高度肯定杜甫的詩歌，認為“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為然，不但語言之工也”?！妒衷娫挕分匾曀囆g(shù)，兼顧思想內(nèi)容，在古代詩話中是見識相對高明的。
沈義父，字伯時，一字伯齋，吳江人。宋亡后，隱居不仕，以遺民終。他的《樂府指迷》在詞學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首標“論詞四標準”，認為“音律欲其協(xié)，不協(xié)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fā)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從這個總的法則出發(fā)，后面的二十八則，分別評價當時詞人的創(chuàng)作得失，探討了詞學上的許多問題。在論詞的寫法上，對起句、過片、結(jié)句都提出了要求。此外還提出詞中四聲運用的注意點?！稑犯该浴房偨Y(jié)了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婉約派詞人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對清代講究格律的吳中詞派有相當影響。
第四節(jié) 絢爛期——元明至清中葉
元代是歷史上第一次以少數(shù)民族統(tǒng)一整個中國，其統(tǒng)治時間又比較短，文化政策缺乏連續(xù)性，科舉考試時而進行，時而停止，讀書人被阻斷了進入社會上層的道路。這種做法對詩文創(chuàng)作無疑會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宋代興起的理學也受到?jīng)_擊，被統(tǒng)治者視為官學的朱子學說走向衰微，主流信仰在許多士子心目中發(fā)生動搖，學術(shù)思想產(chǎn)生裂變。蘇州處于南方，又是元朝統(tǒng)治相對薄弱的地方，文人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顯得尤為興盛。
明初，因為戰(zhàn)爭的重創(chuàng)，統(tǒng)治者推行偏執(zhí)的帶報復性的經(jīng)濟政策，蘇州經(jīng)濟一度蕭條，但中葉以后逐漸恢復，蘇州又成為全國重要的商業(yè)、手工業(yè)和圖書出版的中心，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通俗文學空前繁榮。
清代社會矛盾相當復雜尖銳,交雜著民族矛盾，傳統(tǒng)儒家觀念和帶有個性主義色彩的異端思想的矛盾。蘇州作為江南重鎮(zhèn)，政治和思想控制相當嚴密，明末文藝繁榮的局面不復存在。這個時期的蘇州文學，除了初期承晚明的遺緒，出現(xiàn)了一些重要的詩文作家如顧炎武、吳梅村、錢謙益和文學批評家金圣嘆以外，以后就很少出現(xiàn)具有重大影響的作家和作品。
詩歌，元代的有鄭思肖、楊維楨、顧瑛等。
鄭思肖（1241－1318），字億翁，號所南，福建連江人。為了表示不承認元朝，他在隱居蘇州條坊巷（今調(diào)豐巷）的三十年中，從不面北而坐，也經(jīng)常閉門寫作，死后卻未見有著作存留。三百多年后，承天寺僧人因旱浚井，掏得“鐵函”，打開后發(fā)現(xiàn)里面有錫、蠟封起的幾部手稿，題為《心史》《大義集》《咸淳集》等，寫的都是宋亡時的史實，即所謂《鐵函心史》。詩作沉痛淋漓，對于后代詩歌影響較大。梁啟超認為鄭思肖的人格精神，“可以起國家之衰”，“援拯數(shù)千年國脈”（《重印鄭所南心史序》）。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曾在元代任官，因戰(zhàn)亂避居昆山。著有《東維子文集》《鐵崖先生古樂府》等。楊維楨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要成就在古樂府與竹枝詞方面，尤其是寫蘇州景色的詩，如《長洲曲》《吳子夜四時歌》，抒寫男女的情愛，頗有吳歌風味。
顧瑛（1310－1369），字德輝，別名仲瑛、阿瑛，自號金粟道人，蘇州昆山人。其父顧鳳正，聞宋亡憂憤而死。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說：“（顧瑛）年四十，以家產(chǎn)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園池亭榭、餼館聲伎之盛，甲于天下。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薈萃其所得歌詩曰《草堂雅集》。”這部《草堂雅集》，收錄了元末七十多位有代表性的詩人的作品，被認為“一代精華，略備于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與楊維楨為摯友，常有詩唱和。所作閑適恬淡，饒有情趣。著有《玉山璞稿》《玉山逸稿》等。
元末明初，蘇州出現(xiàn)號稱“吳中四杰”的詩人群。“四杰”指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其中高啟在詩歌史上成就最高。高啟（1336－1374），字季迪，號青丘子，長洲人。洪武初召修《元史》，為翰林院國史編修，授戶部右侍郎，不受。嘗賦詩對朝政有所諷刺，被明太祖借故治罪處死。其詩爽朗清逸，作品對當時民生疾苦有所反映，對明代統(tǒng)一大業(yè)有所歌頌。著有《高太史大全集》。
明代中葉，蘇州成就突出的詩人，要數(shù)唐寅、文徵明和王世貞。唐寅、文徵明以及和他們風格相近的祝允明、徐禎卿合稱為“吳中四子”。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等。早年涉嫌科場舞弊案入獄，后遂絕意功名，放浪形骸。他的詩作有的是表露對于世態(tài)炎涼的不滿，懷才不遇的沉痛，玩世不恭的情態(tài)。有的為紀游和題畫之作，不避俚俗，涉筆成趣。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字徵明，長洲人。以歲貢生應(yīng)吏部試，授翰林院待詔，后辭歸故里，以賣字畫為生。詩風與白居易、柳宗元相近，淡雅雋秀，清新自然，多為感興、紀游、題畫、酬答之作。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弇州山人，太倉人。進士出身，累官至刑部尚書。早年就有文名，執(zhí)文壇牛耳近二十年。他的文學主張總的傾向是復古，追求漢唐氣象。他的散文古樸典雅。他的書畫題跋，文字輕省，又極富藝術(shù)眼光，素為后世所重。如《題海天落照圖后》，記敘了這幅名畫收藏中的種種故事，其中人物之悲喜與名畫之命運相交織，折射出時代政治風云的變幻，真摯感人。
明末蘇州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既有慷慨激昂彰顯民族大義的詩篇，也有淺吟低唱、眷懷故國、自憐自責的詞章。前者以顧炎武、瞿式耜為代表，后者以吳偉業(yè)、錢謙益為代表。
顧炎武（1613－1682），初名絳，字忠清，清兵南下后改名炎武，字寧人，昆山人。其詩歌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精神，被視為詩史。清兵南下，一路燒殺搶掠的暴行，以及南方抗清斗爭的慘烈狀況，在他的詩中均有反映。他的詩歌風格和杜甫相近，格律嚴謹，沉郁頓挫。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出身仕宦之家。萬歷進士，被授外官。明亡以后，堅持抗清斗爭，南明永歷四年（1650）在桂林被清兵殺害。他的詩作，或宣泄其愛國豪情，或表明其光復故土之志，如就義前所作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十七日臨難賦絕命詞》）
吳偉業(yè)（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人。他身處改朝易姓之際，身陷于君恩、親情重重矛盾之中。他承續(xù)了唐代杜甫以詩記史的傳統(tǒng)，用詩歌反映出明末崇禎到清初順治年間激烈動蕩的政治形勢。他將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七言歌行流轉(zhuǎn)婉麗、講究聲律之美的風格發(fā)展到極致，被人稱為“梅村體”。其代表作如《圓圓曲》《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鴛湖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等，無不膾炙人口。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萬歷進士。一生陷入政治斗爭漩渦，無法自拔。詩初學盛唐，后廣泛學習唐宋各家，轉(zhuǎn)益多師，不拘一格，形成宏大的局面。明亡以后所作，常常深寓身世之感，凄涼激楚與哀感頑艷合而為一，傳遞出那個特定時代貳臣的復雜心情。《獄中雜詩三十首》《哭稼軒一百十韻》《后秋興》等均為其代表作。
清代蘇州詩人中影響最大的要數(shù)沈德潛。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其詩很受高宗弘歷欣賞，并常與之唱和。他堅持儒家的詩教“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倡導“格調(diào)”說。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他的詩留存很多，大多數(shù)屬歌功頌德，但也有一些是反映民生疾苦的，如《制府來》《曉經(jīng)平江路》《后鑿冰行》等。
散文方面，除王世貞外，還有明代的歸有光和清代的沈復。歸有光（1506－1571），字熙甫，號項脊生，人稱震川先生，昆山人。嘉靖進士，官南京太仆寺丞。力斥當時主張復古的王世貞等人。所作散文，樸素簡潔，善于敘事。明末學者黃宗羲認為他寫的婦女志傳“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沈復（1763－？），字三白，號梅逸，元和人。他以游幕為業(yè)，一度賣畫為生。所作《浮生六記》，乃是追憶往昔夫妻生活的感傷和歡樂，全書旨歸于“情”。從思想追求和結(jié)構(gòu)上都迥異于傳統(tǒng)的傳狀類散文?！陡∩洝芬延杏ⅰ⒎?、意、德、俄、日多語種譯本,是蘇州較早走向世界的文學作品之一。
蘇州小說，明清兩代是空前繁榮的時期。首先要提到的是明末的通俗文學家、出版家馮夢龍。
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又字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長洲人。生平整理、編纂和出版的著述有五十多種，如講史類長篇歷史演義《平妖傳》，擬話本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民歌和擬民歌類《掛枝兒》等。三言”標志著我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趨于成熟，它的題材相當廣泛，有著鮮明的思想傾向和生活理想，雖然還是傳統(tǒng)的道德標準，表彰大智大勇、至仁至義、盡忠盡孝，但在某些方面，又顯示出思想自由的追求，具有人情味，如《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三言”的情節(jié)曲折離奇，在展開故事的過程中，運用誤會、巧合、意外、偶然的手法使情節(jié)大開大闔，出人意外。
市井文學大成“三言二拍”
清初，蘇州小說的成績既表現(xiàn)在白話講史演義上，又表現(xiàn)在文言小說上。
白話講史演義，以《隋唐演義》和《女仙外史》為最著?！端逄蒲萘x》的作者褚人獲（1635－？），字學稼，一字稼軒，長洲人。全書二十卷一百回，它的敘事從隋文帝伐陳起，至唐明皇從四川返回長安作結(jié)。小說具有一定的進步傾向，如對隋煬帝荒淫暴虐行為的揭露，對唐代宮廷內(nèi)部爭權(quán)奪利、殘酷無情的描寫，還塑造了以瓦崗寨為中心的隋末農(nóng)民起義中涌現(xiàn)出來的草莽英雄秦瓊、單雄信、程咬金等人物形象，使得他們的故事廣泛傳播?！杜赏馐贰罚髡邊涡埽s1640－1722），字文兆，號逸田叟，昆山人。小說以明初燕王朱棣篡奪皇位為背景，敘寫了山東農(nóng)民起義的女首領(lǐng)唐賽兒起兵勤王的故事。前二十回，多據(jù)谷應(yīng)泰《明史紀事本末》敷衍而成，后八十回，多記神仙道術(shù)之事，全部出于虛構(gòu)。作品暴露了封建君王的殘酷暴虐，設(shè)想奇特，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語言通俗流暢，但是人物塑造墜入神話故事的套路。此外，清代中葉有《北史演義》和《南史演義》，這兩部小說的作者均是杜綱（約1740－1800），字振三，號草亭，昆山人。小說的材料依附于正史，脈絡(luò)分明，敘事彼此勾連，但是缺少穿插和生動的細節(jié)描寫，顯得比較平淡。
文言小說的代表作有《說鈴》和《觚剩》。《說鈴》為清初蘇州古文家汪琬所作，保留了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觚?！返淖髡哜o琇（？－1704），字玉樵，吳江人。歷任河南項城、陜西白水、廣東高明等地知縣。此書記錄他在各地的見聞，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傳奇和志怪類故事，被認為“幽艷凄動，有唐人小說之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
到了明清兩代，蘇州作為當時江南經(jīng)濟最為繁榮的城市，又是刻書業(yè)的中心，為了推動作者的寫作自覺性，提高讀者的欣賞水平，必然要求出現(xiàn)新的批評家。金圣嘆和毛宗崗這兩位用評點方式進行小說批評的大家，就應(yīng)運而生了。
金圣嘆（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嘆，一說本姓張，吳縣人。明諸生，入清后，因哭廟案被殺。他將《離騷》、《莊子》、《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稱為“六才子書”。所評點的小說、戲曲主要是《水滸傳》和《西廂記》。三百多年來，經(jīng)他評點的七十回本《水滸傳》，流傳很廣，影響很大。他在序文、讀法、回評中，表明了他對于《水滸傳》的觀點。他肯定《水滸傳》，又申明不能加“忠義”于《水滸傳》。在這種矛盾思想的支配之下，他借盧俊義之夢，把《水滸傳》結(jié)束在梁山事業(yè)的高峰處，刪掉其七十回以后的篇幅。他將通俗小說和戲曲等士大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提升到與史書、子書同等的地位，這是對傳統(tǒng)文學觀念的挑戰(zhàn)。他強調(diào)小說要塑造人物形象，接觸到現(xiàn)實主義小說要創(chuàng)造典型的問題。他非常注意小說和史書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提出《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傳》則是因文生事，突出了想象和虛構(gòu)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
毛宗崗，字序始，長洲人。曾評刻《三國演義》，將羅貫中原本加以修訂，成為如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他的修改和評點，體現(xiàn)尊劉黜曹的正統(tǒng)觀念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他還在評點中發(fā)表了對歷史小說的看法，序言中說，《三國演義》的優(yōu)點是“據(jù)實指陳，非屬臆造”，因此“堪與經(jīng)史相表里”。在卷首《讀三國志法》中又把《三國演義》與《西游記》相比較，說“讀《三國》勝讀《西游記》，《西游》捏造妖魔之書，誕而不經(jīng)，不若《三國》實敘帝王之實，真而可考也”。強調(diào)真實可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忽視了藝術(shù)虛構(gòu)在小說寫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指出歷史小說與歷史著作的區(qū)別。
葉燮（1627－1703），號已畦，吳江人?？滴蹙拍辏?670）進士。他的詩學專著《原詩》四卷內(nèi)外兩篇，內(nèi)篇“標宗旨”，闡述“數(shù)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外篇“肆博辯”，泛論詩歌創(chuàng)作各方面的問題?！对姟芬蛄魉菰矗阉囆g(shù)問題提高到哲學高度來認識，以文學發(fā)展進化的眼光，從物與我（即主觀與客觀）兩方面探討了藝術(shù)的本源、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是物與我的統(tǒng)一，從客觀事物來說，用理、事、情三方面來概括；就詩人主觀方面來說，以才、膽、識、力為要。“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為作者之文章，大之經(jīng)緯天地，細則一動一植，詠嘆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為言者矣。”（《原詩·內(nèi)篇》）葉燮是中國古典詩學集大成者，是跨入近代詩學之前，即接受西方詩學之前最后一位系統(tǒng)闡釋者。
第五節(jié) 興盛期——近一百多年以來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zhàn)爭后，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華古老帝國的大門，我國艱難地走上了現(xiàn)代化的道路，蘇州文學也和整個中國文學一起經(jīng)歷了一場巨大的變化。
本時期的蘇州文學有以下特點，一是產(chǎn)生了自覺的文學革新意識；二是出現(xiàn)了具有文學革新意識的文學社團；三是文學的形式和內(nèi)容發(fā)生巨大的變化，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傾向；四是各種文學樣式的地位起了變化，通俗小說空前繁榮，散文則退居到次要地位。
清末的散文還離不開言志和載道的傳統(tǒng)，寫的仍然是文言文，但是有些作品透露出要求改革的傾向。這一時期的蘇州散文家有馮桂芬、王韜和章太炎。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他主張“采西學”“制洋器”，推行改革。雖仍是“文以載道”，卻主張擴大“道”的內(nèi)容和文章的表現(xiàn)范圍，認為“道”不止于“天命”“率性”，“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shù)，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于文”。他同時宣稱不信桐城“義法”之說，認為“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無義法也”（《復莊衛(wèi)生書》）。他的政論散文心細慮周，指陳剴切，辭達理暢，以《校邠廬抗議》等為代表。
王韜（1828－1897），字紫銓，號仲弢,晚號天南遁叟，長洲人。他認為文章應(yīng)該順應(yīng)時變，“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弢園文錄外編自序》）。他創(chuàng)辦的《循環(huán)日報》，是華人自己辦的第一份報紙。他寫的報章文字，自然曉暢，通俗易懂，不拘法度，為后來梁啟超“新民體”（報章體）起了先導作用。他還創(chuàng)作了筆記小說，如《遁窟讕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等，乃繼承蒲松齡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魯迅說：“其筆致又純?yōu)椤读凝S》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國小說史略》）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改名為絳，號太炎，浙江余杭人，晚年客寓蘇州。他早年師從俞樾，習“稽古之學”。甲午戰(zhàn)爭以后，受民族危機的刺激，任《時務(wù)報》撰述，從事維新運動。當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后，他站在反清的立場上，與改良派論戰(zhàn)，如《正仇滿論》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強調(diào)了革命的必要性，“公理之不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zhèn)渲妓幰?#8221;。他的散文據(jù)理辯駁，內(nèi)容充實，語言犀利。正如魯迅所說：“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漸入頹境，追求經(jīng)營“流俗或未之好”的“傳世”之作。
“五四”以后，蘇州散文語言逐漸轉(zhuǎn)用白話，題材也不斷擴展，取得較高成就的有周瘦鵑、范煙橋、俞平伯等。
周瘦鵑（1895－1968），原名國賢，字祖福，號瘦鵑，蘇州人。早年翻譯過多部歐美小說，后來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主編過多種有影響的刊物和報紙副刊。民國時期，他主要以寫作哀艷感人的小說為主，被稱為“哀情巨子”，散文僅偶爾為之，數(shù)量不多。1949年后，轉(zhuǎn)向?qū)懟?、園林、生活瑣事的小品文，先后出版了《花前瑣記》《花花草草》等散文集。他的文筆清麗，常常穿插掌故，饒有風趣，但是往往模式化，結(jié)構(gòu)雷同，稍顯冗雜。
范煙橋（1894－1967），名鏞，字煙橋，吳江人。他于短篇小說、彈詞、散文都有所涉獵，散文則以筆記體為主，代表作有《茶煙歇》，主要寫近代名人軼事、掌故和自己的見聞，對于了解蘇州人物故事和風俗民情，很有參考價值。
俞平伯（1900－1990），名銘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早年生活在蘇州。他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紅樓夢》著稱。所著散文集有《雜拌兒》《雜拌兒之二》《燕郊集》《燕知草》《古槐夢遇》等，著意馳騁才力，文字縝密漂亮，后來的散文轉(zhuǎn)而追求沖淡自然，顯得比較雅致。
清末是蘇州詩歌創(chuàng)作的昌盛時期，代表者有金天翮。
金天翮（1874－1947），原名懋基，字松岑，后改名天翮，吳江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在《江蘇》發(fā)表《國民新靈魂》，悲憤“國力驟縮，民氣不揚，投間抵罅，外族入之，鐵鞭一擊，無敢抗者，乃為奴隸魂，為仆妾魂，為囚虜魂”，“悲風吹來，四山落葉。晚景襲人，燈燭無光，暮氣入床，沈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國魂，中國魂”。因而他要“上九天下九淵，旁求泰東西國民之粹，囊之以歸，化分吾舊質(zhì)而更鑄吾新質(zhì)”，“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壞，可以建設(shè)，可以殖民，可以共產(chǎn)”。他和當時許多思想界的戰(zhàn)士一樣，痛感民眾的不覺醒，想以文學為武器來改造國民的靈魂，認為“新靈魂出現(xiàn)而中國強”。其文風受龔自珍瑰奇和梁啟超奔放的文風影響，筆底帶著強烈的感情，充分顯示了作者的人格精神。
“五四”運動對蘇州詩壇沒有發(fā)生太大的影響，可以提及的蘇州新詩人有宗白華、袁水拍、唐祈等。
宗白華（1897－1986），常熟人。1923年出版詩集《流云》，表現(xiàn)出他對宇宙人生自覺探索和對“藝境”的哲理性體驗，呈現(xiàn)出獨具的特色，表現(xiàn)了“五四”時代人的覺醒。在形式上，類于元人的小令和日本的俳句，在新詩運動初期有一定的影響。
袁水拍（1916－1982）,原名光楣，吳縣人。抗戰(zhàn)爆發(fā)后開始創(chuàng)作生涯。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以諷刺詩成就最高，二十世紀中期，他以馬凡陀為筆名，寫了大量民歌體的政治諷刺詩，采納日?？谡Z，樸素清新，節(jié)奏感強。代表作有《馬凡陀山歌》等。
唐祈（1920－1990），原名克蕃，蘇州人。長期在西北學習和工作。他的詩作多反映西北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生活，詩筆蒼涼悲壯。代表作有長詩《時間與旗》。
小說方面，有曾樸、徐枕亞、吳雙熱、程小青、周瘦鵑和葉圣陶。
曾樸（1872－1935），字孟樸，筆名東亞病夫，常熟人。他的主要文學成就是長篇小說《孽?；ā罚@是晚清新小說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超越同時期的一些譴責小說。作品通過晚清一代名士從晦蒙閉塞到睜眼看世界的心路歷程，記錄中國由舊到新的大轉(zhuǎn)變。小說“以名妓賽金花為主人，緯以近三十年新舊社會之歷史，如舊學時代、中日戰(zhàn)爭時代、政變時代，一切瑣聞逸事，描寫盡情”（光緒三十一年出版廣告）。但它不是正面演繹歷史，描寫朝政，而是將重大的歷史事件隱藏到背后，作為小說的背景，這一點有異于傳統(tǒng)的歷史演義小說。
徐枕亞（1889－1937），名覺，常熟人。1912年開始創(chuàng)作長篇文言小說《玉梨魂》，表現(xiàn)一個既想追求愛情又想恪守封建禮教的寡婦白梨影的心靈史。作者雖然努力揭露封建倫理是如何戕害人性的，但最終仍然是禮教占了上風，青年男女仍為禮教所禁錮。揭示出要打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枷鎖，還需要更多的勇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部小說雖用文言寫作，但改變了傳統(tǒng)長篇小說章回體的格局，故事的敘述比較順暢。
吳雙熱（1884－1934），常熟人。他的代表作是長篇文言愛情小說《孽冤鏡》，也曾風行一時。
程小青（1893－1976），原名青心，生于上海，1915年舉家遷居蘇州。先后兩次分別用文言和白話翻譯福爾摩斯偵探小說。1914年開始寫作偵探小說，主要有《霍桑探案集》。1949年后，還寫了一些驚險小說，如《她為什么被殺》《生死關(guān)頭》等。他是中國偵探小說理論最早的開拓者，《談偵探小說》一文，從想象、情感和技巧三方面論述了偵探小說的文學性。
葉圣陶（1894－1988），名紹鈞，字秉臣，又字圣陶，蘇州人。1918年在《婦女雜志》發(fā)表白話小說《春宴瑣譚》，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早的白話小說之一。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集中在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先后有《隔膜》《火災(zāi)》《線下》《城中》《未厭集》《四三集》六個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倪煥之》。他的小說多是寫下層知識分子、小市民、農(nóng)民在那個時代的生活境遇、精神狀態(tài)，人物刻畫入木三分，正如茅盾所說：“冷靜地諦視人生，客觀地，寫實地，描寫著灰色的卑瑣人生。”（《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1949年以后，蘇州的小說創(chuàng)作，形成了以反映小巷生活為主要內(nèi)容的帶有濃郁蘇州地方特色的“小巷文學”，代表作家是陸文夫。
陸文夫（1928－2005），江蘇泰興人。1956年10月在《萌芽》發(fā)表小說《小巷深處》，作品以新穎獨特的題材和豐富的人情味，贏得廣泛注意。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學》連續(xù)發(fā)表了他的小說《葛師傅》《二遇周泰》等，再度引起重視。茅盾在《讀陸文夫的作品》中指出，陸文夫是個“不踩著人家的腳印走，也不踩著自己上一篇的腳印走”的作家。進入新時期，陸文夫?qū)懽髁硕唐短貏e法庭》《小販世家》《圍墻》等，以及中篇《美食家》和長篇《人之窩》，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較大影響，奠定了他的文學地位。他的散文，也大多以蘇州為題材，語言洗練，饒有風趣，結(jié)集有《壺中日月》《夢中的天地》等。
近百年來，蘇州的文學評論家有黃人和錢仲聯(lián)。
黃人（1866－1913），字摩西，原名震元，字慕庵，常熟人。光緒二十年（1894）秀才。二十六年（1900）任東吳大學教授。他博學多才，成就主要在小說理論、小說史和文學史研究。他的《小說小話》是一部較早具有小說理論和小說史性質(zhì)的著作，較多新見，如認為人物描寫切忌摻入作者的論斷，其美丑應(yīng)由讀者自己去判斷。他的《中國文學史》是我國最早的文學史之一，規(guī)模宏大，籠罩古今，宣統(tǒng)三年（1911）年由國學扶輪社出版。
錢仲聯(lián)（1908－2003），原名萼孫，號夢苕，常熟人。曾任大夏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中央大學教授。1949年后，歷任江蘇師范學院、蘇州大學教授。他擅長箋注之學，通過箋注、校訂，對古代文學文本進行闡釋，步武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態(tài)度嚴謹，多有新見。他的主要著作有《人境廬詩草箋注》《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劍南詩稿校注》《鮑參軍集注》《近代詩鈔》《夢苕庵詩話》等，并主編《清詩紀事》。
第六節(jié) 蘇州的文學社團和文學流派
文學社團的早期形式是文學群體。在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風格和文學理想相近的文人，就有了結(jié)社的要求。
文學群體，就是生活在同一時代社會環(huán)境下有一定關(guān)系的文學同道，他們或為朋友，或為師生，或為親屬，切磋琢磨，詩文相激。如晉代的“二陸”，晚唐的“皮陸”，元末明初的“吳中四杰”，明代中葉的“吳中四子”等。這種文人間的結(jié)合，常常是人與人之間由于性格相投，自然形成的，并沒有綱領(lǐng)和組織。
文學社團則不然，它是一種社會性的組織。蘇州的文人結(jié)社出現(xiàn)在明萬歷、天啟年間，當時結(jié)社之風大盛，太倉人張溥將同城張采所立的應(yīng)社與常熟孫淳所立的復社合并，成立新的復社，提出“文必六經(jīng)，詩必六朝”，走復古的路子。不久，張溥和他的不少弟子都中高科，證明這一主張合乎潮流。復社的加盟者紛然而至，據(jù)《復社姓名錄》記，時復社人員不下兩三千人，綜合的文社不下數(shù)十個，從蘇州擴展到全國，“風行了百數(shù)十年，大江南北，結(jié)社的風氣，猶如春潮怒上，應(yīng)運勃興”（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張溥的《國表序》有云：“社集之開，胥閶之間，維舟六七里，平廣可渡。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明末蘇州的文社活動，起初是限于文學活動之內(nèi)，正如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說：“幾社六子。自三六九會藝，詩酒酬唱以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然而最終又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
三十年代末星社成員合影
清順治九年（1652），禮部奏請立條約八款，頒刻學宮，其中第八款是“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jié)社，把持官府，武斷鄉(xiāng)曲，所作文章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diào)官治罪”。轟轟烈烈的文社運動，也就因此而煙消云散了。直到清王朝崩潰前夕，文社組織才又復蘇，不過它已經(jīng)帶有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色彩。這就是在近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南社。
南社，宣統(tǒng)元年（1909）成立于蘇州虎丘，發(fā)起人為柳亞子、陳去病、高旭。南社的命名，不僅指地域，也有政治含義，正如柳亞子所說：“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對北庭的標志了。”（引自楊天石等《南社史長編》）南社成員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反對滿清統(tǒng)治，呼喚民主與自由，歌頌革命黨人的斗爭精神，表達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宣統(tǒng)二年（1910）開始出版《南社叢刊》，前后出版了二十二集，保存了不少有意義的詩文作品。辛亥革命以后，南社因為文學觀點的不同而分化。1923年，柳亞子、葉楚傖、胡樸安等人組織新南社，但不久又分化了。這次分化的原因，一是對新文化運動態(tài)度的不同，他們中有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有的則持觀望態(tài)度；二是政治態(tài)度的分歧，他們中有的是左翼，如柳亞子，有的則是右翼，如陳去病、葉楚傖。1925年后，新南社基本上停止活動。
南社第一次雅集留影
柳亞子是南社的發(fā)起人，也是南社創(chuàng)作的代表者。
柳亞子（1887－1958），名棄疾，字亞子，吳江人。他的詩歌風格精警遒勁，正如他自述：“裁紅量綠都無取，要鑄屠鯨刺虎詞。”他努力使舊的形式與革命的內(nèi)容相協(xié)調(diào)，使“流俗語”“新名詞”與舊的格調(diào)相協(xié)調(diào)，使入詩的中外典故與詩的審美情趣相協(xié)調(diào)，從而保持風格的統(tǒng)一性。柳亞子發(fā)展了黃遵憲“詩界革命”的傳統(tǒng)，蕩滌因循守舊的復古主義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張，使舊體詩這種文學樣式得以綿延。正如茅盾所說：“竊謂清末民元以至解放，詩人如林，然可當此時代之殿軍，將垂不朽者，推亞子先生為第一人。”（《茅盾書信集》）
南社另一發(fā)起人陳去?。?874－1933），字佩忍，號巢南，吳江人。他的詩歌多為悲憤國事之作，如《將赴東瀛賦以自策》表現(xiàn)了作者離鄉(xiāng)去國、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愿望；《圖南一首賦別》勸慰妻子以“補天填海”的千秋大業(yè)為重，不必為遠離而悲傷；《訪麥加》則相信斗爭的道路盡管曲折，但總有勝利的希望。
源于蘇州的文學流派有清中期的吳中詞派。吳中詞派是指清代嘉慶、道光年間聚集在戈載、王嘉祿、朱綬、吳嘉洤、沈傳桂、沈彥曾、陳彬華所謂“吳中七子”周圍，以蘇州為中心的一批詞人，他們倡導嚴審聲律的詞學觀念，注意詞韻的考察，體現(xiàn)聲律謹嚴的風格，形成與浙西派、常州派不同的聲律派。吳中詞派的形成，是受到了乾嘉學派學術(shù)思想的影響，當時詞學界出現(xiàn)了一批研究唐宋詞樂的著作，特別是萬樹的《詞律》和陳廷敬編纂的《欽定詞韻》，為依聲律創(chuàng)作提供了準則。從吳中地域文化的淵源來看，蘇州文學向來就有推崇文學的音樂體性，追求外在音樂形式典雅的傳統(tǒng)，《晉書·樂志》就說：“吳歌雜曲并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再從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來看，詞本來依附于聲律，它不僅具有文本形式，同時具有音樂形式。吳中詞派為恢復詞的本質(zhì)屬性做出了努力。吳中詞派并不局限于蘇州，杭州、常州、揚州都有詞人參加。
另外，清末民初的所謂“鴛鴦蝴蝶派”，作家作品甚多，影響很大，形成一個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但很難說是一個文學流派。按一般的理解，“鴛鴦蝴蝶”是指才子佳人小說。它的早期代表有包天笑、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等，后期有程瞻廬、徐卓呆、程小青、顧明道、周瘦鵑等。這些作家作品的題材和創(chuàng)作取向并不一致，有的是以表現(xiàn)男女私情為主，被稱為言情小說；有的著重揭露社會、官場黑暗，被稱為社會小說；有的是敘寫歷史事件，表現(xiàn)歷史人物，被稱為歷史小說；有的是運用現(xiàn)代科學手段顯現(xiàn)智慧偵破奇案，被稱為偵探小說；有的摹寫江湖俠義故事，被稱為武俠小說。此外還有反映妓女命運的花界小說，帶有科學幻想性質(zhì)的科學小說等。他們發(fā)表作品的報刊甚多，早期以《民權(quán)素》《小說叢報》《小說新報》等為主，后期以《紫羅蘭》《小說時報》《珊瑚》等為主。這些作品的作者和刊物編者主要是蘇州人，雖然這一市民通俗文學的潮流帶有全國性，但也是當時蘇州作家的創(chuàng)作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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