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局限
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的復興和依法治國的全面實施，推動當代學人努力從法家思想中尋找中華文化的法治基因和諸多法的精神，試圖充實法治社會建設的思想資源，于是法家關于昭彰法令、穩(wěn)定法規(guī)、獎賞分明、罰不避貴、為法樹威、守法護法等理念受到了應有的推崇，法家關于責任分解、選能用人、巡察監(jiān)督、績效考核等行政管理手段得到了張揚，甚至法家看重實利、厚今薄古、創(chuàng)制改革、不恤人言等主張也被賦予新的積極性理解，法家思想似有走向顯學之勢。然而，我們不應該忽視和否認法家思想的局限。
任何一種系統(tǒng)化的思想理論都有自身的生長點和立足點，有其論證說理的根本目的和特定的服務對象。產生于中國先秦時代的各種政治思想都有其特定的本位，如孔子創(chuàng)導的儒家學說是以社稷為本位的思想系統(tǒng)，墨家學說是以天下為本位的思想系統(tǒng)，道家學說是傾向于以個體人為本位的思想系統(tǒng)等等。與此不同，法家則構筑了以君主為本位的思想系統(tǒng)。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已經表現(xiàn)了對君主和權勢的極大推崇，韓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他從更為精深的理論層面構建了徹底的君主本位觀。認識法家思想的根本特征和思想精髓，我們需從韓非的思想理念剖視。
韓非對政治活動和一切社會活動的最終目的有明確的表達。韓非曾提出遵循事物規(guī)律辦事就能成功的名言，所謂“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而他所謂的“成功”，則是“大能成天子之勢尊”，他是把成就天子的權勢和尊嚴當作人們社會活動的最高目標來定位的。韓非說：“貴賤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認定維持以君主為最高權威的社會等級秩序，就是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他一再要求君主應當依法施政，是認為“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在他看來，法治實施的目的是為了制裁臣民的“不軌”，維護君主的權勢地位。韓非曾告訴君主：貴、尊、威、勢是君主專有的四樣美好屬物，他要君主運用一切政治手段來維護這“四美”，主張君主要充分利用權勢之位，把國家的政治控制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保持自己的尊貴地位，避免為人所制。其施法和循理活動的目的性極其明確。
韓非對君主與臣屬的關系也有特別的理解。韓非是在人性自利的前提下看待君臣關系，認為君臣雙方都是按照各自利益的算計來結合的，那各自就有不同的心思與追求。他說：“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睋?jù)此提出：“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毙Q君主就是依靠刑賞權來控制臣屬的人，主張君主在實現(xiàn)自身根本利益的過程中，應該用殺戮之刑和慶賞之德來控制臣屬，使群臣畏懼刑罰的威勢，追求行賞的利益，進而保持對臣屬的絕對支配。韓非還認為，君主對于臣屬是一種豢養(yǎng)、蓄養(yǎng)關系，他引論比喻說：“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碩大。”君主就像土地生養(yǎng)草木一樣地蓄養(yǎng)了群臣，所以群臣的所有勞作碩果自然屬于君主土地肥美的功勞。據(jù)此他公開宣稱君臣間權力與責任的分割分置，主張臣任其勞，君收其功。韓非進一步引用了殷商之臣費仲的一句名言：“冠雖穿弊，必戴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帽子和鞋子的上下位置永遠不能顛倒，以此說明君臣間的上下關系以及社會的貴賤等級秩序永恒不易。按照法家韓非的理念，“湯武革命”是以臣反君的叛亂，即便惡如桀紂也應千年為尊。韓非又用“道不同于萬物”來比喻“君不同于群臣”，以此論證君主對于群臣的根本性、統(tǒng)攝性和法則性，在政治生活中主張建立起君主對于群臣的絕對支配關系。
在眾多學派和政治勢力競相媚世、爭取人心唯恐不及的社會背景下，韓非以無所畏懼的勇氣，毫不掩飾地宣示了以君主需要為基準的一系列價值標準。他說：“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又說：“邦者，人君之輜重也?！边@從根本上將邦國視作載君行駛、供君享用的私人器物，國家機器被看作君主伸張個人意志的工具；在韓非看來，君主取用于國，就像取用于自己的物資庫一樣，而國家的車輛駛向哪里，則全由君主的意志來決定。在百家爭鳴、儒墨為顯的時代，這種理論應該是振聾發(fā)聵的，也是足以令專制君主喜而受用的。針對儒家重義輕利、諫言忠君、仁者愛人等許多道德倫理觀念，韓非提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場上看待國家政治生活，那辭爵擇主、逞性強諫、施惠于民、避世棄君，自然成了法所不允的罪過，不能給予道德上的褒揚。韓非在特定的立場上重估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價值體系，提出了社會生活中迥異的價值準則與倫理標準，他的理論從君主本位出發(fā)，一以貫之，無所掩飾，是冷峻而徹底的。
法家君主本位的思想觀念和價值系統(tǒng)，不僅促成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君主獨裁、文化專制的必有結果——這已被歷史所證實，而且在法治建設上和政治生活中也會產生難以克服的弊端。
立法是法治建設中的首要環(huán)節(jié)，任何公正的立法都應該以民眾為主體，反映出公眾的意志。法家似乎是推崇法治的，但在法家的理念中，立法主體從來不是民眾，而是君主個人或個別政治寡頭。商鞅曾說過：“人主為法于上”，這里的“為”，有制定、頒布之意，由此透露出了君主為立法主體的觀念。韓非也正面提到過立法的主體，如說“君之立法”，又提到“圣王之立法”，但他更多的是把君主立法視為無所置疑的事情。在法家韓非的理念中，法無非是君主進行政治統(tǒng)治的工具，即所謂“帝王之具也”。制法、立法是君主的事情，是君主個人為全社會立法，實質上并不反映民眾的意志，這樣的法與當代法治截然不同，自然罕有公平正義。
法家的立法排除了民眾的參與，不能完全得到民眾的認可，這樣的法律在推行中面臨極大的困難，那就必然要借助于權勢，威嚴的權勢于是成了法律的依靠和保證。韓非明確提出：“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之不足以止亂也?！蓖轂榫魉鶎Ｓ?，那社會生活中的立法主體和執(zhí)法主體就必然同一于權勢君主。這樣，法律完全成了權勢的附屬和工具，就只能屈從于權勢。事實上，中國歷史上許多昏聵殘暴的君主始終沒有受到過法的追究制裁，表明了法在最高權勢面前的軟弱無力；而歷史上的許多變法者，不管變法內容如何，多在君權更替之后遭受厄運，也正表明了權勢對一種法律擁有的決定權和終止權。
法家極力推崇法治的一個目的，是想把社會治理納入規(guī)范化、法制化的軌道，避免人治的隨意性。韓非曾說：“釋規(guī)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比欢?，由于法對勢的依賴，以及勢對法的最終決定，這樣的法治終究還是滑入了難合初衷的人治軌道。西漢時的杜周曾任廷尉，專司守法職任，他在回答人們對執(zhí)法隨意性的非難時說：“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在法家的視域中，法律本質上都是當朝執(zhí)政者制定出來實現(xiàn)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當然是執(zhí)政者可以據(jù)時修改變更的東西。遵循法家的法治理念，盡管社會治理會顯示出一定程度的法制色彩，億萬臣民在一定層面上也似乎可以一軌于法，但這根本上都只是權勢君主人治的另一表現(xiàn)形式而已。
韓非還主張君主應該“服術行法”，把術與法作為維護政治地位的兩手。他為專制君主提供的“術”治手法，具有補充法治、維護權勢的動機。實際上，術治的實施是利用了法律體系中程序法的缺失，以毫無規(guī)則的方式考核和處置臣屬，而對考核的分析引申及處置辦法又全在于實施者的“自度”和心臆。面對這種隨意而行的法外之術，群臣為了使自己免于術治的陷阱，必然會更多地顧及君主個人的性格心性和喜怒好惡，而放松對法律的顧忌。在君臣雙方的戒備中，成文法喪失了應有的信用，法治在術治的實施中被嚴重削弱，持法之術成了敗法之因。而且，韓非是要以隱秘之術保證君主的一統(tǒng)權勢不可侵犯，維護權勢的穩(wěn)定性，但實施那些詭秘狡詐、毫無誠信的卑鄙伎倆，表明了政治權勢人物道德的缺失，會加深君臣上下間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傾軋，既使法治變得徒有虛名，又削弱了勢的存在根基，維勢之術也變成了失勢之因。
先秦法家思想不失為古代中國社會一種精深的法治理論，其中確有許多閃光的法治建設理念和社會管理思想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然而，其君主本位的政治立場規(guī)定了其理論的性質。我們在肯定其積極理念時切不可惑于其中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表層的法則，一定要看到和清除蘊含于其中的以君主為本位的政治立場、價值體系及其某些施法手段。我們在分析認識諸多思想理念時應該特別注重對其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宗教研究所馮立鰲）
《光明日報》（ 2016年04月25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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