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廣杰先生晚清直隸保定蓮池書院研究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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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廣杰 保定學院學報 2018-06-22
清代同治、光緒以來，晚期桐城派的領(lǐng)袖人物曾國藩主政直隸，將桐城之學帶到樸茂的燕趙大地，開啟了學術(shù)新風?！霸T學士”張裕釗、吳汝綸相繼主講直隸蓮池書院，造就河北多士。如武強賀濤、鹽山劉若曾等皆能以學問、文章自立。燕趙文風大倡，一時海內(nèi)宗仰。桐城派的中心遂由南而北，使蓮池書院成為晚清傳承桐城文脈的根據(jù)地。其后賀濤、吳闿生等蓮池弟子于燕趙大地衍續(xù)桐城文脈，門生在晚清民國之際號為昌盛。論者多將這個以直隸蓮池書院為中心展開學術(shù)思想、文藝活動的群體稱為“蓮池學派”?！吧彸貙W派”作為晚清、民國桐城派的核心，以曾國藩為初祖，“曾門學士”張裕釗、吳汝綸為二宗。起自曾國藩督直（1868），至俞大酉棄世（1966）而止，綿延六代近百年，為晚清民國學壇、文壇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桐城派中心北移直隸保定以后，“蓮池學派”文藝活動以古文創(chuàng)作和批評為主，在全國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文化影響力。從地域文化角度來講，亦有衍續(xù)和繁榮燕趙文脈的意義。這個橫亙晚清民國近百年，繼承桐城派世系傳播特征和學術(shù)精神的流派，是我國傳統(tǒng)文藝發(fā)展演變歷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
晚清民國以來，即有人或隱或明地以“蓮池派”表彰張裕釗、吳汝綸主講蓮池書院后造就的燕趙古文創(chuàng)作群體。隱指者如徐世昌謂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最久，畿輔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開之?！?span>[1]389吳汝綸之子吳闿生曰：“自廉卿先生來蓮池，士始知有學問。先公繼之，日以高文典冊摩厲多士，一時才俊之士奮起云興，標英聲而騰茂實者先后相望不絕也。己丑以后，風會大開，士既相競以文詞，而尤重中外大勢、東學西國政法有用之學。畿輔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顯仕，大率蓮池高第。江、浙、川、粵各省望風斂避，莫敢抗衡，其聲勢可謂盛哉！”[2]卷首顯指者如王樹楠曰：“貴筑師（黃彭年）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去后，予與摯甫薦之（張裕釗）直督張靖達公，繼主講席。廉卿去后，摯甫續(xù)之，河北文派，自兩先生開之也?！?span>[3]599劉聲木作《桐城文學淵源考》勾勒了“蓮池學派”士人的群體構(gòu)成。此書卷十專門記載師事及私淑張裕釗、吳汝綸的桐城派成員。張、吳二人是曾國藩的門生，列入“曾門四子”，亦是開辟直隸“蓮池學派”的重要人物。張裕釗繼承了姚鼐、曾國藩注重文章聲音律調(diào)的理論，劉聲木說張裕釗謂“文章之道，聲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4]285，因此其“一生精力全從聲音上著功夫。聲音節(jié)奏，皆能應弦赴節(jié)，屹然為一大宗”[4]285。吳汝綸好文出于天性，劉聲木說吳汝綸嘗謂“文者，精神志趣寄焉，不得其精神志趣則不能得其要領(lǐng)”，其為文深渺古懿，使人往復不厭[4]286。魏際昌先生《桐城古文學派與蓮池書院》一文雖未直接稱“蓮池學派”，就其論述觀之，已非常明確地指出“曾國藩任直督以后，書院達到了鼎盛時期。桐城古文學派開始在書院扎根發(fā)芽，先后有曾國藩的學生張裕釗、吳汝綸二位桐城派后勁主講書院，使桐城古文學派的中心由南移到了北方直隸，具體地說就是到了蓮池書院”[5]25。魏際昌先生所述“蓮池學派”成員除張、吳二子及見于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著錄者外，尚從光緒1898年蓮池書院《學古堂文集》鉤稽出新城白中元、獻縣紀鉅湘、獻縣張坪、鹽山楊越、文安蔡如梁、安州張鑾坡、高陽李增輝、清苑崔琳、任丘崔莊平、定州馬錫蕃、高陽閻鳳閣、安州王寶鈞、任丘籍忠寅、四川傅增湘、肅寧劉春霖、賀濤弟子任丘宗樹楠諸人。王達敏先生《張裕釗與清季文壇》一文直接以“蓮池派”名張裕釗、吳汝綸開辟的以蓮池書院為中心的古文群體。其《曾國藩總督直隸與蓮池新風的開啟》一文曰：“蓮池派若從曾國藩督直（1868）算起，到俞大酉棄世（1966）為止，綿延近百年，相承歷六代。其成員多半來自畿輔，活躍在保定、北京、天津、沈陽等地；主要任職于教育界、政界、新聞界；有姓名可考者約四百人，有文學成績者不下百人。”[6]67-68并就此學派經(jīng)世致用、融貫中西的擔當精神和社會啟蒙意識，與晚清民國政壇的緊密關(guān)系及主要社會文化活動作了初步梳理。從張裕釗、吳汝綸學古文之法的直隸學子有武強賀濤、保定新城縣王樹楠、滄州張以南、安平弓汝恒、饒陽常堉璋、南宮李剛己、鹽山賈恩紱、衡水王景逵、清苑王恩紱、棗強李書田、霸縣高步瀛、任丘劉培極、行唐尚秉和、深州武錫玨、邯鄲李景濂、鹽山劉彤儒、永年孟慶榮、無極崔棟、宣化張殿士、南宮劉登瀛、深州李廣濂、武邑吳鏜、衡水劉乃晟、棗強步其誥、深澤趙宗忭、肅寧劉春堂、劉春霖、冀州孟君燕、冀州關(guān)鳳華、鹽山劉若曾、定州安文瀾、永年胡源清、陳永壽、紀鉅湘、天津嚴修、閻志廉、閻鳳閣、馬錫蕃、馬鑒瀅、傅增湘、吳笈孫、蔡如梁、王振堯、王瑚、谷鐘秀、韓德銘、梁建章、籍忠寅、鄧毓怡、邢之襄、柯紹忞、廉泉、吳芝瑛、中島裁之。第三代中從賀濤學古文的學子有吳闿生、趙衡、趙彬、武錫玨、張宗瑛、賀葆真、徐世昌。第四代吳闿生門下優(yōu)異者有張繼、李葆光、周明泰、李濂鏜、齊燕銘、賀培新、賀又新、柯昌泗、于省吾、吳兆璜、潘式、謝國楨、徐鴻璣、曾克端、何其鞏、陸宗達、王芷章、張江裁、陳汝翼、王汝棠、王維庭、吳君琇、吳防等。第五代賀培新門下優(yōu)異者有俞大酉、劉葉秋、劉征、孫梅生、孫貫文等。第六代俞大酉等在1949年后沒有傳人，一脈文心，就此了斷。我們根據(jù)前人的相關(guān)論述，裒輯了“蓮池學派”主要成員名單及其著作情況，詳見表1。
表1 “蓮池學派”主要成員及著作一覽表
目前學界對“蓮池學派”的研究是從桐城古文的整體脈絡(luò)展開的，并主要集中在張裕釗、吳汝綸、賀濤等古文大家身上。除了研究桐城派發(fā)展史的專著有部分章節(jié)介紹外，尚有一些頗具代表性的單篇論文。如孫瑩瑩《張裕釗文氣論與桐城傳承》探討了張裕釗的“文氣論”與前期桐城古文家的淵源，以及與吳汝綸相互交流、激發(fā)的作用，認為宗尚“平淡”是其古文美學的極則。李松榮《張裕釗的創(chuàng)作分期及其在蓮池書院的散文創(chuàng)作》指出張裕釗在蓮池書院中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重要的豐收期，體現(xiàn)了其散文“以意度勝”和“詞峻以厲”的特點。然惟魏際昌《桐城古文學派與蓮池書院》、王達敏《張裕釗與清季文壇》二文最能發(fā)張裕釗古文義法、聲氣、詩歌風貌的真趣。關(guān)于吳汝綸的研究近年似較張裕釗研究成熟。除了一些考證吳汝綸生平交游的文章外，更有任亮直從吳汝綸的儒學思想出發(fā)，為其文論探源。楊新平從“風格觀”探求吳汝綸的古文美學思想。孫文周以吳汝綸論文信箋為資料，探索其文章學觀念。胡丹以“正變”觀考察吳汝綸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思想。對于賀濤的研究實在寂寥，且多為皮相之論。惟范丹凝《賀濤與清末畿輔古文圈》一文對賀濤家世、古文創(chuàng)作、文學思想作了較為細致的研究。且以賀濤為中心，對后蓮池書院時期畿輔古文圈的群體構(gòu)成、交游、文學活動作了初步梳理。由此看來，“蓮池學派”作為晚清民國熔鑄河北地域特色、傳承燕趙文脈傳統(tǒng)的學術(shù)、文藝群體，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深湛如魏際昌、王達敏二先生，提出“蓮池派”，亦多是從桐城古文的角度立論，缺乏融“蓮池學派”古文、詩歌、游藝之學為一體的文藝觀照視閾。而對“蓮池學派”游藝之學的研究，除張裕釗、劉春霖書法之外，更屬寥寥，遑論透過“蓮池學派”文藝諸體交融會通的現(xiàn)象，探尋古文、詩歌、游藝之學等不同文藝形式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關(guān)于“蓮池學派”文藝創(chuàng)作和思想傳播的方式途徑研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李松榮認為：“文學傳播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是著書立說，也可以是教書育人，桐城派這一特殊的文學群體，他們的很多代表人物都在書院擔任教職，于是它的傳播也就與書院教育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7]79以張裕釗、吳汝綸在直隸的活動來看，張裕釗主要是擔任蓮池書院山長，以教育為業(yè)。吳汝綸任職深州、冀州知州期間，重抓教育事業(yè)，深州、冀州教育蔚然而興，其后吳汝綸掌蓮池書院，也以冀州及周邊州縣學子為多。由此看來，張裕釗、吳汝綸的文藝創(chuàng)作及思想傳播主要還是通過書院教育，其于直隸文化影響面之深廣亦緣于此。
“蓮池學派”以幕府文人為主，多是以經(jīng)學為文化正統(tǒng)、與權(quán)力中心接近的士人和官僚。在發(fā)展過程中先后得到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徐世昌等政治實權(quán)人物的支持和庇護。因“蓮池學派”依附政治權(quán)力中心，又是一批以斯文相號召的文人，所以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化、政局的變化都會對此一群體的發(fā)展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比如傳播的根據(jù)地和地域范圍，傳播的方式、內(nèi)容，乃至文風等諸多方面。其中，就“蓮池學派”學術(shù)和文學傳播的根據(jù)地和地域范圍來講，往往與所依附的政治中心有密切的關(guān)系。其初，以保定蓮池書院為中心，輻射到直隸地方州縣書院。如吳汝綸當政、賀濤主持的冀州信都書院。其后，清末民初隨著蓮池諸子進京，直隸政治中心移至天津，“蓮池學派”的學術(shù)和文學活動也隨之形成以北京、天津、保定為中心的格局。
張裕釗論文以意為主而通于自然。其《答吳摯甫書》曰：
其文以意為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為之御，辭為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并顯，而法不外是矣?！w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shù)者，非判然自為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緄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于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jié)，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誰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3]84
張裕釗所謂“意”，一是“中和”，這是他“原本六經(jīng)”的反映；二是“利澤天下”，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8]4。所以他的文章深沉醇厚，敘述嫻雅，宛轉(zhuǎn)有度，思想從正大入手，溫潤中有雅健之氣。張裕釗古文的堂廡比起曾門其他弟子更大，超出了學習韓愈、歐陽修、方苞、姚鼐的范圍。他“假途唐宋八家，上溯兩漢、先秦、晚周，并原本六經(jīng)，且于許慎、鄭玄的訓詁，二程、朱熹的義理，均究其微奧。故張氏之文文義精辟，詞句古樸峻拔，實際上已脫離桐城派的藩籬而自成一家”[8]5。故而，劉聲木論曰：“其文以柔筆通剛氣，旋折頓挫，自達其深湛之思，并以經(jīng)術(shù)輔之，于國朝諸名家外，能自辟蹊徑，為百年來一大宗。”[4]285張裕釗的古文理論對“蓮池學派”影響較大。其弟子王樹楠“浸淫兩漢，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間”[4]288。其文氣骨遒上，實有得于雅健之美。另一高弟賀濤為文“導源盛漢，泛濫周秦諸子，矜練生創(chuàng)，意境自成。其規(guī)模藩域，一仿張吳二公”[4]287。平心而論，蓮池諸子的古文在晚清民國社會巨變的影響下，與清中期以來脫胎科舉八股和模擬的“古文”已經(jīng)有很大不同。從內(nèi)容上來講，義理、考據(jù)、辭章中，義理突破經(jīng)義的范圍，融入更多西方傳入的近現(xiàn)代政治、經(jīng)濟、哲學思想，并多以實踐、務實的手眼論證之，形成了融入時務、參酌中西、歸于儒家義理的思想內(nèi)容局面。曾國藩引“經(jīng)濟”入古文的思想，蓮池諸子之“經(jīng)濟”也不限于洋務派的思想和實踐，而更多的是在西方文化思想影響下，從事教育的改革，新式的融貫中西人才的培養(yǎng)?？紦?jù)亦多從典章制度、歷史沿革入手，梳理時務關(guān)涉的焦點和重點，有為而作，而不是泛著空文。辭章更加講求樸實平淡。他們雖然不丟以聲氣律調(diào)為核心的古文創(chuàng)造法則，但因思想和內(nèi)容的變化，他們的文章更加平典樸實。這種務實而緊跟時代的古文創(chuàng)作潮流在當時深受文人士大夫階層歡迎。值得一提的是，“蓮池學派”諸子古文有一種強烈的傳承燕趙文脈的地域文化意識，影響到其文風一是變化桐城古文偏于陰柔之美而濟以陽剛，再就是更加務實尚氣，形成質(zhì)樸自然的審美風貌。若究其弊，則是鄙陋迂直有余，風流蘊藉不足。
晚清民國的政局波譎云詭，“蓮池學派”在新文化潮流的沖擊和政治權(quán)力擠壓的夾縫中與世浮沉，艱難求存，發(fā)展?jié)u趨于保守。但他們以中華文脈的守護者自居，正因擔負了斯文之重任，在文化思想和形態(tài)上表現(xiàn)出與時代思潮相頡頏的巨大靈活性。比如曾國藩及曾門四子、賀濤、趙湘、吳闿生諸人對桐城古文的變革。他們把桐城古文集約成中國道統(tǒng)和文統(tǒng)的載體，是斯文的具體形式，只要以此斯文精神為文，其題材內(nèi)容、義理均可以自由伸縮。其文章的語言形式也發(fā)生較大的變化。然而，“蓮池學派”所代表的斯文傳統(tǒng)，畢竟是傳統(tǒng)的文人文化，代表一種文化精英意識。其覺世牖民的文化宣傳和動員能力難以適應救亡圖存的大眾文化的需要。進入民國以后，在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蓮池學派”所代表的桐城古文則首當其沖，被視為舊文化、舊文學的象征，成為革命的對象。
儒者依仁游藝，先秦時期即有儒家“六藝”之學。宋元以來，琴棋書畫等藝術(shù)逐漸被文人馴化，成為他們寄托意趣與懷抱的載具。元代理學家劉因提出儒者“新六藝”，將琴棋書畫均納入儒者游藝之學的范圍?！吧彸貙W派”以宋學為本，融通漢學，文章之余，亦游心藝事。張裕釗、吳汝綸、劉春霖并以書法名世，而張裕釗又雅擅山水。早在清末民初，康有為作《廣藝舟雙楫注》即稱贊張裕釗書法集北碑之大成。歐陽中石《張裕釗書法藝術(shù)溯源》（2010年）對張裕釗書法藝術(shù)的取法對象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日本人杉村邦彥《張裕釗的傳記與書法》一文當為目前張裕釗書法研究資料最為豐富且切實的佳作。近年另有《張裕釗碑味行書研究》《張裕釗書法藝術(shù)研究》兩篇碩士論文問世。然這些研究多為就書法論書法，對張裕釗的書學思想以及與其學術(shù)思想、文學精神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缺乏立體的思考。學界于劉春霖書法的研究亦屬此類。劉春霖（1872—1944），字潤琴，號石云，河間府肅寧縣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為我國歷史上最后一名狀元，嘗自謂“第一人中最后人”。劉春霖善書法，尤長于小楷?！翱ü诋斒?，后學宗之”之譽，今天的書法界仍然有“大楷學顏（真卿）、小楷學劉（春霖）”的說法。劉春霖的書法圓勻平正，為典型之館閣體。其小楷娟秀端莊，筆力清秀剛勁，氣質(zhì)深蘊沉厚。曾出版小楷字帖《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陰騭文》《閑邪公家傳》《蘭亭序》《靈飛經(jīng)》等多種。賀培新（1903—1952），字孔才，號天游，齋名天游室、潭西書屋。河北武強人，為“蓮池學派”巨子賀濤之孫。曾任北平特別市政府秘書、中國大學國學會教授、秘書長、河北省通志館纂修等。1949年初，將其二百年來家藏之圖書、文物捐獻給北京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受到當時北平軍管會通令嘉獎。賀培新于古文能世其家學，雖不以名世，卻也能夠自立。書法宗歐陽詢、褚遂良，秀勁豐厚。民國間書墓志多種，法北碑，得張裕釗精髓。治印入白石老人之室，其論治印當氣體貫注，追求古雅淡泊之趣，與古文義法和審美宗尚有異曲同工之妙。劉葉秋序《近代名家印集》曰：“賀（孔才）、鄧（散木）俱未得享大年，而各臻精詣，賀公從趙、吳兩家入手，以上溯秦、漢，小章秀勁，大印渾淪，朱文粗筆，尤屬一時獨步。”[9]330-331輯有《武強賀培新印草》二冊，成書于1923年，亦名《迂軒印存》，上冊收印48方，下冊收印47方，共存印95方，多為時人姓名、齋堂印。關(guān)于賀培新的印學研究，目前僅有宋致中主編《齊白石賀孔才批劉淑度印稿手跡》（2004年）、《孔才印存》（2013年）二冊問世?？傊?，關(guān)于“蓮池學派”游藝之學的整理和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其主要關(guān)注點是張裕釗、吳汝綸、劉春霖的書法及賀培新等人的印學。實則，“蓮池學派”諸人物，除詩歌、古文、書法外，于繪畫、音樂等諸體藝術(shù)多有研究。我們考察他們的游藝之學也應該擴大范圍，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這些領(lǐng)域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從更深廣的視角揭示出“蓮池學派”文藝思想的豐富內(nèi)容和魅力。
近年來關(guān)于“蓮池學派”的文獻整理成果日益豐富。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整理出版了《桐城名家文集》，其中包括張裕釗、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4位作家的文章選集和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3位作家的詩文集。另張裕釗、吳汝綸、賀濤、范當世等人的詩文集已經(jīng)有點校本問世，其中王達敏先生點?！稄堅ａ撛娢募贰⑹┡嘁愕赛c?！秴侨昃]全集》、馬亞中等點校《范伯子詩文集》、馮永軍點校《賀濤文集》、張善文點校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另有吳闿生《詩意會通》《吳門弟子集》、高步瀛《唐宋詩舉要》等詩文選本也有學人專門整理出版。這些文獻整理工作為我們研究“蓮池學派”及其文藝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文獻資料。但是尚有很多名家的詩文集沒有整理，如趙衡的《敘異齋集》、賀培新的《天游室集》等。另有一些人的詩文集在其生前并未刊刻或出版，散落各處。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搜集“蓮池學派”名家的詩文集，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徐世昌對“蓮池學派”的發(fā)展影響甚大，眾多蓮池弟子都曾有游歷徐世昌幕府的經(jīng)歷。他倡導復興“顏李學”，以此作為施政的理論基礎(chǔ)?！八拇鎸W會”和該學會的會刊《四存月刊》都凝聚了蓮池弟子的不少心血。2014年廣陵書社整理出版了北京四存學會編的《四存月刊》，為我們考察“蓮池學派”在這一階段的學術(shù)和文藝活動提供了重要資料。賀濤之子賀葆真所作《賀葆真日記》亦由徐雁平整理出版，其中有關(guān)賀濤的文藝活動、“顏李學”與“蓮池學派”關(guān)系、四存學會及“蓮池學派”在冀州、保定、北京、天津活動的記載多有助于對“蓮池學派”文人交游情實的考述。
綜上所述，“蓮池學派”是晚清民國熔鑄河北地域文化、承繼燕趙傳統(tǒng)文脈的重要學術(shù)、文藝群體；是桐城派正傳，晚清民國華夏文脈所系。深入研究“蓮池學派”及其文藝思想可拓寬晚清民國桐城派研究的視野和思路，廓大清代桐城派研究的學術(shù)堂廡。亦可重新發(fā)現(xiàn)“蓮池學派”文藝創(chuàng)作的價值和意義；糾正近現(xiàn)代文學史敘述中凸顯新文學，忽視傳統(tǒng)文學的偏差；深化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和文藝思想史研究。目前學界對“蓮池學派”文藝思想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對“蓮池學派”的群體構(gòu)成、活動時間和地域、文藝思想資料的搜集和整理、文藝思想的立體研究等諸多基礎(chǔ)性、拓荒性的工作尚待我們?nèi)ヅΑ?/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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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保定市社科規(guī)劃課題“蓮池學派文藝思想研究”（2016059）；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蓮池學派文藝思想研究”（HB16WX009）；河北省社會科學發(fā)展研究課題“蓮池學派及其文藝思想研究”（201703050110）的階段成果
原創(chuàng) 京畿學堂 京畿學堂 2019-06-12
明末以來受“王學”左派思想的影響，文化階層興起了反思女性地位和生命價值的思潮，不斷沖擊禮教束縛女性的道德網(wǎng)羅和社會習俗。此風未能在社會實踐層面結(jié)出女性進步和解放之果，卻在明清兩代開出了燦爛的女性文藝之花。清代理學家和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對女性才貌德能的重視和尊重；朦朧的女性意識也被文人和才女表現(xiàn)在文藝之中，超越著禁錮女性的現(xiàn)實世界，懸照在女性人生理想之域。清末國門洞開，“西學”涌入，以人文主義精神為核心，強調(diào)女性自由意志和男女平等現(xiàn)代女性意識傳入國內(nèi)。與此相應，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女子學堂教育逐漸開展起來。從女子教會學堂到官辦的女子中小學堂和師范學堂，女子教育多能立足科學常識，提供治家育兒的知識技能，養(yǎng)成女子健康衛(wèi)生的生活方式。并積極賦權(quán)女性，啟蒙她們從家庭走向社會，積極引導男女平等思想，使傳統(tǒng)的女子成為德智體全面發(fā)展的國民之母和女國民。“蓮池學派”作為桐城派北傳形成的文人群體，以較為開放的視野、平和折中的態(tài)度，廓清傳統(tǒng)源流，力求融匯西學于中學的肌體之內(nèi)，創(chuàng)生新知新境。他們受傳統(tǒng)女性觀自然演進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影響，多將女性與女性文學納入觀照范圍，形成了具有銜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女性觀。張裕釗、吳汝綸、賀濤、李剛己等“蓮池學派”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其女性書寫最具學派傳承的意蘊和時代文化演進的烙印。以他們?yōu)橹行模瓶筛Q見晚清民國之際“蓮池學派”及一般文人對女性及女性文藝的真實態(tài)度；而描述代際之間的傳承與演變，也能領(lǐng)略中西碰撞、新舊交替之際，文人面對傳統(tǒng)文化岌岌可危之境，在堅守和變通中表現(xiàn)出的思想原則和智慧。
一
“蓮池學派”諸子書寫女性的作品主要是一些墓志銘、壽序、詩文集序言、論說等，詩歌作品數(shù)首而已。在這些古文中，他們秉承桐城家法，融入義理和學問，以此亦可見出他們的女性觀。張裕釗將男女之分的思想淵源推到《周易》?！独ぁゅ琛吩唬骸爸猎绽ぴ?，萬物資生，乃順承天……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盵1]《坤》象征著大地、陰物、女子，以“柔順利貞”為德。所以張裕釗進一步發(fā)揮，認為老子學《易》，有得于《坤》卦之德，論女子的德能而附會《老子》的“三寶”觀念。其《代某公譚母謝太夫人壽序》說：
坤道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故以柔弱為守、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為寶。君子之于世也，有開物成務之功，有先知先覺之任，所謂虛無清靜、守雌出后者，誠不足以盡之。若夫閨內(nèi)之行，如老子所稱三寶，則固婦德之懿，而母教之至善者也。[2]
如男子在社會分工和倫理關(guān)系中確定自己為臣、為子、為夫的地位一樣，在張裕釗眼里，女子亦是在為妻、為母的社會家庭角色扮演中確證自己。他眼中的女性并非侍女仆妾和農(nóng)家的健婦，而是文士官員階層的家眷，朝廷的命婦淑女。在清代中晚期的社會中，這類女性被賦予相夫教子，以孝事親、和睦親族的門內(nèi)重任。她們不僅要侍奉公婆，妥善處理與叔伯妯娌及戚里族黨的關(guān)系，更要擔負起家庭的生活重擔，全力支持丈夫攻讀，求取功名。丈夫游幕、權(quán)館、仕宦在外，則還要擔負起教養(yǎng)子女之責。這是一代王朝文化階層女性的普遍命運和生活方式，所以清代文人于“母教”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體悟獨深。張裕釗的女性觀比較傳統(tǒng)，看重女性的婦德之懿和母教之善。他認為“母教”關(guān)系到家國之興：“《詩》、《書》之所紀述，圣哲之所申儆，皆以家國之興必始捆內(nèi)。自前古以至于今，未之或易也。”[3]然對文人士大夫家族而言，母教所及僅限于家族的興盛而已。其《鄧恭人七旬壽序》說：
潔灑、饗治、編枲，以相夫子。上則嚴事姑嫜，下拊教子婦。婉嫕孝恭，無非議于遠邇，而家門康樂。受天之祜，性命壽長，既老而神明不衰。此閨門和令之善慶，而人世之所謂吉祥。[4]
因此，他表彰吳母孫夫人“柔順利貞”的日常摯行懿德曰：“兼綜內(nèi)政，罔有遺失。晝潔酒漿，宵治麻枲。田奴織婢，率作有程。門庭具飭，井匽蠲絜。雞彘蕃孳，瓜芋碩大。室以大和。只奉資政公，養(yǎng)生喪死，終始之義無違。撫小姑，自髫齔至于笄，至于嫁，恩意篤備，姑忘其?。以是吳君得一意自力于學，取科第，為世聞人。”[5]為其他命婦所作墓志也是要從日常庸行中見出女性的堅韌與貞順，大多稱述門內(nèi)庸行，而不過分刻畫女性艱難危厄的悲劇命運，貞烈卓絕的行止德能。他說：
近世學士稱述閫內(nèi)之懿，必取其遘罹艱阨，含荼茹蓼自勵，為?？嘧拷^之行者，然后善焉。夫人之所稱，顧常在于令淑善祥、蕃祉老壽也。而為世之所傳頌者，嘗取必艱苦瑰異之事，信其協(xié)于人之情歟？且以惟《詩》、《書》所載，《風》、《雅》所歌，絺绤之是治、蘋蘩之是采者，其人類皆宜其家室，綏福履下。至漢劉向氏所傳列女，亦多履夷處順之儔。夫遭時之不令，福則不至，而凡以其名稱，則誠偉矣。然身處康樂，而名與福兼焉者，豈不為兩得者歟？而獨謂其不足稱歟？[6]
張裕釗從文體創(chuàng)作的角度，闡釋墓志銘女性書寫的特殊性。與偏矯尚奇的世俗趣味不同，他反對清中期以來為女性作墓志銘多稱述奇節(jié)異行的模式，推崇女子的庸行懿德，認為這是“令淑善祥、蕃祉老壽”的女德之祥，母教之正。又推源先秦以來的詩古文、史傳多是從興家望族，福佑后輩，康樂順遂幾個方面展開書寫。與近代理學家為維護“禮教”，表彰節(jié)烈卓行，不通人情的做法有顯著不同。張裕釗其他體制的古文創(chuàng)作也多能顧及女性書寫的特殊性。他論晚清壽序曰：
嘗聞湘鄉(xiāng)曾文正公亟譏壽序之失，以謂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諛人以言，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顧文正公論文，最服膺姚惜抱氏。裕釗亦舊從文正公為姚氏學。姚氏之集，則有壽序矣。且雖以文正公之言若是，然其生平所為壽序，乃不下數(shù)十篇。裕釗則以謂吾友為人子，而欲以是娛其親，而必卻之，亦人情之所不得也。無已，獨稱其父母之賢，以勖其子，使持以壽其親。因益勉為賢，以為親娛。其體雖非古，其義則不為無取耳。觀文正公之作，每每多勸勵其子之言，猶此志也。[7]
壽序體制非古，是諸子序體之流亞。唐代文人創(chuàng)為贈序，“兼意與事作之”，贈序成為文人間一種交游酬應的文字。明人又在贈序的基礎(chǔ)上踵事增華，創(chuàng)為壽序。至清代蔚然流行，多用溢美之辭。[8]張裕釗為女性所作的壽序，多稱述女性淡泊榮利、燕處超然的心性修養(yǎng)，以激近世躁進奔競的文人心態(tài)，于世事所慮不可謂不深。他從政教思想出發(fā)，以為稱頌父母之賢，雖有溢美之辭，卻可以盡孝思、娛父母，又可以勉勵子女學為君子圣賢，其體晚出，卻有存在的價值。
張裕釗因文體革新觸及古文女性書寫，并未令其放下傳統(tǒng)的女性觀。僅以女性庸行之懿替卻了奇節(jié)卓行，營造了一種祥和雍熙的格調(diào)。卻在清代中后期滿紙鼓吹貞潔烈女的道學桎梏中，為女性敞開了一扇看似傳統(tǒng)，卻頗具人間關(guān)懷和生命理想的大門。他的努力在弟子賀濤那里得到了積極響應。賀濤《湯母方太孺人六十壽序代》曰：
女子之德，《風》詩詠歌之，《春秋傳》及百氏之為書者亦間及焉，然頗病其略，無以跡其始終。劉子政作《列女傅》，綴輯遺聞，都為一書，詳以備矣。后世史家乃或仿其例以登于史，而士之名能文章者益復搜討善行，旁及閨門，于是女子之賢者乃與夫碩公魁儒閎俊之士同傳于世。元明以來有所謂壽序者，人子欲壽其親，則征文于戚故朋好，以為親榮。桐城方氏、姚氏及曾文正公皆譏其非古，而輒復效其體，豈非發(fā)潛闡幽、所裨于法勸者大乎？[9]
此文關(guān)于女性書寫演變、壽序文體特征的論述均源自張裕釗，只是更加細化了。其可注意者，一是強調(diào)女性書寫自詩歌、史傳、古文、壽序諸體歷來多有變化，但重視女性德能懿行的文化傳統(tǒng)始終不絕，并將女子之賢者與碩公魁儒閎俊之士等量齊觀。二是認為壽序起自元明，體制非古，對于闡發(fā)女性德能志意，以助母教化行大有裨益。綜觀張裕釗的女性觀和古文創(chuàng)作，可知他主要受傳統(tǒng)女性觀自然演進的影響，與當時教會學堂女子教育影響下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向有較大距離。但與此時西方女權(quán)思想相呼應，張裕釗所代表的儒家精英階層對女性貞節(jié)烈行的態(tài)度趨向緩和，不再狹隘執(zhí)著地表現(xiàn)或褒揚貞節(jié)烈女，而是從傳統(tǒng)女德之正入手，思考女性的日常庸行于家庭、子女、個人的生活和幸福的重要意義，并將這種思想有意的表現(xiàn)在文體創(chuàng)作的革新中。與當時開明的文人士大夫一同，邁出了近代女性啟蒙的第一步。
二
吳汝綸對女德和母教也十分重視。他常以女子與丈夫?qū)εe，反思中國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其《清河觀察劉公夫人詩序》曰：
中國之法，貴丈夫，下婦人。丈夫、婦人，有常名，無常行。丈夫之行也有三，婦人之行也亦有三，有職，有藝，有志。職也者，丈夫婦人分有焉；藝也者，丈夫?qū)Ｖ?，而婦人兼之；志也者，丈夫、婦人交致焉。職則丈夫也，藝則不能丈夫也，志則不能丈夫也，丈夫名婦人行，且得而丈夫之耶！職則婦人也，藝則不專婦人也，志則不屑屑惟婦人域也，婦人名丈夫行，且得而婦人之耶！丈夫也，婦人也，是時為貴下者也。雖然，丈夫而婦人者多，婦人而丈夫者少，則其貴且下也亦宜。[10]
自然生人，有男女之分，這是常名。在社會生活中，男女雜然相處，其德能志趣、行為方式卻有不可判然劃分之處。古代圣賢君子，按男女自然的天賦，確定彼此的社會角色，職事內(nèi)外、志向意趣、藝術(shù)技能各有所領(lǐng)，各有不同。但是，男子而婦人行，女子而男子行，往往而有。男子作婦人之仁，多被人恥笑，女子有偉丈夫之志未嘗不令人氣壯神揚。所以，以自然天賦而論，男女有常名，以志趣行實而論，男女又往往有相同之處。故而，吳汝綸為女性做壽序、墓志銘、傳記往往稱述女子近于男子的氣節(jié)與卓行，詞句之間隱隱地鼓蕩著剛健貞正之氣?！墩a封淑人梁淑人墓志銘》曰：“始淑人事嫡夫人恭甚，既為三品命婦，嫡夫人命易章服，卒不敢，終其身不易。既歿，乃以三品服殮之。”[11]從“不易章服”一件小事，見出梁淑人深自謙抑的品格?！墩a封太夫人陳母熊太夫人墓志銘》曰：
太夫人既受家政，綜核細碎，出內(nèi)有經(jīng)，諸子或攜或嬰，室無婢嫗。烹飪煩撋剪制之事，一自己手。晨先眾興，晦后家息，時未幾，盡償逋負，舅姑以是歸其能。叔嘗有官逋，追呼急，禍且傾家損門望，贈公又遠客，舉室惶遽，不知所為。太夫人從容定議，請鬻宅以償。宅故太夫人與贈公夫婦戮力銖寸累積而得者，至是折券已債，一夕盡。贈公歸，以是義其決。[12]
短短百余字，將熊太夫人經(jīng)營家事的勤勞堅毅和面對家難的淡定明決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吳孟復先生說桐城古文的藝術(shù)特色是以小說描寫的筆法用入散文，通過作者敘述的方式，“在散文寫作中注意人物性格的表現(xiàn)，采用了一些白描的手法，特別是注意特征性細節(jié)的描繪?！盵13]吳汝綸的這篇墓志以粗線條敘事，掇拾最能體現(xiàn)人物性情和才干的事件，給予人物恰如其分的評價，不虛美、不阿諛，體現(xiàn)了桐城古文簡潔淡泊的家法。吳汝綸的古文還特別稱述女子的才性?！饵S淑人墓銘》曰：“淑人通《毛詩》、《小戴記》、《爾雅》、《文選》，能書畫，有詩集三卷。”[14]一位才女的形象躍然紙上。《題范肯堂大橋遺照》敘范當世與夫人姚氏詩文唱和之樂，對姚夫人詩文、書法的才情多有肯定?！肚搴佑^察劉公夫人詩序》曰：“汝綸讀其詩，至于雕刻山川，憑吊阻塞之作，以為古所稱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者，殆不是過。而夫人故嘗自恨生不丈夫行，不能助公以奉上德?lián)P職阜人為事，賦詠所寄，累累見之，其志意尤奇也?！盵15]論者謂吳汝綸古文有名士氣，從其以閨門有知己，嘆賞女子詩文才情即可見一斑。
吳汝綸的女性觀也植根于《周易》。他以陰陽對待互根的理論建構(gòu)其女性觀的，擺脫了張裕釗以坤卦“柔順利貞”之德靜態(tài)比附女德的思想。其《原烈》說：
夫陰陽者，以對待為體，而以互根為用者也。陽無陰不生，陰無陽不成，此對待之體也。陽之中有陰，陰之中有陽，此互根之用也。惟陽不能無陰，陰不能無陽，故有兩儀，有四象。惟陽之中有陰，陰之中有陽，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故語其對待之體，則乾道剛健，坤道柔順；語其互根之用，則乾健未嘗不柔順，坤柔順未嘗不剛健；此乾坤之道也?！w嘗推而論之，孔子系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近于陰與柔，義近于陽與剛，而圣人以仁配陽剛，義配陰柔者何也？仁之性本柔，而其道則剛，義之性本剛，而其道則柔，仁不剛，則婦人之不忍而不可為仁，故仁配陽配剛，義不柔，則匹夫之激烈而不可以為義，故義配陰配柔。然則剛健不可不柔順，柔順不可不剛健，陰陽之相需者然也。[16]
《周易》把陰陽視為萬物本根，妙化之源，以陰陽闡明自然生化之道，形成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核心思想。陰陽以可體驗的特性將世界萬物劃分為對待的二體，體用為一的宇宙觀又將二者的對待轉(zhuǎn)化為互根為用的生化之機。所以，吳汝綸闡釋陰陽之道，以對待為體，以互根為用。具體到人倫之始的男女夫婦關(guān)系上，則是這種陰陽對待互根之理的倫理實現(xiàn)。他不取“天尊地卑，乾坤位矣”，以“勢”、“位”確定男尊女卑地位的思想，而是強調(diào)陰陽因?qū)Υ矠橐惑w，以互根而交相為用的自然之道；以此確定男女性情交感，共生同濟的社會倫理。所以，吳汝綸心目中的女性性情和道德，本質(zhì)上不是由道學男尊女卑觀念定義和規(guī)范的，而是陰陽生化之理自然形成的。故而，吳汝綸于女性總能發(fā)現(xiàn)其性情中男子氣質(zhì)的明決、干練、豪邁，以通于仁義；因女德之懿見出她們其傾心禮儀、敏于文藝的別樣才情。
吳汝綸易學修養(yǎng)非常深厚，其弟子行唐尚秉和承其遺緒，著有《周易尚氏學》一書，闡發(fā)先儒易象之學，多有發(fā)明。從其以《周易》陰陽之道論述男女之分和性情之正來看，確有一種格于中西思想，返古開今的新思路。他的這種新思路與晚清諸多思想家“中體西用”的思想基本一致，但吳汝綸作為晚清大力引入西方思想和教育體制的士大夫文人，其思力所至，自不再如冬烘學者那樣考據(jù)義理，講究辭章，而是要于新時代對男女之分、性情之正作出新的闡釋，以作育新人。反觀他在蓮池書院以傳統(tǒng)致用之學和西學破除科舉流弊的開明教育和引入新學制的各種努力，影響所及，蓮池學子肆后多能克承其志，對晚清民國北方新式教育，乃至女子教育作出重要的貢獻。
原文刊于《京畿學》第一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宋）朱熹：《周易本義》，廖名春點校，中華書局，2009，第43頁。
[2]（清）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74頁。
[3]（清）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05頁。
[4]（清）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20頁。
[5]（清）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58頁。
[6]（清）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20頁。
[7]（清）張裕釗：《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28頁。
[8]（清）姚華：《弗堂類稿》，大華印書館，1968，第75頁。
[9]（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10頁。
[10]（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施培毅等校點，黃山書社，2000，第49頁。
[11]（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施培毅等校點，黃山書社，2000，第85頁。
[12]（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施培毅等校點，黃山書社，2000，第176頁。
[13]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40頁 。
[14]（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施培毅等校點，黃山書社，2000，第199頁。
[15]（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施培毅等校點，黃山書社，2000，第48頁。
[16]（清）吳汝綸：《吳汝綸全集》，施培毅等校點，黃山書社，2000，第247頁。
三
賀濤是張裕釗、吳汝綸二人的及門高弟，其古文思想也深得乃師真?zhèn)鳌Ｋ墓盼墓P法細膩，文意紆徐之中郁勃深折，具有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這與桐城古文吸收小說筆法有很大關(guān)系，深層原因則是賀濤醇厚明達、不為空言創(chuàng)作思想的體現(xiàn)。因其醇厚明達，學問才能寄寓性情之中，見理深，論事明，體用周瞻，渾然一體。因其不為空言，凡有關(guān)典章制度、政治風教、世態(tài)人情都能辨章源流、考究詳略，參酌西學，引入新理，以相應發(fā)。所以賀濤的古文氣體高朗、華茂深厚而情理通達，在晚清張、吳二子之外獨樹一幟。徐世昌選評古文，遂將賀濤入“明清八大家”?？傮w來說，賀濤古文所表現(xiàn)的女性觀糅合了張、吳二人之長，且更為具體生動。如《古余薌合詩序》曰：“夫人所為詩多詠古之作，其于古事乃能指摘是非，而權(quán)以己見，確乎有當于事理、若可據(jù)以施行者。心志所藴結(jié)，求通于書籍中，而自浚發(fā)之耳?！盵1]若以“先王女政位乎內(nèi)”之義衡量，慕夫人可與志慮專一、識量高雅的男子比長絜短。賀濤的這種觀點有張裕釗、吳汝綸女性觀的影子?！度A母姜太恭人九十壽序》曰：
《記》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狈蛴H不順而友不我信，則友之既信，必能類聚氣感，更責我以事親，此自然之效也。近世士大夫猶知此義，故往來投報，必體吾友之意，以致敬于其親。而致敬之大者，則莫如祝壽之禮，撰為文辭，敘述懿行，禱其康強，逢吉以博老人之歡，而益勉吾友之孝思，桐城吳先生謂今之壽禮勝于古之冠禮，以此也。[2]
文中稱引吳汝綸壽序的文體思想，而其結(jié)構(gòu)文體的模式和思考的維度卻肇自張裕釗。《魏母賀太恭人壽序》曰：“夫虛詞禱媚，既有類世俗所為，而稱述艱苦，又非所以娛老人，即見所處境之至可樂者質(zhì)言之，于盛德則無以推闡，要為太恭人所樂聞?！盵3]壽序中論述文體的體制、內(nèi)容和演變，是蓮池學派諸人結(jié)構(gòu)文章的一種書寫策略，也是以才學為文的一種呈現(xiàn)方式。二者構(gòu)成了情、事、理的內(nèi)在張力，形成復沓中開闔有致，渾然中多元互動的藝術(shù)風貌。且使壽序勉于諂媚之譏，收賢者孝親，友朋盡義的良好效果。至如《宗氏婦傳》論婆母與兒媳之際的倫理問題，痛惜“世之立言者，恒援尊卑之義，嚴于婦而寬其姑”[4]的庸陋，而倡導姑婦互互愛，可以說是吳汝綸以陰陽對待互根之義論男女之際思想的延伸。
張裕釗擩古至深，其古文創(chuàng)作多從傳統(tǒng)出發(fā)，務闡明先儒之理。他任蓮池書院山長期間，雖不禁止學子讀西學書籍，但注意力仍專注在科舉時文和傳統(tǒng)學術(shù)，以至于日本人崗千刃訪問蓮池書院與諸學子論學時，遭遇令他十分失望的場景：
夜，張會叔（澮）、賈伯儒（裕儒）、孟芾臣（馨榮）、齊禊亭（令辰）、趙樹楠（錫榕）、張化臣（以南）十數(shù)人來見?！嘣唬骸板ネは壬?，師也，長者也。仆不可妄發(fā)狂言，失敬左右。諸君年少，仆有一事，切欲問諸君，諸君能有所教乎？”眾皆請誨。余曰：“凡士人讀書學問，將有為于當世也。今也法虜猖獗，福州一敗，臺灣僅保，中土危急，日甚一日。諸君何策，以濟目下之急？”有一人曰：“法虜無狀，中土大舉征討剿絕之，一擊之下，不使片甲只輪西還，不必須先生之憂悶?！庇鄷鹌浜笤唬骸按撕萎悘垖W士（佩綸）滔滔萬言，而炮聲一發(fā)，狼狽失措，棄兵而遁。兵豈口舌筆冊之謂乎？非仆之所愿聞也。”其人怫然，拂衣而去，他皆默然。皆曰：“此問非仆所能當，敢請大教?！庇嘣唬骸爸T君業(yè)科舉，腹中萬卷，筆下千言，堂堂天下之士也。而今際國家大變，不能畫一策，出一奇，以濟天下之急，此無須于讀書學問也。方今宇內(nèi)大勢一變，不可一日忽外事。諸君盍以講八股之余力，旁讀譯書，以講究彼所以日致富強，橫行宇內(nèi)，策所以一變千年之陋習迂見？此為圣賢之心術(shù)，此為有用之學術(shù)?！币蛑赋饪婆e為誤天下之本。眾或否，或然，議論紛然，遂不得其要領(lǐng)而散?！盵5]
由此看來，張裕釗于西學最初涌入之際，雖較其他老師宿儒開明，卻未將西學積極融入平時學術(shù)研討之中。吳汝綸在這方面確實比張裕釗走的深遠。吳汝綸任深、冀二州任時即非常注重西學的引入，在他的支持下，學子們不僅可從翻譯書籍和報紙上習知西學，他在蓮池書院還引入外文教師教授西學。所以，論者謂吳汝綸的學術(shù)和古文酌西參中，益以當時之世態(tài)、匡濟之偉略，堂奧崇隆。賀濤突過乃師的地方，正如其好友徐世昌所說：“所著文考論時政之源流得失，務引西國新學新理以浚發(fā)吾民之智識?！盵6]他古文的女性書寫也具此特征?！锻跄纲R太恭人七十壽序》除贊頌姑母傳統(tǒng)的婦德之懿外，更記述了晚清新思潮涌入時，這位傳統(tǒng)女性通達時變以繼家聲的卓識。其文曰：
（小泉）先生沒十余年，世運驟遷，學術(shù)因以轉(zhuǎn)移。吾姑命勤生（用誥之子）促諸孫出就外學，久之皆能專所習，以取時譽，群從子弟踵而相從，而王氏之風旨遂改其舊。先生通儒也，使目睹今之世變，必不復堅守初志，以庚乎時。勤生可謂善繼述矣，然非承母教，亦無以放其機焉。由前所稱家庭庸行，賢女子多能之，此人所共知而交頌者也；由后所稱，則識時務之俊杰之所為，非女子所能參與，而世俗論女職者，又孰能識其深遠而推大之哉？[7]
小泉先生名用誥，賀濤姑丈，定州王氏，宗尚程朱理學。賀濤早年曾從之問學，古文創(chuàng)作也頗受他的影響。賀濤所作壽序，首述姑母承順丈夫之意，孝親治家的婦德。并從丈夫、母家女眷、諸父諸母多個側(cè)面的贊揚來襯托姑母的德行，層次豐富圓滿，頗有藝術(shù)感染力。從賀濤的行文看，其中既有張裕釗表彰傳統(tǒng)母教婦德的影子，也有吳汝綸以陰陽之理等觀男女才行德能的因素。其更可貴者在于能融匯時代女性新觀念入古文，以變其風調(diào)，充實古文的內(nèi)容，使古文也能與時代風氣頡頏比翼。那些只知道株守家法的陋儒文人與賀濤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計。他為吳汝綸夫人作《歐太淑人墓志銘》，摹畫了一位深受西學女性思想影響，獨立自尊，熱心社會公益和女性進步教育事業(yè)的女子形象。其文曰：
吾師數(shù)詔人以新學，太淑人聞而好之，曰：“固宜然?！蔽釒熛步煌鈬?，凡所交，太淑人必與其家人往還，訪求外國事，嘗欲徧至縉紳家，說其婦女，如西士之強人，以興女學，而區(qū)晝其規(guī)制甚具，遂欲施行，以無和而助之者而止。其后新學益興，人漸知女子之當教，乃嘆太淑人之蓄志于俗習未改之日，其識為不可及也。……吾師卒后，闓生編譯書籍，講授諸學校，又應山東巡撫今直隸總督楊公之聘，用益饒，太淑人居處服御，不改其舊，而輕財好施予，周恤族婣，惟恐不徧。聞國民捐之說，大義之，曰：“是盡人所宜為也?！背鑫灏俳馂榕映?。又命闿生以重金助安徽筑鐵路，而振水災。[8]
歐太淑人為吳汝綸的側(cè)室，據(jù)其子吳闓生所述，似歐氏夫人在吳氏大家族的生活并不如意。但她深自謙抑，積極學習西方的新思想，并因丈夫的因緣，與外國女性交游往還，思想觀念并無違和之感。且能夠身體力行，從促進女子教育，參與社會公益事業(yè)諸方面，可以看出她已有從家庭走向社會的現(xiàn)代女性意識和國家公民思想。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賀濤是一位具有現(xiàn)代女性意識的傳統(tǒng)文人。其《烈婦瓜爾佳氏墓表》曰：
女子從夫者也，既牉合為一體，則宜仰承夫志，自門以內(nèi)事，無洪瑣一埤益我，而代有終，俾其夫得脫然自拔其身以從事于外，而己之甘苦榮辱，則一視夫之所為。其志專，其德恒，故有夫在則從之，而夫沒遂以身殉者。夫從人而必身殉，雖非禮之所期，然其性之甘于從人，則于此可見；而先王順情制禮，亦即于此，而知其不可易矣。新學既興，謂女子宜求自立，與男子平權(quán)，此特即西國近俗為言耳。西儒溯生民之始，以為男子興立事業(yè)，必得女子任役之，使守吾所有，女子不能御侵暴，必承事男子，恃其力以自保衛(wèi)，為主為從，乃埶之不得不然，不敢遽以男女平權(quán)之說為信。而東國大師為吾女子之就學者言為學之旨，亦謂西國女多男少，且苦于生事之艱，女子不能盡受男子之庇，競欲自立以圖存，久之遂成為風俗。中國之俗既與彼殊，故當守舊訓無改，絕域數(shù)萬里，而所言敘倫之理乃有合乎吾先王，知理之具于生初者，盡人而同。人道所由立也，烏得因一方慣習指為萬國通義，而廢人道之常哉？今設(shè)學以教女子，才智將日益恢張矣，余懼舊訓之奪于新說也，故表烈婦之事，昌言其義，以為之坊。[9]
此文是賀濤后期的作品，當新學興起之時，格于新學之弊，賀濤多有所匡議。就其以進化論史觀論述西方女權(quán)思想為近世興起成俗而論，確如其言。然據(jù)此而推定我國先王禮樂乃不易之道，應守舊訓不改，卻自相矛盾了。然而對賀濤的女性觀，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完全以現(xiàn)代女性思想去衡量。只能說，作為一個傳統(tǒng)的文人士大夫，他能以開明、積極的態(tài)度，去關(guān)注、吸收西方近代進步的女性觀，以此反思涉及女性身心、生活、家庭、社會地位等重要倫理、習俗、制度的重要問題，確實較迂腐守舊的文人和大眾有巨大的進步。雖然不如稍后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留洋學者，然于當時社會仍占重要地位的士紳和文人階層確有很大的影響力。由吳汝綸、賀濤等人努力所推動，形成的北方學子向慕西學的學術(shù)思想氛圍，也為后來的思想啟蒙打下了非常良好的社會文化基礎(chǔ)。
李剛己是“蓮池學派”第四代中的佼佼者。他先后從吳汝綸于蓮池學院問學十余年，又得范當世、賀濤指授詩古文，深得古文義法。受時代的熏染，于西學多有領(lǐng)略。所以其思想較蓮池前輩為新銳。他不但將二子送入西式學堂讀書，任職山西時又親自編選詩文，教授夫人讀書寫字。在給諸子的家書中說：
汝母四五月間發(fā)憤讀書作字，吾為渠選抄唐宋五七言絕句數(shù)十篇，皆能成誦。與之講解亦頗能領(lǐng)悟。所作大字，筆力清勁，進步尤速。[10]
李剛己認為整個社會習俗、道德、制度對女性之束縛與壓抑，造成了中國女性普遍的知識寡陋、文化淺薄深。而且損害了她們的身心，影響到了家族的興旺，社會文明的進步。他說：
中國婦女無學，不明世事，不明義理，不明養(yǎng)心之法，不明衛(wèi)生之術(shù)，小則貽害于身，大澤貽累于家庭。其流毒實不可勝言。[11]
李剛己的女性觀與張、吳、賀三子也有一脈相承之處。其《姚母蔣太宜人七十壽言》曰：
自范史傳列女，后世纂史志者莫不承用其體。然類皆崇尚奇異以震驚眾人之耳目。至于門內(nèi)庸行往往置而不道。而節(jié)婦賢母攻苦食貧，奉親教子，兢兢數(shù)十年或不得與彼割股殉身一時激烈之行爭流俗之聲譽。流弊可勝言哉?！C觀太宜人之所為，類皆倫常日用之庸行，固無所謂奇異也。然自古圣賢豪杰支柱患難所恃以動天人而挽氣數(shù)者，實在庸行而不在乎奇異。[12]
此論實在是“蓮池學派”諸子壽序文體思想的總結(jié)與概括。然以情入理，用感慨之言發(fā)為議論，卻別有一番浚發(fā)渾脫之致。
余論
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叩關(guān)通商，近代女權(quán)思想也隨著西學的涌入翩翩走來。中外交流在各領(lǐng)域的深化，女子學堂教育的逐步開展，大眾傳媒的興起為華夏女性意識的覺醒帶來了二千年來未有的契機。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熏陶的文人，帶著緊迫的民族危機感和焦灼的救亡意識，從社會變革的角度，構(gòu)建符合男子社會文化標準的理想女性形象，關(guān)注女子在新時代的社會功能?！吧彸貙W派”諸子因文體革新觸及女性問題，矯正清代中期以來標榜女性節(jié)烈卓行的思潮，著力書寫門內(nèi)庸行以呈現(xiàn)先王女教之本、女德之正。他們用中西文化比較的方法，敘述男女、家庭、社會之際女性地位和功能的中外演變歷程，對我國傳統(tǒng)女性觀諸如女性職分、貞順、節(jié)烈等思想做出新的闡釋。推動了女性傳統(tǒng)觀念現(xiàn)代化、西方思想本土化。“蓮池學派”新釋的女性觀與同時以西方女性思想啟蒙的女性觀，本質(zhì)上都是男性文化中心的他者賦權(quán)，不是立足于女性生命本體的自我賦權(quán)。其不同之處在于，女性啟蒙者以報刊文章、學堂教科書編撰來傳播西方女性思想，“蓮池學派”以古文為載體書寫他們的女性觀。因此，古文高古雅潔、辭章義法的風格要求和體制限制，使古文家表現(xiàn)新思想時缺乏文體的靈活性和語言的豐富性。故而，“蓮池學派”諸子以古文表現(xiàn)女性思想時陷入了語言傳達和思想轉(zhuǎn)譯的雙重困境。與他們引入西學、發(fā)展工商業(yè)、家庭女教、創(chuàng)辦女子學堂等社會實踐的實行相比較，其古文呈現(xiàn)出的現(xiàn)代意識不僅顯得淺薄而且有些迂腐了。
近代學者批評古文家地志序言等題材的書寫多不濟事，于闡發(fā)西方女性思想也有同憾。究其原因，不僅因墓志、壽序、詩文集序言等文體的對象和應酬性質(zhì)所限；也透過他們堅守古文體制之純粹的背后，掩蓋在文化實用理性之下，閃爍著的文化保守意識的幽光。
（原文刊于《京畿學》第一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141頁。
[2]（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208頁。
[3]（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76頁。
[4]（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162頁。
[5]（日）岡千仞：《觀光紀游》，中華書局，2009，第130-131頁。
[6]（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3頁。
[7]（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259頁。
[8]（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231頁。
[9]（清）賀濤：《賀濤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第213頁。
[10]（清）李剛己：《李剛己遺集》，民國六年刊本，卷二。
[11]（清）李剛己：《李剛己遺集》，民國六年刊本，卷二。
[12]（清）李剛己：《李剛己遺集》，民國六年刊本，卷一。
原創(chuàng) 京畿學堂 京畿學堂 2019-09-20
王樹楠（1851—1936），字晉卿，河北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人，是晚清民國時期著名的學者、文學家，是桐城派流衍京畿形成之“蓮池學派”的重要人物。他為古文出入桐城義法，自成風格。其祖父王振剛以道光名進士，奉母不仕，主講直隸蓮池書院。王樹楠受家學，少年已有能文之名。
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開辦畿輔通志館，貴筑黃彭年任總纂，王樹楠被聘為通志修纂，時年僅二十四歲。當時宦游直隸的桐城派古文家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及本土文士如賀濤、王文泉等人均與交游問學，研究經(jīng)史古文之學。清光緒二年丙子（1876）中舉人，吳汝綸知冀州，聘為信都書院山長，冀州士風因而大振。十二年丙戌（1886）成進士，分戶部主事，歷四川青神、富順、資陽各縣。因事去職，入張之洞幕府。張之洞命解軍火往甘肅，即為陜甘總督陶模所留，襄助政事。陶模是王樹楠仕途發(fā)展中的第一伯樂，對其薦拔有加，累官至新疆布政使。王樹楠于學無所不窺，自群經(jīng)眾史諸子百家，以逮朝章國故，方書地志，都能探賾索隱，領(lǐng)會其旨歸。論者以為集數(shù)千年北學大成，為晚清民國時期經(jīng)史古文研究的一代宗匠。王樹楠對于繪畫本有精鑒，晚歲嘗作畫，其《秋風度遼圖》，筆墨瀟灑，得“四王”遺意。書法初學歐陽詢、虞世南，后參以顏真卿，行草骨力洞達，筆致瀟灑，多有儒者氣象。
王樹楠與直隸蓮池書院淵源甚深，詩文創(chuàng)作，求學體道，交游入仕都從這里起始。晚清歷任蓮池書院的山長，均與他有深厚師友之誼。黃彭年作為業(yè)師，對王樹楠以漢學為根底，探求經(jīng)典義理，融貫道德與事功的學術(shù)思想影響的形成影響很深。張裕釗、吳汝綸先后主持蓮池書院近三十年，使桐城派古文在燕趙大地傳播流衍，在晚清形成了據(jù)蓮池、守桐城的文化格局。流風所及，不僅南方從事桐城派古文名家、學子絡(luò)繹而來，北方士人也因二子強大的文壇號召力，而齊聚桐城派的大旗之下。形成了一個以張裕釗、吳汝綸等桐城古文大家為核心，以直隸士人為主體的畿輔古文圈，論者多稱為“蓮池學派”。王樹楠作為直隸本土士人，他與蓮池書院諸山長的交游，代表了蓮池學派文士聚集的典型方式，對我們研究“蓮池學派”的興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王樹楠與黃彭年的交游
黃彭年（1824-1890），字子壽，號陶樓，晚號更生，貴州貴筑（今貴陽市）人，祖籍湖南醴陵。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黃輔辰，道光十五年進士，為清一代循吏。黃彭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咸豐初年，隨父辦團練，參加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
咸豐九年（1859）應邀任蓮池書院主講。同治元年（1862），入川督駱秉章幕，參加鎮(zhèn)壓太平天國石達開部，因功得保薦，陜西巡撫劉蓉聘其主講關(guān)中書院。同治十年（1871）應直隸總督李鴻章之聘，主持編纂《畿輔通志》。光緒四年至八年（1878-1882）春，再次主講蓮池書院。光緒八年（1882）授湖北襄陽道，旋升按察使，歷陜西按察使、江蘇布政使署理巡撫、湖北布政使等。黃彭年晚年出仕，勇于任事，頗有建樹。他學問淵博，折衷漢宋，以通經(jīng)致用、化鄉(xiāng)酬世砥礪多士，體現(xiàn)了晚清學術(shù)發(fā)展的新方向。主持纂修《畿輔通志》300卷；長于輿地之學，著《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guān)隘津梁考存》、《銅運考略》等；擅長詩文，有《陶樓文鈔》、《陶樓詩鈔》若干卷；亦工書畫，有《達摩圖》、《壽佛圖》等傳世。
同治十年（1871），黃彭年在古蓮花池主持修纂《畿輔通志》，志館是乾隆時南巡時的行宮，與蓮池書院僅隔一墻。此時王樹楠祖父王振綱先生主講蓮池書院，與之訂交，往來甚歡。其《王重三先生墓表》曰：
先生舉進士，彭年猶童子。大人舉先生名詔之曰：“是進士第一人，不仕以養(yǎng)其親者。小子識之。”比來蓮池，先生方主講書院，居相鄰，易子而教。習之既久，乃得觀其性情學術(shù)之深且大。[1]
王樹楠與五叔同受業(yè)于黃彭年門下，習經(jīng)史、古文。時隔六十年，他懷想起師弟子之間在蓮池書院游處授受的情景，仍不免動情?！饵S子壽師陶樓文集序》說：
向者登堂侍坐時，群弟子分科執(zhí)業(yè)。而獨謂樹楠可與文章之事。一日，坐（古蓮花池）漣漪亭，風出林薄間，水波淫鬻起滅，不可形狀。先生進而詔之曰：“荀子善言水，莊子善言風，知此者，其于文事思過半矣?！睒溟畲苏Z，為之數(shù)十年而才竭力殫，終苦其卓焉而莫之至。[2]卷五
同治十三年（1874）經(jīng)黃彭年推薦，志局聘樹楠與修《畿輔通志》，其所著《畿輔方言》二卷，被刊入通志中，以備一門。是年冬黃彭年又代為刊行《中庸鄭朱異同說》一卷。光緒六年（1880）山西巡撫曾國荃赴山海關(guān)防海，路經(jīng)保定，聘王樹楠入幕府。黃彭年即婉言代為辭謝。謂：“實告公，吾局一日不可少此人，雖面商吾亦絕不放手也?！盵3]P24所以，光緒八年，吳汝綸任冀州知州時，欲延聘王樹楠主講冀州書院，向黃彭年函商此事的時候。黃彭年方倚為左右手，“見之大怒，復書多譏諷”，吳汝綸再以書請，有“子夏設(shè)教西河，正以廣傳師道”之語，辭極和婉，黃彭年仍堅持不允。這其中自然是為修志保留人才，也可已看出黃彭年礪器善藏的良苦用心。吳汝綸遂上稟李鴻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爭。李鴻章出面調(diào)停，讓樹楠先生半月在志局，半月在書院，此事才得到解決。
是年，黃彭年授湖北襄陽道。王樹楠與胡景桂等人餞送瓦橋關(guān)。黃彭年作《將之荊襄，別蓮池，晉卿、月舫諸君送至瓦橋關(guān)，憩游終日，賦詩而別》：
年年鼓棹清河水，身似流云歲如駛。偶值芙蕖笑口開，滿船載香聞十里。自從戢影棲蓮池，常伴蓮花作住持。一日捉將官里去，山庭煙驛來文移。佛桑三日興難遣，況是十年同繾綣。買舟齊向瓦橋關(guān)，豪興諸君真不淺。昔時溏濼為防戎，今日疊道蓮花中。十二橋前弄明月，感懷陳跡將無同。宰官好客兼好事，提壺挈榼百里至。王陽中道忽回車，未得中流共容裔。我戀蓮花未忍去，脈脈如聞花自語。人去人留花自芳，花開花落人何與。傳聞此去東海頭，普陀山色如浮漚。愿將蓮花座上楊枝露，灑遍東西南北洲。[1]P47
詩中反復出現(xiàn)“蓮花”意象，暗喻古蓮花池，蘊含了黃彭年深深的眷戀之情?！耙蝗兆綄⒐倮锶?，山庭煙驛來文移”，預想未來的仕宦生涯案牘勞形，再也不似以修志、教學持守宿志的自在生活。在黃彭年離開蓮池書院官湖北的一段時間內(nèi)，王樹楠曾多次致書問候。這可從黃彭年《致王晉卿書》得到印證。從復書內(nèi)容來看，館中諸弟子對黃彭年仕途中的遭際多所關(guān)心,而《畿輔通志》修撰上的很多事情，也多經(jīng)他的指導。黃彭年也在信中訴說了為官以來，情味蕭然無聊的幽憂之況。[1] P131
光緒十三年（1887）九、十月間，王樹楠赴四川青神縣任途中至西安，謁黃彭年于按察使署，師生縱游十日。其《黃子壽師陶樓文集序》曰：
光緒丁亥之冬，樹楠以部曹改官之蜀，道出西安。吾師貴筑先生 時以湖北按察使調(diào)署秦中。朝夕過從，既得備聞入官行政之方，又以其間請錄示生平著述刊行，以公諸世。[2] 卷五
其間，黃彭年出數(shù)年前離別蓮池時所繪《瓦橋餞別圖》，命題詩。王樹楠詩集中有《過西安，黃子壽師出〈瓦橋餞別圖〉命補題》，詩曰：
瓦濟關(guān)頭駐客橈，離人杯酒各魂銷。牽蘿睇笑三千里，輟棹夷猶十二橋。淀國煙波同一別，秦川風雨忽連宵。他時濯錦江城上，獨把夫容首自翹。[4]P34
前四句憶寫昔日送別時依依不舍之情，而如今見畫，草木、渡頭、長橋、水云、關(guān)山皆染惜別之情。后二句寫瓦橋關(guān)煙波中一別，如今相見在秦中，地理空間的變化，暗喻時間的流逝。而此時秦中的相見，又反成未來川中錦江翹首以望的契機。情深而意切，足見王樹楠對乃師黃彭年的拳拳之意。
黃彭年經(jīng)史古文之學造詣很深，為晚清一代名家，徐世昌《清儒學案》為列“陶樓學案”，以表彰其學。他論文說：“吾嘗謂文者載其人之精神意氣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氣之不相屬者，其文必不工，即工矣而其文必不肖?！盵2]卷五似與桐城派所論相通。然而，黃彭年并不以文人自期，他的文章也不受桐城派的牢籠，而是以才情與學問自為奧衍。所以，他的文章能博雅之中見性情，自然淡泊，情趣盎然。正如他與王樹楠論文所說，能從風水變幻之中領(lǐng)略為文之法，才是文章家的高境。然而，這樣的為文境界，難以入手，卻容易見出散漫駁雜，不如桐城古文精純。王樹楠對此似乎也有較深刻的認識。他在《故舊文存序》中說：
余少從黃貴筑師受古文之學，每出所作，輒見推獎。而同人又往往過為逾量之美，而余亦竊自喜，以為庶乎其于古之作者稍有合也。及桐城吳摯甫先生守冀州，聘余主講信都書院，朝夕過從，聆其緒論，始疑而不敢自信。久之，益憮然自慚其不類。乃盡棄向所為者，而更以近作質(zhì)之摯甫。摯甫則曰：“余固疑向者非君之文。今觀于此，而益知君之文固在此不在彼也?！庇鄧L見今之老師宿儒，閉門著述，其用力不可謂不勤且至矣，而役役終身，終莫有登堂入室之一日，則以無名師益友為之啟其余少門而導之路也。[5]
王樹楠早年學為文章，從帖括入手，擅長駢文。光緒二年與吳汝綸交，尚未專心古文。及主講信都書院，朝夕討論，“自是專攻古文，不復為駢儷文字”[3]P25闡述了古文創(chuàng)作需要“專精”，才能登堂入室的思想。據(jù)此，劉聲木嘗說：
貴筑黃子壽方伯彭年，于光緒年間，以政事、文學著，聲名甚噪?！杂杷姡H有名不副實之議，然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實不出明季山人鹵莽刊書之弊。國變后，其門生故吏等，又為之刊《陶樓文集》卷，新城王晉卿方伯樹坍編輯《故舊文存》，序中論其未得文章之法，亦不足論矣。[6]P420
此論黃彭年于文章并無悟入，未免過苛。然如上述，他于古文未造精純?nèi)鐝堅ａ?、吳汝綸等人所詣應該是事實。王樹楠中道改轍桐城古文是能說明其中隱情的。但王樹楠也說“先生其非堇堇以文章較短長工拙，若當世文章之所為” [2] 卷五這一點王樹楠也自始至終秉承師訓。他們以道德學問為根底，經(jīng)史致用，為政立言，體現(xiàn)了晚清士大夫文人的時代擔當和憂世情懷。后來，王樹楠古文創(chuàng)作出入桐城派，融才情于學問之中，汪洋恣肆而風骨謹嚴，實際上是早年積習與桐城義法深度融合以開古文新境界的成果，其間于惝恍朦朧中蕩漾著的是從黃彭年蓮池問學時的波光與樹影。
二、王樹楠與張裕釗的交游
張裕釗（1823—1894），字方候，一字廉卿，號圃孫、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舉人，考授內(nèi)閣中書。后入曾國藩幕府，由曾氏上窺“桐城派”詩古文，為“曾門四弟子”之一。他曾主講江寧、湖北、直隸、陜西各書院，尤以在鳳池書院和蓮池書院造就人才最多。張裕釗一生淡于仕宦，自言自幼酷喜文事，在清季以古文焜耀于文壇。其文繼軌桐城，又不為所囿，雄奇平淡、自成一家面目。書法學碑體，“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7]P220，意態(tài)逋峭，古樸渾穆，絕去蹊徑。康有為謂“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真能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7]P220
光緒九年（1883），吳汝綸與王樹楠共薦張裕釗，遂北上保定，主持蓮池書院講席。光緒十四年（1888）辭講席南歸，前后五年，雖歷時不長，卻對直隸一省文教的發(fā)展和桐城派古文在畿輔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徐世昌說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最久，畿輔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開之?！盵8]卷首因吳汝綸繼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講席，對張裕釗之后“蓮池學派”的影響也非常巨大，論者多以“張吳”并稱。吳闿生從發(fā)揚畿輔文脈的高度，肯定張裕釗、吳汝綸二人對燕趙士人的砥礪造就之功。他說：“自廉卿先生來蓮池，士始知有學問。先公繼之，日以高文典冊摩厲多士，一時才俊之士奮起云興，標英聲而騰茂實者先后相望不絕也。己丑以后，風會大開，士既相競以文詞，而尤重中外大勢、東西國政法有用之學。畿輔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顯仕，大率蓮池高第。江、浙、川、粵各省望風斂避，莫敢抗衡，其聲勢可謂盛哉！”[9]P1寒碧說：“蓮池一向為裕釗、汝綸所主，實是桐城派流衍于北方的樞要。”[10]P1其后張、吳的弟子賀濤、范當世、吳闿生相繼主持蓮池書院，形成了他們“拒蓮池守桐城”的古文傳播格局。
王樹楠自幼隨祖父在蓮池書院求學，又從貴州黃彭年問學。光緒九年（1883），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王樹楠當在此時與張裕釗始有來往，在詩古文方面得到他的指授。其《陶廬文集》中收有張裕釗的批語，論王樹楠古文創(chuàng)作得失，切中肯綮?！稄堅ａ撛娢募酚小杜c王樹楠書》一通：
賜示大作《武君墓表》，浣誦數(shù)過。峭硬近昌黎，奧勁近戒甫，使人咄咄生畏。足下果勢壯勇若是，它日儒林文苑，將以一身兼之，甚矣，其不讓也。惟篇中頗喜用僻字，似非古文所宜，心所謂違，不敢不告，未知果有當否？[11]P539
評王樹楠《武君墓表》，多能發(fā)明王樹楠古文的源流、風格和意境。王樹楠從不掩飾他的敬仰欽服之情?！顿洀埩洹吩姡骸拔釔蹚埛蜃?，文章海內(nèi)師。聞詔久忘味，載酒屢驚奇。欲結(jié)秋蘭佩，初終無間之。芳菲不可挹，出入想云旗。”[4]P42釗有《步王晉卿見贈原韻》：“我屬聞君語，當仁不讓師。嗜痂偏有癖，送袌更多奇。鵬鷃誠懸矣，云龍忽媾之。衰羸慚角逐，幾欲去其旗?！盵11]P368從詩中也可以見出張裕釗對王樹楠的推重。多年之后，王樹楠輯《故舊文存》，收張裕釗文章若干首，并為作小傳，以寄托幽眇懷念之情。其文略曰：
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一年丙子舉人。湘鄉(xiāng)曾文正公視師湖北，以文贄見，留之幕府，授以古文義法。自是所學益進。同治、光緒間，海內(nèi)言古文者，并稱張、吳，謂裕釗及桐城吳摯甫汝綸也。黃貴筑師主講保定蓬池書院去后，予與摯甫薦之直督張靖達公，繼主講席。廉卿去后，摯甫繼之。河北文派，自兩先生開之也。卒年七十余。有《濂亭文集》。[5]P1
總體而言，王樹楠與張裕釗的交誼在亦師亦友之間，這與他的同年好友賀濤與張裕釗明確的師弟子關(guān)系有著些許的不同。對此錢基博先生頗有洞察之明，他說：
賀濤執(zhí)業(yè)張裕釗、吳汝綸稱弟子；而樹楠獨抗顏爾汝。自裕釗、汝綸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先后十余載，北方學者多出于其門；此兩人者，皆嘗親承緒論于曾同藩，于是燕薊之間，始有湘鄉(xiāng)之學。惟樹楠亦適以文學崛起于是時，且于義理、考據(jù)、詞章三者皆有深得：其為文尤有合于國藩標舉之旨。裕釗、汝綸并皆引為畏友，不在弟子之列。而樹楠生平亦雅不欲標榜門戶，謬托師承。顧當北學絕續(xù)之交，獨能異軍突起，以與東南爭一席之；非卓卓克自樹立者，烏能若是？嗚呼，可謂豪杰特立之君子者已![12]P634
張舜徽說王樹楠“少喜駢偶之作，及交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始悔棄其少作，益浸淫于兩漢，而出入昌黎、半山之間” [12]P634
道出了王樹楠古文創(chuàng)作受容桐城義法的因緣實出于張裕釗、吳汝綸。但如劉聲木所說“師事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法”[13]P287恐王樹楠未必心許，尤其是張、吳二人去世后，王樹楠以北方大儒，在學術(shù)和文學上想要有所樹立的時候。這些情況，其弟子鐘廣生在《陶廬文集序》中有明確的表述，謂乃師是“豪杰特立之君子”，實為知言。
三、王樹楠與吳汝綸的交游
光緒二年（1876）王樹楠鄉(xiāng)試中舉，是年“桐城吳摯甫、湘鄉(xiāng)曾栗諴紀鴻、無錫薛叔耘福成、嘉興朱亮生采、趙桐生銘皆來納交”[3]P22，相與交游，詩文唱和。王樹楠學問淵雅，才高氣雄，為文崇尚六朝駢體。吳汝綸觀其文，認為這樣的文章不能展現(xiàn)他的學問和才情，謂“此非晉卿之文也”。王樹楠開始頗不服，及取司馬遷及唐宋諸家古文細究數(shù)月，試作數(shù)篇古文，再呈吳汝綸教正，吳汝綸即謂：“此真晉卿文矣”。此后，王樹楠接受了桐城古文思想，摒棄駢偶，講究古文義法，但不為所拘，自有風格。對他這一轉(zhuǎn)變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吳汝綸。
光緒八年(1882)，吳汝綸出任冀州知府，延聘王樹楠為信都書院主講。先是直隸總督李鴻章在保定開辦冀輔通志館，黃彭年任總纂。黃彭年聘王樹楠為通志修纂，倚為左右手，故與吳汝綸發(fā)生爭執(zhí)。吳上稟李鴻章，并以冀州知府去留相爭。李鴻章出面調(diào)停，讓王樹楠半月在志局，半月在書院，此事才得到解決。王樹楠在信都書院講授經(jīng)史，常聯(lián)系時事，既有考據(jù)，也有策論，八股文則在次要，“風聲所播，士習丕變，由是冀州文學之盛，甲于畿南”[14]。弟子中優(yōu)異者有趙衡、李剛己等人。
王樹楠沿襲漢學敦樸求實的學術(shù)方法，吳汝綸對此極為欽佩。在《答王晉卿書》中說“雖乾嘉諸老儒見之，皆當畏服”[15] 冊三P38，這也是他力爭王樹楠主講信都書院，創(chuàng)新冀州文教的根本原因。二人常有論學的書札往來，涉及《太玄》、《易》、《中庸》、《尚書》等。這些書札多辨析具體的經(jīng)學問題，偶爾論到治學方法，對王樹楠多有匡正。光緒七年（1881）辛巳，吳汝綸《與王晉卿書》曰：
尊論“不知訓詁不能得義理”其說精矣，至“不欲離訓詁與義理為二”，則本亭林之論，于鄙心尚有未安。乾嘉以來，訓詁大明，至以之說經(jīng)，則往往泥于最古之詁，而忘于此經(jīng)文勢不能合也；然則訓詁雖通，于文章尚不能得，又況周情孔思邪！故鄙意于學，謂義理、文章、訓詁，雖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則為極至之詣，孔孟以后，不見其人，自余則各得偏長；如謂訓詁與義理不可離，則漢之儒者，人人孔孟矣，恐未然也。[15]冊三P616
此段論述涉及到經(jīng)學闡釋學的重大問題。自古解經(jīng)的主體，分為經(jīng)生和文士兩家。經(jīng)生解經(jīng)注重訓詁、義理，但因其于文章沒有深入的領(lǐng)會，導致他們的經(jīng)學闡釋流入繁瑣穿鑿，箋注千言，難及真義。文士解經(jīng)多任才情，闡釋語言精妙典麗，因缺乏訓詁的實學功夫，往往流于狂肆空疏。所以，吳汝綸強調(diào)經(jīng)學闡釋要“義理、文章、訓詁”三位一體，并由文章之體會，尋繹圣賢立言的精神旨趣和言外之意。
王樹楠對吳汝綸的知遇也非常感激，這從二人詩歌唱和即深深的表現(xiàn)出來。王樹楠集中尚存五首寫寄吳汝綸的詩歌?！犊图街蒌镢鐡锤橘I舟旋北詩以謝之》《寄吳摯甫次昌黎會合聊句韻》《夜臥不寐有蝎入帳中火而取之因成百四十字以示諸生并簡摯甫》《摯甫學導引之術(shù)詩以諷之》是王樹楠在信都書院時所作?！稇褏菗锤Α穭t作于服官四川之時，詩曰：“十年鑄就黃金像，一夜思開白玉心。想見蓮池池畔水，夜深時作老龍吟?！盵4]P43對吳汝綸主持蓮池書院，培育燕趙文脈的文化精神感慨不已。在《贈馬通伯》詩中又說：“吾聞苻郎食鵝炙，到口能知黑與白。摯甫于文亦如此，皮骨妍媸精抉擇。手拂春風種桃李，陶埴湜全鑄翱籍?！盵4]P43不僅對吳汝綸老于文章的才情體會至深，又將他比作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培養(yǎng)了馬其昶等如皇甫湜、李翱、張籍那樣成名的弟子。吳汝綸集中亦存與王樹楠唱和之詩六首。《晉卿用韓孟會合聯(lián)句韻見寄依韻奉酬》曰：“夫子名家孫，絕代髙杓聳。堆眉秋嵐浮，墮胸春浪涌。萬生困陵暴，六籍恣培壅。抽秒得緘縢，躡險無趾踵。開今辟夷涂，網(wǎng)古私斷壟?！盵15]冊一P404對王樹楠的家世、才情、學問稱譽有加。《晉卿垂示新詩依韻奉酬》曰：“王侯方聞學復努，宴坐書林失寒暑。六籍膏腴厭含咀，更有奇文如好女?！盵15]冊一P405在學問之外，又論及其文章風格奇麗如淑女。吳汝綸的弟子范當世有《評晉卿駢文》：“好女機頭錦，行行有雙意。好風吹素琴，君子寫其志”[16]P25其論文的意思好像與吳汝綸相近?！锻鯐x卿自蜀寄所為止園雜憶十首見示》曰：
昔我為冀州，擁篲迎經(jīng)師。暇輒事幽討，得失爭豪牦。圣神久徂伏，百家曰紛歧。舍要捃碎瑣，后生滋眩疑。君才實天挺，為人作蓍龜。顧我無一能，相?忘嘲嗤。一別五千里，前蹤今安追。[15] 冊一P421
此詩作于王樹楠入川之后，先是回憶了迎聘王樹楠主講信度書院，二人在冀州切磋學問、詩文唱和的樂事，以暌隔萬里、往事幽眇作結(jié)，懷念之情溢于言表，余味不盡。
王樹楠早歲攻科舉時文，拜在黃彭年門下后，始肆心力于漢代考據(jù)及義理之學。能以史學融貫中西，以考中西文化之異同。他的學術(shù)宗旨也如黃彭年一樣傾向于致用，故而在方志、邊疆輿地、水利、交通、財稅、行政諸方面多能有所發(fā)明。在晚清富國強兵的思潮之中，他以善治為用而通于政體，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之內(nèi)，頗有革新意識。他與張裕釗、吳汝綸二人的交游從表面看，是因古文而結(jié)緣，但根本上還是晚清士大夫因關(guān)心國家命運，希望對于朝廷和時代有所建樹的忠愨之心而惺惺相惜，只不過他們更注重以詩古文這樣的文藝形式表達、傳播而已。
因此，王樹楠服膺張、吳二子更多的是文化精神和生命擔當?shù)墓舱穸鸬倪线现暎@也是他能夠出入桐城義法，自成一家的根本原因。與張、吳其他弟子謹守家法而少豪杰特立精神的面目有很大不同。晚清“蓮池學派”因應時代需要，內(nèi)里精細而系統(tǒng)的闡明桐城家法，外以匯通中西、明道致用以應世的文化精神，也正是王樹楠與張、吳深具張力的交游之中漸漸形成而崇高起來，從而為晚清民國以來文人的文化省思與革新涵育了更為深厚的共同文化心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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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楠的遺民心態(tài)與詩古文創(chuàng)作——兼輯民國報刊所收王樹楠未刊詩歌
于廣杰1，史寶莉2
（1.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天津城市職業(yè)學院，天津 030250）
摘 要：王樹楠是晚清民國時期著名的學者、文學家，與古文家張裕釗、吳汝綸、賀濤等人交游甚厚，是“蓮池學派”的重要人物。他因晚清弊政、列國交侵，事功不就，遂發(fā)憤著述，溢而為詩文吟詠；出入桐城文派義法，自成風格，時人推為北方學者之首。其詩歌除收入《陶廬叢刻》的《文莫室詩集》八卷、《陶廬詩續(xù)集》十一卷外，尚有很多未刊詩歌散見各處。今輯錄民國報刊中所收王樹楠詩歌若干首，以作為深入研究之用。
關(guān)鍵詞：王樹楠；《陶廬詩續(xù)集》；《文莫室詩集》；蓮池學派
王樹楠（1851—1936），字晉卿，河北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人。幼年穎慧好學，祖父王振綱①王樹楠祖父諱振綱，字重三，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第一名貢士成進士。委知縣，振綱先生以奉母為由不就。同治十一年（1872）直隸總督曾國藩聘請他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受業(yè)者遍及南北，有入門弟子數(shù)千人。主講蓮池書院，將他帶在身邊，親自為其講授經(jīng)史文章之學，少年已有能文之名。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在保定開辦畿輔通志館，貴筑黃彭年任總纂，王樹楠被聘為通志修纂，時年僅24歲。當時一批有學之士，如張裕釗、吳汝綸、賀濤、王文泉、薛福成等，王樹楠與之交往問學。清光緒二年丙子（1876）王樹楠中舉人，吳汝綸知冀州，聘為信都書院山長，冀州士風因而大振。十二年丙戌（1886）王樹楠成進士，分戶部主事，歷四川青神、富順、資陽各縣；后因事去職，入張之洞幕府。張之洞命解軍火往甘肅，即為陜甘總督陶模所留，襄助政事，累官至新疆布政使。入中華民國，王樹楠寓居北平，與清廷遺老詩酒唱和自娛，號“陶廬老人”[1]，歷任議員參政，第四屆縣知事考試委員，國史館協(xié)修，清史館總纂。1927年，應張學良的聘請，王樹楠至沈陽主講萃升書院三年。王樹楠于學無所不窺，自群經(jīng)眾史諸子百家，以逮朝章國故、方書地志，都能探賾索隱，領(lǐng)會其旨歸。他的著述甚豐，刊行《陶廬叢刻》三十種、《爾雅訂經(jīng)》二十五卷、《爾雅說詩》二十二卷、《春秋左傳義疏》一百五十卷，未刊稿《莊子大同說》②王樹楠《莊子大同說》現(xiàn)在有多個抄本存世。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學院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陶廬精抄本和佚名手抄本。前二者文字有出入，佚名所撰系改寫前二者而成，但三者都引入了自由平等的新思想，為莊子研究注入了新血液，具有一定的學術(shù)價值。二十二卷。論者以為集數(shù)千年北學大成，為晚清民國時期經(jīng)史古文研究的一代宗匠[2]。王樹楠對于繪畫本有精鑒，晚歲嘗作畫，其《秋風度遼圖》，筆墨瀟灑，得“四王”遺意。書法初學歐陽詢、虞世南，后參以顏真卿，行草骨力洞達，筆致瀟灑，多有儒者氣象。
一、王樹楠的遺民心態(tài)與學術(shù)旨趣
王樹楠作為晚清的封疆大吏，面對亡國滅種的危局，在黑暗官場的傾軋排擠中心生凄涼無奈。當辛亥革命爆發(fā)、清廷覆亡時，他的憂國憂民意識卻蓋過了自身的榮辱與得失，所以，入民國之后，他不甘于寂寞，積極地謀求新政府中各種顧問、纂修的職位。但其內(nèi)心卻以遺民自居，始終抱著一種前朝遺民的心態(tài)。寓居北平后，他與眾多故舊遺老，寄情于詩書畫之中。他說：
辛亥之秋，余自新疆返京師，痛遭國變?！弥啡沃ザ床斪噪]，富順宋蕓子育仁自蜀，清苑許子純涵度自秦，南海梁節(jié)庵鼎芬自鄂，而蔣公亦自粵東，同來京師，握手相見，如隔世之人。朝夕過從，幾無虛日。[3]
此后，他又加入徐世昌主持的晚晴簃詩社，與柯劭忞、夏孫桐等人交游唱和。賀葆真日記中嘗載徐世昌幕府的兩次集會：
晚晴簃詩社開辦，所招選詩人皆一時名士，凡十二人，曰樊云門，曰周少樸，曰王晉卿，曰柯鳳孫，曰郭春卿，曰張珍午，曰秦友蘅，曰王書衡，曰易實甫，曰徐少錚，曰曹理齋，曰趙湘帆。其辦事員則有馮仲軼、趙賓序、張佛昆、周志輔、柯燕舲。[4]306
總統(tǒng)招至一時詩家，宴于晚晴簃。曰樊樊山，曰柯鳳孫、王晉卿、張珍午、周少樸、郭春榆、易實甫、趙湘帆、徐少錚、曹理齋、秦友蘅、姚叔節(jié)、馬通伯、宋子純、林琴南、紀伯居、吳傳綺、吳辟彊、陳松山，凡十九人。[4]324
晚晴簃詩社這兩次重要的集會王樹楠都是座上賓?？论繌?、趙衡、姚永概、吳闿生、馬其昶、林紓、紀鉅湘等人又都是與王樹楠淵源深厚的桐城派人物。徐世昌本人服膺桐城古文，與很多桐城名家如吳汝綸、賀濤等人關(guān)系十分密切。他出資刊刻了幾位晚期桐城派文人的詩文集。任國務總理和總統(tǒng)期間，徐世昌在政治上比較穩(wěn)健，延攬眾多晚清遺老和名流進入他的幕府。這些人物很大一部分并不被徐世昌任以政事，而是幫助他從事文化的整理與建設(shè)。借助這些幕賓之力，徐世昌主持編纂了《大清畿輔先哲傳》《清儒學案》《晚晴簃詩匯》等書。他在西學涌入之際，主張“實行”的哲學，大力弘揚清初“顏李之學”，組織顏李學會，出版《四存月刊》，試圖以“顏李學”熔鑄西學，作為治國的思想基礎(chǔ)。王樹楠作為北方學術(shù)的代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樹楠早年讀書，沿襲乾嘉學派的學術(shù)方法，肆心力治樸學，文字訓詁尤其所長，這是晚清以來很多同樣重視西學的學者所不具備的功夫。王樹楠認為漢儒治經(jīng)學，謹守家法，一字一義，必有所受。不似北宋以來儒者精言義理，視訓詁為粗跡，其末流鑿空立說，義理紛歧，悖謬經(jīng)義。他以漢學功夫治經(jīng)史，多能抉發(fā)圣賢的微言大義。其《費氏古易訂文》辨明《易》今文古文之異同，“以馬、鄭、荀三家為據(jù)。先鄭雖無易注，而其說之見于他經(jīng)足資考證者，亦備為采錄。王弼之易，間亦取資。斷制既謹，家法自明。而其訂正文字，間亦多所發(fā)正”[5]181?！渡袝陶x》辯駁江聲、孫星衍《尚書》注疏之失，與吳汝綸以《史記》發(fā)明《尚書》之論相印證，“書中所記，于字句詁訓之間，多所闡發(fā)。其卷三辨《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時代及顧命受冊當在祖廟后，頗能折衷諸說”[5]268。《爾雅說詩》“以《爾雅》發(fā)明傳箋……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征遠引，曲暢其說。其訂正訓詁，自傳箋說文以下，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5]432。近代研究經(jīng)史的學者，以漢學功夫而獨有心得，應以王氏為翹楚。王樹楠潛心經(jīng)史，本于故訓，這樣的學術(shù)旨趣和方法也延伸到他的西學研究，如《歐洲戰(zhàn)爭本末》《歐洲族氏源流略》《彼得興俄記》《歐洲漢類源流考》《希臘學案》《希臘春秋》。這些文章，在政治上傾向改革，有進步意義?？傮w而言，王樹楠學問以儒為宗，明體達用，欲將其學術(shù)化為治世理民、弘道教化的政治舉措，如他在做新疆布政使時，籌劃西北鐵路和公路交通，以鞏固西北邊疆。但朝廷專注于東部海防，又限于財力，只能暫時擱置。晚清民國之際，家國喪亂，列強環(huán)伺，王樹楠在政治上很難有所作為，也只好收束個人的事功之心，著書立說，以空言托諸后世。
二、王樹楠的詩歌古文創(chuàng)作與思想
王樹楠早年師法黃彭年，為文崇尚六朝，好為駢體文。識張裕釗、吳汝綸等人之后，王樹楠悔棄其少作，益浸淫于兩漢文章，而出入韓愈、王安石之間，其高者生創(chuàng)奮勃，氣骨遒上，一掃桐城末流病虛聲下之習，實有得于陽剛之美，論者推為當時北方之雄。王樹楠論文多有得于桐城家法，注重文章的神氣，不專在雕琢字面。他說：
吾嘗謂文者，載其人之精神意氣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氣之不相屬者，其文必不工；即工矣，而其文必不肖。故為文難而知文尤難。言水言風、自然而然，不可以強致。①參見王樹楠《陶樓文超序》，選自《陶廬文集》（民國刊本）。
文需從難中入，易中出，生中入，熟中出，從有法入，無法出。無法之法，乃神于法者也。[6]1136
文之古，不在用字之奇僻，全在練句練氣，平常語練得奇衍，方為古耳。梅伯言稱曾文正之文曰：字字如履危石而下。文正極得意，以為知言，后文正稱吳南屏之文，亦以此語。蓋作文不容一筆茍，亦不容一字茍也。[6]1136
近人論古文曰虛字少，此門外人語。見有宋諸大家之折旋盤辟有氣勢，惟善用虛字也。余嘗謂廉卿古文虛字往往作實字用勁字用，廉卿以為知言。[6]1136
王樹楠古文深受桐城派的影響，卻不喜歡依傍門戶。所以他的古文并不像有些論者所說的“于方姚諸先生之緒論，尤津津道之不厭”，而是不為桐城所拘，自有風格。王樹楠《抱潤軒文集序》曰：
古文無所謂宗派也。自桐城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出，于是始有桐城派之目。久而傳播于人口者，無識與不識，幾習為常言不怪，而毀譽是非亦滋多，交嘲互擠，各張其說。要之于姚氏書，均無當也。吾觀姚氏所甄錄，自周秦兩漢下逮明清之文，大抵皆人人所目熟口誦而心炙之者，豈桐城所得私哉？桐城文大惟方望溪、劉海峰二人而已。之二人者，其淺深工拙集合之故，較之周秦兩漢以來所謂文者奚若，派之同異又奚若，識者自能辨之。然亦未嘗自標其目，曰此吾桐城之文，而別區(qū)一派于古人之外也?！舴蛞?guī)隨于義法之中，而神明于義法之外，鉤深極變，古人要各有獨至之詣，而非義法之所能窮?！κ现疄槭菚病Ｉw亦教人以彀與規(guī)矩，而毗陰毗陽四象之妙，則各視其性所近焉。蓋乎人以合乎天，若是者不言宗派而實隱然有宗派之可尋，特不以桐城囿之耳。②參見王樹楠《陶廬文集》（民國刊本）。
馬其昶認為王樹楠熟參《史記》，古文詼奇?zhèn)m詭，有變化不測之致，而得司馬遷之“潔”，體現(xiàn)了桐城文派“雅潔”的古文思想。然據(jù)陳衍所論，王樹楠的古文“造語希韓，陳義師曾，力救脆薄之弊。有與為清雋，寧為繁衍者”[7]，力圖以“繁縟”形成的豐腴藻麗挽救桐城古文“雅潔”帶來的枯槁骨直。他抱道自重，為文宏博雅正，其間假事屬辭，譎言莊論，都是關(guān)世道人心之作，又與一些古文以“雅潔”之訓，妝點浮詞碎義大有不同。
王樹楠《陶廬叢刻》收《文莫室詩集》八卷，《陶廬詩續(xù)集》十一卷?！段哪以娂肥铡蹲纤芬痪怼ⅰ斗浖芬痪?、《信都集》一卷、《西征集》三卷、《幽裝集》一卷，是王樹楠問學蓮池書院、主講信都書院，宦游四川和甘肅時期的詩歌?！拔哪敝x，劉聲木引王樹楠答門人書云：
承詢文莫之誼，蓋少所見，多所怪也。楊慎《丹鉛錄》引晉榮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寶應劉臺拱云：“文莫者，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顏齋之誼，即取諸此?！墩f文》：“忞，強也，從心文聲，讀若旻”，《玉篇》：“忞，自勉強也”；《說文》：“慔，勉也，從心莫聲”，《爾雅·釋訓》：“慔慔，勉也”，“文莫”蓋“忞慔”之借字。[6]1136
《陶廬詩續(xù)集》收1903年至1923年間的詩作，分為《鶴征集》（癸卯）、《省方集》（甲辰至乙巳）、《出塞集》（丙午）、《北庭集》（丁未至庚戌）、《休否集》（辛亥至丁已）、《斜街花市集》（戊午至巳未）、《一默集》（庚申至癸亥）。這些詩歌抒寫他問學從教、行旅觀光、交游唱和的生命歷程和省思，很有唐人的情韻。
王樹楠的詩歌宗尚韓愈，而特參以孟郊之凄苦，李賀之警麗。至于律絕，“渾樸而不為槎枒，頓挫而能饒沉著，直可追蹤老杜，不止步趨韓軌也”[8]。歌行從韓愈、蘇軾化出，才學蘊于情思之中，氣勢雄偉勁峭，深得宋詩以文為詩的妙處。他的詩歌融入強烈的史學思維，希望在詩歌之中讀出時代的變遷、詩人的身世所遭和思想情感的演變，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詩教言志緣情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孟子“知人論世”說關(guān)系密切。他說：
詩也者，載其人之性情以出焉者也。人之性情不可見，發(fā)之為詩，則雖千載以上，萬里之遙，而其人身世之所遭，及一切悲歡哀樂得喪窮通之故，儼然相與晤對于一堂而莫之或遁。至詩之淺深工拙，則又觀其功力之至與不至，更有不可強致而偽為之者。吾嘗持此以讀古今之詩，而尚論其人，蓋十得入九焉。[9]
王樹楠入仕后奔走四川、陜西、甘肅、寧夏、新疆等地，“凡山川風俗草木鳥獸之奇形詭狀，恣為歌詠，發(fā)為文章，門戶張開，鏗訇藻采”[10]，頗能寫出胸中的奇?zhèn)ラb壯。他的紀游詩不僅以詩家之眼攝取迥異內(nèi)陸的自然風光，還以史筆敘寫人物古跡、典章制度，從而增添了濃郁的人文色彩。賀培新謂“九天散珠璣”[11]，以言其詩歌的藻麗宏博。這些詩歌步武岑參、杜甫，既有盛唐邊塞詩的清奇壯麗，也體現(xiàn)了一位漢學碩儒的富贍典則。
三、民國時期報刊所收王樹楠未刊詩歌
近來筆者因從事《王樹楠詩集》點校整理工作，多方搜集王樹楠的詩歌。但受條件所限，并未發(fā)現(xiàn)1923年以后王樹楠詩歌的刻本或抄本。王樹楠在民國政界、文壇尚有不小影響力，一些報刊雜志，曾刊發(fā)一些他的詩文。今輯錄這些報刊上的遺詩，以為征文考獻之助。
（一）發(fā)表于《東華》雜志的7首詩歌①刊載于《東華（東京）》，1932年第43期，第1～3頁。，詩后附雨山詩評
《雞頭關(guān)》
寒風出陰崖，吹我度雞頭。重關(guān)倚層雪，下顧猿狖愁。眾水匯一泉，滾滾東南流。漢中大如丸，萬舍隨沉浮。南瞻漢王城，片瓦不可壞。當時逐鹿人，零落同山丘。英雄一骸骨，千載空悠悠。
雨山曰：“詳序地勢，按史懷古，遂論及興亡之跡，古今同慨。棖觸興感，寄托深微，蓋人當其世，故言之痛切，固非無病呻吟者之可比矣?！?/span>
《游香山》
昔日登臨處，良朋半失群。興來偶一眺，春去已三分。山翠晴猶濕，河聲遠更聞。松亭高臥久，萬壑起風云。
雨山曰：“寄興幽深，措辭婉切，景中有情，使人玩索不已?！?/span>
《昆明湖》二首
萬頃白無邊，夜深聞扣舷。漁人隔林語，客艇傍鷗眠。星斗皆垂地，亭臺欲泛天。匆匆廿年事，回首獨凄然。
到此輒魂消，登臨首重搔。龍潛云壑久，鳥入暮天高。梅雨添新漲，松風響怒濤。劫滅飛不盡，暫與避塵囂。
雨山云：“前首五六。寫景極精工，七八胸中感慨，欲掩而不可掩。后首發(fā)端，直筆提起，陡接三四，悱惻激楚，讀到末聯(lián)，不覺系碎唾壺，此老過此地，不可無此筆也?！?/span>
《蘅屬題〈上方山圖〉》
上方古名山，靈異甲帝都。攜我素心侶，駕言事西徂。中途感小亟，悵然旋敞廬。臥憶千載前，歷觀方志書。惜無濟勝具，兼飽衰瘵軀。一夕覯曹子，示我觀山圖。開卷見真面，咫尺萬里余。鳥道繚云磴，鱗嶺連天衢。剎宇緣上下，木石交撐扶。鑿青起戶牖，削碧凌虛無。步上昆侖巔，繞掌萬狀殊。松風起腳底，聲若萬馬驅(qū)。溥公貞肥人，梯云構(gòu)新居。焚香習禪寂，坐想隋唐初。一朝寫寒碧，心手相追摹。想其般礴臝，思與造化俱。窮觀謫星陀，云氣高模糊。何時躋絕頂，避世羅與罦。側(cè)聞上帝醉，久與人間疏。仰視天夢夢，登高聊一呼。
雨山云：“意境超響，筆墨酣暢，語皆靈活，音絕浮纖，膚淺之徒，豈能望肩乎?！?/span>
《壬申上巳修禊十剎海分得文字》
昨朝浄業(yè)湖邊望，綠柳未荑花未放。琳宮寂寞少游人，漠漠凍塵紅十丈。踏遍長堤不見春，語燕歌鶯共惆悵。一日東風次第吹，片片桃花翻錦浪。同人舋浴集湖濱，八九分明盡吾黨。臥酒吞花貴及時，十四社中春意盎。八公山上憶劉安，百尺樓中懷子況。登高或效汜人歌，長嘯如聞小海唱。詩腸鼓吹競裁箋，坐對黃鸝引高吭。老夫臥病三年余，辜負芳時空技癢。慚愧詩人在上頭，老去江郎甘退讓。
雨山云：“讀去似無絕奇，而精氣貫注，一往情深。與彼徒以烹字練語制勝場者敻異其撰?！?/span>
《效擊壤體》
不學參禪不學仙，身居不惠不夷間。有酒無酒心長醉，欲眠不眠夢亦閑。為謝時賢常閉戶，每逢佳日輒登山。攤書觀罷渾無事，明月清風共往還。
雨山云：“逍遙和夷，不忮不求，非深于道者，不能到此境。不特詩體似邵子，語意亦醇乎醇。道學先生也?！?/span>
（二）發(fā)表于《文字同盟》雜志的詩歌4首①刊載于《文字同盟》，1927年第8期，第32、39、40頁。
《題白葭居士周畫龍冊》
昔在清河濱，空中落龍尾。夭矯云霧中，其下乘至水。須臾尾上騰，霹靂一聲起。雷雨忽文作，河魚墜庭址。吾友張仲舒，為言歲乙己。有龍落其家，腥聞十余里。兩角高崢嶸，金甲光有煒。身長丈有余，當之屋輒圮。乃呼里中人，舁送大河里。今君渡遼河，又見首與齒。歸來述所歷，言之尤娓娓。西人少所見，不任目任耳。古者稱四靈，歷歷載諸史。鳳鱗久絕跡，惟龍與龜爾。龜卜既無用，龍則神莫比。為天作霖雨，萬物悉仰庇。真龍既已杳，九子謀不軌。睚眥尤喜殺，相斗競距觜。野戰(zhàn)血玄黃，相持猶未已。舉世皆葉公，憒憒實可恥。程候夢中龍，奇想自茲始。昨復睹真象，相去尺有咫。平生思所存，自謂有神使。詎知齊中奇，大俠遇周子。自來畫龍手，今古莫能跂。破璧幾欲飛，咄哉神乎技。物常聚所好，得此益心喜。懸之坐臥間，注目久凝視。曩歲之所逢，毫發(fā)無異此。迷漫云氣間，見龍不見紙。君須慎保持，勿隨風雨駛。
《奈良》
紅葉白花媚白頭，風清日暖似初春。山中更有希聞事，麋鹿隨人逐游處。
《過靜岡濱名湖是日大霧》
打頭板屋隘如船，萬瓦鱗鱗夾岸邊。山半斜陽隨雁沒，港頭小艇傍鷗眠。千巖浩渺云生石，一氣氤氳水接天。歷歷濱名湖上路，飛輪一瞬失前川。
《相模神奈川縣》
箱根高峙勢嶙峋，一卒當關(guān)敵萬人?；貞涚爞}開府后，將軍天炳屬陪臣。
《馬關(guān)》
廛市如云四面環(huán)，千巖萬壑鎖雄關(guān)。當年一擊傷心淚，大好山河擲不還。
（三）《東游遺詩》9首②刊載于《雅言（北京）》，1941年第4期，第11～12頁。
1923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對華文化事業(yè)特別會計法案》，后經(jīng)與中國政府協(xié)商、換文，組建“東方文化事業(yè)總委員會”，以“資助”中日文化交流。王樹楠在“東方文化事業(yè)總委員會”成立之初，是中方代表人物之一，后認識到其以文化交流為名、行文化侵略之實的本質(zhì)面目后，決然退出。在此期間，他曾于1926、1928年，兩次到日本東京出席“東方文化事業(yè)總委員會”會議。東游日本的一組詩，先后發(fā)表在《文字同盟》《雅言（北京）》等雜志。《雅言（北京）》在刊發(fā)這些東游的詩歌時，命名為《東游遺詩》，計9首。
《東游日本》
一脈延皇祚，安居大海中。四門巖鎖鑰，群島絡(luò)西東。時局忽一變，航輪競大通。從來御外辱，發(fā)憤貴為雄。
《京都即山城國》
西京文物從來久，先進風流尚在茲。最是嵐山風景好，香車絡(luò)繹看花時。
《駿河即今靜岡》
富士山川氣郁蔥，柱天高插玉芙蓉。試看皓皓千年雪，東接相模北信濃。
《日光游舍》
獨坐幽林下，頹然酒半熏。石巉當戶立，水疾過橋分。樹色籠芳靄，泉聲出白云。此中堪漱枕，高臥看流氛。
《東京兩首》
江戶從來霸氣鐘，巍巍幕府起王宮?；瘦浽址Q天府，東海洋洋果大風。爐火家家徹夜明，繞城鐵軌互縱橫。摩肩系轂人如織，沓沓惟聞木屐聲。
《日光》
一宮高峙二荒巔，夾道松杉翠蔽天。瀑布千尋空際落，杖藜隨處聽流泉。
《別山尻繁》
為訪仙山賦遠征，逢君歡握若平生。煦人一月春風座，系我聯(lián)夜雨情。大海迷茫天萬里，空梁惆悵夜三更。高歌望子勞青眼，數(shù)遍山程復水程。
《宿門司》
四川回合天無縫，燈影星光爛若霞，試與平欄高下望，背山膺海萬大家。
按：《雅言（北京）》由余園詩社編，1940年1月創(chuàng)刊于北京，以刊發(fā)舊體詩詞為主，也有序、跋、考據(jù)、游記、藏書題記等。《雅言（北京）》得名于“洙泗之教，詩與書禮，并屬雅言，而詩為稱首，故以雅言標目”。傅增湘為社長，此時王樹楠已經(jīng)去世多年，傅增湘等人因與王樹楠同出保定蓮池書院，關(guān)系密切，相知較深，故收錄其多篇詩文。
（四）收錄于其他報刊雜志的詩歌
《登高》（一九三三秋王晉卿于蕙蘭）①刊載于《蕙蘭》，1934年第2期，第422頁。
江南秋已老，葉落滿階黃。無以寫憂曲，攜酒上高崗。蟹味抑何美，杯酒抑何香。既酣欲起舞，四顧忽倉忙。道途滋荊棘，何能再徜徉。但愿深仇雪，復為賦重陽。
《大總統(tǒng)命題晚睛簃玩月圖》②刊載于《鐵路協(xié)會會報》，1921年第100期，第175～176頁。
吳剛玉斧太無情，鑿得山河破碎聲。弦管吹開云片片，今年猶似去年時。舊夢依稀沒處尋，又看明月到天心。世間棋局年年換，天上何嘗有古今。水調(diào)歌頭已拍殘，瓊樓高處不勝寒。林端一匹明如練，侈口蛤蟆側(cè)足看。錦樓高詠夜三更，月上平臺分外明。聞道天河洗兵甲，一齊翹首望神京。
《式園時賢書畫集》①刊載于《蜜蜂》，1930年第1卷第12期，第1頁。
秦滅埋沒幾千年，底事搜羅結(jié)鬼緣。閑說采風周太史，于今唇舌遍時賢。殷墟斷字搜來遍，漢石殘經(jīng)出更奇。天為斯文留一線，等閑并入畫書詩。
《贈張?zhí)N馨》②刊載于《蘊馨特刊·大詩文家王晉卿君贈詩》，《北洋畫報》，1933年第20卷第992期，第2頁。
爭說韓娥是后身，登場俯仰若無人。舞盤長袖隨回雪，繞攦清歌不動□。吹氣芝蘭心鐵石，折腰楊柳去松筠。曲終屢被周郎顧，慚愧□詞擬不倫。
按：張?zhí)N馨為民國時期活躍于京津地區(qū)的坤班奎德社的名伶?？律绯趺镜律?，創(chuàng)建于1914年，1917年更名為奎德社，盧溝橋事變后解體。該社由楊韻譜（1882—1957）領(lǐng)導，他受新思想影響，推行改良戲曲、針砭時弊、移風易俗的主張，20多年間先后排演了120多部時裝新戲。這些劇目，有的取材于古今小說、電影故事、時事新聞，如《空谷蘭》《漁光曲》；有的是根據(jù)外國作品及傳統(tǒng)劇目改編，如《茶花女》《不如歸》等等。總體上體現(xiàn)出對黑暗現(xiàn)實的不滿，有著淳樸的民主要求和愛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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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學堂
摘要：“蓮池學派”是桐城派北傳后形成的以北方士人為主體的古文創(chuàng)作群體。晚清之際他們循“洋務派”中體西用、漸進改良的路線；以桐城古文為號召，體認、辨章斯文之緒以明新統(tǒng)；以西學為借鏡，融通學術(shù)與時事以開新境，賀濤明體達用，拓展桐城派的聲氣理論，在古文創(chuàng)作中揚榷新理，形成了雄峭閎肆的審美風貌，是“蓮池學派”第三代中的佼佼者，為蓮池學派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關(guān)鍵詞：蓮池學派，桐城派，賀濤，古文?
清代同、光時期，曾門弟子張裕釗和吳汝綸北上，桐城派重心隨之北移。南北仰慕桐城派的文士在畿輔一帶講求詩古文，逐漸形成以直隸蓮池書院為中心的古文圈。這一古文圈的文人將桐城派的文統(tǒng)與燕趙學統(tǒng)結(jié)合，又因應清末救亡圖強的思潮而兼治西學，論者將這一文人群體稱為“蓮池學派”。從傳承桐城古文來看，“蓮池學派”興起于曾國藩為直隸總督之時，是湘鄉(xiāng)嫡脈。除蓮池書院之外，吳汝綸在其主政的深州、冀州，也大力興辦教育，與“蓮池書院”遙相呼應，從學者甚眾。其后，蓮池弟子因仕宦，從事文教、實業(yè)等原因，其影響力也超出了保定、京城、天津等核心區(qū)域，輻射畿輔乃至全國。
在晚清波譎云詭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下，“蓮池學派”循“洋務派”中體西用、漸進改良的路線；以桐城古文為號召，體認、辨章斯文之緒以明新統(tǒng)；以西學為借鏡，融通學術(shù)與時事以開新境。在晚清到民國的歷史進程中，以“蓮池學派”為代表的文士群體，對中下層文士的思想啟蒙、職業(yè)轉(zhuǎn)向、吏才培養(yǎng)具有深遠的意義；實質(zhì)上扮演了彌合新舊矛盾，以實現(xiàn)政治文化平穩(wěn)過渡的重要角色。賀濤作為張裕釗、吳汝綸的得意弟子，是桐城派重心北移后培養(yǎng)的畿輔本土文士。賀濤（1849－1912）字松坡，直隸武強人，同治九年（1870）舉人，選國子監(jiān)學正，改官大名教諭。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刑部主事。吳汝綸邀主冀州信都書院，從大名學使調(diào)冀州學正。后游京師，任長沙陳啟泰、天津徐世昌家講席。袁世凱總督直隸，聘其主保定文學館事。賀氏為武強大族，藏書名甲畿域，至賀濤益研典籍，于書無所不窺，大聚古人之書
。其古文師事張裕釗、吳汝綸，所作以雄峭閎肆勝。徐世昌將其列入明清古文八大家，與桐城馬其昶、通州范當世齊名。他長期在冀州信都書院、保定蓮池書院任教，培養(yǎng)了許多古文方面的人才。弟子如冀州趙衡、衡水劉乃晟、獻縣張宗瑛、桐城吳闿生等人都長于詩古文，自立面目，號稱名家。以賀濤為中心，形成了“蓮池學派”第三代古文群體的基本格局，是晚晴民國北方傳承桐城派的重要力量。有《賀先生文集》四卷、《賀先生書牘》二卷傳于世。
一、明體達用的古文觀
桐城古文體清詞潔，與清代科舉時文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很多士子都把研習桐城古文作為求取科名的終南捷徑。賀濤少時即嗜方苞古文，進而由吳汝綸、張裕釗上窺桐城諸老之文，探得桐城古文家法。其《題西山精舍圖》曰：
濤少時則喜謝桐城方望溪先生之文，及從吳先生游，益廣以劉氏、姚氏之說，而其邑人客燕趙者往往遇之先生所，亦輒稱述其鄉(xiāng)先正緒言軼事，于是桐城諸老之精神笑貌如接吾之耳目矣。[1]P106
《送張先生序》曰：
先生師曾公，嘗取姚氏所纂録，而獨說其辭賦，以示學者。濤既蒙不棄，以為可與于茲事，而數(shù)進以閎肆之境。[1]P48
桐城派論“古文”起源均紹自韓愈，而推究其家法則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方望溪文集序》）。合理學家與古文家為一體，義理、詞章并重。賀濤少受程朱理學的熏陶。其父賀錫璜謹守程朱理學，又嘗命賀濤從姑父王用誥為學。王用誥（1840—1893），字觀五，號小泉，深澤望族，篤尊程朱之學。宋元來為程朱學者，茍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搜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1]P118然燕趙文士自古質(zhì)木少文，清初以來受“顏李學”影響深刻，為學不蹈空虛，偏于實用，崇尚實行。篤好程朱如王用誥者，“辯說雖多，一以躬行為本，嘗欲推之于世，以驗所學?！盵1]P118至如賀濤叔父賀錫珊，厭薄舉業(yè)，學以經(jīng)世，究心史部典章之學，推明古今興衰、人才賢愚之故，尤喜近世輿地之說及泰西所繪海國諸圖，并佐吳汝綸修《深州風土記》。賀濤古文因家學和地域文化的熏陶，淵源程朱之學而崇實尚用，與桐城湘鄉(xiāng)一脈注重“經(jīng)濟”的思想有暗合之處。他認為古文是韓愈自辟區(qū)宇的文體，基本特征為“約群經(jīng)子史之義法而為之”，“辭體則由我造焉” [1]P45故而他的辭體宏闊峭拔，考論時政通達源流，洞悉癥結(jié)所在，發(fā)為有用之言。尤其可貴的是，他承襲吳汝綸記近事、闡新理的古文義法，所著文務引西方列強的新學新理以啟蒙民智，憂深思遠，為蓮池學派諸子此后在政治、教育、實業(yè)諸方面的開拓奠定了重要基礎(chǔ)。如《送徐尚書序》詳論我國的海權(quán)，其戰(zhàn)略意義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可借鑒之處?！渡闲焐袝鴷氛撌鲣佋O(shè)鐵路當以西北諸省為先，認為交通條件的改善對社會經(jīng)濟、政治、民俗的重要意義。這些頗具戰(zhàn)略意識和文化憂思的文章，并非那些泛泛論事的俗儒所能比擬。徐世昌說：“其學雖以詞章為主，然綜貫中外政學而得其通” [1]P270。論者謂“先生（賀濤）所師法瓣香如吳摯甫、曾滌生者，固皆以天下為己任之人，然則其所謂‘不敢學于無用’者，殆亦湘鄉(xiāng)派之殿軍”。 [1]P2
賀濤繼吳汝綸之后，在書院教育中注重時務，引入新學。主信都書院之時，他即為學子訂閱多種報刊，鼓勵閱讀介紹西學的各種書籍。賀葆真曰：
是時，書院所閱報凡七種，為極盛時代。曰《萬國公報》月報，出耶蘇教會，多外國人論說經(jīng)濟，《叢編》序事極筒要，《外交報》多紀各國事，《匯報》天主教會出板，《時事采新》、《匯選》多泛論，《順天時報》日本人立閣抄匯編諭旨及奏折也。自《時事》、《采新》、《匯選》以下四種，皆出京都。[2]P85
除此之外，信都書院曾訂閱的報刊尚有《中外紀聞》《時務報》《農(nóng)學報》《華北月報》、《申報》、《國聞報》、《格致益聞報》。賀濤所讀之西學方面的書籍有政法、地理、國外游記、小說等多類書籍。如孟德斯鳩《法意》、日人穗積八束著《中西紀事》《憲法大意》、赫胥黎《天演論》等。出于古文家的立場，他頗關(guān)注書籍的譯筆文辭，認為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體類漢魏小說，文辭古艷，為第一小說家。山西大學堂譯本邁爾《通史》頗雅馴，無不詞之語，為歷史課本之佳者。從賀濤時務書報的閱讀，可以看出其強烈的讀書致用思想。賀葆真說：
自吾父都講信都，以古文義法授學者，而必傳之以世務，使稍通中外之故，湘帆(趙衡)以吾父所以為教者，施諸深州，州人士之知新學，湘帆啟之也。[2]P90
賀濤與弟子趙衡等將新學融入到書院生徒的日常習讀內(nèi)容中，使其與傳統(tǒng)的古文經(jīng)典處在同一系列，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這一轉(zhuǎn)型當從曾國藩以“經(jīng)濟”納入古文開始，演變于吳汝綸在蓮池書院引入新學，而成熟于賀濤諸人之手。此處所謂成熟，不僅從新學廣泛的融化為古文的義理，還表現(xiàn)為自覺的理論闡釋。賀濤《與吳辟疆書》曰：
當今之世，若不談新理，不記新事，幾無文可作，近世所謂頑固，則所見既狹，其文必無可觀。其人又安足取乎。嘗以謂謂之宜守者，惟為文之義法，余無新舊，惟其是耳，外人不知，遂加訕笑，聽之可也。[3]P668
闡述新理新事，是當代古文創(chuàng)作的基本要求。這就突破了“學行繼程朱之后”的桐城家法。在具體的古文創(chuàng)作方法上，賀濤也強調(diào)“讀書作文可聽人之自由。然皆須有所述作?；?qū)Ｖ粫蜃麟s文均可”。但是古文的“義法”還是要講的，這個古文“義法”，在賀濤的眼里，已經(jīng)泛化為中文寫作的標準和規(guī)范，不僅僅是桐城古文的創(chuàng)作法則了。他說：“所學無論何事，必以詞章為主。故學堂皆有國文一門。而深識之士恒懼其廢墜者，學堂門類繁多，勢難兼及，萬一十余年后，詞章義法不明，則不但國粹無存，即新學亦難深造，而章奏牘牒且恐有不能如格者矣?！盵3]P665當然，這些言論是賀濤在特定情境下說的，不能以偏概全，確認為他的根本的古文觀。趙衡曾記載，吳汝綸一日邀集于蓮池書院，席間誚讓他“于吾文少所違反，乃不若范肯堂”。賀濤從容徐答之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由此可見，賀濤本不是墨守師說，不知變通的拘迂之人。其于古文是深愛的，在舉世趨向新學之際，“時取所聞于師者往來胸中，以自排遣，猶可說也”。[3]P667他也是真懂桐城古文之本的，將其歸約為詞章，無疑是具有勇氣與卓識的。賀濤內(nèi)心深處是矛盾和無奈的；其所致力的守護華夏斯文的事業(yè)是悲壯而孤獨的。他解構(gòu)了古文義理、考據(jù)堅固的內(nèi)核，以詞章義法敞開擁抱新世界，其所欲保存的僅是古文作為國語之寫作藝術(shù)而已。即使如此，古文作為古典的語文形式，在大眾啟蒙和救亡圖存的滔滔大潮中，仍被白話語文及其文藝沖擊的七零八落。并被冠以“謬種余孽”的帽子，列入頑固守舊的行列。
二、因聲求氣，悟入精神意象
道與文的關(guān)系，文人學士歷來爭論不休。宋明以來的講學家，多鄙文為小道末技，無益于進道之學。文人則多沿用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意思，將文視為明道、載道的工具。至于將文章比為精金美玉，愛賞其獨立審美價值的文人如歐陽修、蘇軾等人，則在道統(tǒng)之外，倡敘文統(tǒng)。概而論之，均是視道與文為截然不同的二種事物。古文家合道與文而同觀，認為文道一體，桐城派更是義理、考據(jù)、辭章并重，約六經(jīng)之旨意為文，認為圣賢精微大道，本是寄寓在文辭之中，求道應該從文悟入?！白怨徘蟮辣刭囉谖?，未有離文而可言道，離道而可以言治者。千古以來之學術(shù)，一以文章之義裁之?！盵1]P268賀濤論文與道的關(guān)系，本桐城家法?！剁茌o文學傳稿·賀濤傳》載：
濤之為學，以文章為諸學之機緘。讀古人書，必研求其文字。既從吳張兩家學，益摶精于古人之文。自周孔以降，若左丘明、孟軻、莊周、太史氏、韓氏之書，心維而口誦之，通微合漠，盡得古人著書之意。于姚氏、曾氏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說，尤必以詞章為貫徹始終。而兢兢于歸方姚吳數(shù)大家之評識日與學者討論義法，不厭不倦。又大聚古人之書，有所編輯，以為《文章大觀》，而補姚氏《類纂》、曾氏《雜鈔》所未備。[1]P262
賀濤主張文道一體，以文章為學問的機緘，開啟諸學，探究精義，都是從文章入手的。他所謂文章，包含“六經(jīng)”之文，以及桐城派所推崇的諸子史傳和古文家之文。徐世昌論曰：“其文章導源盛漢，泛濫周秦諸子，唐以后不屑也?！盵1]P1他昭明學者必以文字為入德之門，其歸趣也是詞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賀濤不是如講學家那樣，僅是關(guān)注文章的義理，而是務期闡明文章安章宅句的方法。洞徹為文之義法，才可以借由文字通達圣賢制作文章的本意和旨趣。為文之“義法明而古人之精神乃可見，得其精神而道術(shù)乃可深造也”。《莊子》載輪扁與齊桓公論言道關(guān)系的寓言，主張得意忘言的玄學之士歷來以此張目。實則，在言意之辨的命題中，言不盡意，是道之糟粕，只是在道絕然一體層面有意義；在體用層面上，言能盡意才是人文衍生變化的根本。賀濤論為學從文章入手即是在體用層面上立論；然為了得窺見道體之全，他認為從文章入手有形的悟入和神的悟入兩個層次。他在《答宗端甫書》中說：
辱書以文事相質(zhì)，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則文有質(zhì)干，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為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濤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齞唇蹙齃，曲脊跛足，枝于指而癭于項，固不良于用，不美于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舉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為人者皆然也，然而閎隘、伉耎、魁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shù)。泄于面顏，不能自閉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為也。執(zhí)子之說以為文，誠具其形，且可適于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1]P43
古文通過文辭、語法、音節(jié)、結(jié)構(gòu)的探索和實踐，將古代語言經(jīng)過一番過濾，或去死存生，或推陳出新，起到了規(guī)范和凈化的作用。呂思勉先生說“古文可謂文言中之官話，他種文言猶文言中之方言也。率此義以為文，則其文字能使后來之人易懂。因其用一時代、一地方之言語少；所用皆最通行之語，猶之說官話者之所以易懂也。故古文有使前人后人接近之益。古文者，時間上之官話也?！钡?，古文創(chuàng)作不能徒具語言的形式，而應該呈現(xiàn)出合于圣賢精蘊的精神意象。賀濤批評理學家、考據(jù)家、詞章家或昧于義理，或昧于古訓，或昧于廓落講說，以至于拘泥文辭義理，只能闡明字面的意思，對于作者的言外之意，精神氣象則難得其門而入。他在文章中反復申說這一思想?！稌f易說序》曰：
訓詁討故，義理發(fā)幽，二者固說經(jīng)者所有事，然不能切究乎法，而心知其意，徒曰釋詞、闡理而已。是析薪者不杝，而稱物者手制其權(quán)衡也，雖有得焉，所不合固已多矣。[1]P164
《陳母李太恭人壽序》曰：
世儒論學有三，曰義理、考據(jù)、辭章。義理明先王之道，考據(jù)則稽其功用之跡，而記之者辭章也。后世既分途以習，為義理、考據(jù)者或不嫻辭章，而為辭章者猶必兼涉二家之說，非特兼之而已，古人之精神、意趣將于是求焉。[1]P105
六經(jīng)為文之至極，古文當以六經(jīng)為法。研求其文章，求古圣先賢的精神氣象。那么如何從形似而進于傳神寫照呢？賀濤繼承了桐城派“因聲求氣”的理論。先秦文章已經(jīng)注意到詩文的聲音問題。《詩經(jīng)》及《易經(jīng)》的卦爻辭、文言就有很多韻語；《左傳》、《戰(zhàn)國策》中也有排戛有力、音律壯美的論辯之辭。魏晉以來，文學的自覺促進了文人對文章形式美感的追求，聲律規(guī)則的總結(jié)和應用，使文人欲以人巧奪天工，形成了詩文音聲迭代的聲韻之美，并因聲韻而論文章的本體與作者的性情氣質(zhì)，以合文質(zhì)彬彬的自然之境。“聲音”“文氣”二者在此情境下聯(lián)系起來。“文氣”是文章的氣勢聲調(diào)，其本是先天的體氣和才性。從體氣論是文章本體生發(fā)之源，從才性論，是主體性情氣質(zhì)與思想意志的表現(xiàn)。它即是按照一定韻律節(jié)奏抒發(fā)的情感，也是按照一定邏輯規(guī)則演繹的義理，從而形成音、字句、韻調(diào)間的某種氣勢。桐城派起初就特別注重古文的聲氣關(guān)系。戴名世以“精、氣、神”論文，尤重文章自然奔放的語言氣勢和自如悠然的神韻。劉大櫆承其“神氣”說，以品藻音節(jié)為宗。他說：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jié)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jié)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jié)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以字句準之。[4]P6
經(jīng)過由字句而音節(jié)而神氣的循跡求理，原本抽象的古文聲氣論變得顯豁具體了。其后姚鼐、梅曾亮、張裕釗等人從聲音征入，因聲求氣，以誦讀吟唱、涵詠妙悟把握古文的章法結(jié)構(gòu)，體味神氣韻味，建構(gòu)起創(chuàng)作、批評的理論體系，桐城派詩古文的獨得之秘。賀濤闡發(fā)“因聲求氣”論曰：
古之論文者，以氣為主，桐城姚氏創(chuàng)為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為文，以聲調(diào)為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fā)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岀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窾，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犂然有當于人之心。質(zhì)干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搜而得也。[1]P43
聲是文之精神，其韻在人；氣是文的物質(zhì)呈現(xiàn)，載聲而出。人的精神韻調(diào)因氣而出，通過意義闡喻、情之侈儉、詞之張縮來表現(xiàn)，律動而出，符若中節(jié)，妙會陰陽之理，義理、情韻、詞章綱舉目張，翕然而近乎自然。這種自然是我之精神意象與古人精神意象的合一，從根本上說是與天道自然冥會統(tǒng)一的。如此，從文章悟入，因聲求氣，以形寫神，合于淡泊之境，即突破了文道二分的尷尬，而進入到文道一體的“古初”境界。?
賀濤論文從文章的語言、聲音層面悟入，探尋古人安章宅句的文心；并以此為進階體會圣賢立言以立人極的根本精神。其筆下不僅僅是一篇篇浸透著性情智識的詩古文，更是他以文字喚醒的“文心”遞相傳承圣賢圖譜，精神氣象云云，就化作他的情感、義理、詞章、音節(jié)，蘊含在他的文章氣脈之中。賀濤“因聲求氣”、領(lǐng)悟文章精神意象的進階有三個途徑。一是諷誦，通過不斷的誦讀來領(lǐng)會文章的音節(jié)詞句、章法結(jié)構(gòu)、精神意脈。他說：“后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復，而會其節(jié)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熏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于自然。然后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向，措焉而皆得其安?！?/span>[1]P43
二是古文評選。古文評選是桐城家法得以匯聚共識，形成并流傳的重要途徑。[5]P28其弟子趙衡說：“先生嘗自言，其于文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評點?！?/span>[1]P274評點之學創(chuàng)自明代的歸有光，其后方苞、劉大魁、姚鼐、張裕釗、吳汝綸諸人承用其說，所作群文評點更多。桐城古文家認為評點之學可以發(fā)古人不傳之秘，為后來學古文的人別開一個終南捷徑。就像“西學有儀器標本，于無可指示之端，能為之圖形指示，學者一目了然，用至便，法至善也?！?/span>[1]P274賀濤深研評點之學可從其過錄桐城名家評點及自為古文評點見出端倪。據(jù)其子賀葆真統(tǒng)計，賀濤曾過錄的名家評點有20余種，如《史記》歸有光、方苞點本、《古文辭類纂》姚、方、劉、張諸家臨本等。賀濤評點過《儀禮》《晉書》《后漢書》《史記》曾國藩文集、吳汝綸文集。[2]P42他的這些讀書心得，或過錄的批點，在特定的群體內(nèi)，通過借閱過錄交流，匯入到桐城古文的義法總結(jié)中去了。
三是講說。賀濤主畿南多地講席多年，又得桐城古文家法助益，善于講說古文。趙衡說先生語言妙天下，“然雅趣不為滑稽濫說，聞者解頤，而事理的破，昭晰無疑。尤妙于說書，善為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間以譬況，俾古人之音聲笑貌凌厲紙上，汲引學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親與古人昭對、唯諾一室之中?！?/span>[1]P272其弟子吳千里《祭松坡先生文》中說：“先生善談，正嘲間作?；诪檠?，頤解神愕。及其為文，通微合天。精能要渺，突過師傳”。 [1]P277賀濤解說古文正言明理，戲言衍情，雅俗并陳，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他的解說與古文創(chuàng)作相表里，經(jīng)史并御，務求梳理文意氣脈和字句的節(jié)奏意蘊，存于心，應于手。作文汪洋恣肆而深婉紆徐，長于情韻又融合新舊之理。其古文義理俊發(fā)穎脫，合于規(guī)矩窾節(jié)，造微入妙，往往而達到淡泊自然之境。
三、雄峭閎肆的審美風貌?
桐城派古文自方苞崇尚雅潔簡靜的陰柔之美，劉大櫆拓而大之，以“神氣”求變化，在雅潔之外創(chuàng)作出一種氣勢凜然，雄直遒勁的新風。其后桐城文家都以“氣”為尚，將道德人格、性情學問、理想志意、生命趣味融入字里行間，文章寫得氣勢盎然，雄渾勁峭。曾國藩以中興名臣倡導桐城古文，以“氣、識、情、趣”為文章旨歸。其文以漢賦之氣運轉(zhuǎn)體勢，以增強氣勢力度。句式奇偶錯綜，詞單復間廁，厚積其氣以蓄勢養(yǎng)神，炳煥聲采以協(xié)鏘然戛然之律，遂開湘鄉(xiāng)派古文雄渾遒勁的陽剛之美。其弟子張裕釗、吳汝綸等均以筆力健朗，縱橫恣肆見長。賀濤從張裕釗、吳汝綸受古文之法，其古文創(chuàng)作實傳湘鄉(xiāng)一脈，推尊古文雄渾遒勁的陽剛之美。
對此錢基博先生論述的最為精核。他說：
大抵方姚之文，歐陽修、歸有光以學史公，擯絕班固，而欲以潔其辭，淵其味；其聲色格律，務以簡淡寂寞為歸。而曾、吳所作，則學韓愈、王安石以窺史公，旁及班固，而務欲茂其氣，偉其辭；其句調(diào)聲響，必葉鏗鏘鼓舞之節(jié)?！┏邱R其昶與濤皆早受業(yè)于汝綸，汝綸矜寵之甚，亦通之于張裕釗，以故兼受兩家學，雖與濤同，而辭筆則異。其昶矜慎以斂，濤則雄峭以渾；其昶之學粹，而濤之才高，于汝綸皆有出藍之譽?！黄潢浦淮昃]者，在矜慎而未能雄峭。而濤之所以智過其師，則在雄峭而出以渾厚，沛然出之，言厲氣雄，行所無事；不如汝綸之跌宕頓挫，捫之有芒。[6]P171
賀濤古文序（41篇）、記（9篇）、傳（5篇）、書后（12篇）、墓志（11篇）、墓表（28篇），與桐城派其他名家擅長的文體相似，尤以表墓和壽序等應酬文字為多。賀濤表墓之文很有特色。這些文章有一定的常格，或曰義法。一般而言先敘寫墓主世系籍貫官爵，后論其性情學問及文化淵源或當世思潮，其后述性情學問之效及人生遭際、事跡。敘述中又有直筆、側(cè)筆、閑筆、逆筆等等。最后曲終奏雅，或議論以暢主旨，或余筆以寫人事，徜徉潺緩，頗有余韻。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又可以互換，以取得先聲奪人的藝術(shù)效果。如《吳先生墓表》以“新學”起筆，正是吳汝綸一生事業(yè)最卓著的地方。表墓之文中敘及的人物有文官、武將、儒生、俠士、隱君、商賈，他們的地位或不高，影響力也多不出于地方，事跡本無多少可記述之處。然自韓愈以來，古文家多以小說、史筆書寫平常人的生平事跡和學行功德，以補國史之闕，大體上仍不出史家范圍。桐城古文家進一步融考據(jù)、義理入古文，使他們對日常人事的書寫多了一層濃厚的學術(shù)氣息。賀濤從大文化的視野來觀照人事變遷和社會發(fā)展，將筆下的人事與特定的文化制度、地域文化、學術(shù)思想聯(lián)系起來，雖為平常人事卻因此有了歷史文化的厚重感。[7]P3-7因此，他的古文頗能于妥帖自然、雄辯自適的文筆中見出深沉老辣、融攝古今的史筆，使他的古文氣象高古，意旨雄深?！稌竺麌厥隆窋⑹履嫣幹P，先述匪狂楊荷橫行鄉(xiāng)里，聚眾謀逆的過程，而以事亟欲變得危急之勢收速。轉(zhuǎn)而述國太守在勢寡民疑的情況下率眾剿匪。曉諭抗拒官府的禍福，以鄉(xiāng)鄰說動其悍鷙之心。匪患遂于劍拔弩張之際煙消云散。其后又以閑筆敘寫出兵前僚佐吏民危懼及得勝歸來歡蹈相迎的場面。敘事多從《左傳》《史記》而來，逆起側(cè)寫，虛處勾勒，左顧右盼，有聲有色，及其勢成國太守持重坦夷的大將形象躍然紙上。
賀濤古文長于議論，他的文中議論見識高遠，寄托遙深；行文透辟凝練，很能見出他的才識和胸襟。如《武強蔡君墓表》因蔡氏居喪的孝行論喪禮之義。先言時代變遷，喪禮的儀品器式多與古制不同，又拘泥于各地習俗，遂出現(xiàn)“里異而家不同”的紛亂現(xiàn)象。俗儒大有禮樂崩壞的憤世之論。筆鋒隨之一轉(zhuǎn)，不言喪禮之異，而論喪禮形式雖不同而“喪期”卻各地無異。喪期雖同，而居喪期間飲食起居的日常禁忌卻又不同，一層意思中又生出一層波瀾。下文引出蔡君居喪終老的異行，與俗雖異，順性自然的旨趣卻與禮儀之義同歸。賀濤因之得出結(jié)論，禮義蘊蓄在人順性自然的心中，人心不亡，禮義即不亡，禮儀的形式也不難恢復。曲終又一折，闡明當下禮儀廢墜的原因，歸于孔子“克己復禮”之訓。全篇識見通脫朗峻，議論奧衍深折，層層蓄勢而一氣暗轉(zhuǎn)，于沉厚中見雄古，郁勃中見閎深。其他如《吳先生點勘<史記>序》自抒心得，獨探精義?！秶鴦荨泛饬抗沤裰型獯髣?，欲以漸進的方法振拔變革。《歐太淑人墓志銘》《湯母太孺人六十壽序》等文融匯時代女性新觀念，變其風調(diào)，使古文也能與時代風氣頡頏比翼，都體現(xiàn)了賀濤斂才于學的高見卓識。賀濤繼承吳汝綸融新學入古文的觀念，用古文闡述新理論，峭拔新穎。如《送宋蕓子序》以求其西方列強立國及外交之道相勉勵，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前確屬于超前的認識。甲午以前譯介西學主要重視制器考工，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政法之學等都是從日本譯籍中轉(zhuǎn)譯過來的。此文在中日戰(zhàn)事以前已注意歐歐洲各國立國之源，用意甚為宏遠。但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賀濤等古文家輸入西學是存在一定時代局限性的。他們的譯介打破了西洋無學問的舊見，卻仍以為西洋的思想未必及得中國的周秦諸子[11]P48，這就未免襲貌遺神了。
賀濤身處清之末造，目睹政治的腐敗和斯文的淪喪，其古文都是末世的深沉憂思和感慨?！斑@種憤激、哀怨、失落、無奈伴隨著他作為文人士大夫的傳統(tǒng)理性，發(fā)為古文，一見深醇，一見閎肆，而整體上呈現(xiàn)出峭拔以至于雄渾的境界”。 [8]P42《饒陽常君墓表》前幅敘述句句振拔，有嗚咽之致。后幅藹藹亭亭，慨嘆神情與前幅相稱。賀濤少從常氏長者攻舉業(yè)，長于常氏。其所慨嘆者，既有時光流逝，物是人非的生命幽思；也有世家大族衰落背后的社會變遷?！娥堦杽⒕贡怼返哪怪魇丘堦柧拶Z。賀濤敘其生平從鄉(xiāng)里好賈之風起筆，束以晚近通商以來商業(yè)發(fā)展及商學興起的背景，證以《史記·貨殖列傳》的義例，而尋其歸趣在審時度勢，應時所需的市場規(guī)律。此文敘述一氣宛轉(zhuǎn)，淺逸清迴，如孤鶴唱響于云際。其重商思想溯源《史記》，而悠遠之致未嘗不寄寓著晚清以來振興商業(yè)的期許。
余論
“古文”是唐宋時期興起的一種文言散文。從韓愈、柳宗元等人開始，它即以表現(xiàn)儒家道統(tǒng)思想為主要特征。這一文體的產(chǎn)生是與唐宋文化變革密切相關(guān)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思想文化變革推動下的語體變革，性質(zhì)與白話文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類?！肮盼摹痹谔扑挝幕D(zhuǎn)型的歷史進程中最能表達和代表當時文人的思想狀態(tài)，并成為承載近古文人精神意志的文化現(xiàn)象。晚清以來，“古文”承受了內(nèi)外的雙重變革。從古文體制內(nèi)部來說，其承載的“義理”和“學問”日新月易，漸漸脫離講章和科舉的束縛，充滿了現(xiàn)實關(guān)懷和文化省思，趨向?qū)嵱弥髁x；創(chuàng)作方法也并非桐城派一家所能壟斷，出現(xiàn)了多元化的傾向。從古文創(chuàng)作面臨的外部思想文化背景來說，由于西學的廣泛傳播，“古文”被當成中學根本的語體形式，與西學的語體形式對立。激進的文人，在富國強兵，保國保種的功利主義推動下，要求全盤西化，包括使用或變革文字，其針對的自然是代表國文語體的廣義上的古文，桐城古文首當其沖。而一般的文人至少也是要求變文言的古文為白話文，以便推進思想文化傳播的平民化和大眾化。因應這樣的變化，“蓮池學派”古文的題材多在反應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瘼、歌頌民族氣節(jié)、改造社會等方面，映射出他們面對社會現(xiàn)狀的思考與探索。[8]P41
桐城古文相傳的“義法”到了“蓮池學派”文人手里，主題思想、組織結(jié)構(gòu)、語言風格方面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他們以“聲氣”理論廣泛的梳理古文義法，體悟精神意象，試圖建立更為規(guī)范、實用而富有彈性的古文范式，以此來傳承斯文之道，以捍衛(wèi)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賀濤古文敘事從《左傳》《史記》化出，以史家筆法，學者功夫、儒者情懷敘寫末世的人事變遷和社會演進，一氣灌注，茂密紆徐，高古典贍；議論得韓愈之雄渾、王安石之峭拔而歸于踐履和精思，奧衍深折，渾融透辟，高出儕輩。而他敘寫人倫庸常的微言大義，又未嘗不深寓著一顆感時傷世的仁者之心。他揚榷新理的應世之道與鐘愛斯文的思古幽情因貌合神離，終歸難以抵擋滾滾的歷史紅塵。西方文化裹挾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使古文很快淪為特定禮儀場合的羔雁之具，退出了主流文化的核心。
但是，“蓮池學派”古文所承載的西學思想和改良方略也許在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缺乏文化先進性，而一代文人在新舊交替之際勇于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文化精神，尤其是那種格于古今，折衷中西的氣度和方法，在當代的文化建設(shè)和創(chuàng)新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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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于廣杰，1982年生，河北滄州人，河北大學文學博士，南開大學博士后。河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詞學會理事，中國文學理論學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文藝思想史、詞曲學研究。圍繞中國文藝思想與詞曲學相關(guān)問題，主持完成省級項目多項，發(fā)表論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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