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9月，醇親王奕譞呈遞了一道《奏請復昆明湖水操舊制折》。
奏折里，奕譞談到了稍前巡閱北洋海軍時的自豪與失落——自豪的是海軍很強大“足為濟時要務”，失落的是八旗子弟雖不乏“聰穎矯健者”，但對海軍事務竟全都一竅不通。據此，奕譞建議恢復乾隆時代的“昆明湖水操”舊例，開設昆明湖水操內外學堂，以鍛煉八旗子弟。
“昆明湖里練海軍”這話，說得很是冠冕堂皇，但其實不切實際。奕譞也清楚這種不切實際，他之所以這樣做，實懷有另外兩重目的。
第一重目的，是為了暗度陳倉，滿足慈禧的修園欲望。要在北京城里訓練海軍，得先建設“昆明湖水操內外學堂”；水操學堂破土動工之日，即是浩大的頤和園工程破土之時，前者恰可掩護后者，以避開輿論的關注和抨擊。
自庚申之變后啟動改革算起，慈禧太后大興土木修園的欲望，已經被迫壓抑了20余年。同治皇帝親政后，曾試圖大修圓明園，來作為慈禧結束垂簾聽政后的養(yǎng)老之所，且一度付諸實施。后因小人物李光昭的騙局曝光——李勾結內務府，打著“報效圓明園工程”的旗號，以同治皇帝的名義與外商簽訂木材購買合同，想要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戲，將實價只有5萬兩的木材由內務府上報為30萬兩，卻在外商將木材運抵天津后出了意外，李沒能籌足5萬兩木材款，遂被外商告發(fā)，引起法國與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及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的介入，騙局隨之被揭穿——以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為首的十名王大臣聯(lián)名上奏反對，圓明園的重建只能不了了之。
1886年，光緒皇帝16歲，又是親政之日在即。慈禧的頤養(yǎng)天年問題再度被提出。這年7月11日，慈禧召見了奕譞及一干軍機大臣，下發(fā)懿旨稱：這十多年來，光緒皇帝的學業(yè)進步，批閱奏章也已能夠做到“論斷古今，剖決是非，權衡允當”，所以是時候遵照“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讓皇帝親政了。
太后對權柄的熱衷舉朝皆知，諭旨如此寫，不過是歸政之說必須由太后自己主動提出，才算體面。奕譞與一干軍機大臣，皆是“甲申易樞”后仰慈禧鼻息被提拔上來的，自無可能會錯此中真意（慈禧趕在光緒成年之前驅逐恭親王及李鴻藻等一干軍機大臣，亦有這方面的考量）。
所以，五天之后的7月16日，奕譞與一干軍機大臣即集體演了一出“變歸政為訓政”的戲碼。先是由奕譞代表一干“王大臣”上奏，請求慈禧念在時局艱難的份上，“俯允所請”繼續(xù)訓政，具體來說就是光緒皇帝大婚之后，仍須請慈禧繼續(xù)對他耳提面命，“歸政后，必須永照現在規(guī)制，先請懿旨，再于皇帝前奏聞”，奕譞與軍機處遇事，仍先向慈禧請旨，然后再奏聞光緒皇帝。禮親王世鐸等一干軍機大臣，也懇求慈禧繼續(xù)“訓政數年”，“于明年皇上親政后，仍每日召見臣工，披覽章奏”；伯彥訥謨祜（僧格林沁之子）則說，光緒皇帝還有很多不足，請慈禧再訓政幾年，“俟一二年后圣學大成，春秋鼎盛，從容授政”，等過個一兩年，皇帝年紀再大一點，再全面轉交權力。
這些請求里，既有對慈禧的迎合，也有對光緒太年輕的不信任，還有對權力交接太快可能引發(fā)人事震蕩的擔憂。
太后說要歸政，王大臣們懇請?zhí)蟛灰獨w政。這種戲碼上演至1886年9月2日，終于告一段落，慈禧“于皇帝親政后再行訓政數年”成為最高決策層的一項定論。同月，醇親王奕譞上奏請求“昆明湖里練海軍”。昆明湖在清漪園內，太后與皇帝隨時可能會去昆明湖視察海軍狀況，需要有駐足休憩之所，于是重修已成一片廢墟的清漪園，也就成了順利成章的事情——“昆明湖里練海軍”的建議甫一得到批準，奕譞隨后即上奏折說：
所謂“保護修補”，實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園早已化為一片瓦礫，只能重修。至于費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從海軍衙門支取。清漪園此番重修后，即成了后來的頤和園。
“昆明湖里練海軍”所潛藏的貓膩，朝野上下直到兩個月后才反應過來。
當年舊歷十月二十四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慶邸(奕劻)晤樸庵(奕譞)，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勃海，萬壽山換灤陽也?！辈＜床澈?，代指北洋水師；灤陽是承德避暑山莊的別名。日記的意思是：慶郡王奕劻去見了醇親王奕譞，二人深入商談時局。醇親王囑咐慶郡王轉告翁同龢，讓朝堂眾人諒解他“以昆明易勃海，萬壽山換灤陽”的苦衷。所謂“以昆明易勃?！?，指的是以“昆明湖水操”來取代北洋海軍建設；所謂“萬壽山換灤陽”，指的是以修建頤和園來權充給慈禧的承德避暑山莊。
除了博取太后的歡心，奕譞或許還有另一份私心。盡管他曾牽頭請求慈禧歸政后繼續(xù)訓政，但在內心深處，他仍希望太后能按正規(guī)程序早日歸政光緒。畢竟，光緒宗法上雖是咸豐的后代，血緣上卻是他奕譞的兒子。奕譞希望頤和園建成后，太后能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園子里，盡可能地遠離政治中心（頤和園與皇宮之間，步行至少要四個小時）。他讓翁同龢等人“諒其苦衷”，很可能正是指此。
“昆明湖里練海軍”的第二重考量，則涉及到“以昆明易勃?！钡牧硪恢亟忉?。
水操學堂雖然是頤和園工程的一項掩護，但奕譞對該學堂也并非毫無期望。他曾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說，“昆明習戰(zhàn)，不過借一舊制，大題實則開都中風氣”。所謂開京城之中的風氣，既是指新式海軍在清廷官場，是一個尷尬的“局外者”，朝堂之上對其充滿了疑慮的目光；也是指滿洲八旗親貴子弟皆不愿參與海軍事業(yè)。而奕譞又不放心將海軍交在漢人手中。于是，“昆明湖水操內外學堂”就被他辦成了晚清唯一一所專門培養(yǎng)八旗子弟的近代海學校。也就是說，“以昆明易勃?！边@句話，也可以被解釋稱“以昆明湖訓練出來的八旗子弟，來取代北洋訓練出來的海軍人才，讓八旗子弟成為大清海軍的骨干中樞”，即“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
考慮到這句話的傳達對象是翁同龢，目的是尋求翁同龢的支持，將之理解為“用昆明湖子弟取代渤海子弟”，可能要更為可信一些。
翁當時對海軍的立場，是“海軍亦急務，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海軍是該趕緊辦，但只有“王大臣”可以信任，其他“所用之人”都靠不住。這是翁同龢1889年2月21日在養(yǎng)心殿東暖閣對光緒皇帝所說的話，“王大臣”指的是光緒的生父醇親王奕譞為首的軍機中樞；至于那靠不住的“所用之人”，翁同龢當著光緒的面舉了李鳳苞與徐承祖兩人為例，這二人又都是李鴻章圈子里的干將?？梢?strong>翁真正的攻擊對象是李鴻章。鑒于翁的這種立場，奕譞欲用“以昆明易勃海”這句話來換取翁的諒解，惟有將這句話解讀成“用奕譞訓練出來的昆明湖子弟，取代李鴻章訓練出來的渤海子弟”，才能成立。
昆明湖水師學堂在教學模式與課程設置上，完全模仿李鴻章主持的天津水師學堂。第一批入校學生60人，學滿五年肄業(yè)者共計36人；這36名沒有見識過海洋的半成品經擇優(yōu)考試后，選拔出24人送入天津水師學堂繼續(xù)學習，最后有9人完成了全部海軍課程。第二批入校學生40人，因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而未及完成學業(yè)。北洋艦隊覆滅后，昆明湖學堂與海軍衙門一同被裁撤。直到1909-1910年清廷重建海軍，力圖以滿人控制軍隊，這些“昆明湖子弟”才真正短暫得到了重用。
其實，奕譞在海軍建設中的這種“滿洲本位”意識，也見于海軍衙門的組織結構。海軍衙門1885年成立，其組織建制、內部結構與政務運作，皆體現了奕譞的認知與主張。該衙門表面上仿照總理衙門，由一名王公領銜總理，一到兩名大臣擔任會辦、一到兩名大臣擔任幫辦，大臣的用人兼顧滿漢和湘淮派系；下面則設章京作為具體辦事人員。實質上則是一個滿人機構：首先，該衙門與奕譞掌控的神機營（八旗軍隊）一同辦公并共用印信，達六、七年之久；其次，該衙門的章京三十余人全部抽調自神機營，也就是全為滿人。
這種人事布局，曾引起李鴻章的不滿。他在給張佩綸的書信中說：
大意是：既想建設海軍，卻又不讓海軍衙門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反將其兼設在神機營下面；海軍衙門的王大臣無一人專職辦理海軍事務，然后衙門里具體辦事的章京三四十人，又是從神機營里調來的完全不懂海軍的旗人，實在是毫無實際用處。醇親王說這般布局，好比昔日咸豐皇帝任命惠親王綿愉為奉命大將軍（奕譞以總理大臣自比綿愉），全賴參贊大臣僧格林沁在外籌劃（李鴻章?lián)窝瞄T會辦，被比作僧格林沁）。海軍建設與陸軍沒有可比性，我李鴻章與僧格林沁也沒有可比性。朝中部臣個個作壁上觀，只是請我入甕，實在可嘆。
李鴻章期望中的海軍衙門，對標的是歐美各國的海軍部，其基本特征是“設衙門于都城，海部體制與他部相埒，一切兵權、餉權與用人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其肘，其海大臣無不贊襄樞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擾”。即：海軍部設在京城，地位與其他部門（外交部、財政部等）相同，擁有獨立的兵權、餉權和用人權，不被其他部門卡脖子，海軍部的大臣可參與中樞機密決策。海軍部奉行的命令來自中央，海軍部負責的事情只有海軍建設，沒有別的。
顯然，由奕譞主導設立的海軍衙門，與李鴻章的設想相距甚遠。慈禧與奕譞之所以不愿采納李鴻章的設想創(chuàng)設擁有獨立地位的海軍部，核心原因仍是出于對漢臣的不信任，昆明湖水操學堂變成純滿人海軍學校，海軍衙門純用滿人章京，即是明證。如此做法的結果，固然可以防止李鴻章和他的北洋海軍坐大（用人和錢糧猶如兩條勒脖子的繩索，均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卻也導致海軍衙門徒有其表，對晚清的海軍建設幾乎沒能起到什么作用，最后淪為了文件收發(fā)機構（很多督撫甚至不發(fā)文件至海軍衙門）。
也就是說：一方面，在1884年之后的中樞決策層里，奕譞是洋務自強事業(yè)最強力的支持者，李鴻章的海軍、鐵路、電報、礦務建設，均高度依賴奕譞的幫助，所以1891年奕譞去世時，李鴻章痛心不已。另一方面，奕譞也是一個典型的“滿洲本位者”，洋務自強改革要支持，但若能借著洋務自強改革，將近代化海軍這支舉足輕重的槍桿子的掌控權向滿人轉移，就更好了。就這層史實而言，“以昆明易勃?！边@句話或許還可以解釋為：以滿人構筑一個新的昆明湖海軍系統(tǒng)，來取代以漢人為主的渤海北洋海軍系統(tǒng)。
李鴻章
無論“以昆明易勃?！边@句話如何解釋，結局都是失敗的。
浩大華麗的頤和園，圈不住慈禧太后對權力的熱望，最終成了一座永遠也修不完的園林。從1886年到1894年，是整整八年永不停止的修筑。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著歸政的永不到來——這是一種微妙的政治手段：太后頤養(yǎng)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們自無人敢貿然吁請?zhí)髿w政；1886年談“訓政”時既然沒有規(guī)定具體年限，太后也不妨裝聾作啞，不會再有自請歸政的壓力。
這場無休止的造園游戲，究竟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無法具體核算。按王道成的估算：
葉志如等人的估算是：“三海大修工程的經費總額當為六百萬兩左右”，這其中不包括之后的歲修和慈禧慶壽工程。算上后者，“從光緒十一年四月起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止的十年中，整個三海工程(包括大修、歲修及慶典工程)共計挪借海軍衙門經費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余兩。這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如果用這筆錢去訂購新的海軍艦只，就能夠再獲得像北洋艦隊中定遠、鎮(zhèn)遠、濟遠那樣的三艘主力艦只(三艦合價為四百零八萬五千余兩)；如果把這筆經費用于北洋海軍的艦只維修及設備、火器更新上(據統(tǒng)計，更換鍋爐需要一百五十萬兩，更換大炮需要六十余萬兩），也是綽綽有余的?！贝送?，“將頤和園工程用費的上限估計為六百萬兩左右,當屬恰當”。
臺灣學者王家儉細致考察了清末海防經費的收支，得出的慈禧造園（包括頤和園和三海工程）耗銀數據是：“共計約有11531048兩，督撫集款2600000兩，以存銀行生息，本金未動。其中由海署所直撥者計922700兩，雖不及百萬，但若連同三海工程時所撥之1400000兩，已達2322700兩。至其假海軍之名，以行修園之實，所用之款則遠超此數。”按王家儉的估算，甲午年之前，同治陵墓花費了五六百萬兩、光緒大婚用去六七百萬兩，三海及頤和園工程用掉了二千余萬兩，慈禧六十大壽的耗銀也超過了千萬兩。僅這幾項，即共計耗費了約四千萬兩白銀以上。
由此不難看出，在中法戰(zhàn)爭中走上了人生巔峰的慈禧，因“甲申易樞”而使最高權力完全失去約束之后，其中興自信與享樂放縱，究竟膨脹到了一種怎樣的地步。
然而，在日本政要的眼里，慈禧太后的“中興自信”不過是一種幻像，清廷的體制決定了它的一切自強改革，都終將淪為鏡花水月。1886年初，清廷駐日使節(jié)徐承祖給軍機處發(fā)來一份文件，系由間諜刺探所得，內容是日本1885年底的一次御前會議討論。討論的緣起，是黑田清隆結束了對清廷的考察返回日本，向天皇做了一番報告。黑田在報告中認為，清廷自中法戰(zhàn)爭之后，“于海陸各軍力求整頓，若至三年后，我國勢必不敵，宜在此三年中，速取朝鮮，與中國一戰(zhàn)”。明治天皇對該建議存有疑慮，召集政要會商。伊藤博文在會上發(fā)言說：
“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出入國庫尚短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zhàn)，款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于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F當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奮發(fā)有為，一二年后，則又因循茍安。誠如西洋人所說，中國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zhàn)，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以更變?yōu)檠?，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zhí)權大臣，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jié)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后，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p>
在伊藤博文看來，如果現在對清廷開戰(zhàn)，等于提前驚醒它，反會促成它發(fā)奮自強；不如暫時不要戳它，且讓它沉浸在虛幻的“中興自信”之中，待到日本的力量蓄積到一定程度，再相機處置。井上馨在會上的發(fā)言更是直截了當：“中國之不足懼，人人皆知，無煩多論。”盡管此次御前會議最終以黑田清隆與井上馨等人極不愉快地“詈罵而散”，但伊藤博文對清廷政治生態(tài)的判斷，實可謂入木三分。
1891年舊歷五月，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兼頤和園裝修工頭李鴻章，在給慶君王奕劻（醇親王奕譞已于本年初去世）和總理衙門的信函中（實際上也是寫給慈禧看的），詳細匯報了自己為頤和園采購安裝電燈的工作進展。
他說，“頤和園電燈、機器全分業(yè)經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隨往伺候陳設”；這些燈具是他趁廣東水師學堂的德國魚雷教官回國休假的機會，特意讓其在德國代為挑選訂購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國所未有”；而且在抵達之后，李鴻章本人又對燈具作了一次詳細檢查，“鴻章逐加披視，實屬美備異常”；奏折還啰啰嗦嗦，大談了一通具體該如何安裝這些燈具。最后，李鴻章才道出他的真實訴求：他想申請一些經費，為北洋水師修筑關東鐵路。
這戰(zhàn)戰(zhàn)兢兢小心翼翼里，是李鴻章版本的“以昆明易渤?！?。三年后的1894年，昆明湖還在，渤海已無。曾經的洋務改革先鋒人物李鴻章，也開始支持另一場更深層次的改革。1898年，改革以康梁出逃、譚嗣同菜市口喋血告終。1899年，慈禧在頤和園召見李鴻章，對他說有人彈劾他是康黨，李鴻章回答道：
君臣間的這番問答，可謂百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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