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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歷史上，“關學”一詞在不同時期含義不同。在晚明以前的古代文獻中，南宋學者呂本中較早提及“關學”一詞，隨后朱熹、呂祖謙等人的著作中，一直都將關學與二程的洛學、周敦頤的濂學相提并論，出現(xiàn)了關學、洛學、濂學的說法。南宋以降，隨著朱子學的興盛，明代初年又出現(xiàn)了所謂關、洛、濂、閩（朱熹）之說，這種說法一直延續(xù)到了清代。例如明代李贄說：“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為知言云。”（李贄《藏書》卷三十二《德業(yè)儒臣前論》）清代紀昀說：“宋儒據(jù)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自郭守敬以后，驗以實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于此事全然未解。”（《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四》）在此種語境中，關學無疑只是單指北宋關中眉縣橫渠鎮(zhèn)人張載所創(chuàng)立的橫渠之學，所謂濂、洛、關、閩，實際上與周、程、張、朱同謂。然而，在晚明之際，隨著“道錄體”儒學史著的出現(xiàn)，關學變成了對關中地區(qū)理學的統(tǒng)稱。在此轉向過程中，晚明關中大儒馮從吾和清儒全祖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馮從吾《關學編》一書共四卷，該書著錄了自北宋至明代關中三十三位理學家的學術傳記，比較明確地勾畫了自北宋張載以至于明代中期關中地區(qū)的理學發(fā)展過程，其書旨在識“關中理學之大略”，專為宋金元明時代今陜西關學理學而撰，故獨以'關學’名也。”（張舜典序）。清初全祖望說：“關學自橫渠而后，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二曲）而復盛。”（全祖望：《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3頁）隨后，清代關中理學家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作《關學續(xù)編》，基本上沿襲了馮、全二氏的主張。至于當代，雖然20世紀八十年代的學界曾為關學概念和關學是否有史有過頗為激烈的爭論，但目前來看，絕大多數(shù)學者還是傾向于認為關學就是北宋張載所創(chuàng)、民國初年終結的關中地區(qū)的理學的統(tǒng)稱。
那么，橫跨宋、金、元、明、清、民初的800年關學究竟具有哪些特點和何種精神值得人們?nèi)フ硌芯磕兀?/span>
關于這個問題，張岱年先生曾指出：“張載學說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以氣為本，二是以禮為教。”（張岱年：關于張載的思想和著作，《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第12頁）張岱年先生的論述，主要是說張載學說本身，至于對關學精神的總體考察，則趙馥潔、張豈之兩先生的論述最有代表性。趙馥潔《關學精神論》認為，關學精神包涵六大內(nèi)容：1、“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識；2、“勇于造道”的創(chuàng)新精神；3、“尊禮貴德”的學術主張；4、“經(jīng)世致用”的求實作風；5、“重上節(jié)操”的人格追求；6、“博取兼容”的治學態(tài)度。（趙馥潔《關學精神論》，第6-19頁）張豈之在《關學文庫》總序中指出，關學的特色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是學風篤實，注重踐履。其次，重上氣節(jié)，敦善厚行。最后，求真求實，開放會通。（趙馥潔《關學精神論》第5頁）。應該說，趙、張兩位老先生對800年關學特點和關學精神的總結具體詳實，是學界都認可的。
01
關學史的研究自古代已經(jīng)開始了，晚明馮從吾的《關學編》，清代李元春、賀瑞麟的《續(xù)關學編》以及民國張驥的《關學宗傳》等都屬于這類著作。
進入當代，一些學者也曾有過撰寫關學史的想法與嘗試，先后出現(xiàn)了陳俊民、龔杰、方光華、張波、趙均強等人的著作。1982年，當代關學專門研究的始祖陳俊民先生在陜師大學報率先發(fā)表了《關學序說》一文，認為關學史上起自張載之前的華陰申顏、候可、候仲良，終結于明末清初的李二曲，主張關學有700年歷史。陳先生的這篇論文，可以看作是當代關學史論著的開篇之作。2003年10月，方光華先生出版了《關學及其論著》一書，該書雖以梳理關學文獻為題，但實際上是以關學人物為經(jīng)、以關學著作為緯，較為詳盡的論述了自北宋張載到晚清劉古愚等著名關學人物的生平與思想，這是繼陳俊民先生之后出現(xiàn)的第一部關學史專著。如果比較陳、方二先生的著作，可以發(fā)現(xiàn)，陳著關學史截止到清初李二曲，而方著所寫的關學史下限到了晚清，比陳著有很大的展拓。當今關學史研究的第三個成果是張波先生2009年發(fā)表在《原道——儒學發(fā)展論壇》上的《關學史論綱》一文。該文首先對關學概念進行了厘清和界定，然后將關學史分為宋代關學、金元明關學、清代關學三大段。該文所主張的關學史與方著一樣，也起自宋代，終于晚清。但比較而言，論述比較簡略。第四個成果是筆者在《文明春秋》一書第四章對宋以來以至晚清民初牛兆濂等關中部分理學家的敘述。限于該書體例，筆者的論述勉強可以算作半部關學簡史?？偟膩碚f，就筆者目力所及，在劉學智先生《關學思想史》出版之前，關學史研究論著就是以上四種，盡管這些學者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不可磨滅，但畢竟他們的著作還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關學思想史專著，還稱不上是“史”，關學研究領域的確需要一部能夠完整展現(xiàn)關學史全貌的論著。正是在此情況下，《關學思想史》一書應運而出。就此角度而言，也可以說，劉學智先生的《關學思想史》一書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學術研究，往往是后出乃精。無論就體例與內(nèi)容的創(chuàng)新，還是文獻史料的豐富厚重與史學識見的獨到與精審，劉著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它集當代關學史研究之大成，是關學史研究的里程碑，恐怕人們不會有一絲異議。
02
擺在我手頭的這部大作，洋洋54萬字，正文共10章，正文前有張豈之先生的總序和劉學智先生的自序，正文后有劉學智先生的《小識》與《后記》，全書的基本內(nèi)容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關學史的理論和關學史簡況，涉及關學概念、關學研究方法論、歷代關學簡況、明清關學學者的對外學術交往等內(nèi)容；一類是關學學派以及歷代關學學者的生平行實與學術思想。該書專章論述了張載關學學派、三原學派，并且詳細論述了張載、呂大臨、李復、楊奐、楊恭懿、王恕、王承裕、馬理、韓邦奇、楊爵、薛敬之、呂枏、南大吉、馮從吾、張舜典、王弘撰、李二曲、王建常、李柏、李因篤、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劉古愚、牛兆濂等25位關學學人的生平與學術。
《關學思想史》一書緣起于2003年劉學智先生所申報的教育部課題《關學思想史》。此后，經(jīng)過長達14年的潛心探研，終于在2015年3月最終定稿。同年3月，《關學思想史》以書稿形式參加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納通國際儒學獎”的評獎申報，即榮獲納通國際儒學獎優(yōu)秀征文獎二等獎。2015年8月，《關學思想史》列入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正式出版。該書出版后，獲得了學界的高度評價。2016年10月29日，耄耋之年的張豈之先生榮獲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方光華、劉學智先生代表《關學文庫》項目領取了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大獎二等獎，這是關學研究界的重大喜訊，也是對陜西國學界多年耕耘的充分肯定。我個人認為，劉學智先生《關學思想史》（以下簡稱劉著）一書之所以能先聲奪人，斐然成功，應該絕非偶然，當然更有它充足的道理。
學術思想史的著作，現(xiàn)在一般都是采用章節(jié)體，劉著也不例外，不過，在章節(jié)體的框架之內(nèi)，劉著實際上采用了近代學術史的寫作體例。就中國學術史發(fā)展而言，近代學術史著作脫胎于古代的學案體。古代標準的學案體著作，主要以“設學案以明'學脈’，寫按語以示宗旨，選精粹以明原著，這三個要素的互為犄角”（朱義祿《論學案體》，《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12月），然而古代的學案體到了梁啟超、錢穆等人，則變成了以人物生平與學術思想為內(nèi)容的近代學術史，大抵劉著對關學思想史的敘列，基本上采用的就是這種近代化以后的學案體。當然，細心的讀者也不難發(fā)現(xiàn)，劉著在集中介紹學派與學者的專章之外，還不時穿插了許多對“史”的考論。例如，劉著第一章為關學總論，具體內(nèi)容為研究綜述、方法論、張載關學的學術淵源等。第二章為理學的形成與關學的產(chǎn)生，交代了唐宋之際學術風氣的轉變以及理學產(chǎn)生的背景。第四章張載門人及其學術傳承，第六章第一節(jié)“明代關學之演變及其特征”一節(jié)，以及書后的《小識》等等，都是一種不同于近代學術史的“史”的考證，這就使得劉著不再是一部以人物學術思想個案展示為主體的學術史著作，變得更加像“史”了，這是劉著在著作體例方面的創(chuàng)新之處，它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關學個案研究歷時性不足的缺憾。個案研究好比是在努力發(fā)現(xiàn)一粒粒明珠，而史的研究則需要厘清一種學術派別或者一個學者學術思想產(chǎn)生的因果關系及其變化過程，它的意義好比是要把一顆顆明珠給穿起來。這樣，劉著所謂關學思想史，就不是既往那種單個學者生平學術的集合，而是一種關注了關學歷史流變的學術史專著了。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極富開拓性的工作。
劉著在內(nèi)容上的重要創(chuàng)新，主要體現(xiàn)在首次展現(xiàn)了一些前此為學界所忽視了的重要關學人物的生平與學術思想成果。這里，最為典型的就是對南大吉、張舜典、李元春等人生平的鉤沉與學術思想的首次梳理。南大吉是明代陜西渭南人，是王陽明的親炙弟子，先在浙江做官，后因故歸陜。馮從吾說，王陽明弟子眾多，而能傳播其學的，“東南則稱安城鄒氏（鄒守益），西北則稱渭上南氏（南大吉）。”（馮從吾《少墟集》卷十三《越中傳述序》）因文獻闕如，前此學者僅知南大吉簡略事跡而不知其學術思想，劉著第一次用“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三語闡述了南大吉的心學思想，堪稱發(fā)前賢未發(fā)之覆。張舜典是晚明與馮從吾同時的關學代表人物，當時馮從吾講學長安，張舜典主盟西府，一時有“東馮西張”之稱（王心敬《關學續(xù)編》）。劉著認為，張舜典理學思想有大特點：首先是以明德為宗旨，其次，致曲的工夫。結尾，劉著又評價了張舜典的學術地位，認為“其人其學不僅推動了關學理論的深化，促使關學進入總成階段，而且開有清一代關學學風”（劉著，P344）李元春是清代中期陜西朝邑（今大荔）人，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說法，李元春是晚清西北理學復興思潮中最有成就的人，有李元春，才有后來關中“三齋”楊大椿（損齋）、賀瑞麟（復齋）、薛于瑛（仁齋）以及輩分更晚的牛兆濂、張元善（蒙文通《讀<學史散篇>》,蒙文通文集第3卷，413頁，巴蜀書社，1995年）?？上τ诶钤哼@樣一個祖師級的重要人物，一直以來關學界卻鮮見研究，上網(wǎng)一搜，滿目都是李宇春，卻不見一條李元春。劉著論及李元春學術思想，開篇即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簡捷指出李元春思想的直接淵源是薛瑄河東之學，這就抓住了李元春學宗朱子的根本特點，真可謂提綱挈領，要言不煩。接下來，劉著又以“李元春對程朱理學的堅守”為題，系統(tǒng)論述了李元春理學思想的特點和貢獻：首先，李元春理學的重點在工夫論；其次，李元春主張以“學”對治王學末流的“不學”；再次，李元春堅持程朱理學的“主敬”“存誠”，批評王學偏于虛寂的修養(yǎng)方法。應該說，劉著對南大吉、張舜典、李元春等關學學者的首發(fā)研究，無疑是極具創(chuàng)新意義的拓荒之作。
03
一部好的歷史著作，既需要扎實的史料功夫，也需要別出心裁的深刻洞見。在這方面，劉著的表現(xiàn)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好評。
以實證的方法研究經(jīng)史之學，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優(yōu)秀傳統(tǒng)，至遲在清代，古人已經(jīng)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實證方法論。阮元說：“余之說經(jīng)，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研經(jīng)室集自序》）戴震說：“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二，守訛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訛傳謬者，所據(jù)之經(jīng)，并非其本經(jīng)。”（戴震《古經(jīng)解鉤沉序》）凌廷堪說：“夫?qū)嵤略谇?，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校禮堂文集》卷 35，《戴東原先生事略傳》）。古人所說的實事求是，主要是強調(diào)要以文獻為依據(jù)去解釋經(jīng)典文本或者還原史實。盡管眼下“二重證據(jù)法”風靡天下，但大多的歷史研究也還主要是以文獻為主的實證，這與古人是相似的。所以，我們研究歷史，若不讀古書，不以古代文獻為依據(jù)，而是動輒引用一些宏大理論，那就難免落入戴震所批評的鑿空之弊。
在文獻的實證考據(jù)方面，劉著博覽群書，旁征博引，也卓有建樹，這樣的例子在全書隨處可見。例如，劉著在鉤沉南大吉生平時，就考索了《明史》、馮從吾《關學編》、黃宗羲《明儒學案》、張驥《關學宗傳》、焦竑《國朝獻徵錄》、乾隆《渭南縣志》、《王陽明全集》、渭南南逢吉《紀年》、南大吉《瑞泉南伯子集》等文獻，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劉著庶幾近之。另外，從劉著書后所列參考書目看，全書共計古籍近300種，現(xiàn)當代學術著作近兩百本，共計500余種。在所參考古籍中，僅關學稀見古籍就有王建?！锻鯊妄S余稿》、王承裕《少保王康僖公文集》、韓邦奇《正蒙拾遺》、孫景烈《四書講義》、楊樹椿《楊損齋文鈔》等數(shù)十種，看得出，這些著作也都經(jīng)過了作者深研細讀，并非只是著錄書目。由于存世關學文獻的闕如，作者還把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方志文獻、與關學人物相關的學者文集等領域，這種順藤摸瓜、上下求索，竭力求索第一手史料的苦心孤詣和嚴謹治學精神無疑是值得后來者作為法式的。至于現(xiàn)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劉著也囊括中外，不僅瀏覽了國內(nèi)學者的相關著作，而且對于日本等國的著作也一網(wǎng)打盡，這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傅斯年曾經(jīng)說，史學就是史料學，這種說法雖然偏激，但矯枉過正，的確突出了史料文獻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此方面，劉著的歷史敘事，無論是敘述作者生平還是揭示學者思想，都建立在史料先行的基礎上，這使得劉著十分的扎實、十分的厚重，顯示了一個學者深厚的學術修為。
一部好的史學著作，當然不僅僅是堆砌文獻，更為重要的是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之上，對文獻的解讀以及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精辟論斷?？鬃釉?jīng)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個人以為，研究學術史的基本功夫，孔子這句話實已盡之。學者治學首先必須博覽群書，但是光讀書也不行，還必須在博覽的同時進行思考、辨析、取舍與評論，還得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對此，清代學者也有很多論述。戴震曾經(jīng)說：“仆聞事于經(jīng)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戴震文集，中華書局，頁141）又說：“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qū)；不深思自得，則草蕤生于畦而茅塞其陸。”（戴震文集，中華書局，頁142）又說：“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可謂'思而不學則殆’也”（戴震文集，中華書局，頁138）作為一代經(jīng)學巨擘，戴震認為，研究經(jīng)學不僅僅要博學，而且要有過人的見識；不僅要有過人的見識，而且這些史識要像老吏斷獄一般全面、深刻、精準，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在治學過程中，如能學思結合，積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會獨上高樓，達到庸常所難企及的思維高度。
除了考據(jù)博覽詳實，劉著的議論也深得考據(jù)學的精微，頗為持重與精審，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例如，劉著第六章第二節(jié)論三原學派的學術思想（上）節(jié)前首先考辨了黃宗羲《三原學案》列入韓邦奇、王之士的問題。在經(jīng)過一系列考證之后，作者并不急于駁倒別人，挺立自己，而是采取了一種備列兩說、各是所是的兼容態(tài)度。劉著寫道：“……可見，王之士從學于呂楠，似應屬于河東之系。不過黃宗羲將他們二人歸于三原學派，似應有其所本。……因資料所缺，不可一概否定，此僅存疑。”（劉著第217頁）大凡作學問者，往往喜歡別立新說。別立新說者，又大多成見在胸，合乎己意則張之，不合己意則舍之，唯恐自家見解不能成立。反觀劉著，則能闕則存疑，不做自是之武斷，著實難能可貴。在晚明關學研究中還有一個疑難問題，亦即馮從吾的理學與張舜典的理學究竟有什么樣的不同？對于這個問題，劉著也耗費了許多心思與筆墨。在第299頁，劉著說馮從吾“恪守伊川、晦庵矩矱”，也服膺陽明致良知之說，而張舜典則學主明道，以為圣人之學，而不知以本體為工夫，最易蹈義襲支離之弊，可見其學更傾向于陽明心學，而與馮少墟“微別”。這就指出了張舜典偏向陽明心學的根本特點。在第334頁，劉著又論及馮從吾《辯學錄》一書，因為該書完整記載了馮、張二人在理學上的主要分歧，是研究馮、張思想異同的關鍵文獻。提及此書，實際上等于為研究馮、張學問異同指明了路徑。在第344頁，劉著又集中討論了這一問題，以為“馮、張皆出自許孚遠門下，且為莫逆之交，思想頗為契合，但仍有不同之處。”“作為湛門高徒的許孚遠主張將心性合二為一，又主張將心性一分為二，尤其彰顯了'性’的本體地位，以防止專任靈明。……而張舜典在繼承許孚遠重工夫的理論特色的基礎上，更偏重于透悟本體。與馮從吾相較，二人思想同中有異，互為補充。”這種寫法，自然會引起讀者對馮、張理學之異同的關注。這樣的處理應該是比較巧妙的。再如，晚清關學人物牛兆濂其人比較復雜，也很難評價。在新派人士眼中，牛兆濂在西學已經(jīng)勢不可擋的近代化大潮中依然固守程朱理學，抗拒西方民主科學新說，無疑是個頑固派。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牛兆濂又成為文明傳承的中流砥柱，人們因此神明敬之。而劉著論說則較為客觀合理，以為對牛兆濂的評價應該既從清末民初學術發(fā)展的總趨勢來看待，又應該從關學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待。劉著認為，從前一角度看，牛兆濂無疑是一位逆潮流而動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從后一角度看，牛兆濂又在接續(xù)關學學脈、振興關學精神方面，確有重要的貢獻。文末，劉著總結說：“牛兆濂是關學史上沒有掙脫傳統(tǒng)的最后一位有影響的大儒。”（第520頁）個人以為這個論斷非常客觀也非常有分寸，完全當?shù)闷?/span>“精審”二字。因此，也可以說，在文獻考據(jù)與史識方面，劉著既展現(xiàn)了豐厚的文獻考據(jù)功力，又有許多“褒貶俱出獨見”的分析議論，是十分成功的。對此，陳祖武先生早已注意，他說：“劉學智先生精心結撰的《關學思想史》，林樂昌先生、方光華先生對張載思想的深入研究，皆于關學精神有過精辟闡述。我完全贊成幾位先生的意見，尤其佩服學智先生系統(tǒng)、周密的文獻梳理，以及憑以展開的理論歸納”（陳祖武：《弘揚關學精神的里程碑》，陜西師大學報，2016年第三期），陳先生這段話，良有以也。
04
張載關學是一個內(nèi)圣與外王兼具的完整理學體系，而其根本特色則在外王亦即治國平天下的層面。正是在“以禮為教”這一點上，張載關學顯示出了自己獨特的學派特質(zhì)。當然，儒家的禮既是一種道德修養(yǎng)的戒律與規(guī)范，又是一種國家管理制度，也不宜將它單單視為一種純外王的東西，但無論如何，自張載以后，以禮為教，心系民生，胸懷天下，始終是關學學者代代相承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張載創(chuàng)立關學，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志愿。降至晚明，馮從吾著作《關學編》，自稱旨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希望人心個個化為道心，其根本精神也與橫渠四句一脈相承。也可以說，歷代關學學者，不論身在廟堂之高，還是處在江湖之遠，心系蒼生，胸懷天下的抱負則是一樣的。
在物欲橫流、銅臭遍地的今天，我們當然已經(jīng)不可能有古代那樣的純粹理學家了，從事關學研究的多數(shù)學者當然也難逃為了科研而科研的功利責難，然而，作為一位出類拔萃的有抱負的史學大家，在劉學智先生身上我們依然會看到一些古人的影子。在該書《后記》中，劉先生指出，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對綿延八百余年歷史的關學史進行系統(tǒng)梳理和研究，寫出一部能反映關學思想發(fā)展歷程的《關學思想史》”。他接著又說：“重要的是，我寫這部書稿的力量源泉也是充實的。一方面，是自己為張載及關學學人群體的精神氣象和節(jié)操風骨所感召。張載那著名的'四為’句常能激發(fā)人的使命感，使人油然產(chǎn)生一種'立命’'繼絕’的心勁，加之其剛毅的氣質(zhì)，'擴前圣所未發(fā)’的縝密大氣的理論架構，使每一位走近他心靈的人都會受到無形的感染和激勵，并產(chǎn)生由衷的敬佩之情！其弟子或后繼者如'三呂’、范育、王恕、呂枏、馬理、楊爵、韓邦奇、馮從吾、張舜典、李二曲、李柏、賀瑞麟、劉古愚、牛兆濂等人所代表的關學群體，為'救時弊’'弘正學’、變風俗、揚正氣而表現(xiàn)出的那種不畏強權、敢于直言、剛正不阿、堅持真理的精神氣質(zhì)、高尚節(jié)操和整整風骨，不能不使人為之肅然起敬！”（劉著538頁）我個人相信，這是劉學智先生發(fā)自內(nèi)心的肺腑之言。由這段話可見，其實劉著的寫作顯然具有傳承孔孟之道、繼續(xù)八百年關學學統(tǒng)，用是在當今社會救時弊、弘正學、變風俗、揚正氣的恢弘愿想。這樣說來，劉著的現(xiàn)實關懷，即是通過祖述關學精神，借以達到糾正社會不良風氣、重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目的。張豈之先生在《關學文庫》總序中說“關學典籍的收集與整理，是關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整理的嚴重滯后，直接影響到關學研究的深入和關學精神的弘揚，影響到對歷史文化的傳承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發(fā)掘”，按照陳祖武先生的解釋，所謂關學精神的精髓就是張載“四為”句，用今天的話來說，“為天地立心”，就是為國家和民族確立根本，就是要確立和堅守共同的文化信仰，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為生民立命”，就是全體國民共同的價值追求，是每個同胞都要去確立和堅守的精神目標。“為往圣繼絕學”，就是要弘揚和堅守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為萬世開天平”，就是要為子孫萬代謀福祉，講的是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確立和堅守社會責任（陳祖武《弘揚關學精神》，陜師大學報，2016年第三期）。作為西安地區(qū)的關學研究者，筆者有幸在最近一次的學術研討會上聆聽到了劉學智先生的學術報告和小組發(fā)言。在小組發(fā)言中，劉先生明確提出了“親近關學，重建陜西斯文”的主張。我以為，劉先生寫作《關學思想史》的現(xiàn)實關懷正在于此。所以，讀者在閱讀此書時，除了了解關學歷史與古人的思想，還應當優(yōu)先關注劉先生的良苦用心。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劉先生寫作此書的終極關懷其實與馮從吾寫作《關學編》一樣，都是在為建設中國理想的道德文化而孜孜努力。
最后，筆者所要說的是，盡管劉著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也不能說這本書就已經(jīng)登峰造極，關學研究此后再沒多大意思了。對此，劉先生自己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專門列出了一個囊括了十多個問題的關學研究清單，認為關學史還有許多問題沒有弄清楚。在這份清單中，他把張載在我國理學史上的地位重估問題列于第一位，他殷切地希望當今關學研究者甘于寂寞，一心一意專注于關學與關學史的探研，用更多更有分量的學術論著，以迎接關學研究的新高潮。筆者也深信，在《關學文庫》出版之后，“在未來5—10 年間，陜西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界，一定會出現(xiàn)一批以《關學文庫》為依據(jù)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陳祖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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