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公碑》、《石門銘》，是天下著名的北魏摩崖書法石刻，其藝術(shù)性前人已有定論。

兩個刻石同出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間，二刻石書先后相差三年。其中《石門銘》刻成為永平四年(511年)，書丹者王遠，刻石者武阿仁；鄭文公刻石為永平二年(509)年刻書丹者鄭道昭，刻石者不詳(從原石鄭文公前后刻痕對比看，應屬一人所刻，刻工之精湛，)；二石刻都有書丹者姓名，可見鄭道昭和王遠，都是當時的書法高手。

至于館閣體(臺閣體，已向印刷體靠近)，則起源于明初朱元璋，一直延續(xù)到清末。

明代初期，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由于個人喜好，他們都曾大力提倡書法，一時帖學大盛。成祖下詔求海內(nèi)擅書之士，邀集于翰林院，倍加恩寵。明代開科選士時，皆用楷書答試卷，務求工整。字寫得欠佳者，即使?jié)M腹經(jīng)綸，也會名落孫山。這對當時書法藝術(shù)風貌產(chǎn)生過較大影響。因此，讀書人寫字，惟求端正拘恭，橫平豎直，整整齊齊，寫得像木版印刷體一樣，這就形成了明代的臺閣書體，稱“臺閣體”。其功能就是實用，不許抒情，不許半點不正，半筆不穩(wěn)，藝術(shù)性幾乎喪盡。

而摩崖刻石，則是以摩崖為紙，因石面大小，書者可隨情隨石面的高低不平，而應變用筆、結(jié)字的大小、疏密、奇正，點畫的大小長短，都是隨著石面的變化而變化。因字生勢，因石生字，加上書丹者書寫的是摩崖，書寫姿勢和用筆方法肯定和在幾案上不一樣；此二摩崖刻石，較同時代的的造像刻石，又異曲同工之妙。都有野逸，率真，拙趣自然之美。和當時的北魏墓志銘書法在用筆、書寫方法上大不同，多數(shù)墓志銘石刻，都界格書丹，多少限制了書丹者的自由，加上墓志銘本身的意義(為死者立傳)書丹者不可能不小心謹慎書寫。從出土的墓志銘看，多數(shù)風格相近。多數(shù)北魏墓志銘書法藝術(shù)性遠遜色于摩崖刻石。

康有為《廣藝舟雙輯》中“評《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籠也?！卑莱荚凇端囍垭p楫》中寫道：“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

以上述可知，鄭刻石更趨于中庸，有廟堂高古端莊雄偉之美，石門銘更趨于野逸，有山林野逸灑脫之美；共同點都以篆隸筆意，古厚大氣。與館閣體形成天壤之別，摩崖書丹，更接近藝術(shù)的本源書寫，也是書者心靈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

庚子孟夏，新野人記于重慶龍頭寺【歸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