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自秦大一統至兩宋之前，歷代王朝的首都基本上徘徊在長安與洛陽兩個地方。當然你也可以反駁我，咸陽、許昌、南京這些城市被此間的許多朝代當作過都城，它們又是怎么回事？而我要說的是，若想秉持一個大的歷史觀，看問題就一定不能這么狹隘。這里所說的“長安”和“洛陽”絕不單指兩座孤零零的城市，而是關中與關東的兩大行政中心。在歷時千年的演化中，這兩處行政中心有過太多的遷移：豐、鎬、咸陽、洛邑、東都、神都，甚至唐長安與漢長安都不在一個地方，所以這個問題的實質不在長安和洛陽，而在關中與關東。
秦自西部統一中原，在六國并雄的時代，除了定都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外，它根本沒得選。早年間，秦國的疆域與犬戎幾乎重合，為了奪取立足之地，秦國的幾代先王都死在與犬戎的戰(zhàn)斗中。經過幾代的打拼之后，秦人奪取了關中并從此站穩(wěn)腳跟，再往下如果要東出中原與六國爭雄，它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顯然在農耕時代，不外乎兩樣：人口和糧食。為了實現這兩個指標，秦國兼并了巴蜀，同時在函谷關以西大興水利，最終把秦地變成了沃野千里的糧倉。憑借這個基礎，秦國有了橫掃天下的資本，這與劉邦占據三秦與項羽爭霸、李淵盤踞關中掃平王世充和竇建德幾乎如出一轍。
現在我們把秦、漢、唐這三個朝代放在一起比較，僅從王朝初創(chuàng)時期看，它們極其相似，不同的是漢唐均為長壽王朝，而秦卻二世而亡。西漢和初唐均定都長安，東漢和盛唐又都東遷洛陽，可以想象如果秦朝是一個長命朝代的話，后期會不會也把都城從咸陽遷到關東呢？我想肯定會的，理由仍舊是前面兩個因素：人口和糧食。西漢和初唐時期人口稀少、民生凋敝，關中平原足以承載，但是當這種大一統的王朝發(fā)展到后期，社會安定會導致人口越來越龐大，狹小的關中就面臨著巨大的吃飯壓力。作為一個清醒的統治者，他肯定會把遷都作為首選，遷往哪里？自然是更加廣闊的關東平原。
說到這里肯定有人會問，既然關東比關中有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和潛在價值，王朝剛剛建立時為什么不直接選擇定都洛陽或其周圍？這就涉及到另一個重要因素：安全。劉邦擊敗項羽之后起初也沒有留在三秦大地上的打算，謀士婁敬的一席話改變了他的想法：“關中被山帶河、四面環(huán)山，天底下還能找來這么好的防御地形嗎？”是啊，對于一個迫切需要休養(yǎng)生息的國家來說，首先將自己置于不敗之地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漢長安由此開始興建。再往后的三國兩晉基本沒有跳出長安和洛陽的圈子，當然你不能眼盯著蜀漢的成都和東吳的建康，嚴格來說這兩個屬于被邊緣化的政權。
南北朝時期，南朝的宋齊梁陳無一例外定都南京，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畢竟這些朝代在北魏的巨型體量面前總體處于戰(zhàn)略守勢。北魏分為東西兩部分后，相繼被北周和北齊取代，北周往下衍生出隋，隋又一次統一全國，當然它的首都也是長安。等到隋煬帝繼位之后，大一統王朝面臨的世紀難題再次出現，為此楊廣同志不得不緊急承包兩大工程：營建東都和開鑿運河。前者為的是解決居住問題，后者解決的則是吃飯。后人常說：“終唐一朝不及隋盛”，可見當時的社會之繁榮、人口之稠密。
隋唐之后，歷史看似跳出了這個循環(huán)，實則萬變不離其宗。北宋以汴梁為都城，只是因為發(fā)達的漕運使開封變成了一個超大型城市，如果僅從地勢上說，開封幾乎無險可守。太祖趙匡胤對此并非一無所知，所以有好幾次也曾試圖將都城遷至別處，但最終都無法成行，原因就是養(yǎng)活不了上百萬的人口。為了彌補開封的劣勢，宋朝只能大量養(yǎng)兵，整個汴梁就是圍繞禁軍和禁軍家屬建立的超大型兵營。不過這些努力最終沒能擋住金兵的鐵蹄，汴梁陷落之后宋人南渡，定都臨安純屬無奈之舉，在此不做詳談。
至于元明清的北京則可以被看作是歷史的意外，元清兩代都是北方少數民族所建，定都北國情理之中；大明靖難之役，藩王出身的成祖朱棣靠造反取得皇位，自然也要返回自己的統治中心，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也就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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