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商”西門慶：首先是“官”還是“商”？
“新興商人”說，是從吳晗文章中剝脫出來的。但此說提出者，卻將吳晗觀點割裂成自相矛盾的兩個側面，并自我設問：
“不知吳晗先生的判斷中究竟是西門慶社會關系屬于封建階級，還是西門慶所屬的新興的商人階級應歸屬于封建階級?前者不符事實，后者自相矛盾?！?/span>
其實吳晗的觀點是一個不可分裂的整體。在吳晗那里，所謂“新興商人階級”實則封建地主階級的一部分。在談到“商人階級”興起的原因時，吳晗說：
“由于倭寇的肅清，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達，海外貿(mào)易的擴展，國內(nèi)市場的擴大，計畝征銀的一條鞭賦稅制度的實行，貨幣地租逐漸發(fā)展，高利貸和商業(yè)資本更加活躍，農(nóng)產(chǎn)品商品化的過程加快了。商人階級興起了?！?/span>
對這些原因略加分析不外兩種情況：一為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一為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其環(huán)境如倭寇的肅清，國內(nèi)外市場的擴展，則是封建國家的行為；其政策如一條鞭法，貨幣地租，亦為封建國家的法令。
在封建國家所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政策下發(fā)展起來的商品經(jīng)濟，歸根到底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經(jīng)濟。在封建商品經(jīng)濟中涌現(xiàn)出來的商人階級，也只能是封建階級的一部分。
吳晗所舉例子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說：
“從親王勛爵官僚士大夫都經(jīng)營商業(yè)，如楚王宗室錯處市廛，經(jīng)紀貿(mào)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綢帛店俱系宗室。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包汝楫《南中紀聞》)。
如翊國公郭勛京師店舍多至千余區(qū)(《明史》卷一三O《郭英傳》)。如慶云伯周瑛于河西務設肆邀商賈，虐市民，虧國課，周壽奉使多挾商艘(《明史》卷三O六《周能傳》)。如吳中官僚集團的開設囤房債典百貸之肆”。
總不能因為經(jīng)商而將這些“親王勛爵官僚士大夫”從封建地主階級中剔出而列之于“資產(chǎn)階級”吧?當說到那“商人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的關系時，吳晗的意思就更明白了。
《明史》
他說：“商人階級因為海外和內(nèi)陸貿(mào)易的關系，他們手中存有巨額的銀貨，他們一方面利用農(nóng)民要求銀貨納稅的需要，高價將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結，把商品賣給政府，收回大宗的銀貨，如此循環(huán)剝削，資本積累的過程，商人階級壯大了，他們?nèi)諠u成為社會上的新興力量，成為農(nóng)民階級新的吸血蟲?！?/span>
吳晗進而說：西門慶的時代，西門慶這一階級人的生活，我們可以拿兩種地方記載來說明?！恫┢娇h志》卷四《人道》六《民風解》：
……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而猶存什一于千百焉?！l(xiāng)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游民?！沸谭?，怯官府，竊鐵攘雞之訟，不見于公庭。……由嘉靖中葉以抵于今,流風愈趨愈下,慣刃驕奢,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
其流之于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袴,酒廬茶肆，異調(diào)新聲，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嬌聲充溢于鄉(xiāng)曲，別號下延于乞丐?！鹉┯问?，相率成風。
截然地把嘉靖中葉前后分成兩個時代。崇禎七年刻《鄆城縣志》卷七《風俗》：
鄆地……稱易治。邇來競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宮。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擊鮮，合饗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倒囊不計焉。
若賦役施濟，則毫厘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而重俠少年復聚黨招呼，動以百數(shù)，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吏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于市宦。
所描寫的“市井販鬻”“逐末營利”商業(yè)發(fā)展情形和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生活，不恰是《金瓶梅》時代的社會背景嗎？
可見這所謂新興商人階級既不改變封建社會的生產(chǎn)方式，也不將商業(yè)資本轉(zhuǎn)化為產(chǎn)業(yè)資本，只是在利用封建國家的政策，以售其奸，一方面利用他們的地位和權勢上下謀財，一方面利用手中的資財加上權利更加瘋狂地剝削、壓迫農(nóng)民階級。
“新興商人階級”云云，其“新興商人”，蓋指明代中后期“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與官僚勢力相結合的新型商人，他們或由商而官，或由官兼商，并非職業(yè)性商人，而是官商。
“官商”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商。官是社會地位所在，商是致富的手段。其所經(jīng)營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經(jīng)濟。而這里的“階級”，義同“階層”。
綜而言之，“新興商人階級”即新型的官商階層，其本為封建地主階級結構中的一個層次，而決非獨立于封建地主階級之外的什么新的階級。
吳晗勾勒的西門慶的歷程，恰恰是這么個歷程：“由一個破落戶而土豪、鄉(xiāng)紳而官僚的逐步發(fā)展”官僚是西門慶的終極地位與身分。
那么，封建官僚階級就是西門慶的階級歸屬，至于他曾為流氓、或土豪、或商人都不能改變這一點。如劉邦、朱元璋由流氓而皇帝，則決不能因其流氓出身而改變他們作為皇帝的地位與身分，以及由此所確定的階級屬性。
《鄆城縣志》
陳詔在《西門慶——明代官商的典型》中指出：
《金瓶梅》不但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官商，而且還通過西門慶，描繪了一個滋生官商的社會環(huán)境，刻劃了一個官商、準官商的群體
例如與西門慶合伙做朝廷生意的黃四和李智，就是半官商、準官商。張懋德在西門慶死后，獲得為朝廷采購古器的批文，出資五千兩銀子做這筆生意，后來還緊跟西門慶的足跡，打點了千兩金銀，往東京投靠樞密院鄭皇親，補了西門慶的缺，當了掌刑千戶，也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官商。
喬大戶自從與西門慶結成親家，合伙做生意后，終于趁著改元新例，納了個本府議（義）官，有了官銜。
苗員外是揚州第一個大財主，“身上也現(xiàn)做個散官（有官名而無固定職責之官）之職”，自從與西門慶在蔡太師家中相識后，特地送兩個歌童給西門慶，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此外太監(jiān)從商的實際上也是官商、皇商……
應該說，官商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毒瘤，由來已久，而且延綿不絕。有人說，官商始于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他滅吳后辭去“上將軍”之職，卜居定陶，經(jīng)商致富，自號“陶朱公”。
這未免有些牽強，因為他從商時確已與官職脫鉤了。但西漢前期，漢文帝將蜀郡銅山鐵礦收益賜給寵臣鄧通，那才是真正的官商。
從此以后，歷代隨時有明令，禁止官員經(jīng)商，但收效甚微，以致官商瓜瓞綿綿，層出不窮。明代初期，朱元璋曾下令“官員之家，不得于所部內(nèi)買賣”，“凡公侯內(nèi)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債”，嚴格限制權貴經(jīng)商斂財。
但中葉以后，禁令日弛，就連當朝宰輔也參與商業(yè)活動，至于四品以下官員從商的，更不在話下。明于慎行《谷山筆麈》卷四云：
吳人以織作為業(yè)，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
“華亭相”指萬歷時官居首府的徐階，華亭人。徐階在首相任上時，故鄉(xiāng)家中卻有紡織品的生產(chǎn)和貿(mào)易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據(jù)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徐階是《金瓶梅》早期抄本全書的擁有者，所以這條資料尤其值得重視。又據(jù)明范守己《曲洧新聞》卷四云：
王元美（世貞）祖曰質(zhì)庵公，官至侍郎。父曰思質(zhì)公，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元美席有先業(yè)，其家亦巨萬。
新蔡張助輔者，元美友也，一日客元美家，時歲將終矣，諸質(zhì)舍算子錢者類造賬目呈覽，主子錢者舁簿白元美曰：“已算明?！痹绬栐唬骸皫缀?？”曰：“今歲不往年若也，三十萬耳?！痹李h而收之。助甫歸以語方允治，允治大駭。
王世貞曾被疑為《金瓶梅》的作者，今據(jù)這條資料，可知他家也廣開當鋪，《曲洧新聞》卷二又云：
董尚書（份）富冠三吳，田連蘇湖諸邑，殆千百頃。有質(zhì)舍百余處，各以大商主之，歲得子錢數(shù)百萬。
董份，烏程人，嘉靖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徐應秋《玉枝堂談薈》也說：“王弇州曰：今吳興董尚書家（產(chǎn)）過百萬?！笔钱敃r天下十七家巨富之一。
又據(jù)康熙《衢州府志》卷十九云：明萬歷時，湖廣巡撫秦耀“令家奴開設典當，在無錫、蘇常各處者十余鋪，每鋪不啻二三萬金”。
上述資料說明，開當鋪，放高利貸，是當時官員經(jīng)商的捷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權臣巨富都集中在比較富庶，工商業(yè)比較發(fā)達的長江三角洲一帶，而且都與傳說中的《金瓶梅》抄本的作者、收藏者有些瓜葛、大可玩味。不但大臣經(jīng)商，就是親王勛戚也經(jīng)商。
其實，官商的根子在于皇商。當時皇帝亦通過宦官開設的皇店經(jīng)商。據(jù)記載，正德年間，京師繁華之處強拆民居作為皇店，通州張家灣交通要道也設皇店。這些皇店打著皇帝的招牌，攔截商賈，強買強賣，巧取豪奪。
總之，正如明人石天柱所說：“數(shù)年來，皇店之設，商賈苦于苛索，小民艱于貿(mào)易，以故諸貨不至，物價騰涌?！?/span>
皇店、王店如此，官商的亦步亦趨也就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金瓶梅小考》第65-68頁）
陳詔所云，顯然與吳晗的觀點很接近，且為我們認識明代官商提供了歷史文獻。
《衢州府志》
四、西門慶發(fā)跡的“關鍵”：是“官”還是“商”？
西門慶在《金瓶梅》中只風光了大約七年時間(他二十七為界，其生涯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他只不過“一介鄉(xiāng)民”。
此后，其則以政府行政長官——理刑官的身分出現(xiàn)。前期共五年半的時間，占三十回篇幅，是全書的序幕；后期從第三十—回到第七十九回，只一年半時間，卻占全書一半的篇幅，是小說的正文；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死后，則是其故事的余波。
作為序幕中的西門慶，只是與其父西門達在商場跌落的窘境相比較而言，算“發(fā)跡”了，其實此時他的財富相當有限。西門慶前期發(fā)跡之道有三：
其一，交通官吏，尋找政治上的靠山；
其二，交結流氓，以尋找安身立命的社會基礎；
其三，發(fā)財致富，為其發(fā)跡提供經(jīng)濟基礎。其致富之道，也非如“新興商人”論者所云：“依靠的主要是商業(yè)經(jīng)營”。
西門慶經(jīng)商靠開生藥鋪起步，但這生藥鋪生財不多，直到西門慶生命的終點，生藥鋪也才值五千兩銀子。其前期致富在經(jīng)商之外，還有三條財路：
一為把攬說事過錢，如替鹽商王四峰等向蔡京說情，一次得銀千兩；
二為吞沒親家陳洪家財；
三為發(fā)妻財，娶孟玉樓、李瓶兒兩位富孀，都獲得了可觀的財產(chǎn)；這也叫借色取財。
孟玉樓原是清河縣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丈夫去販布，死在外地，留下了不少錢財，據(jù)媒婆薛嫂的介紹：
“手里有一分好錢。南京撥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里現(xiàn)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span>
一席話說得西門慶滿心歡喜，“一箭就上垛”。
盡管中途殺出個張四百般阻撓外甥女孟玉樓嫁給西門慶，而且還有尚舉人為競爭對手，他還是以勝利者姿態(tài)派家丁“七手八腳將婦人床帳、妝奩、箱籠，扛的扛，抬得抬，一陣風都搬去了”，正式續(xù)娶為三房（第七回）。
其實此前，西門慶早與潘金蓮勾搭成奸，謀殺了武大，充軍了武二，只等著將潘金蓮娶入門。
論色藝，雖然孟玉樓用媒婆的話說也是一表人物：“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即使用潘金蓮的眼光看，也“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的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蓮無大小之分?！?/span>
卻絕對無法與金蓮相比擬，只需用吳月娘初見金蓮也為其艷所驚，就是好說明?！皡窃履飶念^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nèi)走明珠；語態(tài)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月?？戳艘换?，口中不言，心內(nèi)想道：'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她?！?/span>
吳月娘以正妻之身，居高臨下而視之，不免有幾分醋意，尚且能驚醒她略顯遲鈍的審美感覺，足見金蓮在男士眼中該是何等尤物。但作為曾為潘裁縫之女，王抬宣府之藝童、張大戶之準妾、武大郎之妻的潘金蓮，除了風流美色之外別無物質(zhì)財富。然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兼得。
西門慶在這兩難之境中，只得暫時擱下美色去奪取財富。于是他不得擱下金蓮先娶玉樓。對此，張竹坡有評：
觀楊姑娘一爭，張四舅一鬧，則總是為玉樓有錢作襯。而玉樓有錢，見西門慶既貪不義之色，且貪無恥之財，總之良心喪絕，為作者罵盡世人地也。
夫本意為西門慶貪財處，寫出一玉樓來，則本意原不為色。故雖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見得財?shù)睦?，比色更厲害些，是此書本意也。（第七回?/span>
而李瓶兒原是大名府梁中書（梁乃蔡京之女婿）的侍妾。
李逵大鬧大名府時，李瓶兒“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yǎng)娘馮媽媽上京投親。當時花太監(jiān)由御前班直升廣南鎮(zhèn)守，因侄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為正室。太監(jiān)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去。”
不久太監(jiān)因病告老還鄉(xiāng)，在清河縣替花子虛夫婦置下房產(chǎn)?；ㄌO(jiān)本有四個侄子：花子由、花子光、花子華和花子虛?；ㄌO(jiān)獨喜李瓶兒，反不怎么相信四個侄子，告老還鄉(xiāng)后把許多錢財交付李瓶兒收藏?；ㄌO(jiān)死后，花子虛的三個兄弟只分一些床帳家具之類，于是他們?nèi)寺?lián)名控告花子虛獨吞家財，花子虛因此被官府帶走。
此時，李瓶兒一方面想打贏這場官司，一方面又趁機自謀后路。她搬出“六十錠大元寶，共計三千兩，教西門慶收去尋人情，上下使用”；繼而叫西門慶暗地運走她背著花子虛收藏的四箱柜蟒衣玉帶，帽頂絳環(huán)，“都是值錢珍寶之物”。
花子虛雖被釋放，但被迫變賣房產(chǎn)莊田，將所得一千八百九十五兩銀子交花子由們瓜分。而家中“兩箱內(nèi)三千兩大元寶又不見蹤影”，當他向李瓶兒追問，反遭一頓臭罵；待設酒宴詢問西門慶，西門慶“躲得一徑往院里去了”。
花子虛終被西門慶與李瓶兒合伙活活氣死。花子虛死后，李瓶兒又拿出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二百兩銀子供西門慶支配。
李瓶兒實為西門慶一手制造的寡婦。李瓶兒之入西門府，使西門府上大為改觀。
小說寫道：“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nèi)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仆成行”，“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伙計，赍第傳開解當鋪。
女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討。赍第傳只寫賬目，稱發(fā)貨物。
傅伙計便督理生藥、解當兩個鋪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
李瓶兒那邊樓上，廂成架子，擱解當庫衣服首飾、古董書畫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保ǖ?0回）前期的西門慶至此才算紅火起來了?？梢娊?jīng)商在西門慶的發(fā)跡史乃至致富史中未必起了決定性作用。
西門慶的前期，只是他人生道路的鋪墊。他真正的發(fā)跡在其送生辰擔給蔡京，換回個副千戶之后。且不說事前的做衣制帽，送往迎來，上下“熱亂”，單道“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吹打彈唱，后堂飲酒。
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著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灑線揉頭獅子補子圓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著大黑扇，前呼后擁，何止十數(shù)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jiān)，并清河左右衛(wèi)同僚官，然后親朋鄰舍，何等榮耀施為!”（第31回）
西門慶的發(fā)跡，固然是錢權交易的產(chǎn)物，更是他長期“交通官吏”的輝煌成果。
發(fā)跡之后的西門慶從來沒忘記過自己作為政府官員的身分?；视H喬大戶與他結親，他竟說：
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一個縣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著這官，又在衙門中管著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著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第四十回)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一旦紗帽上頂，心中時刻惦記著個官字，自稱“居著這官”，“俺這官戶”，反嫌皇親是戴著小帽的“白衣人”。
有次潘金蓮被西門慶打急了，就罵他倚官仗勢，“你說你是衙門里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怎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叫皇帝，敢殺下人也怎么?”
西門慶聽了反呵呵笑，說：“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放著破?這里清河里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第43回）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所得意者，就在居官戴上了紗帽。
西門慶在任期間“組織觀念”蠻強，即使在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給衙門送“假牌”去請假，以至來探病的同僚安慰他：“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笨梢娢鏖T慶是何等敬業(yè)。
由此更可知西門慶對那官職是何等看重！綜觀其一生，不難發(fā)現(xiàn)，正因為西門慶當上個副千戶，且很快“轉(zhuǎn)正”了，他才有可能成為山東一方的中心人物：
不僅有眾多的幫閑篾片、獻媚女性將他當作星座，圍之旋轉(zhuǎn)；就是上流社會中人如太師、太尉、巡撫、巡按、御史、狀元、太監(jiān)、皇親，“哪個不與他心腹往來”?
但是，如果西門慶僅靠官俸過日子，雖為五品官，他仍只能是一個“窮官”。
據(jù)《明史·食貨志》載，西門慶這個級別的正五品官員，或歲供祿米二百二十石，鈔百五十貫；或月俸祿米十六石。當時的官俸是米、鈔兼支，官位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位低者支米“十之七八”。
西門慶的薪水當米、鈔各半。而米價在明朝波動較大，米貴時一石可換鈔二十五貫，米賤時只十貫。有時是米、絹、鈔三者合一；又有“本色”、“折色”之分。有點像有的單位拿實物抵工資。“自古官俸之薄，唯有若此者”——這是來自史官的嘆息。
有過經(jīng)商歷史的西門慶，一旦進入廣場，就立即將自己變官商，將官場變?yōu)樯虉?，為自己開辟廣闊的“前途”。
正因為西門慶居官作宦，他才可能以權謀私，干著錢權交易的勾當，既能在官場賣法貪贓，又能在商場投機倒把，他才真正暴發(fā)起來。西門慶于官場賣法貪贓已見上文，這里只談商場中事。
李智、黃四拉西門慶搭擋納香蠟，做朝廷的買賣，就是想憑借他的勢力。
黃四說：“這里借著衙門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應伯爵也說：“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著他這點名聲才好辦事”。
西門慶明知如此，還是把一千五百兩銀子交他們?nèi)ァ耙约俪湔?，買官讓官”，自己則坐收“每月五分行利”。
在這宗買賣中，他們與昔日有點權勢的徐內(nèi)相發(fā)生了沖突，西門慶就說：“我不怕他，我不怕徐內(nèi)相、李內(nèi)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監(jiān)里著坐，不怕他不與我銀子?！睓嗔Τ闪速I賣的后盾，他就有恃無恐了。
有次朝廷行文天下收購古董，東平府坐派二萬兩，這是宗大買賣，“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本來當局“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西門慶得此信，立即封些禮去“討將來”。
宋御史礙于西門慶的面子，果然“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給了西門慶。這筆生意雖因西門慶身亡未做成，但可見權力之神通是何等廣大。
“納粟中監(jiān)”，更是典型的錢權交易。歷代鹽是官賣，明代實行“中開制”，即根據(jù)邊防軍事或其他需要，允許商人以力役或?qū)嵨锵虺Q取販鹽的專利執(zhí)照(鹽引)，然后憑引到指定場支鹽，并在指定行鹽范圍內(nèi)銷售。
無引支鹽，即為私鹽，是要受到法辦的。但因是專賣，壟斷生意，所以利潤很大，鹽商往往大肆鉆營，大發(fā)其財。西門慶自然不會放過這宗美事。
他與喬親家頭年合股在“邊上”納過一千兩銀子的糧草，從朝廷坐派淮鹽三萬引。這“舊派”鹽引，原同廢紙。因鹽之專賣利大，所以朝廷征稅較重，立法也較多。
小說第四十八回寫蔡京向朝廷奏請七事之一就是“更鹽鈔法”，其中規(guī)定“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并行拘收”。西門慶之“舊派”鹽引自在拘收之列。
西門慶何以能使舊派鹽引死而復活呢？
這則是一種權力效應。作為副千戶的西門慶，曾對蔡蘊（號一泉，蔡京之假子）有過兩次重大的感情投資，第一次是蔡蘊狀元及第回籍省親，由蔡京管家翟謙為中介兩頭串連，兩人建交。
翟先與蔡蘊有言：“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抬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span>
然后有信通報西門慶，云：“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視，道經(jīng)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span>
如此道來，兩人同屬蔡京黨羽，不看僧面看佛面，西門慶當然會熱情款待這蔡狀元。酒宴歌舞招待之外，還贈“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span>
連同行的安進士也贈“色緞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绷畈虪钤屑げ灰?，連連道謝：“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第36回）
這是政和六年秋后的事，不到半年蔡狀元點了兩淮巡鹽御史，再次來到西門府上。
西門慶對他則有更隆重的接待，更到位的侍候。僅宴席就耗資千兩金銀（可謂吞金咽銀），宴后專派“三陪小姐”滿足他“好的是南風”（即后庭花）的特殊愛好。
須知兩淮巡鹽御史，可是了不得的實權派官員。明代食鹽的重要生產(chǎn)地如長蘆（天津沿海）、河東（山西西南黃河灣）、兩淮（江蘇蘇北沿海）等處，
由朝廷派監(jiān)察御史全權管理這些地方的鹽務（生產(chǎn)、販運），均設有龐大的辦事機構，即鹽運史衙門。當時的所謂“官鹽”，并非真的由朝廷來專賣，而是分地區(qū)把某地食鹽的生產(chǎn)權與專賣權承包給鹽商，國家只管向他們征收鹽稅，謂之“鹽課”（包括灶課、引課、雜課）。
因是專賣，壟斷生意，利潤很大，鹽商大發(fā)其財，都成為歷史上著名的富翁。
兩淮的鹽運使衙門設在揚州，是全國最大的鹽政機構。巡鹽御史，從三品。順便說，《紅樓夢》中林黛玉的父親林如海是以前科探花欽點為兩淮巡鹽御史的。
俞平伯曾說“鹽務是最闊之差”，“比北京之破落侯門（賈府）為遠勝矣?！辈苎┣蹖憽盀t湘（黛玉）儉妝上船”，“如此用筆，一洗熟套”，明黛玉不“以豪富驕人”。但一般讀者“未免被作者瞞過”，以為黛玉之家如何潦倒，致使她寄人籬下。此為誤解。（轉(zhuǎn)見鄧云鄉(xiāng)《紅樓風俗譚》第331頁）
（清）鹽 引
昔日蔡郎再度來已是有權有勢了。酒足飯飽之余，蔡御史說：“四泉，有甚事只顧吩咐，學生無不領命?！?/span>
西門慶見機提出：“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span>
蔡御史爽快地回答：“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span>
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夠了”。
蔡御史把西門慶遞上的原貼就袖在袖內(nèi)，只傾情地享受酒色之樂去了，別的無須再說了。官官相衛(wèi)，“舊派”鹽引不但沒被拘收，蔡御史還讓西門慶比別的商人早掣取鹽一個月(西門慶說“早放十日就勾了”)。
明嘉靖、萬歷年間，每大引合鹽四百斤，每小引合鹽兩百斤。三萬引鹽，起碼折鹽六百萬斤，合三千噸，足裝一列火車。即使在今天也是一筆大買賣。
在商品經(jīng)濟生活中，時間就是金錢。這么多的鹽提前一天投放市場都會有可觀的利潤，更何況比別人早一個月呢?這就是封建權力的效應。
這中間既有他兩次對蔡一泉享以酒色、授以厚禮的功效，又有他身為政府官員，憑借著手中的權力，享有別的商人無法享受的特權。
相對而言，后者或許更重要，更起決定性作用。連作者都慨嘆：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為。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在官官相衛(wèi)的連鎖結構中哪里還有什么公道可言？而所謂人情亦以勢利為前提。
中國人都聽得懂，所謂“人情”、“人事”就是“私情”。西門慶的暴發(fā)實以“三萬引鹽”為契機。
那三萬引鹽未運到清河地面，他中途就推銷掉了，然后以這賺來的錢在杭州、南京采買緞絹之類貨物三十大車，價值大約三萬兩銀子。
他與喬親家合開的緞子鋪開張第一天，就“賣了五百余兩銀子”，沒多少時間韓伙計就說，兩邊鋪子共賣了六千兩銀子。
西門慶立即將這六千兩銀子用來擴大再經(jīng)營，其中二千兩“著崔本往湖州買綢子去”，四千兩“與來保往松江販本”。
從取鹽到西門慶之死，前后不到半年時間，僅這緞子鋪西門慶名下就有“五萬兩銀子本錢”。可見權力在商品經(jīng)濟中的巨大威力；亦可見西門慶所從事的封建商品經(jīng)濟歸根到底是封建權力經(jīng)濟，而非資本主義的競爭經(jīng)濟。
西門慶前期只是個不三不四萬元戶，后期才是有權有勢暴發(fā)戶。權勢是西門慶暴發(f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這也叫權中自有黃金屋，權中自有顏如玉。由此可見，即使勉強稱西門慶為“集官、商、霸一體的暴發(fā)戶”，也不應將三者平列，而忽視其作為封建官僚在其發(fā)跡史與階級歸屬上的決定性意義。
西門慶身旁有一個商人群落，作為幫閑兄弟的應伯爵原也是“開綢絹鋪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太醫(yī)蔣竹山開過生藥鋪。
那個韓伙計，原也是開絨線行經(jīng)商的，只因“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后投到西門慶門下。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也曾是個長途販運棉織品和絲織品的商人。還有來自江南、川廣的客商，他們幾乎都是商場的失敗者。
論經(jīng)商的本領與經(jīng)驗，甚至資本，他們未必有遜于西門慶。他們之失敗與西門慶之成功，根本差異在他們都未進入封建官場，而西門慶進入了封建官場。兩相比較，更可見西門慶的階級歸屬只能是封建官僚，而并非什么新興商人。
至于他曾經(jīng)是誰，或是用什么手段獲取了封建官僚的身分，則或許并不重要。
作為封建官僚，西門慶雖未與經(jīng)商脫鉤，實際上他不斷利用手中的特權巧取豪奪，牟取暴利，從而破壞了封建法律允許的正常經(jīng)商，如搗毀蔣竹山的店鋪等就是明證。
論明了西門慶的階級歸屬，更有利于把握這個典型形象的社會意義。西門慶實則是中國封建末世，朱明王朝末期，世紀末年，中國封建官僚制度下產(chǎn)生的新丑而不是什么資產(chǎn)階級的新秀。
（未完待續(xù)）
《石鐘揚<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文章作者單位：南京財經(jīng)大學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fā)，原文章刊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后收入《石鐘揚<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zhuǎn)發(fā)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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