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 兵
出生于北宋慶歷二年（1042年），卒于元祐八年（1093年），享年52歲的陳祥道是閩清宣政里（今云龍鄉(xiāng)）漈上村人。陳祥道為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進士，原本字祐之，進士及第后改字用之，曾官至秘書省正字、館閣?？钡?。
他一生著述十余種，但遺憾的是僅有《論語詮解》10卷和《禮書》150卷傳世。同父異母兄弟陳旸則撰有《樂書》200卷等。
從目前來看，關于陳祥道的學術身份定位共有三種說法：經(jīng)學家、禮學家、理學家，其中又以后兩種最常見，并引起了一些爭議。那么，陳祥道在學術史上的身份定位究竟為何？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搞清楚什么是“經(jīng)學家”“禮學家”和“理學家”。
要了解什么是“經(jīng)學家”，就得厘清什么是“經(jīng)”和“經(jīng)學”。簡而言之，“經(jīng)”就是指承載著最常見卻也是最重要道理的經(jīng)典文獻。經(jīng)、史、子、集四大部類，“經(jīng)”最為基礎。在儒家這里，起初被認定的核心經(jīng)典文獻有五種，即《詩經(jīng)》《尚書》《禮經(jīng)》《易經(jīng)》《春秋》（這里《禮經(jīng)》主要指《儀禮》），簡稱“五經(jīng)”。
同時也有“六經(jīng)”的說法，即在上述五種之外多出一種《樂經(jīng)》，主要記載的是上古時期關于“樂”（類似于今天的音樂，但“樂”更富于倫理性）的各種理論。由于“樂”難以用文字傳承等緣故，《樂經(jīng)》最終失傳，只保留了少許內(nèi)容被收入《禮經(jīng)》之中，所以禮、樂是一體的，名為“六經(jīng)”，實際上仍然只有“五經(jīng)”。
在漢代，《論語》《孝經(jīng)》被加了進來，“五經(jīng)”擴展為“七經(jīng)”。到了唐代，《禮經(jīng)》在《儀禮》一書之外又補進了《周禮》《禮記》，《春秋》也分成了《左傳》《谷梁傳》《公羊傳》三種，是為“十一經(jīng)”。再往后，又增補了《爾雅》為經(jīng)，到宋仁宗時期《孟子》也被當作了“經(jīng)”，至此儒家就一共推舉了十三種文獻為基本經(jīng)典，簡稱“十三經(jīng)”，構(gòu)成了整個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最為基礎和核心的思想學術體系。
而針對“十三經(jīng)”文本中的音韻句讀、名物制度和思想觀念等，展開系統(tǒng)的注釋、考據(jù)、解讀與研究的學問體系，就是儒家的“經(jīng)學”。因此，所謂“經(jīng)學家”，顧名思義，也就是專門研究儒家經(jīng)學的學者和專家。
對于陳祥道來說，今天我們可以考證得到的具體著述情況是：《儀禮注解》32卷、《禮記講義》24卷、《周禮纂圖》20卷、《禮例詳解》10卷、《禮書》150卷、《論語全解》10卷和《莊子注》《詩解》《書解》等。根據(jù)上述我們關于“經(jīng)”與“經(jīng)學”內(nèi)涵的介紹來看，陳祥道的著述中除了《莊子注》屬于“子學”之外，他研究的對象都是儒家的“經(jīng)”，所以他的學問基本上全是經(jīng)學，稱他為“經(jīng)學家”可以說是最準確的。
陳祥道的經(jīng)學著述主要涉及“禮經(jīng)學”“詩經(jīng)學”“尚書學”“論語學”四種，前三者往往簡稱為“禮學”“詩學”“書學”，其中他的禮學成果最多、最突出，也最有影響力。為了凸顯陳祥道的學問特色，稱他為“禮學家”毫無問題。
禮、樂本是一體，陳旸的樂學研究亦可劃歸禮學系統(tǒng)，所以稱他為“禮學家”也是可以的。
那么，為什么有人又將以禮學著稱的陳祥道和以樂學聞名的陳旸這兩兄弟稱為“一門雙理學”呢？難道陳祥道和陳旸都是理學家？
理學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理學，是指自北宋以來，以儒學義理為主要研討對象的思想與學術體系，因為是接續(xù)先秦儒家“道統(tǒng)”而來的學說，所以又被稱為“道學”。廣義的理學從思想內(nèi)容來劃分，一般而言主要有理學、心學、氣學等數(shù)種學派，它們普遍承認無論是從物質(zhì)層面還是從精神層面來看，宇宙間都存在著一個最高的、非人格神的形上本體，其無形無象，卻又掌控著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生滅、形態(tài)與運行。
以北宋時期河南洛陽的程頤、程顥兄弟和南宋福建的朱熹為主要代表人物的學派，因為強調(diào)理的客觀實在性和最高本體性，所以人們稱之為“理學”，又稱“程朱理學”，這是狹義層面的理學。
心學的代表人物為南宋時期的陸九淵和明代的王陽明，世稱“陸王心學”。他們主張“心即理”，心存則理在，心亡則理滅，十分注重心之于理的作用，所以被稱為“心學”。
氣學派的開創(chuàng)人物則是張載。張載的氣論將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融為一體，獨具特色，其思想體系就被稱為“氣學”。
上述理學家中，朱熹作為集大成者，其思想學說后來受到了官方的推尊而上升為官學，成了理學的主流，掌握了學術話語權(quán)。朱熹思想的傳承者們劃分出了理學主流學派的幾大地域分支，即濂、洛、關、閩四個學派。陸九淵與朱熹生活在同一時代，思想主張與朱熹多有抵牾之處，于是被排除在了這個學脈體系之外。
同時，也有人提出理學的主流派別還有邵雍的“數(shù)”學，胡安國、胡宏與張栻的湖湘學派，以及陳亮、葉適的事功學派……這些都沒能進入上述分系之中，而他們究竟能不能完全納入“理學”系統(tǒng)，歷來也是存在爭議的。
以上我們簡單梳理和介紹了宋代理學的基本思想、主流派別與學脈淵源，從中可見，無論是陳祥道兄弟還是陳祥道的老師王安石，都不在這個系統(tǒng)之內(nèi)。事實上，程朱對王安石的學術與政治主張基本都不認同，程頤、程顥與王安石同朝為官，卻是王安石的反對者。而就已知的陳祥道的交游情況來看，他與身為理學家的二程也基本沒什么交集。
為了抵御佛老之學對儒學主體地位的銷蝕，從唐代中后期韓愈、柳宗元等發(fā)起“古文運動”以來，儒學內(nèi)部逐漸興起了大膽懷疑經(jīng)典文本內(nèi)容、積極推動經(jīng)典文獻的創(chuàng)新性解釋的學術風氣。到了兩宋時期，中國迎來了儒學史上新一輪的“百家爭鳴”，在學術上產(chǎn)生了新經(jīng)學，在思想上產(chǎn)生了理學（西方學者稱為新儒學）。
雖然前述理學諸儒大都在經(jīng)學上有著較重要的著述成就，尤其是朱熹，甚至還可說是經(jīng)學大家，但他們的主要身份仍然是理學家。因為他們對經(jīng)典文獻的訓詁注釋和創(chuàng)造性闡發(fā)主要是為自身的思想建構(gòu)服務的，不是為注解經(jīng)典而注解經(jīng)典。換言之，經(jīng)學研究于他們而言主要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
反觀陳祥道的著述，則都是依從經(jīng)典文獻本身展開的系統(tǒng)性的經(jīng)學研究，雖然受其師王安石和整個兩宋新經(jīng)學風氣的影響，他也有不少創(chuàng)新性、綜合性的詮釋，但他終究只是就經(jīng)解經(jīng)，沒有開展專門的、體系性的哲學倫理學思想創(chuàng)造活動。
所以，陳祥道只是禮學家或經(jīng)學家，不是理學家。考慮到陳旸的《樂書》實際上也屬于禮學系統(tǒng)，曾經(jīng)的二陳故居的楹聯(lián)“棣萼一門雙理學，梅溪千古兩先生”原本就應該寫成“棣萼一門雙禮學”才準確。一些人將這一對聯(lián)托名為朱熹所寫顯然不實，朱熹不可能犯如此錯誤。
在此我們并不是說理學家這一學術身份就高于經(jīng)學家或禮學家。即便是朱熹，我們既可稱之為“理學家”，也可稱之為“經(jīng)學家”，鑒于他在禮學、易學等方面的深厚造詣和重要貢獻，我們還可專稱他為“禮學家”“易學家”，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學術身份的認定只有是非之別，并無高下之分。但目前類似的認知誤區(qū)甚至爭議，在不少的民間國學愛好者中較為普遍地存在，所以澄清這一點還是比較重要的。
（作者為三明學院閩臺書院與經(jīng)世致用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華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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