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斗爭”二字，很多人認為其結果完全是由己方的軍事實力所決定的，如果在武器火力和人數(shù)戰(zhàn)術上都占有優(yōu)勢，就勢必會達到預想的目的。然而這種想法未免太過于片面，事實上每一次軍事行動后面往往都隱藏著其他方面的角力。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對于人性的洞悉以及在政治方面敏銳的嗅覺，只靠著強勢的軍隊也未必能夠取得理想的結果。而這一點在我軍和平解放新疆的這一事件當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自從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逐漸開辟絲綢之路以來，包括今天新疆在內的西域大片領土逐漸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在漢代，為了加強對于西域的統(tǒng)治，當時的皇帝在此設置了西域都護，從行政管理上確立了國家對西北地區(qū)的主權。到了清代，新疆地區(qū)又設立了“伊犁將軍”這個職務，延續(xù)了千年來的傳統(tǒng)。有著這樣的歷史，我們也完全可以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然而到了近代，這種局面則悄然發(fā)生了變化。由于長期閉關鎖國所導致的科技實力脫節(jié)于世界，所以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所敲開中國大門的時候，我們根本難以對其實施有效的抵抗，就這樣在幾次軍事上慘敗之后，中國被迫和列強簽訂了諸多不平等的條約。
在這些條約當中，列強除了索要大額的金銀之外，對于中國的領土同樣提出了要求，這樣一來國家的大好河山便受到了強盜的覬覦，西北的新疆自然也未能幸免。由于新疆和當時的英屬印度以及沙俄所接壤，所以這塊寶地也同時受到了英俄兩大列強的垂涎，他們不斷采取各種方法對新疆實施滲透，意圖讓這里變成己方的勢力范圍。
十九世紀中后期，當時的沙俄甚至扶植了一個叫阿古柏的傀儡意圖使新疆徹底從中國版圖當中獨立出去。幸虧一代名臣左宗棠挺身而出親率大軍遠征西北收復了新疆，這才遏制了俄國人卑劣的陰謀。雖然這一戰(zhàn)使得新疆的主權得以保全，但彼時中國國力的衰微還是使得新疆的未來更多地蒙上了一層不確定性。
大清滅亡之后，中國陷入了軍閥內斗的混亂時期。在沒有統(tǒng)一號令的背景之下，各大實力派都在打著“有槍便是草頭王”的主意，在這種情形之下，新疆也同樣未能幸免：無論是蔣介石,盛世才還是回族的馬氏家族都曾經在不同的時期成為新疆的實際統(tǒng)治者。另一方面，久經戰(zhàn)亂之苦的新疆人民也期盼著早日迎來穩(wěn)定的日子。
1949年，國共之間的三場大規(guī)模戰(zhàn)役已經結束，在百萬雄師渡過長江之后，蔣介石在大陸的統(tǒng)治也宣告倒計時。在大局初定的情況之下，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也制定了解放全中國的戰(zhàn)略任務。當時我軍有著四大野戰(zhàn)軍這樣的王牌部隊，其中二野進軍大西南，四野南下直插兩廣并奪取海南島，三野渡江后朝東南福建方向剿滅殘余的蔣軍勢力，而收復大西北的任務則被交到了第一野戰(zhàn)軍，目標則是甘肅、青海以及新疆等西北省份。
作為第一野戰(zhàn)軍的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用兵速來以善打惡仗而聞名。盡管當時盤踞西北的馬氏家族以殘忍和兇暴而聞名，但在彭德懷的指揮之下，一野官兵還是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消滅了寧夏的馬鴻奎以及青海的馬步芳等地方軍閥。在蕩平馬家軍之后，第一野戰(zhàn)軍的劍鋒已經直指新疆，只待一聲令下，武力解放新疆近在咫尺。不過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一野的指戰(zhàn)員卻并沒有接到進攻的號令，這是怎么回事呢？
其實對于新疆問題毛主席等領導人們是另有規(guī)劃的。眾所周知自古以來新疆便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區(qū)域，近代以來由于戰(zhàn)亂等因素，使得當?shù)氐拿褡逯g矛盾顯得極為尖銳，如果像之前一樣單純用武力解決問題，那么極有可能引起新疆當?shù)氐母鱾€少數(shù)民族的強烈反彈，退一步來講，就算這些少數(shù)民族人民沒有公開表現(xiàn)出來抵觸的行動，我黨和我軍在他們的眼中也和曾經所統(tǒng)治新疆的反動勢力沒有本質上的區(qū)別，這樣一來我們解放新疆的意義也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則是國際原因，從地圖上來看，新疆和當時的蘇聯(lián)直接接壤，雙方隔著邊境線可謂是“雞犬相聞”。如果頗為草率地對新疆用兵，顯然是在向蘇聯(lián)所釋放出了不夠友好的信號。除了蘇聯(lián)之外，晚清以來英美等西方國家在新疆也經營了多年，在這里有著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如果不經過深思熟慮，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國際影響，此時已經處于建國前夕，凡事都要從大局來考慮。
所以當彭總的一夜兵臨新疆的時候，領導人們也對于解放新疆做出了謀劃。那就是先用宣傳和輿論穩(wěn)定當?shù)厝嗣?、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人心，以求得新疆內部的穩(wěn)定。在此之后我們再和蘇聯(lián)進行行之有效的溝通，證明彼此的誠意，到那個時候大勢已定，無論是殘余蔣軍還是英美勢力都無法影響新中國對于新疆主權的行使，這便是關于新疆和平解放的設想。
按照這樣的謀劃，一系列的工作則要到1950年才會結束。但正所謂計劃趕不上變化，在當時由于局勢的變化，最終提前了新疆解放的時間，而這一切當中又有著怎樣的內幕呢？
原來就在我黨決定采用“徐圖緩進”的方式漸進解決新疆問題的時候，卻突然收到了來自關于新疆的情報。報告中稱在新疆的內部殘存著的蔣介石和美國方面所扶植的勢力決定趁我軍大軍壓境的時候在新疆搞武裝破壞活動。蔣介石在丟失大陸已成定局的情況之下，不甘心將新疆就這樣拱手讓給我軍，所以在他沉底覆滅之前還要在新疆進行一次“最后的瘋狂”，而美國人的想法則是如果新疆一旦成功被一野所拿下，那么中蘇的領土將會覆蓋整個中亞地區(qū)，這可不是美國人所樂于見到的。這兩股勢力雖然各懷鬼胎，但卻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讓新疆亂起來。
面對這種棘手的情況，周總理就新疆的問題特意詢問了曾經在疆工作多年的張治中將軍。早年間張治中曾經是蔣介石麾下的將領，在1949年北平和談之后棄暗投明加入我方陣營。在1944年的時候新疆地區(qū)出現(xiàn)武裝叛亂，張治中受命到處理，可以說張治中是此時我方中對新疆問題最為了解的人。而根據(jù)張治中在新疆工作時候的所見所聞來說，和平解放新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個時期新疆主要有著三股實力派系，首先是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和負責行政的包爾漢，雖然在名義上他們二人是新疆的最高領導人，但由于當?shù)厍閯莸腻e綜復雜，很多部隊實際上并不聽命于他們；第二股勢力是駐新疆的騎兵第五軍，部隊長官是馬呈祥和葉成，這支部隊是新疆軍隊當中實力最強的一支，但馬呈祥等人卻是蔣介石的心腹；而第三股力量則是和蘇聯(lián)關系密切的阿合買提江。
對這三大派系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之后，領導人們了解到陶峙岳和包爾漢等新疆高層軍政領導實際上并不希望看到新疆生靈涂炭，因而同他們有著談判的余地，而親蘇的阿合買提江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相近所以也對我黨抱有好感，最為棘手的要數(shù)騎兵第五軍的馬呈祥等人，這些人可謂是蔣介石的死硬派追隨者，一旦他們不合作，那么新疆的和平解放仍舊是一句空話。
針對新疆的局勢，毛主席果斷做出了“政治為主，軍事為輔”的方針。具體部署便是聯(lián)絡陶峙岳和包爾漢等上層領導，動之以理曉之利害，勸他們以和平的手段解決新疆問題，其后聯(lián)合陶、包等人向馬呈祥等蔣介石的死黨進行施壓，必要時候先下手為強控制幾人，這樣一來盤踞在新疆的騎兵第五軍便陷入了群龍無首的狀態(tài)，可以將潛在的危機降到最低。而聯(lián)絡陶峙岳和包爾漢的任務則落到了曾經和他們共事的張治中肩上，對于這一工作張治中也是義不容辭。
在接到了毛主席的書信之后，陶、包二人被我黨一切人民的大義所感動，深思熟慮之后決定接受和平起義的建議，但正如張治中之前所分析的，如果不解決掉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勢力，那么新疆終究難免陷于戰(zhàn)火。
作為智勇雙全的名將，陶峙岳對此很快做出了部署。首先他派人同圍困新疆的彭德懷進行密談，請他將大軍向前推進，造成一種武力攻打新疆的假象；另一方面他又以新疆軍方最高領導人的名義召集馬呈祥等蔣介石心腹召開作戰(zhàn)會議，等他們一到會議現(xiàn)場，陶峙岳就下令將他們控制，并請他們考慮和平起義的事項。
對于馬呈祥等人來說，一方面是彭德懷的一野大軍兵臨城下使他們感到壓力倍增，另一方面作為頂頭上司的陶峙岳又已經和我黨達成了和平解決新疆問題的共識，這個時候他們的堅持已經失去了意義。就這樣馬呈祥等人終于在接受和平改編的通電上簽字，1949年9月25日，新疆正式宣布和平解放，為七天之后的新中國成立典禮送上一份大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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