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男，1811年11月26日生，湖南長沙人，1832年中秀才，1834年參加鄉(xiāng)試中第三十六名舉人，1835年會試未中，1836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1838年參加會試殿試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4月17日參加散館考試（庶吉士的培訓結業(yè)考試）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從七品），1843年參加翰林大考并升任翰林院侍講（從五品），后歷任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等。
經查，1838年，曾國藩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未真正授官，每月領取戶部四兩五錢銀子的補助。1840年，曾國藩授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收入為四十五兩。由于清代京官實行雙俸制，在正俸之外還有恩俸，以“令其用度從容，益得專心官守”。據(jù)此，曾國藩全年俸祿收入共計九十兩。當時，一兩銀子約合不到1500文錢；另有人計算，清代一兩銀子的購買力約合170元人民幣。此外，曾國藩全年還有四十五斛俸米。清代一石為兩斛，一斛合五十升，俸糧是足夠吃的。
曾國藩到京后，入住北京宣武區(qū)椿樹胡同長沙會館，3日后在菜市口南橫街增壽寺租房，房租每月四千文，約合紋銀二兩多，全年共計三十三兩左右。1840年12月，曾國藩家人到京后，其改在騾馬市大街棉花六條胡同租房，房租每月八千文，全年共計六十六兩左右。1841年7月，曾國藩因迷信棉花六條胡同房風水不好，搬家至繩匠胡同，月租金一萬文，全年約八十三兩，已接近其收入。同年，曾國藩在年節(jié)假日期間請客送禮開支共計一百二十八兩銀子。據(jù)統(tǒng)計，1841年，曾國藩家庭支出達六百多兩銀子，大大超出其收入。1844年，曾國藩搬家至前門，月租三萬文，約合二百五十多兩銀子，而此時其任五品翰林院侍讀，年收入僅一百六十兩。
為彌補虧空，曾國藩到處借貸，其在給祖父的信中稱，“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1841年，曾國藩向他人借貸五十兩。到1842年年底，曾國藩共向他人借貸四百兩銀子。據(jù)反映，其中存在向下屬和管理服務對象借款的情況。同時，曾國藩還大肆收錢，其在給父親的信中說，“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xù)，冬下有望外官濫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
這里提到了炭資。清代有所謂冰敬、炭敬，就是在每年夏天和冬天，外官給京官送錢，夏天的名目是冰敬，也就是“防暑降溫費”，冬天的名目則是炭敬，算是“取暖費”。除此以外還有別敬，外官到京述職、京官外放為地方官臨走告別都要贈送。曾任吏部主事的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一書中描述說：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其數(shù)自八兩起，至三百兩為止。以官階大小，交情厚薄為衡。后來漸重官階而輕交情矣，大概尋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別敬則較為普通，督撫藩臬到京，除朝貴外，如同鄉(xiāng)同年，及服官（外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數(shù)不過十金上下，后來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漸加多，外官所費已不貲矣。余到京后，來源漸澀，每年所入不過百金，然亦不無小補。光宣之際，公行賄賂，專重權貴，末秩（未授官）閑曹（等待職位者）愈難沾丐矣。炭敬即饋歲之意，函中不言（信封上不寫）數(shù)目，只以梅花詩八韻十韻或數(shù)十韻代之，若四十（兩）則曰四十賢人，三百（兩）則曰毛詩一部，何等“儒雅”。送三百兩銀票，信封上居然寫詩經一部，既腐敗透頂，又有辱斯文。
1841年，曾國藩收受他人所送炭敬、別敬共計九十八兩。1841年后，曾國藩對其收受禮金情況基本不再留記錄。1841年6月，曾國藩違規(guī)兼任長沙會館管理職務，每月從會館獲取一萬五千文房租收入，約合十兩多銀子。期間，曾國藩自批自貸，以“借會館銀四十兩”為名，從會館挪用資金四十兩。此外，曾國藩還挪用“人寄賣貨銀”四十二兩多。1843年7月，曾國藩被任命為四川鄉(xiāng)試正考官，除了拿到四川省官府補貼兩千四百兩銀子外，還在四川收受各級官員所送一千四百多兩銀子，收受門生所送五百兩銀子。此次四川之行，曾國藩共計入賬六千兩銀子?；鼐┲?，歸還了債務一千四百多兩，并寄回家中一千兩銀子。對此，曾國藩竟寫道：自四川歸后，身體發(fā)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要知道，此前曾國藩記錄的車馬費是每年五十多兩銀子，此時他開始每出必車，到1844年，曾國藩寓中養(yǎng)車馬，每年費百金。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