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史時代(PROTOHISTORY)”這一名詞的使用在國外已是行之有年，但在中國學術(shù)圈內(nèi)受到注意則是最近的事。在文獻發(fā)達的背景之下，學者除了對何謂“中國原史時代”有爭議外，許多人更認為中國古史上并不存在“原史時代”。這里試圖由西方對原史時代的定義入手，簡單的討論西方所謂的“原史時代”在中國的古史研究上的地位，以及“中國原史時代”有別于西方總結(jié)出來的原史時代法則所表現(xiàn)的特征。
何謂“原史時代”
根據(jù)The American Heritage～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對“原史(PROTOHISTORY)”的定義，原史的時間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記錄歷史”出現(xiàn)的前夕。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義原史時代是“緊接著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書寫文件證明的歷史”（注：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所以，西方將“原史時代”的時間段界定于史前與歷史兩大階段的過渡階段。
作為一個主要使用于考古學上的詞語，Christopher Hawkes早在1954年便對“原史時代”加以解釋，認為原史的概念是相對于文獻豐富的歷史，這一時期已經(jīng)有一些文書記錄，但是這些記錄只是一些片斷，涉及社會非常少的方面，這些記錄可能表現(xiàn)于一些刻銘、硬幣等等，或是其他地區(qū)散亂的文本資料（注：Hawkes,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 y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s fromr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蒙Adam Smith提供，在此謹致謝忱））。Gyn Daniel則認為“原史時期”一詞，以稱呼古代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的時期（注：Daniel,Glyn,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Lon don:Thames and Hudson.1981.（此處轉(zhuǎn)引自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在法國《史前大辭典》一書中，認為所謂“原史”或“原始史”的涵義是：“首先具有一種方法論之意義，應(yīng)用于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的文化群體。為了研究它們，人們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擁有文字、然而卻為同時代的其他人群所記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盧人，他們?yōu)橄ＥD與拉丁作家所記述）；也可以指那些通過后世的口頭傳說、記憶或者記載而保存下來其歷史的人群。在此兩種狀況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學資料及間接的文字記載資料兩方面。此時期在年代學體系中只具有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范圍，而且也不精確?！保ㄗⅲ篋ictionnaire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dela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ris.（此處轉(zhuǎn)引自劉文鎖.論史前、原史及歷史時期的概念.華夏考古，1998,(3):93.）也曾有人這么總結(jié)原史時代的特點：在最初書寫文獻還很稀少，并且很難讀懂，多數(shù)最初的記錄還沒有完全的破譯。這歷史的最初階段通常被稱之為原史時代。后世的學者也會對這個時代的歷史不斷的進行文書上的補充。這些文獻，在結(jié)合考古資料之后，也會成為值得重視的材料。好比一個傳說中的國王的名字被發(fā)現(xiàn)在刻銘上，關(guān)于這個國王的記載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注：見http://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雖然互聯(lián)網(wǎng)上資料的可用性多是被否定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其作為一種對某一問題認識的觀點.）。
由字面上來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較原始的狀態(tài)，是一種“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語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島語）指的是南島語的一種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與Austronesian的差別，也表示了Aus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狀態(tài)。同樣的，我們將先商稱為“Proto Shang”、將先周稱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經(jīng)存在，所以我們不會將先商稱為“pre-Shang”，也不會將先周稱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這個階段里，史學開始萌芽，一些記錄開始以各種形式出現(xiàn)，雖有文書記錄，但是仍不足以讓我們據(jù)之復原及較為全面地認識歷史，這一階段有別于史前，也有別于歷史時期，是史前向歷史時期發(fā)展的一個過渡階段。在對這一階段進行研究時，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以及古代動植物、氣候、地質(zhì)等多種人文及自然、環(huán)境學科綜合起來的一種研究。
雖然，作為方法論的“原史”的概念還沒有被更深入的定義、討論，對于其意涵還有不太相同的認識，但是“原史時代”在西方已經(jīng)是受到普遍承認的了。綜上，我們可以根據(jù)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總結(jié)出幾條基本原則：1、原史時代是介于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2、原史時代研究的對象應(yīng)是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文化群體；3、屬于某一人群（族）的原史時代的文字材料來自于他人群（族）的文字記載或是該人群（族）自身遺留下來的片斷的文字記錄（如紀念性的刻銘、零碎的日常書記、宗教性文書等等），而確認這些無法依據(jù)文字材料復原的群體的主要手段是考古學；4、由于原史時代當代的文獻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5、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以及古代動植物、氣候、地質(zhì)等多種人文及自然、環(huán)境學科綜合起來。
以下，我們可以根據(jù)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來檢驗中國原史時代是否存在。對“中國原史時代”的界定過去我們一般將古史分為史前、歷史兩大階段或是史前、傳說、信史三大階段。這兩種分類都是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材料出發(fā)的。在考古學引入中國之后，史料的范圍已經(jīng)由以文字材料為主，擴大到包括文獻（當時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獲取方法是考古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對中國先秦史的研究（這里指的是文獻記載中的夏商周階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統(tǒng)一中國(221B.C.)。張光直先生即曾說過，“自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越積越多，便出現(xiàn)好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聽過、想過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問題。用考古學建立的歷史因此更得隨時改變?？脊艑W還發(fā)掘出新的文字材料來，加強了古文字學這一門學問。研究商周三代歷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學；近百年來使用古文字學的結(jié)果，是知道了傳統(tǒng)的三代古史有許多處被古文字學證實了，但還有更多處被古文字全部改觀了?！保ㄗⅲ簭埞庵?對中國先秦史新結(jié)構(gòu)的一個建議.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9:33.）
戰(zhàn)國以前同時期的傳世文獻材料非常少，即使是當時流傳下來的，如尚書、周易、詩經(jīng)等等的文獻材料里，也有許多后人補作或是經(jīng)傳抄而改變的內(nèi)容。后世對這一時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戰(zhàn)國及漢代，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實情況外，大多是為了時代需要加以改編、附會而成。所以，我們在面對傳世文獻以及通過這些文獻而認識的古史時，總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態(tài)度。即使是現(xiàn)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證的《史記·周本紀》，其所能為我們提供的，也只是當時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框架，還須我們透過其他手段進行復原。
另一方面，中國的史職是由祭祀活動中興起的，為了維持特權(quán)階層的地位，與祭祀相關(guān)的活動發(fā)展的益加繁復，于是文獻載錄和傳承成為必要，歷史意識和歷史行為在巫覡之中出現(xiàn)。所以巫史不分是早期史傳文化的基本特征（注：過常寶.關(guān)于原史文化及文本研究的一些設(shè)想.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6):5.）。中國的人文史學傳統(tǒng)肇始于西周王室覆滅王官之學降于民，知識分子才脫離王室的束縛，逐漸由過去的“巫”史中走出來。晉史《乘》、楚史《梼杌》、魯史《春秋》，都成于這個時期。今日我們讀到的《左氏春秋》，開創(chuàng)編年記事的體例，是中國歷史學發(fā)展走向成熟的標志。至此，可供后世學者研究的確實的文獻史料開始豐富，文獻材料為學者提供了全方位更為豐富的論證材料，考古學成果成為歷史文獻的一種參照或是補充，而非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此才算是進入真正的“歷史”階段。
王樹民先生指出，現(xiàn)在有些人對于古代史學和史料不加分別，以為根據(jù)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說明當時的史學了，正與把傳說當作史實同樣是不正確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遺物，史料價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況下，也可能為史官所作，但原為占卜之用，不是歷史記載。鐘鼎文多為周代之物，記載了許多重要的史實，但原為紀念性質(zhì)，也不是歷史記載（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9.）。所以，不論是由文字史料或是史學史的角度來看，三代時期的研究均有其獨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
由現(xiàn)存的文獻材料來檢視中國（中原地區(qū)）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戰(zhàn)國以前）的傳世文獻里沒有比較全面的史學著作，所見可靠的文獻材料也多經(jīng)后人修改。考古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但是這些文字表現(xiàn)的是歷法、卜筮、紀念，或是簡單記事文字，只表現(xiàn)了商周王朝片段的歷史畫面，雖然已經(jīng)極具歷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現(xiàn)當時歷史的方方面面。雖然已經(jīng)有了史官，但是當時的史官是為上層及祭祀占卜服務(wù)，其性質(zhì)仍不同于后世的史職?！笆贰钡母拍钸€在萌芽的階段，真正為記錄歷史的歷史記錄還沒出現(xiàn)，這些都與西方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相符。所以，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商、西周時期（甚至是春秋時期）作為中國的原史時代。李學勤先生即根據(jù)Glyn Daniel對原史時代的定義認為，東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經(jīng)脫離了這種“原史時期”而跨入真正意義的“歷史時期”了（注：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此外，作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但是仍有相當?shù)奈墨I材料及考古線索的夏、先商、先周也應(yīng)屬于中國的原史時代重要的一部分。這牽涉的不僅是時間的概念，更是一種“族”及“考古學文化”發(fā)展的概念。因而在尋找夏的根源上，我們更應(yīng)該將著眼點放在考古學上的晚期龍山文化。錢耀鵬即由中國歷史發(fā)展演變的特征認為中國的原史時代的下限在春秋以前，而由考古學的角度認為，上限在龍山時代（注：錢耀鵬.中國原史時代論綱.文博.2002,(2):13、14.）。
至于繁復龐大的傳說記載，由于其涉及的時間范圍太長，似乎不宜將所有的傳說都歸入原史時代范圍。若如是，那么我們是否把代表舊、新石器時代幾項重要發(fā)明的燧人氏、有巢氏、神農(nóng)氏、伏羲氏均列入原史時代？另一方面，多數(shù)傳說內(nèi)容也很難與考古材料相結(jié)合，即使是距離夏代較近的“五帝”傳說也很難落實在考古材料上，所以這里不把過去所謂的“傳說時代”等同于原史時代，傳說雖然也是原史時代涉及的一部分材料，但不是所有的傳說都被作為原史時代的材料，所謂的“傳說時代”指的是由半人半神、半信半疑的傳說材料來體現(xiàn)的，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種概念及材料。
中國的原史時代，及其與傳統(tǒng)中國上古史的區(qū)別在于，傳統(tǒng)史學由文獻出發(fā)，以政治時間作為歷史分期的標準，所以一般將秦以前劃為上古史的范圍。在過去所認為無文字的史前時代以及文字發(fā)明之后的歷史時代之間加入一個“原史時代”，所表現(xiàn)的是歷史學的一種初興狀態(tài)，以及我們對這一階段的歷史進行研究時所面對的史料的多樣性及不確定性（與史前及文獻發(fā)達時期相較）。這里所指稱的“中國原史時代”是：一時代的歷史被傳說或是不充分的文獻（自身的或他人的）記述，必須通過考古材料對這些傳說或文獻加以檢驗確定其正確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資料建立、補充文獻所缺乏的各種對當時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現(xiàn)的也只是當時社會的極小的一個部分）。這一階段的研究需要由各種學科一起建構(gòu)出當時的歷史、社會、文化、環(huán)境等方方面面的情況。而這種對“原史時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學有相當程度的發(fā)展之下才有可能展開。
所以，原史時代概念的提出不論是對歷史學研究或是考古學研究都是有所幫助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對象并不應(yīng)該被限定在整個現(xiàn)代中國領(lǐng)土的范圍，而是著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為以中原華夏民族的原史時代為中心（這并不是說我們對中國原史時代的認識是以中原地區(qū)的眼光來看的，而是受制于現(xiàn)有的文字材料），其范圍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傳世文獻、考古學文化的基礎(chǔ)上，向外輻射至與之相關(guān)的各個地區(qū)、族群、文化（當然，如果該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視為認定其族屬、文化以及認定其與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將中國原史時代表現(xiàn)為一個各種活動、各種族群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有機體，尤其應(yīng)特別強調(diào)中國原史時代多元文化的特性。而對于現(xiàn)代中國境內(nèi)曾經(jīng)有的各個族群、文化的原史時代的研究，則應(yīng)該將其分別命名（如：匈奴原史時代、女真原史時代等等），成為以其為主體的原史時代，以求與以中原為中心的華夏族原史時代區(qū)隔開來。
因此，中國的原史時代是：1、時間段在文獻所記載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對象是中原地區(qū)，以及在各種方面與原史時代的中原有聯(lián)系的各種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為當代及后世文獻，以及原史時代的古文字、考古遺跡遺物、傳世文物等等；4、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之間是一種互相驗證的關(guān)系；5、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藝術(shù)史、器物學、地質(zhì)學、古生態(tài)學等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討論這一時間段內(nèi)涉及對象的方方面面的問題。
中國原史考古
錢耀鵬由考古及社會發(fā)展進程的角度出發(fā)，歸結(jié)了中國原史時代社會的幾項基本特征：1、以城鄉(xiāng)分化為核心的早期城市開始出現(xiàn)并不斷獲得發(fā)展；2、以王權(quán)為核心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開始形成并不斷強化；3、構(gòu)成王國的社會基礎(chǔ)是部落或部族；4、世襲制成為基本的繼承制度；5、文字制度已經(jīng)在形成與初步完善的過程中。（注：錢耀鵬.中國原史時代論綱.文博，2002,(2):14.）基本上與過去我們對早期文明國家或是青銅時代的認識十分相似。不過，本文所指稱的原史時代較之青銅時代或是早期文明、早期國家的概念來說，更強調(diào)的是在研究方法及材料上與其他時代的區(qū)別。如果，史前、原史、歷史三大階段的劃分依據(jù)的是我們在認識歷史時所使用的材料的情況，那么，隨著認識歷史的材料的不斷被發(fā)現(xiàn)、被解讀，對于古代歷史認識逐漸完備，我們更可能將歷史的開始、原史時代的上限提前。
作為中國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環(huán)的中國原史考古，有其不同于史前或歷史考古的特殊性。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獻材料對考古產(chǎn)生的不同影響。史前考古沒有當時的文獻材料，后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神話為非客觀的記述，本來無法作為有效的根據(jù)。傳說的核心部分固然為古代實有，與后人因想象而虛構(gòu)的不同，但是傳說有較大的穩(wěn)定性，不僅時間、地點、人物易發(fā)生錯亂，更容易混入神話成分。（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9.）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guān)度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chǔ)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guān)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并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原史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學材料在許多模糊的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上具有的決定性的影響力，甚至是改寫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方式。
在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互相檢驗的操作方法上，已有何駑提出的“文獻考古方法”，即是將文獻記載的邏輯關(guān)系與考古存在背景關(guān)系（包括時空、文化性質(zhì)、聚落結(jié)構(gòu)等關(guān)系）作總體地、有機地對應(yīng)，以求取兩者之間更為緊密的邏輯關(guān)系。（注：何駑.文獻考古方法論芻議.華夏考古，2002,(1):106-111.）雖然這一方法有許多局限性，但仍堪為原史時代考古的一種重要的操作方法。
中國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原史為中心，輻及與之有關(guān)的各個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沒有文字，雖然其族屬的確認主要是依據(jù)他族人記述的古文字、文獻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學文化被認識的基礎(chǔ)之上，進行文化因素分析，可以更進一步地厘清中原地區(qū)與其他相關(guān)族群之間的關(guān)系，及當時文化的多元面貌。
而原史考古在考古學以及古文字、文獻記載三種材料并重的情況下，除了研究考古學上的各種課題之外，更可以在文字資料的幫助下，建立中國原史的年譜；另一方面，通過各種相關(guān)材料的交叉研究，建構(gòu)、歸納出中國原史時代人與人群、人群與人群之間的交往，發(fā)展的過程、規(guī)律及模式，以求重建出這一時段更加客觀、完整、豐富的歷史以及社會生活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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