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兇手”“變態(tài)”“渣男”……不知不覺顧城已經離世近三十年，關于他本人的爭議一直不斷。
許多網友直斥他就是殺人犯，“心理扭曲”，連帶著也貶低了顧城的詩作本身；更多的詩歌愛好者贊嘆顧城的天才，但也對他的人品無法接受；而在許多舊友眼中，他又是一個本真的詩人，且因為這種詩性導致了自己的結局。
舒婷在紀念文中回憶：“我選擇了一種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顧城比我更詩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餓肚子，也不能忍受紅塵。”
王安憶也多次寫作紀念顧城：“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將虛實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約可算作這類；而另一類，卻將實有完全投入虛無，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從這點說，對顧城的責備又漸漸褪去，風輕云淡?！?/p>
鐘文在顧城逝世20年時作文，認為顧城的詩歌超出了時代和社會的限制，他是一個做夢和寫夢的詩人，他的特質就是完全以“本真的我”寫詩，而這前提是身邊有著“他人”的幫助和愛，所以他無法離開妻子謝燁。
1993年10月8日，顧城在新西蘭的寓所用斧頭將妻子謝燁砍傷致死，然后自縊于一顆樹之下。他與謝燁在1979年便結識相愛，在1983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為了追求心中的自由王國，顧城于9年后和妻子移居新西蘭激流島。
然而，現實的生活依舊無法令他的精神得以滿足，而此前他認識的年輕詩人李英對他一見鐘情，并在顧城去國前便向他表白。妻子謝燁選擇主動接納李英，并默許她來到新西蘭同他們夫妻一同生活。與此同時，顧城對妻子也一直存在著偏執(zhí)的愛，甚至因此厭惡他們的兒子木耳。
直到1993年，李英選擇與島上的一位英國移民結婚，并離開了激流島。謝燁勸顧城寫成了《英兒》這部長篇情愛懺悔錄，然而寫作中顧城往往難以保持理性，陷入了詩意化的囈語。
李英的離去給了顧城生活和情感上的極大打擊，《英兒》的寫作反而進一步傷害了他與謝燁，最后造成了兩人不可挽回的沖突和最后慘烈的結局。
而與此同時，顧城遺世獨立的才情也無法被忽視，他是人們公認的“童話詩人”?！?strong>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首家喻戶曉的小詩凸顯了他的歷史思辨力，“黑夜”與“黑眼睛”的意象高度概括了詩人對剛經歷過的歲月的感受。他不否認自己的眼睛也染上了黑夜的顏色，從黑暗中掙脫，去尋求光明，這首詩體現了一代人的追求和心聲。
但是，“黑夜”也給了他暴力與美的深刻印象?！?strong>兇手/愛/把鮮艷的死亡帶來”，顧城始終追尋著心中理想的世界，而他能感受到死亡與“愛”會像宿命般一齊降臨，死亡是對愛的懲罰，但又是不失其“鮮艷”的唯美。
這種矛盾又晦澀的表達，源于顧城內心世界的復雜，美與暴力之間平衡或失衡的主題，始終在他某些詩中若隱若現。
在我們所熟悉或陌生的顧城詩作中，悲劇的線索早已埋下，從這些詩作中，我們也能夠逐漸感受到他詩意的生活和在現實中的掙扎與危機。
01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
顧城于1956年生于北京，他的父親是早已成名的詩人顧工。童年他隨父親下放山東農村，“在荒涼河灘上過著孤獨生活”。在那段每日拌飼料、喂豬食的日子里，年幼的顧城背誦著父親的詩，他們“把每首即興寫的詩，都丟進火里。我們倆說，火焰是我們詩歌唯一的讀者”。
從這動人的回憶里，可以看出顧城的早慧，他12歲便寫出這樣稚嫩而敏銳的詩句：“樹枝想去撕裂天空，但卻只戳了幾個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們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
顧城無論對自身、對自然，還是對人際關系，都有著敏銳的感知力，這使得他早期的許多小詩都完全超脫了時代氛圍，體現出對生活世界細微處的觀察。比如他的名作《遠與近》（1980）：
你/一會看我/一會看云
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
顧城是充滿感性的哲理詩人，這首詩處理的是“我”和“你”的關系，但是二者并非注視者與忽略者的關系?！拔摇焙汀澳恪敝g存在著微妙的情感聯結，他感興趣的是親密關系中微妙的距離感。
顧城的小詩非常善于捕捉充滿畫面感的細節(jié)，延展的聯想表現的僅僅是美本身。比如《弧線》（1980）：
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
少年去撿拾/一枚分幣
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觸絲
海浪因退縮/而聳起的背脊
質疑歷史、審視生活，是那個時代朦朧詩人共同的寫作主題，顧城也概莫能外，治愈“傷痕”、“尋找光明”是一直延續(xù)的主題。作為“童話詩人”，他堅持著“詩就是理想之樹上，閃耀的雨滴”，詩人“要用心中的純銀，鑄一把鑰匙，去開啟天國的門”，這集中體現在著名的《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1981）里，它簡直將“尋找光明”的理想具體描繪了出來：
也許/我是被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
我希望/每一個時刻/都像彩色蠟筆那樣美麗/我希望/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畫出笨拙的自由/畫下一只永遠不會/流淚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屬于天空的羽毛和樹葉/一個淡綠的夜晚和蘋果
我想畫下早晨/畫下露水/所能看見的微笑/畫下所有最年輕的/沒有痛苦的愛情/畫下想象中/我的愛人/她沒有見過陰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顏色/她永遠看著我/永遠，看著/絕不會忽然掉過頭去
……
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為什么/我沒有領到蠟筆/沒有得到一個彩色的時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創(chuàng)痛/只有撕碎那一張張/心愛的白紙/讓它們去尋找蝴蝶/讓它們從今天消失
我是一個孩子/一個被幻想媽媽寵壞的孩子/我任性
詩人給自己一個“被媽媽寵壞的孩子”的身份，全詩的展開如同童話般明媚，卻又伴隨著駁雜的陰影。這些陰影不僅屬于歷史，也屬于個人生活。如果說畫下想象中的愛人本身就是“任性”的理想主義行為，那么詩末詩人還是回到了真實，“我沒有領到蠟筆”。
他的對策就是毀滅這不完美的“世界”，“撕毀”心愛的白紙，這種不合乎童話性質的暴力色彩，有著詩人敏感的生活態(tài)度與審美態(tài)度的影子。如果將他與同屬于朦朧詩五詩人的北島、舒婷相比，顧城的個性與悲劇性也就更為凸顯。
02
“我們去尋找一盞燈”
舒婷曾有一首寫給顧城的詩《童話詩人——給G·C》：
你相信了你編寫的童話/自己就成了童話中幽藍的花/你的眼睛省略過/病樹、頹墻/銹崩的鐵柵/只憑一個簡單的信號/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蟈蟈的隊伍/向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出發(fā)
心也許很小很小/世界卻很大很大
于是，人們相信了你/相信了雨后的松塔/有千萬顆小太陽懸掛/桑椹、釣魚竿彎彎繃住河面/云兒纏住風箏的尾巴/無數被搖撼的記憶/抖落歲月的塵沙/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世界也許很小很小/心的領域很大很大
作為好友與同代人，她對顧城的觀察是到位的。作為“童話詩人”，他的詩作是對代表了現實的“病樹、頹墻/銹崩的鐵柵”的“省略”，但是這種省略卻又隱含著對眼前的失望?！爸粦{一個簡單的信號/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蟈蟈的隊伍/向沒有被污染的遠方”，只有“遠方”沒有被污染。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對愛人眼睛的描寫，讓人想起戴望舒早年的《我的戀人》：“她有黑色的大眼睛/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而顧城對感情的要求更高，他要愛人“永遠看著我”，“絕不會忽然掉過頭去”。
對遠方的期待有多高，對眼前的失望就有多深。當詩人認真將生活當成詩來對待時，他就無法同時處理現實與理想的不平衡，于是危機不時襲來，在顧城的詩中，他也就表現了較之同代詩人更多的彷徨感。
相比而言，舒婷還有一首以“童話”冠名的詩《小漁村的童話》：“我的童話是一張白紙/你小心的折起它，對我說：/我要還給你一首詩/從此我常常猜想：/在你溫柔的注意中/有哪些是我忽略過的暗示？……我們已經共同完成了/那首詩?！?/p>
在這首詩中，她以平和的心態(tài)來猜想愛人，并耐性地追索“暗示”。舒婷在詩中更多表現的是對愛情的耐性和溫柔，她和愛人“已共同完成”的反而不是詩，而是生活本身。
而北島的新詩自一開始便呈現出內向而冷峻的傾向，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與擔當精神，著名的《回答》中充滿了悲憤的警句和英雄主義情結：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但是他并沒有喪失對未來的信心，“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詩中有著改變當下的決心和勇氣，堅定地回應了老師食指“我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評定”所流露的歷史焦慮。
無論是北島執(zhí)著于批判和啟蒙，還是舒婷細心地彌合與“放下”，都表現出他們在詩人心理上面對現實的成熟與平和態(tài)度，顧城則不然，他的世界常常是分裂與彷徨的。“沒有被污染的遠方”不容易抵達，他始終在“尋找一盞燈”：
你說/它就在大海旁邊/像金桔那么美麗/所有喜歡它的孩子/都將在早晨長大
走了那么遠/我們去尋找一盞燈
03
“我知道永逝降臨，并不悲傷”
在顧城童話般的詩中，伴隨著他作為尋覓者的堅持，他始終無法擺脫自己的精神負擔，在《分布》（1983）中可以察覺到他分裂的精神世界和焦慮感：
在大路變成小路的地方/草變成了樹林
我的心荒涼得很/舌頭下有一個水洼
影子從他們身體里流出/我是從一盞燈里來的
我把蟋蟀草伸進窗子
眼睛放在后面，手放在街上
詩人面對著自己的孤獨和茫然，“大路變成小路”“草變成了樹林”，都是童話中的夢魘，視線被擋住，前路也難以抉擇?！吧囝^下有一個水洼”是詩人面對世界的獨特的超現實姿態(tài)，“水洼”是他自造的，可以安慰內心的荒涼，但也僅僅是一個水洼。“我是從一盞燈里來的”，“我”同“他們”的區(qū)別表達了一點驕傲，但是與眾不同的驕傲是危險的，于是“我”將眼睛“放在后面”好有所警惕。
童話可以緩解焦慮，在現實中，這體現在顧城對“外面”的世界的幻想，并且驅使他最終移居新西蘭：
也許，我是盲人/我只能用聲音/觸摸你們/我只能把詩像手掌一樣張開/伸向你們/我大西洋彼岸的兄弟/紅色的、淡色的、藍色的、黑色的/我大西洋彼岸開始流淚的花朵/那聲音穿越了無限空虛
這首作于1983年的詩體現了他曾經對于遠方的“外面”世界的期待，雖然中國不靠近大西洋，但是顧城或許只是將“穿越無限空虛”的希望寄托于文化的異鄉(xiāng)，正如他詩中不時出現“拜占庭”“維多利亞的叢林”等地名。
1987年，顧城首次出國，而后輾轉一年，他選擇移居新西蘭，并寫下了《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臨，并不悲傷/松林中安放著我的愿望/下邊有海，遠看像水池/一點點跟我的是下午的陽光
人時已盡，人世很長/我在中間應當休息/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
其實早在七年前，他就彷佛已經預見自己的去國，在《假如……》里，他說：“假如鐘聲響了/就請用羽毛/把我安葬/我將在冥夜中/編織一對/巨大的翅膀/在我眷戀的祖國上空/繼續(xù)飛翔”。離別的意象和家國情懷，就這樣以表達死亡的方式怪異地組合在一起。
而在《墓床》中，即將開始異國新生活的顧城又一次以死亡意象書寫疲憊。這首詩以預言口氣開頭，以“墓”為“床”，不僅是經驗上的悲觀，而更多是逃離后釋然的姿態(tài)。
“人時已盡，人世很長”頗有放下此前諸多重擔的意味?！白哌^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觀點的歧異與外界的紛擾，都被“我”以“墓床”的休憩隔離掉。
在朦朧詩人中，相對而言承擔社會主題最少的顧城，反而精神重擔最為沉重，他沒有辦法選擇一個較為舒適或較為堅決的生存立場。
顧城最終的悲劇，更多是由詩人本身的個性所決定的，也早已埋藏在他詩篇的創(chuàng)作之中。
-End-
編輯：孫嘉婧、黃泓
觀點資料參考：《閱讀新詩》，張德強著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