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么味道”。我們今天想來聊聊人生。不管是二十不惑、還是三十而已，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和周圍的人都在發(fā)生變化。三十歲以前，我們身上還有許多家庭影響的印記；三十歲以后，我們越來越多地被自己過往的經歷所塑造。
過去累計起來的經歷對人究竟有何影響？不管在生活中，還是在學術研究領域都是一個有趣熱門的話題，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最近，一個由心理學家構成的研究團隊一篇工作論文發(fā)布了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生中可能面臨的重大事件對性格的影響。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嚴肅的人口學八卦（ID：renkou8gua），作者：郝立（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博士生），
什么是非認知能力？
與性格有關的一個學術概念是“非認知能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Heckman提出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資本理論，將能力區(qū)分為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是相對認知能力提出的，也即所有與認知能力無關的個體特質，如社會交往能力，特定的人格和個性特征、動機和志向，甚至是“情商”、“軟實力”等都可以納入非認知能力的范疇。
眾多研究發(fā)現(xiàn)了非認知能力對勞動者收入回報、創(chuàng)業(yè)等的正向作用。作為重要的非認知能力，人格特質不僅作用于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而且能夠顯著影響教育程度、技能狀況等認知能力投資的邊際收益。
21世紀初, 美國人口調查局和教育部合作開展了對3 000位雇主的調查, 發(fā)現(xiàn)雇主在招聘時, 最重視的兩個方面是雇員的態(tài)度和溝通能力（Arrow等, 2000）。同期，英國的一項調查也發(fā)現(xiàn)，負責招聘的人事主管對員工的態(tài)度、動機和人格特征的關注比例達62%, 遠高于他們對員工技能特征的關注比例, 后者僅為43% （Green等, 1998）。可見非認知能力愈來愈受到社會和市場的重視。
那么我們普通人一生所經歷的人生重大事件，比如結婚、生子、升職、退休、跳槽、搬家、分手、喪偶（子）、財務危機、親人去世、好友去世…會對我們的性格會有何影響？男人和女人受到的影響是否會有所不同？接下來，我們就帶領各位嚴八粉絲來探索這項有趣的研究。
如何測量非認知能力？
心理學家主要用大五人格（“Big Five”）和控制源（“l(fā)ocus of control”）來測度非認知能力。大五人格量表（NEO-FFI）測量被試的人格特質及其五個維度，包括外向性、開放性、宜人性、盡責性、情緒穩(wěn)定性等五個方面；控制源主要分為內控與外控，前者指把責任歸于個體的一些內在原因（如能力，努力程度等），后者則是指把責任或原因歸于個體自身以外的因素（如環(huán)境因素，運氣等）。
這項研究對于性格穩(wěn)定性的認識形成了挑戰(zhàn)。心理學家對人格特征是否是穩(wěn)定的有著持續(xù)的爭論，Cobb-Clark 與 Schurer等學者基于澳大利亞的縱向研究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大五人格特征對于黃金時期的成年人來說是穩(wěn)定的，并且個體內部的變化通常與消極生活事件無關。
一些學者也用截面數(shù)據(jù)對非認知能力與社會經濟后果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認為非認知能力是在生命早期就已經形成，但是截面數(shù)據(jù)只能反映當前非認知能力的情況，且將非認知能力視為一個固定的不變水平，但是生命中發(fā)生的任何重要事件均可能導致非認知能力的變化，因此傳統(tǒng)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正確，而要彌補這樣的缺陷我們需要對樣本進行長期的追蹤調查，以觀察樣本非認知能力的一個變化過程。
那么非認知能力到底是固定的還是會因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而發(fā)生變化呢？如果把非認知能力視為穩(wěn)定的特質來估計其社會經濟后果會產生什么樣的偏差？Steven 與 Malathi 兩位學者為我們做出了解答。
作者采用了澳大利亞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家庭、收入和勞動力縱向動態(tài)調查（The 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HILDA）數(shù)據(jù)，該調查開始于2001年，并且之后每年進行追蹤調查。作者主要采用了2002年至2017年的16波追蹤數(shù)據(jù)，他們首先將目標人口定義為年齡在25~64歲之間的非土著居民或托雷斯海峽島居民。
由于自己完成的個人問卷（Self-Completion Questionnaire， SCQ）包含了一系列考察受訪者生活事件的問題，并且可以用來計算非認知能力，因此主要基于個人問卷進一步研究?！按笪迦烁瘛睆纳鲜鑫鍌€維度進行測量；控制源以SCQ中的7個問題進行測度，包括：
我?guī)缀鯚o法控制發(fā)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有些問題我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我?guī)缀鯖]有辦法改變我生活中的許多重要事情；
在處理生活中的問題時，我常常感到無助；
有時我感到我在生活中被人推來推去；
未來發(fā)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大多取決于我；
我可以做任何我真正下定決心要做的事情。
受訪者需要對每個說法進行1~7的打分，數(shù)字越高表示越同意。同時，作者也基于Goldberg（1992）和Saucier（1994）提出的方法，使用一個包含36個問題的人格問卷來測量大五人格特征，受訪者同樣需要對每個說法進行1~7的打分。
重大事件如何影響個人性格？
首先，哪些人生的重大沖擊會影響個人性格呢？作者首先研究了人生中的18個事件對人格特質的影響，這些事件包括夫妻分居、被解雇、財務危機、個人嚴重受傷、家庭成員嚴重受傷、配偶或孩子死亡、親戚或者家庭成員死亡、好朋友死亡、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成為財務犯罪的受害者、家庭成員入獄、升職、財務得到極大改善、結婚、生育或者流產、退休、轉行、搬家。他們發(fā)現(xiàn)超過四分之一的生命事件對個人性格特質會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對心理控制源的影響較大。
那么這些人生大事對性格的沖擊到底有多大？持續(xù)性如何？作者接下來重點關注四個重要事件（夫妻分居、財務問題、退休和經歷一場嚴重的疾病或受傷）對人格的短期和中期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特定事件對某些性格特質具有持久的影響。
那么這些持續(xù)影響有什么性別上的差異嗎？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通常鼓勵“勸和不勸分”，與我們的傳統(tǒng)觀念不太一樣，他們發(fā)現(xiàn)在痛苦婚姻中掙扎的男人和女人分手以后非認知能力都有積極的變化。分手后的男人更隨和、更開放，這種影響在分手后至少會持續(xù)2~3年，女性也會在分開之后2~3年內變得更加隨和，并且對女性情感穩(wěn)定性有積極的影響。
可見與其在質量較差的婚姻里面掙扎，還不如瀟灑放手，重新找回自己，就如熱播劇《三十而已》中的鐘曉芹和顧佳，在離婚之后也活出了自己的色彩。
經歷嚴重的財務危機會讓人更外控化，但很明顯男性收到的影響和沖擊更大，這一事件還對男性的責任心產生了長期的負面影響，可見在應對財務危機時，男性通常是家庭經濟收入的來源，因此財務受挫導致其責任心也下降。
退休也會造成男性更加外控且宜人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而女性在退休后不會經歷任何長期的性格變化。性別的差異決定了性別分工的不同，如“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因此為了養(yǎng)家糊口，男性長期關注工作晉升與工資增長，但是退休之后，男性可能突然失去了工作重心，所以對其沖擊較大。
在經歷個人生病或受傷事件后，相比于男性只發(fā)生短期變化，而女性則會經歷持續(xù)的外控化。從上述四個事件可見，與工作、經濟收入相關的生命事件對男性性格的影響均大于女性，而與生活、情感等相關的事件對女性的影響更大，也可以看出女性更為感性，而男性更為理性。同時，這一發(fā)現(xiàn)意味著如果將人格特質視為穩(wěn)定的，得到的研究結論可能會是有偏差的。
(圖1：特定的事件對男女性性格特質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為了說明這種可能性，作者接下來估計當人格特質被視為固定的，也即不允許隨時間變化時，人格特質與收入之間的關系。作者嘗試控制個體固定效應以求得到一個無偏的結果，研究發(fā)現(xiàn)：對于男性來說，只有心理控制源對其收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這種影響也是極小的；對于女性來說，只有開放性對收入有顯著而微小的正向影響，但固定效應的估計結果也只是一個下限。
上述研究也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性格特質并非一成不變的，是會隨著經歷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而發(fā)生變化，因此性格特質對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也非固定不變的，作者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如果將性格特質作為固定的且控制住個體所有可觀測與不可觀測的特質的影響后，非認知能力對收入的影響其實是微乎其微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之前的文獻可能夸大了性格特質在決定勞動力市場結果和個體社會經濟后果中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1] Stillman, S., & Velamuri, M. (2020). Are Personality Traits Really Fixed and Does It Matter? (No. 13342).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2] Cobb-Clark, D. A., & Schurer, S. (2012). The stability of big-five personalitytraits. Economics Letters, 115(1), 11-15.
[3] Goldberg, L. R.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rs for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4(1), 26.
[4] 羅雙成,陳衛(wèi)民,江鑫.非認知能力與個人創(chuàng)業(yè)選擇:理論與經驗證據(jù)[J].勞動經濟研究,2020,8(02):101-119.
[5]樂君杰,胡博文.非認知能力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17(04):66-76+127.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嚴肅的人口學八卦（ID：renkou8gua），作者：郝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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