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言
兒時鑿壁偷了誰家的光
宿昔不梳 一苦十年寒窗
如今燈下閑讀 紅袖添香
半生浮名只是虛妄
······
廬州月光 灑在心上
月下的你不復當年模樣
太多的傷 難訴衷腸
嘆一句當時只道是尋常
······
廬州月光 梨花雨涼
如今的你又在誰的身旁
家鄉(xiāng)月光 深深烙在我心上
卻流不出當年淚光
許嵩的這首《廬州月》唱盡了“月也搖晃,人也彷徨”的相思,既是對人,亦思故鄉(xiāng)。廬州月照映舊時巷陌,古城舊史誰曾憶否?
今人多知今人之合肥即舊日之廬州,然并不知曉二者間淵源糾纏。在層累難確的古史傳說中,夏商時代,東方的淮夷人就已在今日的合肥一帶繁衍生息,商人稱之虎方,周人呼為夷虎。夏王少康后裔東樓公的一支后裔婁人隨親族有巢氏的后人南遷到巢湖附近,建都于廬邑,“廬州”之“廬”正源于此。
武王翦商之后,亦征服江淮之間的巢國,并將其析分為二:一為巢國,都于巢城,二為廬國,立都廬邑。巢國賜伯爵,稱“巢伯國”,廬國賜子爵,稱“廬子國”。據(jù)杜佑《通典》載,“廬州,今理合肥縣,古廬子國也”。
春秋時廬國歸屬舒國,后隨舒而歸于楚國。至于戰(zhàn)國,楚畏強秦,醞釀遷都東移??剂彝醵辏ㄇ?41年),楚國“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遷都壽春,命曰郢?!逼鋵?,據(jù)《國語》、《初學記》史書等記載,起初楚考烈王屬意廬邑,并親臨巡視,見人旺物阜,水通陸達,符合建都要求。
然而廬邑地位凸顯,必然列國爭奪,若建都于此,安全難以得到保障。楚國君臣權衡再三,只好放棄,擇壽春為都城,以廬邑為“陪都”,疏通“江淮運河”,即“巢淮運河”:長江一一濡須水(裕溪河)一一巢湖——淝水一一淮河。
彼時的壽春即今日安徽的壽縣,而廬邑則為今天安徽的省會合肥,地位變遷頗為有趣。楚雖建都于壽春,“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仍為南北交通樞紐。
《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謂的“南北潮”,體現(xiàn)了先秦時代合肥的物資運輸線路和經濟輻射范圍。唐人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中注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薄稘h書》中則謂“南北湖”,更是具體講明就是北面的瓦埠湖和南面的巢湖,瓦埠湖北達淮河,巢湖南連長江。連通南北兩路的發(fā)達水路交通,使得當時的合肥成為江淮之間甚或是全國性的物產交換地。
秦滅列國之后,以楚國舊地建九江郡,郡治設于壽春,合肥縣隸屬于九江郡。明人楊循吉的《廬陽客記》說:“秦并六國,置九江,廬以列城為合肥縣?!鼻骞饩w年間修纂的《續(xù)修廬州府志》載:“秦并六國,······置合肥縣,屬九江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定郡治襄安,統(tǒng)合肥、居巢、襄安三縣?!?/p>
“合肥”之名始于秦,迄今已逾兩千年。然“合肥”之名的由來,則并無定瓛。東漢應劭注《漢書·地理志》“九江郡合肥”條曰:“夏水出夫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睉恐馐窍乃c淮水在此相匯合,因此城名“合肥”。
然而,北魏酈道元并不贊同應劭之解,夏水的故道是在今湖北省沙市東南分長江水東出,不可能一直向南流到合肥。氏著《水經注》云:“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又進一步解釋,“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xiāng)西?!ぁぁぁぁぁし仕畡e過其縣西,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于淮。施水亦從廣陽鄉(xiāng),東南入于湖。施水受肥于廣陽鄉(xiāng),東南流徑合肥縣?!?/p>
酈道元的意思在夏天河水暴漲的時候,施水(南淝河)可以與肥水(東淝河)匯合,“合肥”之名來自施水、肥水相合。后世學者多以酈道元的說法為確論。廬邑為秦之合肥縣治所,因其處于南北中樞位置,“肥水又為廬、壽間戰(zhàn)守之資”,“面臨江淮,北運壽春”,物運暢通,商貿發(fā)達。
西漢建立后,劉邦廢項羽所立九江國,封淮南王國,淮南王先為英布,英布被誅之后,劉邦封其子劉長為淮南王,合肥縣隸淮南國管轄。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 光武帝劉秀改合肥縣為合肥侯國,封功臣揚化將軍強侯鏗鐔為合肥侯,“合肥其地視他邑獨重”。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 鏗鐔卒。子鏗鴻嗣。鏗鴻卒,子鏗浮嗣。鏗浮卒,子鏗雅嗣。合肥侯國歷鏗氏四代近百年,后復改為合肥縣。漢末靈帝時期,靈帝封其弟(史書未有其名)為合肥侯。
靈帝時,立弟弟(史失其名)合肥侯。中平四年(187年),冀州刺史王芬謀廢靈帝,立合肥侯未成被誅。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朝廷又廢黜合肥侯國,復設合肥縣。終漢之世,合肥大多為縣治,三級行政區(qū)治所,其所在郡屬為九江郡,郡治均為壽春,屬揚州刺史部。
有漢一代,從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期間,合肥縣隸淮南王國直轄,屬二級行政區(qū)治所。這段時間的漢廷淮南王恰是歷史上有名的劉安,淮南國都城壽春經濟文化十分繁盛,而作為壽春副中心的合肥也因之發(fā)展,此間也是合肥歷史上最為興盛的時期之一。
漢代合肥的發(fā)展與這一時期官方規(guī)劃的城市建設有密切關系。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高帝"命天下縣邑城“,意思就是令全國各縣和封邑在各自的治所筑城。緣此詔令,全國縣治,一縣一城,“凡城皆縣”,都城、郡城、縣城三級制的城市體系也基本形成。
基于此次建城運動,合肥城市基礎初步形成,此后歷代合肥選址均為在漢代合肥城的基礎上的調整和發(fā)展。據(jù)宋代《太平寰宇記》記載:“合肥故城,漢為縣,故城址在今縣北?!鼻宕螒c《廬州府志》卷四記載:“今合肥西二里,故城是也?!蔽鳚h時期的合肥城舊址,具體位置在今市中心西北四里河與南淝河交匯處北岸。
南淝河即漢代的古施水,漢代合肥正是憑借施水聯(lián)系巢湖和長江。從漢代合肥城的選址看,當時的合肥城與長江的關系非常密切,超出其對淮河的依賴。漢代的合肥又是長江以南與東西兩京往來的重要交通樞紐。
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漢武帝誅劉安之后,淮南國除?;此劓?zhèn)壽春喪失了王國都城的地位,而其副中心合肥也自然隨之沒落。
東漢時期,中原與南方之間的水路交通部分采取海運,江南奇貨珍寶開始由“入海乘淮,逆河溯洛”而進入洛陽。海運興起,合肥、壽春所處的江淮通道重要性逐漸降低,城市地位也漸趨弱化。
至東漢末,遭受連年戰(zhàn)亂,昔日南北商業(yè)中心的合肥城竟一度幾成空城。東漢建安五年(200年),劉馥受命出任揚州刺史,揚州治所從歷陽(今安徽和縣)遷至合肥。劉馥幾乎是只身赴任,《三國志·魏書·劉馥傳》稱劉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
劉馥到任之后,立即就“建州治,招流亡,廣屯田”,“又高為城壘,修戰(zhàn)守備”。光緒《續(xù)修廬州府志》卷四記:“獻帝時,曹操表劉馥為揚州刺史,單馬造合肥空城,立州治。今合肥西二里,故城址也?!辈懿僖詣閾P州刺史,并將揚州州治遷至合肥,正是對其軍事政治地位的重視。
劉馥重建合肥城,自然是以軍事視角著手,“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shù)千萬枚,益貯魚膏數(shù)千斛,為戰(zhàn)守備”。合肥是曹操集團對江東孫氏集團軍事行動的前沿要地,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曹操曾四次親赴合肥督戰(zhàn)。
建安十四年,曹操在合肥城外以東約3公里的南淝河北岸建設了教弩臺,也就是魏國弩兵的防守堡壘,弩箭的射程剛好可以射至南淝河上的戰(zhàn)船,作為遏制東吳水軍的前哨陣地,“教強弩以御吳師”。
劉馥建合肥城,使之成為曹魏壓制孫權集團北進的重要堡壘。依托合肥城,曹魏得以扼守咽喉,江東集團“故終吳之世,不能與魏人相遇于中原”。
建安十三年,劉馥病逝,孫權率十萬大軍圍攻合肥百余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孫權趁曹操用兵漢中之機,親自率領十萬大軍北上攻打合肥。曹魏大將張遼在合肥逍遙津以七千精兵破孫權十萬大軍。
逍遙津戰(zhàn)役是漢末三國時期江東孫氏對曹魏發(fā)動的一次重要戰(zhàn)役,也是規(guī)模非常大的一場戰(zhàn)役。逍遙津戰(zhàn)役東吳的失敗,進一步促使東吳改變聯(lián)蜀抗曹的策略,也徹底放棄了北進中原的企圖,而采取呂蒙的奪取荊州以鞏固長江一線之策略。
曹操對經略江淮的重視,促進了合肥的迅速發(fā)展,帶動了江淮地區(qū)的經濟社會持續(xù)發(fā)展,巢肥運河溝通南北水運,把合肥和中原連接起來,進一步促進合肥乃至江淮地區(qū)的活躍,成為歷史上開發(fā)中部地區(qū)的成功范例,也為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揭開了序幕。
公元219年,孫權稱帝,而后由武昌(今鄂州)遷都建業(yè)(南京)。孫吳政治中心的轉移,加之吳蜀關系的緩和,使得曹魏在江淮地區(qū)的防御壓力陡然增加。
先前劉馥所建合肥城在地理位置上也頗有危險之處,正如宋人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所指出:“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與吳人相持于東關。吳人擾魏,亦必由此。”
劉馥所筑的合肥城位于施水北岸,善于水戰(zhàn)的吳軍正可以此襲擾攻取。魏國揚州都督滿寵上疏魏明帝分析劉馥合肥城軍事地理利弊:
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jù)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后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
故而,滿寵建議另擇遠離施水的城址建造新城,“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于計為便”。滿寵的建議得到魏明帝贊同,合肥新城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開始修筑,青龍四年(233年)建成。
滿寵所建新城在今合肥市廬陽區(qū)三十崗鄉(xiāng)陳大郢自然村。南臨淝水,北距雞鳴山約2公里,坐落在崗地頂上。相較于劉馥舊城,滿寵所建新城更接近施水的源頭,不僅迫使東吳的水軍在進攻時走一段陸路使水上優(yōu)勢無法發(fā)揮,且守住源頭以逸待勞,且與舊城成犄角之勢,在防御上也更為有利。
曹魏合肥新城建成之后,孫權也曾嘗試攻取,“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舡”,果然沒有攻下。
西晉一統(tǒng)之后,南北軍事對峙格局結束,合肥新城失去防御意義,而且由于其不具備政治和經濟功能以及成為治所的條件,因而被棄?!皶x平吳,復還舊治”,合肥縣治所再次遷回劉馥所建舊址,滿寵所建新城漸漸湮廢。
三國時期,合肥是軍事要地與襄陽、祁山并稱,魏明帝總結稱:“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磚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正如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合肥“為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蛟S也正是因為軍事意義突顯,合肥的經濟功能更是漸次弱化。
西晉“八王之亂”時期,亂軍控制漕運主干道(邗溝、鴻溝、汴水),洛陽“倉廩空虛”。西晉朝廷恢復江淮通道,將設于揚州的廣陵度支遷至合肥,南方米谷經濡須口、巢湖等至合肥周轉北上抵洛陽。
東晉南北朝分裂時代,南北政權以長江為界,江淮一帶成為戰(zhàn)爭拉鋸地帶。在東晉時期,為了安置北方流民,曾在南方僑置州、郡、縣,合肥則被僑置為豫州汝陰郡,南朝基本沿襲,略有更易。
此一時期的合肥與三國時期相同,仍是江淮地區(qū)的戰(zhàn)略中心城市,城市功能中軍事功能為主導,“晉室既東,元帝以祖逖鎮(zhèn)合肥,于是又為重鎮(zhèn)。大興二年秋七月,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zhèn)合肥。自是梁陳皆用為鎮(zhèn)以距北虜者,凡五代”。
東晉及其后的宋齊梁陳均以合肥為江北軍事重鎮(zhèn),正是因為軍事功能成為合肥城市的絕對主導功能,這座昔日商業(yè)都會完全淪為軍事堡壘和營寨城。南朝梁太清元年(547年)七月,改設合州于汝陰(今合肥)。太清二年(548年),合州被東魏占領。東魏及北齊初,仍為合州,陳、北周仍舊制。
隋統(tǒng)一全國后,將今日安徽區(qū)域劃分為沿江、江淮、淮北三大區(qū),淮北諸郡屬河南總管府,連接中原河洛地區(qū);江南則建新安郡、宣城郡;江淮之間建置廬州,屬揚州總管府。這一行政變革,一直影響到今天,體現(xiàn)了安徽省域內淮北、江南、江淮三大區(qū)的特征。
隋文帝時期,全國地方行政為州縣兩級。北周舊城合州被改為廬州,擴其疆域,轄領合肥、襄安、廬江等7縣。大業(yè)三年(607年)四月,改二級行政建制為三級建制,即州、郡、縣,改廬州為廬江郡,郡治合肥,為二級行政區(qū)治所。
隋代的廬州或廬江郡的行政范圍包括今天的合肥及其西部的六安等,從此以后,合肥開始擁有一個完整的行政區(qū)劃,合肥作為其政治中心,自隋以降直至清末,廬州行政范圍的核心區(qū)域一直較為穩(wěn)定。唐朝武德三年(620年),唐朝廢除郡級建置,又改廬江郡為廬州,仍治合肥縣。
貞觀元年(627年),唐廷因山川形便,設天下十道,廬州屬淮南道。至于唐代,漢末劉馥所建合肥城早已破敗,而滿寵所建新城其規(guī)模和位置均不可能承擔州治的治民之所的功能。所以,唐貞觀年間重建合肥城,主持工程建設的是唐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唐代重修的合肥城位于時雍門西,即合肥小東門一帶。據(jù)《嘉慶合肥縣志》記載,“今南半城,名金斗城?!ぁぁぁぁぁどw漢城既壞,改筑土城于今所?!?/p>
盛唐時期,廬州為南北交通要沖,“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為中道”。安史之亂后,唐廷對東南地區(qū)的財賦形成很大依賴,廬州“郡米數(shù)萬石輸揚州”,再由運河輸送到東西兩京。隋唐時的合肥是貿易樞紐,其貿易數(shù)量之大,品種之多,均為江淮地區(qū)各邑之首。
廬州本身的手工業(yè)也很發(fā)達,據(jù)《唐六典》記載,當時廬州所產的布、火麻的質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反映了紡織手工業(yè)的普遍發(fā)展。在采礦業(yè)方面,廬州下屬的廬江產銅,礦冶業(yè)很發(fā)達。商業(yè)發(fā)達,形成了繁榮的市鎮(zhèn)。在金斗城北門外的金斗河兩岸以及南門外圍繞同食館區(qū)域均形成了較為興旺的場所,金斗河兩岸尤甚,發(fā)展成為經濟繁榮的集鎮(zhèn)。
唐末亂世,廬州人楊行密成為割據(jù)江淮的龐大勢力。天復二年(902年)三月,唐封楊行密為吳王,楊行密先都廬州,后改都揚州,但以廬州為一級行政區(qū)淮南節(jié)鎮(zhèn)首府,后為德勝軍節(jié)鎮(zhèn)首府,又稱廬州節(jié)度使。南唐代吳(937年)后仍為德勝軍節(jié)鎮(zhèn)首府。合肥為后周所據(jù)之后,改為保信軍節(jié)鎮(zhèn)首府。
五代十國時期的合肥為南方政權在江北的防御重地,也是北方政權南進的軍事重鎮(zhèn)。由于楊吳、南唐政權的休養(yǎng)生息、保境安民的治理政策,合肥在五代時期雖處于江北前線地帶,城市經濟卻依然保持了發(fā)展態(tài)勢。
北宋至道五年(997年),廬州改屬淮南路,熙寧五年(1072年)改屬淮南西路。合肥在這一時期均為二級行政區(qū)廬州州治。北宋合肥延續(xù)了唐代的城市地位和經濟發(fā)展,具備和唐代相類似的城市形態(tài)。
原唐代淮南道轄區(qū)在北宋被劃分為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兩個行政區(qū),但其依然是中原王朝的主要財賦供應地。廬州所處的淮南西道經濟發(fā)達,“當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
金滅北宋之后,趙氏南遷。廬州仍為淮南西路轄區(qū),合肥是淮南西路治所并兼廬州州治。迫于金朝的軍事威脅,淮南地區(qū)又成爭奪激烈的軍事對峙區(qū),合肥遂成淮西路軍事重鎮(zhèn),“淮海之郡,廬為大。地大以要,廬為淮西根本。合肥號金斗,江北恃為唇齒,亦一都會。地有所必爭。赴巢湖,控渦、穎”。
為了更好地扼守合肥,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宋淮西路元帥郭振原唐代金斗城基礎上擴建城池,“拓其北,跨河為城,名曰斗梁城”。郭振拓城,是將唐代金斗城大體沿東西方向截半,保留了原北半城,舍棄南半城,再向北擴城,將金斗河(即施水流經合肥市的一段)包入城中,成為內河。
元滅南宋之后,合肥行政區(qū)域沒有很大變化。至元十三年(1276年),廬州屬江淮行省淮西道宣慰司,為淮西路首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廬州為路,仍屬江淮行省淮西道。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廬州路改屬河南行省淮西江北道。
然而,元代政治和經濟中心的進一步東移和交通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合肥的區(qū)域地位。元代之后的運河,并非如同唐宋一樣多枝形發(fā)展,能夠將中原地區(qū)、中部地區(qū)以及東部地區(qū)、江南地區(qū)均較為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是,而是呈一種南北向單一主干式線形發(fā)展,且僅局限于東部地區(qū),聯(lián)系政治中心大都和經濟重心江南地區(qū),合肥所在的中西部地區(qū)則被置于運河交通線之外。
此外,元代大興海運,起自上海終于直沽(天津一帶),合肥更遠離海運線路。從全國陸運交通格局看,自北京南行往江南的主要陸路交通線東移,為經山東、淮東南下至江南,合肥也距離此路線較遠。
交通地位的弱化預示著經濟即將到來的沒落。
明朝立國之后,經過洪武、建文兩朝,至于永樂元年(1403年),廬州府隸于南直隸成為定制。有明一代,廬州府是南都腹地,加之朱明皇室興于江淮等因素,其行政地位較之前代更高。
合肥縣作為廬州府的行政中心,城市功能以政治功能為主,并兼有依附于政治功能的軍事功能、經濟功能、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
從軍事角度而言,合肥依然是江淮之間重鎮(zhèn),“東連吳 、越,西控汝、光 ,南通楚 、豫 ,北接開 、歸,實當周道子午沖”。從交通而言,明代的合肥仍然是巢湖流域的轉輸?shù)?。廬州府所轄州縣及其周邊地區(qū)所產的各類貿易貨物和農產品大都經由合肥轉運京師及各地。
廬州府城合肥的小史港自唐代就是廬州的貿易港口,廬州府金斗河為南淝河的一段,由南淝河可以直通巢湖入長江。
明正德七年,廬州知府徐鈺為防范盜賊,曾下令封閉西水關,切斷城內河流的水源。西水關湮塞后,合肥城市交通集散中心的功能曾短暫失去,但萬歷年間修筑了水閘后即告恢復。
從社會經濟整發(fā)展而言,唐宋時期廢除繁盛的江淮地區(qū)在明代后期漸漸陷入內卷停滯。地處江淮的合肥在經濟形態(tài)上也陷入退化,商業(yè)屬性漸漸淡去,成為純粹的農業(yè)地區(qū)。
江淮地區(qū)經濟社會衰退,故而合肥在明代的城市功能呈現(xiàn)持續(xù)退化和衰落,實際影響力也僅僅局限于廬州府一隅。
清朝入關,平定南方之后,起初沿襲明朝舊制,合肥仍為廬州府治所,隸屬南直隸。順治二年(1645年),清設江南省,廬州府改屬江南省。
順治十八年(1661年)拆分江南省為左右兩布政使司,廬州屬左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領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淮安、揚州九府,徐、滁、和、廣德四州”。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為了防止江南地區(qū)反叛,進行進一步的行政肢解,開始實施江南分省,分建江蘇、安徽兩省。改江南左布政使司為安徽布政使司,取當時最重要的兩個城市“安慶府”和“徽州府”的首字作為省名,設立安徽省,轄8府、5直隸州、4散州、51縣。
非常有趣的是,安徽建省后很長一段時間,布政使司仍寄治于南京,而巡撫衙門和按察使司衙門卻在安慶。
按照明清制度,布政使司才是主管行省行政事務和財政事務的機構,所以當時安徽實際的省會在南京,安慶更像一個臨時駐地。所以說,今日互聯(lián)網說的“徽京”之梗并非無根之談。
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八月(1760年10月),安徽布政使司才從南京遷往安慶,歷時近百年的“省會在外省”現(xiàn)象才告結束。廬州府屬安徽省,下轄合肥、巢、舒城、廬江四縣和無為州,府治于合肥。
清代的合肥,比起明朝合肥,地位更為降低,經濟也更為凋敝。合肥長期以來的對外運輸港口小史港漸漸廢棄,合肥在廬州府范圍內的交通樞紐地位也喪失了。
與府治合肥縣的衰敗形成對比,地處舒城、廬江、合肥三縣交界地的三河鎮(zhèn)卻憑借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一躍成為廬州府的經濟和商品交易中心以及交通樞紐,“三河為三邑犬牙之地,米谷稟聚,匯舒、廬、六諸水為河者三,河流寬闊,枝津回互,萬艘可藏”,而且還成為當時安徽境內最大的米糧集散地之一。
咸豐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軍攻占安徽省會安慶府,省治遂臨時遷入廬州府。自此至同治元年(1862年)遷回安慶止,合肥作為一級行政區(qū)省會的時間共十年。
民國之后,合肥的行政建置略有變化,明清兩朝的府級建置單位廬州府被撤銷,這也是當時的普遍政策。民國元年(1912年),改廬州府為合肥縣,直屬安徽省,為二級行政區(qū)。民國三年(1914年),合肥縣改屬安慶道,道尹駐安慶城,為三級行政區(qū)。民國十七年(1928年),廢道,設合肥縣,直屬安徽省,為二級行政區(qū)。
較之于清代省、府、縣三級制時合肥為府治,民國時期合肥的城市行政地位明顯下降,除了府一級行政建置的普遍廢除因素外,更反映了自元朝以來合肥地區(qū)經濟地位的下降。民國時期的合肥僅僅是縣治,是區(qū)域支線交通末梢和縣級市場和中心地。較之冷兵器時代,南北軍事對峙,隨著鐵路等現(xiàn)代交通事業(yè)的發(fā)展,合肥的軍事政治地位也不復過去那般重要。
民國撤府設縣后,物產豐富、地理位置較好的巢縣、舒城也成為安徽省直轄的縣,而不再屬于先前的廬州府管轄,與合肥已經沒有任何關系了。相比較水鄉(xiāng)巢縣,合肥是一個純粹的內陸縣城,自然資源和物產也很有限。
與合肥比較起來,安徽境內的蕪湖地處青弋江、水陽江、裕溪河與長江幾大水系交匯之處,原本就是“聚舟車之會,貨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與州郡垺”的繁華之地。1876年的中英《煙臺條約》將蕪湖辟為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從此以后蕪湖開始逐漸發(fā)展成為“長江巨埠、皖之中堅”。
合肥北部的蚌埠因1912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一個淮河邊的渡口小集發(fā)展成為一座現(xiàn)代化的工商城市,“蚌埠已山三數(shù)人家的鄉(xiāng)村,變?yōu)槭f人口的大都市,成了皖北商業(yè)的唯一中心?!焙戏噬虡I(yè)“乃衰落不及以前三分之一。以交通之不便,商旅貨物,皆舍合肥而趨蚌埠”。
1934年2月,因淮南煤礦煤炭輸送需要,淮南鐵路線開始動工。1935年5月,合肥至巢縣段修成通車,“北起長淮,南迄大江,貫通皖省腹心之淮南鐵路通車”;至1936年5月,淮南鐵路全線貫通并投入運營,“全路自淮河之田家庵南達長江之裕溪口,計正線二百一十五公里,支線十公里,側線約三十五公里”。
淮南鐵路線的通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合肥的交通條件,方便了皖北、皖中貨物的輸出。但是,這條鐵路線運行一年多,就告中斷。1937年8月,為了阻止日軍南下,國民黨軍隊主動破壞了淮南鐵路。抗戰(zhàn)時期,既無經濟腹地支撐,又無交通運輸優(yōu)勢,合肥經濟發(fā)展幾乎停滯,城市經濟功能微弱。1938年合肥淪陷之前,合肥城內僅有居民不足1萬人。
在日占期間,日本人于1942年拆除了淮南線水家湖(今合肥北部)至裕溪口段,搶建了水家湖至蚌埠線,使煤炭經水蚌線轉津浦線外運,被棄的水家湖至裕溪口段正好連接合肥南北,鐵路線的改道意味著合肥被排除在鐵路交通線之外。
合肥站被廢除,直至1948年9月才恢復通車??v觀整個民國時期,合肥通鐵路的時間很短,僅只有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和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兩個時間段,共計兩年半時間。
地處皖中腹地,既無江海水運之便利,又脫離于鐵路交通線之外,直到1949年,合肥仍然只是一個經濟落后、交通閉塞的皖中小縣城??箲?zhàn)勝利后,合肥曾經短暫地做過安徽省會,至1948年底,省會又遷回原治安慶。至1952年,合肥正式成為新政權的安徽省省會。
1950年代的合肥雖為皖省政治中心,但是地理經濟交通等諸條件,皆不如省內蚌埠、蕪湖、安慶等繁盛之都,廬州月也只能照映在早已斑駁的冷清街巷了。今日合肥“霸都”地位的形成完全是省會地位確立之后,行政主導經濟和1949年之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fā)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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