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語： 因為權(quán)力總是在幕后運作，不在局中的人總是很難了解真相，你不知道做事人夾帶了多少私貨，你也不知道批評的人裹挾了多少私欲。
在中國總是有這么一個怪圈，做事的難免招致各種各樣的批評，因此也承受輿論壓力，有時甚至舉步維艱，造成沒有人愿意做事的局面；然而，如果沒有批評，很容易滑入暗箱操作、以權(quán)謀私的歧途。往上聚焦，說的是權(quán)力運作與監(jiān)督問題。放眼全社會，則涉及到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慣性和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心理結(jié)構(gòu)。時至今日，做事和批評之間始終沒有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做事的人和批評的人似乎永遠是立場相對的兩種人。從我們特殊的權(quán)力和文化結(jié)構(gòu)的溯源，大概能看出端倪來。
中國的歷代統(tǒng)治者大都忌諱老百姓開口批評。民可以使之，不可使知之。那個時候做官的是替皇帝牧民，可見老百姓的地位大致等同與牧民的牲口一般。民不可以始慮，可以享成。從官的角度來看，老百姓是不可以謀事的，只要事成之后，給一點好處，他們自己就不會叫嚷了。但另外一方面，統(tǒng)治者又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可載舟，也可覆舟。雖然可以恐怖的威脅讓他們道路以目，但老百姓還是會偷著說，還會編成歌謠傳頌，并要跟他們同歸于盡。因此，為了江山穩(wěn)固，聰明一些的帝王知道給民一點好處，甚至讓他們?nèi)ブ鲃颖O(jiān)督揭發(fā)官員。
如唐朝武則天時，為了鼓勵百姓告密，不僅可以免費住驛站，還有車馬直送長安，運氣好還可以撈個一官半職，那時著名的酷吏來君臣、周興之徒便是這樣起來的。明太祖朱元璋同樣鼓勵百姓監(jiān)督官吏，甚至可以扭送到京城。這是政治斗爭的需要，利用老百姓達到他的政治目的，不是讓老百姓真正開口批評政府。統(tǒng)治者希望老百姓是溫順的，不能有思想和辨別能力。自然不希望他們來批評。
因此，能夠發(fā)出批評聲音的都是那些側(cè)身官場的人。在制度的構(gòu)架上專門設(shè)計了監(jiān)察監(jiān)督官員的御史臺，讓官員們不敢輕易欺瞞皇帝。另一方面，偌大的疆土，帝王一個人不可能看的過來。就像漢宣帝所說，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此怎么辨別二千石的優(yōu)劣，就要靠官員們相互的批評，帝王才能了解情況。兵法云：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但是真要是把兵權(quán)教給了將軍，帝王晚上只怕睡不踏實。因此王煎率領(lǐng)六十萬大軍出了咸陽，便不斷地向秦王嬴政索要田地財產(chǎn)，表明自己沒有二心，不過志在財貨。這個特殊時期，批評對解除帝王的猜忌是有幫助的。
我們大致的可以看出，這種設(shè)計是出于帝王的統(tǒng)治心術(shù)和馭下之道，如李世民所說的兼聽則明，偏聽則信，假如臣子們聲音一致，沒有批評的聲音，那帝王則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對于臣子們，帝王很容易分而治之。我們偉大的領(lǐng)袖毛主席總結(jié)了三招：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腳，并運用的如火純青，出神入化。
因此，圍繞在帝王身邊，做事派和批評派通常是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有的時候關(guān)系著民生國計，有的時候無關(guān)這些，純粹是權(quán)力斗爭。
批評皇帝，本身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有個說法叫做批龍鱗，臣子們把它看作進諫。從著名的比干剖心開始，歷史上因為進諫被皇帝殺掉的臣子比比皆是。比較開明的當屬唐太宗了，鼓勵言官們向自己進諫，但有時候被魏征說得難堪了，回宮也會憤憤地說要殺掉這個田舍翁?；实墼试S臣子批評自己，言路廣開，便有了后面垂拱后世的貞觀之治。后來遼金清入住中原，把對自己的批評視作反抗，殘酷鎮(zhèn)壓。到清乾隆時，文字獄仍舊是恐嚇天下文人的手段。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自此在朝堂上議事都會往倫理道德上扯，再加上各派權(quán)力的紛爭，把事情搞的異常復(fù)雜。對于儒家的定位漢宣帝說的很明白，劉家治國的政策，一直是霸道與王道并重，不能依靠簡單的靠道德教化。正是所謂的儒家為表，法家為里。
基于倫理道德的這些批評，一方面固然能讓當權(quán)的人做事不敢太過于囂張。如東漢陳藩李膺為首的清流，嚴厲批評當官的宦官集團，一度讓他們有所收斂。另一方面，這種基于道德高地的批評往往很容易混淆視聽。因為做事需要全局眼光，需要務(wù)實，需要手段謀略，按照儒家的倫理去做不可能成事。比如各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和親、盟約，比如中唐劉晏楊炎的財稅改革、范仲淹的慶歷新政、與王安石的變法等等，都遇到強大的輿論阻力，抬出倫理大旗來，讓做事的人很難跨過去。如果皇帝本身不是性格強悍的人，變革很難推行下去。到明清時，物議甚至左右了做事的方向，國家做什么事情是，批評都是甚囂塵上，最后弄得做事的人裹足不前，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而身在漩渦中的帝王無能為力。言官們可以聞風奏事，有了無限開火權(quán)力，這通常成為他們挾持其他官員的利器。所以地方大員每年的碳敬冰敬不敢少不了他們的。
官場傾軋，很多人都會買通言官寫文章彈劾對方。這些言官很容易左右輿論，成為意見領(lǐng)袖，為士林所宗。比如晚清的張佩綸，便是這樣著名的清流領(lǐng)袖，文章寫得好，批評地方大員淋漓痛快，也是真到把他放出去做了一方大員，尚未臨陣，便望風而走?？梢?，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評別人不能死節(jié)是很容易的，真輪到自己了，嘴巴就沒有這么硬了。
因為權(quán)力總是在幕后運作，不在局中的人總是很難了解真相，你不知道做事人夾帶了多少私貨，你也不知道批評的人裹挾了多少私欲。很多人只是根據(jù)倫理道德表皮來起哄，歷史上鬧哄哄的君子與小人之爭，善與惡之爭多是如此。很多憑著一腔熱血的年輕士子腦袋丟了還不明白到底為了什么。
這種文化慣性的因襲，即便縮小到一個企業(yè)的范圍內(nèi)，你仍舊能感覺到這種漩渦的力氣，悄無聲息的消耗著這一個企業(yè)的能量。作為企業(yè)的領(lǐng)導(dǎo)應(yīng)該迅速察覺到這種隱藏在基因里的文化慣性形成的苗頭，迅速在思想上加以引導(dǎo)并在制度的設(shè)計上加以規(gu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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