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努爾哈赤的“偉業(yè)”，倚靠的并不是清代官修史書里面吹噓的“十三副鎧甲起兵”，或者是天命所歸，而是其父、祖長年當“帶路黨”攢下的“人品”，正好被他承受了遺澤，讓他能夠在馬市上得到足夠的貿易利益，從而有足夠的資源，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學習的明朝正規(guī)軍事知識來建立一支“新明軍”。單純的茹毛飲血并不能帶來軍事層面的視死如歸，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盡民眾的最后一滴血汗，全部供養(yǎng)一支職業(yè)化的武士團體，才能夠保障八旗這個軍事集團完成從“搶西邊”（當時后金對進攻明朝搶掠物資、人口的稱呼）到入主中原的進化。
明《平番得勝圖卷》，可以看到圖上明軍騎兵的頭盔正是清朝八旗的避雷針樣式，身上的鎧甲也和清軍的很相似，因為清朝的武裝實際上是繼承自明朝?；蛘哒f明末天下無敵的“滿洲大兵”不過是猴版的“山寨”精銳明軍。事實上所謂八旗服飾，本質上就是在明代衛(wèi)所兵士和家眷服裝的基礎上加了一些符號化的八旗特色。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一點資訊，作者：劉三解，原題：劉三解：清初八旗軍百戰(zhàn)百勝原因何在？真的靠野蠻不怕死？
和網上一些人說的不一樣，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并不是文盲。
明末大儒黃道周在《博物典匯》卷20《四夷》一文中寫道：
（努爾哈赤）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
按照薩爾滸之戰(zhàn)中被俘的朝鮮人李民寏的記述：
聞胡將中惟‘紅歹’僅識字云。（李民寏《建州聞見錄》）
“紅歹”是清太宗皇太極名字的另一個音譯，帶個歹字，正經帶著歹意，濃濃的鄙視。
二把刀老師教出的一群評書愛好者
李民寏的說法來自道聽途說，不那么準確，起碼創(chuàng)制滿文的額爾德尼和噶蓋，都是熟悉蒙古文和漢文的大臣，這一點，明人談遷在《北游錄》里就有佐證。
當然，清朝的太祖、太宗和王公貝勒們漢文水平不高也是事實，因為他們的老師也只能算是個“二把刀”。
朝鮮人記載：
（萬歷二十年）俺差人楊大朝入虜中，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龔正六（吳音同陸，其名字應該為龔正陸），年少客于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姓群妾，家產萬金，老乙可赤（努爾哈赤的朝鮮稱呼）號為師傅，方教老乙可赤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邊疆小部落的小人物，大明朝廷是不關注的，但是這個龔正陸卻是皇太極的啟蒙老師，雖然說“文理未盡通”，教學生考不了狀元，識文斷字卻應該錯不了，而他平時還為努爾哈赤的弟弟、諸子講《三國》、《水滸》，乃至歷代故事，卻實實在在為文化程度不高的建州核心層開了眼界。
換言之，大清朝開國的創(chuàng)業(yè)團隊，是用評書、話本小說武裝起來的頭腦……
看起來有點野蠻是嗎？其實這也是明朝軍隊的一般水準。
公元1615年，努爾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權的前一年，在都城赫圖阿拉的高地上建起了七座廟宇，其中確實可考的有“堂子”（薩滿教）、地藏寺（佛教）、玉皇廟（道教）、文廟（儒家）、關帝廟（算道教）。
《三國演義》里的關老爺獨得尊崇，甚至傳說在鬧瘟疫的時候顯靈。
清朝人姚元之在《竹葉亭雜記》里記載：
（明朝）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我朝，靈異極多，國初稱為'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
伏魔大帝就是關羽、關公，清朝立國初年，直接管他叫“關瑪法”，也就是“關爺爺”。
明朝武將們也和滿清貴族一樣迷關公
得益于《三國演義》的流行，天下神祠的香火沒有比關公廟更盛的，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無不尊崇。大明朝也終于在萬歷四十二年（1618年）封關公做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zhèn)天尊、關圣帝君”，南宋的大忠臣岳飛，都被派給他當了三界馘魔元帥。
明朝的將軍們文化程度也不比努爾哈赤高到哪里去，對于這位四處顯靈的尊神更是崇拜得不得了，甚至在壬辰抗倭援朝戰(zhàn)爭中，把關老爺扛到了朝鮮。
朝鮮《李朝實錄·宣祖實錄》里就記錄了一個故事：
駐扎在朝鮮的明軍將領們自發(fā)捐錢修了一座關公廟（此時還沒有封帝，官方叫法是漢壽亭侯廟），明朝的將領對李朝官員一通吹，這神仙如何靈驗，所謂“多言關王靈驗之事，而涉於虛誕，不敢一一陳達矣。”
廟修成了，明朝的諸位“天將”（朝鮮人自己說的）要求朝鮮國王必須在關公生日那天來祭拜，朝鮮人估計是《三國演義》看得少，不想去，把丘八們惹急眼了。
今日臣德馨議于唐官，則彭中軍等以為：“諸老爺必行四拜禮，國王看他行禮何樣，一樣行之為可”云。
反正一句話，明朝的天將老爺們怎么磕頭，你這國王就得怎么磕，反正不磕是不行的。
最后，朝鮮國王終于照著明朝爸爸們的要求走完祭祀的流程，賓主盡歡，事后朝鮮人感慨：
至於天將，則極其尊敬，四孟歲暮及其生辰，皆遣官致祭。
想想，這就是一群大明朝一二品武官的德行，像戚繼光這種文武全才，在大明的軍界實在是鳳毛麟角，剩下的大多比努爾哈赤差不了多少，拿《三國演義》當兵書看的層次。
對了，說到關公在明清的際遇，計六奇在《明季北略》記錄的一個段子不得不提：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圣一人守天門而已?！?/p>
張真人問：“諸神安在？”
關圣人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p>
張真人曰：“圣何不往？”
關圣人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p>
時神宗季年，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至是始驗。
殊不知，那些曾經對關圣人的忠與義頂禮膜拜的明朝重將們，這時候早刮了頭發(fā)，留起了辮子，為新天子屠殺同胞去了，可見這娛樂小說再有影響力，也不能當核心價值觀用。
努爾哈赤發(fā)家靠的就是給明朝軍隊做“帶路黨”
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死于明軍之手，在他起兵攻明的檄文“七大恨”里就有提及。
但是他沒有說，他祖父叫場（明人音譯，清人稱覺昌安）、父親塔失（明人音譯，清人稱塔克世）之前是女真部落首領王杲的部下，還是姻親關系（王杲即努爾哈赤外祖父阿古都督），后來被遼東總兵李成梁誘降，當了“帶路黨”（還是砍親家、岳父的……），幫明軍攻殺王杲，這是這對賢父子第一次當帶路黨。
在明軍攻入寨子之后，未成年的努爾哈赤險些被誤殺。
（萬歷二年）時奴兒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死，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卵翼如養(yǎng)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姚希孟《建夷授官始末》）
這個“卵翼如養(yǎng)子”到什么時候呢？
康熙朝徐乾學修《葉赫國貝勒家乘》中說：
壬午，十年，秋九月，辛亥朔，太祖如葉赫國，時上脫李成梁難而奔我。
也就是說到萬歷十年，努爾哈赤在李成梁手下干了8年，轉年，明朝又是一次大征伐，這回李成梁打的是塔失（塔克世）的小舅子，王杲之子阿臺，可惜帶路黨沒當好，叫場（覺昌安）在寨中被燒死，塔失被明軍誤殺。
李成梁見努爾哈赤一次性喪祖、喪父，估計考慮到幾次帶路的香火情分，就把寨中獲得的20道敕書和20匹馬給了他，又讓他承襲建州左衛(wèi)都指揮使的世職。
馬就不說了，敕書是進行朝貢貿易的憑證，沒有這個東西，鐵器、糧食、布匹是沒得買的，這些都是謀生活命的必需品，因此，敕書這玩意兒在女真各部中非常值錢，誰有敕書，誰就擁有了物資，誰也有就擁有了權力。
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李成梁這個“干爹”的支持讓努爾哈赤的腰桿子無比之硬，更不用說什么殺父之仇了。萬歷十九年，葉赫部納林布祿威脅要討伐他時，他就曾反唇相譏：
昔我父被大明誤殺，與我敕書三十道（注意：多吹出1半），馬三十匹，送還尸首，坐收左都督敕書，續(xù)封龍虎將軍大敕一道，每年給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殺，其尸骸汝得收取否？（《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1）
翻譯一下就是，我爸爸被大明誤殺以后，給我敕書、馬若干，還把尸首送還，讓我當了左都督，還被明朝封為龍虎將軍，每年給錢給物，你爹也被大明殺了，撈著收尸了嗎？
這話里濃濃的炫耀勁兒，看得我尷尬癌都要犯了，這還是清朝口口聲聲說的“十三副鎧甲起兵”的抗暴英雄嗎？怎么感覺和抗戰(zhàn)劇里倆偽軍頭子爭寵似的。
說到底，努爾哈赤的“偉業(yè)”，倚靠的并不是清代官修史書里面吹噓的“十三副鎧甲起兵”，或者是天命所歸，而是其父、祖長年當“帶路黨”攢下的“人品”，正好被他承受了遺澤，讓他能夠在馬市上得到足夠的貿易利益，從而有足夠的資源，用他在李成梁府中所學習的明朝正規(guī)軍事知識來建立一支“新明軍”。
八旗軍的戰(zhàn)斗力恰恰來自學習文明，而非所謂的野蠻、血性
現(xiàn)實是，由于努爾哈赤所屬的建州左衛(wèi)并不是真正深山老林中的漁獵民族，早就在長期的農耕和貿易中逐步漢化，明朝的《東夷考略》記載：
建州、毛憐裔出渤海，居處飲食有華風。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以山作窯，即孰女真完顏種。
朝鮮的咸鏡道曾經長期有大批的建州女真居住，所以朝鮮官方為了蠶食這片原屬明朝的土地，對于當地的建州女真做過非常細致地調查。
他們發(fā)現(xiàn)建州女真開始以村莊的方式居住，并且出現(xiàn)了打破血緣部落混居的情況，而且相互通婚，從事農耕、蓄養(yǎng)牛馬。
同時，除了與明朝的馬市之外，建州女真還與李氏朝鮮互通有無，進行小規(guī)模的貿易，用東珠、人參、毛皮等物換取生活必須品。
而真正將建州女真和其他被征服的女真部落聚合在一起，以“國家”為單位進行這種貿易行為的，正是努爾哈赤。
在《滿文老檔》中記錄了大量的努爾哈赤關于種地的所謂詔諭，其實也都是大白話，可以發(fā)現(xiàn)努爾哈赤對于農活的了解很“專業(yè)”。
不僅是對種地如此“專業(yè)”……后金政權甚至對于境內的每一棵果樹都進行登記，果木、出果量都記錄在案，責任具體到某個具體的旗丁或包衣，如果上交數量不足額度，責任人要受到鞭打甚至斬首的懲罰。
這種嚴刑峻法，在八旗軍的軍法上表現(xiàn)更是突出。
萬歷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賊戰(zhàn)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騎雙馬沖前。前雖死而后乃復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后殺之。（《明實錄》）
也就是所謂的后隊斬前隊，明軍軍法也有。
明人陳仁錫在《陳太史無夢園初集·山海紀聞》中寫道：
其有受令攻城不克與摧堅而不陷者，領兵之頭目，輕則戮及本酋，重則闔家并斬。十人臨陣，則以二人堅（監(jiān)）之，持萬字鋼斧于其后，稍有退怯回顧者，即以斧擊之，回軍而驗有斧痕者，死無贖。
類似的還有朝鮮人的記錄：
臨戰(zhàn)則每隊有押隊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亂次、獨進、即以朱箭擊之，戰(zhàn)畢檢驗，背有朱痕者，不問輕重斬之。
這是連坐制和督戰(zhàn)隊。
此類嚴刑峻法，在明軍中一樣存在，甚至比這些規(guī)定還要綿密，動輒就是插箭游營或者斬首，但是隨著軍隊中關系的盤根錯節(jié)，除非是一流名將如戚繼光等人，否則無從真正執(zhí)行。
反倒是剛剛興起的后金軍隊，由于全軍上下都是努爾哈赤家族的“奴才”，自然生殺予奪，令行禁止。
當然，等到皇太極之后，八旗利益格局基本成型，這套嚴酷、簡單、粗暴的軍法，也就逐步廢弛了。
紀律、組織，當然不是文明的特產，但是制度化的軍國主義化，就是文明獨有的能力，純粹的游牧帝國并不具備這種特質?，F(xiàn)實是，單純的茹毛飲血并不能帶來軍事層面的視死如歸，只有用制度化的手段榨盡民眾的最后一滴血汗，全部供養(yǎng)一支職業(yè)化的武士團體，才能夠保障八旗這個軍事集團完成從“搶西邊”（當時后金對進攻明朝搶掠物資、人口的稱呼）到入主中原的進化。
當然，一個最高領導人只讀得懂《三國演義》的政權最終覆滅明帝國，無疑是中華文化的悲哀，但又是文明轉型期無可逃脫的宿命，只可惜，其影響，至今仍無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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